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至今都觉得，我三叔的人生，是被命运之手在某个特定的节点上，轻轻地推了一把。
那力道不大，却刚好让他拐进了一条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路。
那条路，通往了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敢想过的远方。
说起三叔，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画面，不是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戴着金丝边眼镜在图纸上指点江山的样子，而是一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和细小伤痕的手。
那双手，仿佛是黄土地的缩影，粗糙，沉默，却蕴藏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1977年，那是个冬天，北方的风像是一把生了锈的刀子，刮在人脸上，又干又疼。
我们家那座灰扑扑的小院，也被这风吹得没了生气，只有屋檐下挂着的那串干辣椒，还在固执地显露着一点点红。
就是在那个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人家庭里，激起了滔天的巨浪。
我爸和我二叔，当时是疯了一样的激动。
他们都是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的老三届，肚子里是有墨水的，只是被那个特殊的年代耽误了。
现在机会来了，他们觉得，天要亮了。
家里的那盏15瓦的灯泡，一下子成了全家最宝贵的东西。
每到晚上，我爸和我二叔就挤在饭桌前，借着那昏黄如豆的光，埋头在各种油印的复*资料里。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旧书本的霉味和墨水味，混杂着我奶奶熬的棒子面粥的香气，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味道。
而我三叔，却是个异类。
他和我爸他们不一样，他初中没念完就去接了我爷爷的班，进了机械厂当学徒。
他不喜欢看书，一看书就头疼，两只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黏住了，睁不开。
他喜欢的是摆弄那些叮叮当当的零件，喜欢刨子在他手里推出一卷卷薄薄的木花，喜欢机油那种有点刺鼻又有点香甜的味道。
他的那双手，能把一堆废铜烂铁，变成一个能用的零件；能把一块烂木头，雕成一只活灵活生的鸟。
可这双手，拿起笔来，却笨拙得像两根胡萝卜。
当全家都沉浸在一种备战高考的狂热气氛中时，三叔依旧雷打不动地在他的小屋里敲敲打打。
那声音，在我爸和我二叔听来，就是噪音。
“老三！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吵死了！”二叔不止一次地从书本里抬起头，冲着西厢房吼。
三叔不言语，手里的活计会停一下，但过不了多久，那熟悉的敲打声又会固执地响起来。
我奶奶心疼小儿子，总是端着一碗热水道：“让他弄吧，不弄他心里憋得慌。”
奶奶说得对，三叔心里是憋着事的。
那件事，和隔壁院的芳姨有关。
芳姨是新来的小学老师，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白净，文雅，说话细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喜欢捧着一本书坐在院里的槐树下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像一幅画。
我们院里的小伙子，眼睛都跟长了钩子似的，天天往她身上挂。
我三叔也是其中一个。
但他不敢上前，他觉得自己是个粗人，配不上人家。
他只会默默地帮芳姨修好吱呀作响的门轴，给她的窗台钉上一个能放花盆的架子，或者在她从井边打水回来时，抢过水桶，一口气提到她家门口。
他做完这些，也不说话，就是憨憨地笑一下，露出两排大白牙，然后转身就走，那背影像一头笨拙的熊。
芳姨对我三叔，客气，礼貌，但眼神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距离感。
那种感觉，就像是看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家具，会赞叹，会欣赏，但不会把它当成能倾诉心事的朋友。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下午。
那天，芳姨的一个学生，也是我们院里的一个淘气包，把芳姨从城里带来的一个精致的八音盒给摔坏了。
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芳姨看着一地碎片，眼睛都红了。
那八音盒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所有人都说，这东西精贵，碎了就碎了，修不好了。
是三叔，蹲在地上，用他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比指甲盖还小的零件一片片捡起来，放进一个铁盒里。
他对红着眼睛的芳姨说：“小芳老师，你信我，我给你修好。”
芳姨看着他，眼神里全是怀疑。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人睡好。
我爸和我二叔在背诵古文，声音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而西厢房，三叔的屋里，灯亮了一整夜。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弓着背，像个虔诚的信徒，趴在桌子上，用镊子和自制的小工具，对着那一堆细碎的零件，一点一点地拼接。
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投在墙上，像一座沉默的山。
第二天，一个几乎看不出裂痕的八音盒，重新摆在了芳姨的桌子上。
当那清脆悦耳的《致爱丽丝》再次响起时，芳姨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看着我三叔，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距离感，而是充满了惊奇和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亮晶晶的东西。
也就是从那天起，芳姨开始主动和我三叔说话了。
她会问他厂里的事，会跟他聊那些零件的原理。
三叔的话匣子，像是被一把钥匙打开了。
他聊起那些机器，眼睛里会发光，那些我们听不懂的术语，从他嘴里说出来，像是诗一样。
可是，聊得越多，一种新的隔阂又出现了。
芳姨会聊起她看的书，聊起书里的故事和道理。
每到这个时候，三叔就又变成了那头笨拙的熊，只会“嗯嗯啊啊”地应着，脸憋得通红。
有一天，芳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三叔说：“卫国，你要是也去考大学，该多好。”
这句话，像一颗火星，溅进了三叔的心里。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去摆弄他的工具，而是走进了我爸他们的书房。
“大哥，二哥，把你们不用的复*资料给我一套。”三叔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爸和我二叔都愣住了，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二叔第一个笑出声来：“老三，你凑什么热闹？你能看懂那上面的字吗？别浪费纸了。”
我爸倒是没笑，他扶了扶眼镜，打量着三叔，说：“老三，这不是闹着玩的，考试要考历史、政治、语文、数学，你……你行吗？”
那语气里，充满了不信任。
三叔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他没再说什么，从桌子上拿起一摞我爸换下来的、写满了笔记的旧资料，转身就回了自己屋。
那天夜里，西厢房的敲打声，变成了三叔磕磕巴巴的读书声。
那声音，像是生了锈的链条在地上拖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听得人心里发紧。
从那天起，三叔也加入了备考大军。
但他的学*方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爸和我二叔是“坐功”，一坐就是一晚上。
三叔是“游击战”。
他看书看不进去，就把课本里的重点撕下来，贴在车床边上，干活的间隙瞅两眼。
他背不下来古诗，就把它哼成小曲，一边干活一边唱，那调子跑得能从山海关跑到嘉峪关。
他理解不了数学公式，就用零件在地上摆，把函数曲线当成零件的运动轨迹来研究。
家里人都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二叔经常说：“老三这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最后啥也剩不下。”
我爸虽然不说，但那紧锁的眉头也表明了他的态度。
只有奶奶，会默默地给三叔的煤油灯里多添点油，给他多煮两个鸡蛋，放在他书桌上。
她说：“孩子想上进，是好事，成不成，都得让他试试。”
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前途，什么叫命运。
我只觉得，三叔很可怜。
他明明那么努力，可是在我爸他们面前，他的努力显得那么笨拙，那么不值一提。
我见过他因为一个数学题想不出来，用头撞墙的样子。
也见过他背一篇课文背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忘得一干二净，那种懊恼和沮丧，让他的背都驼了下去。
芳姨成了他唯一的动力。
芳姨会把她看过的书借给三叔，会在书里夹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鼓励的话。
她不给他讲大道理，只是会说：“卫国，我觉得你摆弄机器的时候，比我们学校最有学问的老师都厉害。读书也是一样的，找到你自己的法子就行。”
这句话，像是一道光，照进了三叔那间昏暗的小屋。
他不再强迫自己去死记硬背。
他开始用他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讲到中国古代的建筑，他就去研究我们家房梁的卯榫结构。
讲到杠杆原理，他就把厂里最大的起重机画下来，在旁边标注上力臂和支点。
他的课本，被他画得乱七八糟，像一本天书。
我爸看了，直摇头，说这是“歪门邪道”。
可我却觉得，三叔画的那些图，比课本上的铅字有意思多了。
考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我爸和我二叔都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走路都带着风。
三叔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样子，只是手上的机油味里，多了一点墨水味。
考试前一天晚上，奶奶给我们每个人都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
她说，这叫“圆圆满满”。
饭桌上，谁也不说话，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
我爸和我二叔吃得很快，像是完成一个任务，吃完就又钻进书房做最后的冲刺。
三叔吃得很慢，他把我碗里不爱吃的蛋黄夹到自己碗里，对我说：“多吃点，长高高。”
他的手，还是那么稳。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三叔可能才是我们家最强大的那个人。
他的心里，好像有一台怎么也不会熄火的发动机，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怎么质疑，它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轰隆隆地转着。
考试那天，天还没亮，奶奶就起来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
三个儿子要去上“战场”了，她这个做娘的，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吃上一顿热乎饭。
我爸和我二叔穿上了自己最好的那件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像是要去相亲。
三叔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只是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临出门，奶奶给他们每个人口袋里都塞了两个煮鸡蛋。
“饿了就吃，别亏着自己。”
三叔接过鸡蛋，揣在怀里，那鸡蛋的温度，仿佛能一直暖到心里。
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芳姨。
芳姨没说话，只是对他用力地挥了挥手，做了一个加油的口型。
三叔笑了，那笑容，像是冬日里最暖的太阳。
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离我们家很远，要走一个多小时。
三兄弟走在清晨的薄雾里，谁也没有说话。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一个清瘦，一个挺拔，一个宽厚。
他们走过的路，仿佛是我家三条不同的命运线，在那一刻，交汇了。
考完第一场语文，中午回家吃饭。
我爸和我二叔的脸色都不太好。
二叔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作文题太偏了！叫《我的心里话》，这叫人怎么写？空洞洞的！”
我爸也叹了口气：“是啊，不好下笔，写得太实在了，怕说错话，写得太虚了，又没内容。”
奶奶紧张地看着三叔：“老三，你呢？你写的啥？”
三叔正埋头吃饭，闻言抬起头，嘴里还塞着半口馒头，含糊不清地说：“我……我就写了我的手。”
“手？”二叔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写手有什么好写的？”
三叔咽下嘴里的饭，喝了口水道：“我就写，我这双手，怎么从我爷爷手里接过工具，怎么学会刨木头，怎么学会开车床。写这双手上的茧子，是哪次干活磨出来的，这道疤，是哪次被铁屑划的。写我用这双手，修好了厂里的机器，得到了师傅的夸奖，心里有多高兴。写我用这双手，给家里打了一套家具，看着你们用得舒坦，我心里有多得劲。写……写我用这双手，修好了一个八音盒……”
他说到这，声音小了下去，脸有点红。
饭桌上，一片寂静。
我爸和我二叔，都愣愣地看着他，眼神复杂。
我好像第一次，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对三叔这个弟弟的一丝……敬佩？
或许，他们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当他们把作文当成一个任务，一个需要用华丽辞藻去堆砌的难题时，他们的弟弟，却把它当成了一次倾诉，一次对自己前半生最真诚的回顾。
他没有技巧，没有文采，他有的，只是滚烫的真实。
下午考数学，三叔出来的时候，脸是白的。
他说，好多题都看不懂，后面的大题，几乎都是空的。
我爸和我二叔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他们说，题目虽然难，但大部分都做出来了。
家里的气氛，又变得微妙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在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感觉中度过的。
三叔在考完他擅长的物理化学后，会短暂地高兴一下，因为很多题目都和他平时的工作有关。
但一考到他不擅长的历史政治，他就又蔫了下去。
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的时候，三叔整个人像是被抽了筋的皮球。
他对我们说：“完了，肯定没戏了。”
我爸和我二叔没说话，但他们的表情，是一种压抑着的、带着点优越感的轻松。
在他们看来，这场比赛，他们已经赢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空气里，每一粒尘埃，似乎都带着焦虑的味道。
我爸和我二叔，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每天按时上下班，但明显魂不守舍。
他们会为了邮递员自行车的一声铃响，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
三叔，却好像真的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又回到了他的小屋，叮叮当当的声音再次成了我们家院子里的背景音乐。
他好像把考试那几天憋着的劲，全都用在了手里的活计上。
他给奶奶打了一把新的摇椅，给芳姨的窗台又加固了一层，还用剩下的边角料，给我做了一把可以发射橡皮筋的木头枪。
他做这些的时候，专注得像个孩子。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着烟，看着天上的月亮，一坐就是大半宿。
我知道，他没有忘。
他只是把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藏在了心里，用他最熟悉的方式，去消化它们。
命运的信封，是在一个下着小雪的午后，被邮递员送来的。
那天，我们全家都在。
邮递员喊：“王家的，有信！”
那一嗓子，像是平地里的一声雷。
我爸第一个冲了出去，二叔紧随其後。
他们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两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薄，没有想象中的厚重。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爸的手，抖得厉害，他撕了好几次，才把信封撕开。
他抽出一张薄薄的纸，眼睛在上面飞快地扫着。
然后，他的肩膀，就那么垮了下去。
那张纸，像一片枯叶，从他手里飘落。
我看见了上面的字：未予录取。
二叔那边，也是一样的结果。
他没有我爸那么失态，只是把那张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骂了一句什么，然后转身回了屋，把门摔得震天响。
家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奶奶的眼圈红了，想去安慰我爸，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爸呆呆地站在院子里，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他一动不动，像**雕像。
就在这片死寂中，邮递员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还有一封，王卫国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齐刷刷地转向了那个信封。
也转向了站在屋檐下，同样一脸错愕的三叔。
那个信封，和我爸他们的不一样。
它很厚，上面印着红色的字。
三叔走过去，接过信，他的手也在抖。
他撕开信封，里面掉出来的，是一张硬硬的卡纸，还有几张纸。
那张卡纸上，印着几个醒目的宋体字：录取通知书。
下面，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
院子里，只剩下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
所有人都看着三叔手里的那张纸，像是看着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奶奶，第一个哭出了声。
她冲过去，一把抱住三叔，一边哭一边捶打着他的后背：“我的儿啊……我的老三啊……”
三叔也哭了。
一个三十岁的汉子，一个能把百十斤的机器扛起来就走的男人，在那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那张录取通知书上，把那红色的油墨都浸湿了。
我爸，慢慢地转过身，看着相拥而泣的母亲和弟弟。
他的脸上，没有嫉妒，没有不甘，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我至今都无法准确形容的表情。
有震惊，有茫然，还有一丝……解脱？
他走过去，捡起地上那张被雪水浸湿的录取通知书，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干净。
他看着上面的校名和专业，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三含，第一次，用一种平等的、带着些许敬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弟弟。
他说：“老三，你……好样的。”
就这五个字，让三叔哭得更凶了。
我们家，因为一张录取通知书，天翻地覆。
邻居们都来道贺，把我们家的门槛都快踏破了。
他们看着三叔的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
那个不爱读书、只知道摆弄机器的王家老三，竟然考上大学了？还是全国有名的重点大学？
这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奇。
所有人都说，三叔是走了狗屎运。
说他肯定是那篇作文写得好，得了高分，把总分拉上去了。
说他报的那个专业冷门，报考的人少。
总之，没人相信，他是凭真本事考上的。
连三叔自己，有时候都恍恍惚惚的，觉得像在做梦。
他会半夜爬起来，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傻笑。
我爸和我二叔，在那之后，沉默了很久。
他们不再看书了，把那些复*资料都收进了箱底。
他们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我爸开始学着抽烟，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抽就是半宿。
二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我知道，三叔的成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的失落。
他们曾经是家里的骄傲，是文化和知识的代表。
而现在，这个荣誉，被他们最看不起的弟弟，用一种他们最无法理解的方式，夺走了。
家里那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
打破这种僵局的，还是奶奶。
在三叔临走前的一天，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把三兄弟叫到一起，给他们都倒了一杯酒。
奶奶端起酒杯，说：“老大，老二，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努力了，娘都看在眼里。这高考，就像过河，有的人过去了，有的人没过去，这都是命。但没过去，不代表这辈子就完了。路还长着呢。老三过去了，他是我们王家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你们是亲兄弟，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骨头是连着筋的。以后，不管谁有出息了，都不能忘了这个家，不能忘了自己的兄弟。”
奶奶说完，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
我爸和我二叔的眼睛，都红了。
我爸端起酒杯，走到三叔面前，说：“老三，以前是哥不对，小看你了。哥……哥跟你道歉。以后到了外面，好好学*，别给我们王家丢人。”
三叔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他哽咽着说：“大哥，你别这么说……”
我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去了学校，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我跟你二哥，砸锅卖铁也供你。”
那一晚，三兄弟喝了很多酒。
他们聊起了小时候一起掏鸟窝、下河摸鱼的往事。
聊起了在工厂里的辛苦和趣事。
他们说了好多好多话，仿佛要把这十几年的隔阂，都用酒精融化掉。
最后，三个人都喝多了，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像三个孩子。
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家，又回来了。
三叔去上大学那天，我们全家，还有芳姨，都去送他。
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去远方求学的年轻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三叔穿着我爸送他的新衬衫，背着奶奶给他缝的新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那个被他修好的八音盒。
临上车前，芳姨把他拉到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个笔记本。
“卫国，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写信。”芳姨的脸红红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三叔用力地点了点头，把那个笔记本紧紧地攥在手里。
火车开动的时候，三叔把头伸出窗外，冲我们用力地挥手。
他的脸，被风吹得有点变形，但他一直在笑，一直在笑。
我看着那列绿皮火车，载着我的三叔，载着我们全家的希望，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我突然明白了奶奶说的话。
人各有命。
我爸和我二叔，他们的命，或许就是留在这个小城，当一辈子工人，安稳，平淡。
而我三叔的命，就是被那阵恢复高考的东风，吹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不是简单的运气好。
如果说，那张录取通知书是命运给他打开的一扇门，那么，推开这扇门的，是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是他那颗在机油和汗水里浸泡过的、无比真诚和执着的心。
他不懂得引经据典，但他懂得生活的逻辑。
他不会写华丽的辞藻，但他会用最朴素的语言，描绘出劳动的光荣和创造的喜悦。
他的知识，不在书本里，而在车床上，在图纸上，在每一个被他修复的零件里。
那场考试，恰好，就为他这样的人，留下了一道可以通行的窄门。
这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好命”。
三叔走了以后，我们家和以前一样，又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一样的是，日子还是那么过，柴米油盐，上班下班。
不一样的是，我们家有了盼头。
三叔的信，成了全家最期待的东西。
他的信写得很朴实，没有豪言壮语，说的都是学校里的事。
他说大学里的图书馆好大，里面的书比我们全县的书都多。
他说他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专家，讲课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金发碧眼的，说话叽里呱啦听不懂。
他说他把所有的奖学金都攒了下来，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每一封信，我爸都要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们听，念完一遍，还要自己再看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铁盒里。
那个铁盒，成了我们家的宝藏。
我爸和我二叔，也变了。
他们虽然没能上大学，但心里的那团火，好像又被三叔给点燃了。
我爸开始在厂里的夜校里学*，后来还考上了电大，拿到了大专文凭，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二叔迷上了无线电，自己买零件，在家里组装收音机、电视机，后来干脆辞职，在城里开了第一家电器修理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追赶着那个时代。
他们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像三叔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而芳姨，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她和三叔的信，一封接一封，从来没断过。
那些信纸上，写的不仅仅是思念，更是两个灵魂的交流和碰撞。
三叔跟她聊机械原理，芳姨跟他聊文学历史。
他们的世界，通过那一封封信，交融在了一起。
三叔放假回家，给我们带回来很多新奇的东西。
有给我带的会变形的机器人，有给奶奶带的羊毛围巾，有给我爸和我二叔带的专业书籍。
他整个人，都变了。
皮肤白了，不再是以前那种古铜色。
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出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新名词。
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双手。
那双手，还是那么粗糙，那么有力。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身上的学生装，换上工装，帮我爸修院子里的水管，帮二叔修理收音机。
他还会坐在他的小屋里，拿起刨子和刻刀，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小玩意。
他说，手艺不能丢，这是他的根。
大三那年暑假，三叔和芳姨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家的小院里，摆了几桌酒席。
那天，三叔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芳姨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两个人站在一起，般配得像画里的人。
我爸和我二叔，那天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拉着三叔，一遍又一遍地说：“老三，你有出息了，我们为你骄傲。”
三叔的眼圈，一直都是红的。
后来，三叔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所，成了工程师。
再后来，他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不断的创新，一步步成了总工程师，成了那个领域里响当当的专家。
他把奶奶和芳姨都接到了城里，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我们家的生活，也因为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考上大学，是三叔资助的。
我爸和我二叔的工厂后来倒闭了，也是三叔帮他们想办法，重新找到了工作。
他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都老了。
三叔也退休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有了皱纹。
但他那双手，好像没什么变化，依旧布满了老茧。
他不喜欢去公园遛鸟，也不喜欢下棋打牌。
他最大的爱好，还是在他的那个小小的工具间里，敲敲打打。
他会给我孙子做木头飞机，会给芳姨修好用了几十年的老式缝纫机，会把家里所有吱呀作响的桌椅板凳，都收拾得妥妥帖帖。
有时候，我会看着他专注的侧影，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在昏黄灯光下，用粗糙的手，小心翼翼拼接八音盒的年轻人。
想起那个在考场上，把自己的双手写成一篇真诚文章的考生。
人们都说，三叔的命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抓住了一个好机会。
是，也不是。
时代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但能不能抓住，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你平时积攒了什么样的力量。
三叔的力量，就藏在他那双看似普通的手里。
那双手，懂得创造，懂得坚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那双手，在所有人都追求虚无缥缈的“知识”时，牢牢地抓住了生活的本质。
所以，当命运之门偶然开了一条缝时，他才能毫不犹豫地，用这双手，把它彻底推开。
前几天，我们家庭聚会。
酒过三巡，三叔又说起了当年高考的事。
他笑着说：“我现在都觉得，我能考上，就是撞大运。尤其是那篇作文，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啥也想不出来，就想着，我这辈子，最熟悉的就是我这双手了，那就写它吧。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我爸端起酒杯，摇了摇头，说：“老三，你错了。那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后来问过你们当年的阅卷老师，他说，那一年，有成千上万的考生写了豪言壮语，写了对未来的畅想，但那些文章，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空洞无物。只有你的那篇，像是一块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还带着泥土芬芳的红薯，虽然不好看，但它真实，它有温度，它有力量。它让那些看卷子看到麻木的老师，一下子就被打动了。”
三叔愣住了，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湿润。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种力量，可以超越知识，超越技巧。
那就是真诚。
因为真诚，所以无畏。
因为真实，所以动人。
三叔的人生，就像他写的那篇作文。
没有华丽的开篇，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刻意的升华。
他只是用他的一生，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踏踏实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劳动”二字，“创造”二字，“责任”二字。
而这，恰恰是那个时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最动人的篇章。
人各有命，三叔的命，确实好。
但这份好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是他用三十年的汗水、专注和善良，为自己铺就的。
命运，不过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公平的回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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