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年头，我二十出头，觉得自己两条腿能丈量天下，两只手能擎起青天。搁我们那小地方，也算是个有点名头的后生，讲究个场面，好个面子。我妈，一辈子没出过我们那座小城，善良、隐忍，像口老井，外表看着不起眼，里头却盛着最甘甜清澈的水。
我妈的心口疼，是老毛病了。起初是闷着疼，像揣了块湿棉花，后来就发展成针扎似的，一阵一阵，疼得她脑门上直冒冷汗。我们那小城的医院，大夫换了好几个，药方开了一大摞，从西药片片到黑乎乎的中药汤子，我妈喝得嘴里发苦，可那病根儿，就像扎在肉里的钉子，纹丝不动。
最后，还是市医院一个刚从北京进修回来的大夫，拍着我的肩膀，一脸严肃地说：“小伙子，别耽误了。你母亲这情况，像是‘风心病’，瓣膜问题，得去大地方瞧。去北京吧，阜外、安贞，那都是全国顶尖的。”
“北京”两个字，像一颗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那地方，对我们来说，是报纸上、电视里的存在，是天安门，是故宫，是遥远又神圣的代名词。去北京治病，那得花多少钱？我当时刚在一家小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爸走得早，家里就我和我妈。我看着我妈日渐消瘦的脸，和她强撑着给我做饭时悄悄捂住胸口的动作，心里跟刀割一样。钱？钱是人挣的。妈就一个。
我咬咬牙，把家里那点本就不多的积蓄全拿了出来，又厚着脸皮，跟厂里的老哥们儿、街坊邻居挨家挨e户地借。那时候的人，情义重。大伙儿你五十，我一百，没几天，真就给我凑出了一笔“巨款”。我把那一沓厚薄不一、带着各家温度的钱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揣在最贴身的口袋里。
出发前，我给我妈在北京的亲妹妹，也就是我姨妈，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打到她单位的，等了老半天，才听见姨妈气喘吁吁的声音。
“石头啊？怎么想起来给姨妈打电话了？”姨妈的声音，带着北京人特有的那种爽利，但又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我说：“姨，我带我妈去北京看病，人生地不熟的，想先在您那儿落个脚，就一晚上。等第二天挂上号，我们就住医院附近的小旅馆去，绝不给您添麻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么东西翻动的声音。
“来吧。”姨妈最后说，“来了再说。路上注意安全。”
就这三个字，“来吧”，让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我想，亲姨妈，还能说什么呢？血浓于水，这道理走到哪儿都错不了。
我给我妈买了卧铺。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们的希望，也载着我妈对未知的忐忑，一路向北。我妈一辈子没坐过卧铺，躺在那窄窄的铺位上，新奇又拘谨，翻个身都怕弄出太大动静。
“石头，这得花不少钱吧？”她小声问我，眼睛里满是心疼。
“妈，您就安心躺着。”我给她盖好被子，坐在她旁边的小凳上，“钱花了还能挣，您的身体最要紧。到了北京，让最好的大夫给您瞧，咱把这病根儿彻底拔了，以后您就再也不用受罪了。”
我妈没再说话，只是伸出粗糙的手，紧紧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又凉又潮。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听着火车规律的节奏，心里一遍遍地盘算着到了北京之后的每一步：怎么去姨妈家，怎么去医院挂号，怎么跟大夫说话……我觉得自己像个即将上战场的将军，每一步都必须精准无误。
火车到北京站的时候，是个灰蒙蒙的清晨。巨大的车站，像一只张着大嘴的怪兽，吞吐着南来北往的人潮。我一只手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另一只手紧紧搀着我妈，生怕在这人山人海里把她给弄丢了。
我妈显然被这阵势吓到了，脸色更白了，紧紧地挨着我，小声说：“石头，这人也太多了……”
“妈，别怕，跟着我。”我挺起胸膛，故作镇定，凭着之前问来的路线，带着我妈挤上了公交车。
北京的公交车，也跟我们那儿的不一样，又长又大，像条铁皮蜈蚣，人挤人，连个转身的地儿都没有。我把我妈护在角落里，用自己的后背扛着身后涌来的人流。我妈的头靠在我的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有些急促。
下了车，按照地址，我们找到了姨妈家住的那栋筒子楼。老旧的楼道，墙皮剥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煤烟、油烟和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气味。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自行车、旧家具、蜂窝煤，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
姨妈家在三楼。我敲了敲那扇漆皮斑驳的木门，心跳得有点快。
开门的是姨妈。她比我记忆里老了一些，头发烫着那个年代时兴的小卷，但眼角的皱纹藏不住了。她身上系着一条围裙，看到我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哎哟，大姐，石头，可算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姨妈的热情，和我预想的差不多，我心里松了口气。可一进屋，我就愣住了。
那不是一个“家”，更像一个被各种生活用品塞满了的“洞”。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被一个布帘子隔开，外面是客厅兼餐厅，里面是卧室。一张双人床就占了卧室的一大半。客厅里，一张饭桌，几把椅子，一个靠墙的柜子，剩下的空间，也就将将够两个人错身走过。
一个戴着眼镜、看着比我小几岁的男孩正趴在饭桌上写作业，他是我表弟。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怯生生地喊了声“大姨”、“表哥”，就又把头埋进了书本里。
我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站在门口，不知道脚该往哪儿放。
“快坐，大姐，快坐。”姨妈搬了把椅子过来，又给我倒水，“路上累坏了吧？”
“不累，不累。”我妈拘谨地笑着，坐在椅子边上，腰挺得笔直。
这时候，里屋的布帘子一掀，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很瘦，穿着一件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就是我姨夫。
姨夫看了我们一眼，没什么表情，算是点了点头，然后对我姨妈说：“家里来客人了？晚饭还没做呢？”他的语气很平淡，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就做，这就做。”姨妈连忙转身进了那个小得可怜的厨房。厨房其实都算不上，就是在门口过道搭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个煤气灶，一个洗菜池。
晚饭很快就做好了。四方桌上，摆了三个菜，一个炒白菜，一个土豆丝，还有一个是肉末炒的雪里蕻。姨夫开了一瓶二锅头，给我倒了一杯。
“石头，陪姨夫喝点。”他说。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姨妈一个劲儿地给我和我妈夹菜，嘴里不停地说：“家里地方小，也没什么好菜，大姐，石头，你们别嫌弃。”
我妈只是低着头，小口小口地扒拉着米饭，说：“挺好，挺好。”
我心里明白，这顿饭，姨妈是尽力了。那盘带着肉末的雪里蕻，在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家里，已经算是待客的硬菜了。
姨夫喝了两杯酒，话稍微多了点。“石头啊，在北京看病，可不容易。挂号就得起大早去排队，有时候排一天都挂不上。这住院的床位，更是紧张得不行。”他一边说，一边用筷子指了指我表弟，“我们家这小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一分钟都耽误不得。家里地方就这么大，唉……”
他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我听懂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原来不是我多心，姨夫的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该来，或者说，不该在这儿久留。
我的脸一下子就热了。我自认是个要脸面的人，听不得这种话。我端起酒杯，一口把那辛辣的白酒干了，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姨夫，您放心。”我放下酒杯，声音有点大，“我们都懂。我就是带我妈来投奔个亲戚，有个落脚的地儿。明儿一早，天一亮我们就走，绝不打扰弟弟学*。”
姨妈一听，赶紧打圆场：“石头，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姨夫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
“我就是那个意思。”姨夫打断了她，又给自己满上一杯酒，“过日子，谁家没本难念的经？我们也是睁眼就得想柴米油盐，孩子上学，哪样不得花钱？哪样不得操心？北京这地方，看着风光，其实活得比谁都累。”
我妈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张纸。她放下了筷子，低着头，手在桌子底下不停地搓着衣角。
那一刻，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蹿了起来。不是对姨夫的火，而是对自己。我恨自己没本事，没能耐，不能让我妈一来北京就住进窗明几净的大宾馆，非要来这小小的屋檐下，看人脸色，听人闲话。
那顿饭，后面谁也没再说话，只剩下筷子碰到碗的清脆声响，和表弟翻书的“沙沙”声。
吃完饭，就到了最尴尬的时候——睡觉。
这么个小地方，怎么睡？
姨妈显得很为难，搓着手，和我姨夫在里屋用我能听见的音量小声商量。
“要不，让大姐和石头睡床，我们俩打地铺？”这是姨妈的声音。
“你疯了？地上那么凉，我明天还上不上班了？再说，让一个大小伙子跟咱们睡一屋，像话吗？”这是姨夫压抑着火气的声音。
“那怎么办？总不能让人家坐一夜吧？”
“让石头在椅子上对付一宿，让你姐跟你在床上挤挤。”
“床才多大？再说大姐那身体……”
我站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看到我妈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她的头垂得更低了。
我不能再让我妈受这份委屈了。我所谓的“江湖气”，所谓的“男人担当”，在那一刻全都涌了上来。我觉得，大丈夫顶天立地，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为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让我妈跟着我一起受这份窝囊气。
“姨，姨夫！”我猛地掀开布帘子，走了进去。
他们俩吓了一跳，谈话戛然而止。
我脸上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很“潇洒”的笑容，说：“姨，姨夫，真不用麻烦了。我们来之前就说好了，就借住一晚，有个地方歇歇脚就行。我妈跟我说了，她认床，在外面睡不踏实。我们合计了一下，还是现在就出去找个旅馆住。这样，我妈能早点休息好，明天才有精神去看病。也不打扰弟弟学*，一举两得。”
我说得又快又急，像是在背台词，生怕自己一停下来，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就会崩塌。
“石头，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姨妈急了，上前来拉我，“这大半夜的，你们娘俩上哪儿找地方去？听话，就在这儿住下，啊？”
“姨，真的不用。”我挣开她的手，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是看看您，现在看到了，心里就踏实了。您放心，北京我们不熟，但旅馆还是找得到的。”
我转过身，对我妈说：“妈，我们走。”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不解。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妈这辈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尤其是我这个儿子做的决定，她几乎从不反驳。
姨夫站在一旁，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眼神很复杂。
我不再给姨妈劝说的机会，飞快地收拾好我们那几件简单的行李，拉着我妈就往外走。
“石头！石头！”姨妈追到门口，声音里带了哭腔，“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大姐！大姐你劝劝他啊！”
我妈被我拽着，回头看了姨妈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我妈下了楼。走出那栋黑漆漆的筒子楼，一阵晚风吹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北京的午夜，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石头，我们……真的要走啊？”我妈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很小，很无力。
“走！”我咬着牙说，“妈，您放心，儿子肯定给您找个比他家好一百倍的地方住！”
我嘴上说得硬气，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半夜三更，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能去哪儿？
我拉着我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一家看着还算可以的宾馆，我进去一问，价格贵得吓人，几乎是我带来的钱的十分之一。我咋舌，拉着我妈赶紧出来了。
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久很久，我妈的脚步越来越慢。我能听到她压抑着的喘息声。
“石头，妈有点累了。”
我心里一紧，回头看她，路灯下，她的脸色差得吓人。我这才意识到，我妈是个病人，她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跟着我折腾了半宿。
我心里的那点骄傲和硬气，瞬间被恐慌取代了。
“妈，您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找到地方了。”
终于，在一条小胡同里，我们看到了一家挂着“招待所”牌子的小门脸。门口的灯泡昏黄，照着掉漆的招牌。
我扶着我妈走进去，一股霉味和潮气扑面而来。前台坐着一个打瞌睡的大爷。我问了价钱，很便宜，便宜得让我心安，也让我心酸。
交了钱，拿了钥匙，我们顺着又窄又陡的楼梯上了二楼。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墙壁上满是黄色的霉斑。窗户关不严，漏着风，发出“呜呜”的声响。
“妈，您先坐。”我放下行李，想去倒杯水，却发现桌上的暖水瓶是空的。
我妈坐在床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捂着胸口，不停地喘气。
“妈，您是不是不舒服？”我慌了。
“没事，老毛病了。”她摆摆手，对我笑了笑，“就是有点……冷。”
我摸了摸床上的被子，又薄又潮，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把我们带来的衣服都拿出来，盖在她身上，又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
“妈，您躺下歇会儿，我去给您打点热水。”
我拿着暖水瓶下楼，在前台那个大爷的指点下，才在楼道尽头找到了一个打开水的地方。等我提着热水回来，推开门，看到我妈已经蜷缩在床上，睡着了。或者说，是昏过去了。
她的呼吸很重，像个破旧的风箱。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冰凉，但是手心却全是冷汗。
那一夜，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彻夜未眠。窗外的风刮了一夜，我的心也跟着凉了一夜。我听着我妈沉重而痛苦的呼吸声，看着她紧锁的眉，心里第一次涌起了滔天的悔意。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为了那点可笑的自尊心，为了所谓的“面子”，把我生病的母亲，从一个虽然拥挤但至少温暖的亲戚家，带到了这个阴冷潮湿、连杯热水都没有的破招待所。
姨夫的话是难听，可他说的是事实。姨妈的家是小，可她毕竟是真心想收留我们的。如果我当时能忍一时之气，能放下那点所谓的“骨气”，让我妈在姨妈家的床上哪怕是挤一挤，是不是也比在这里受冻强？
天快亮的时候，我妈醒了。她一睁眼，就开始剧烈地咳嗽，咳得整个人都蜷成了虾米。
“妈！”我赶紧扶住她，给她拍背。
她咳了好一阵才缓过来，一张脸涨得通红，嘴唇却有些发紫。
“石头，”她抓住我的手，力气小得可怜，“妈……妈喘不上气……”
我魂都吓飞了。我背起我妈就往外冲。天还没大亮，路上空荡荡的，我一边跑一边喊，希望能有辆车。幸运的是，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师傅，去最近的大医院！快！”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车子在清晨的北京街头飞驰。我抱着我妈，感觉她的身体越来越沉，呼吸也越来越弱。
“妈，您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马上就到了！”我语无伦次地重复着，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到了医院，挂了急诊，医生一看我妈的情况，立刻就安排了抢救。我被关在了急救室的门外。
那扇白色的门，隔开的是两个世界。我在外面，坐立不安，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回放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姨夫冷淡的脸，姨妈为难的表情，我妈拘谨的样子，还有我自己，那个昂着头、说要带我妈离开的、愚蠢的我。
如果……如果没有离开姨妈家……
如果我妈能在那张床上好好睡一觉……
如果……
可是，没有如果。
不知道过了多久，急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满是疲惫。
“你是病人的家属？”
“是，我是她儿子。”我冲过去，抓着他的胳膊，声音都在抖，“我妈……我妈怎么样了？”
医生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病人本身就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次是受凉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加上肺部感染……我们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三个字，像三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天灵盖上。我整个人都懵了，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请节哀。去办一下手续吧。”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又进了急救室。
我像**雕像一样，愣在原地。
怎么会这样？
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来把病治好的。怎么会……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冲到急救室门口，想推门进去，却被护士拦住了。
“先生，请您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我妈在里面！我唯一的亲人，就在那扇门的后面！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那间病房的。我只记得，我妈安安静静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脸上盖着白色的布。
我走过去，颤抖着手，掀开了那块白布。
我妈的脸，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她的脸再也不会因为心口疼而皱起，她的手再也不会因为寒冷而冰凉，她的嘴再也不会叫我“石头”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床边，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哭我妈的命苦，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最后还跟着我这个不孝子，在异乡受了这么大的罪。
我更哭我自己的愚蠢和混账！
是我！是我亲手把我妈推进了这扇鬼门关！
我所谓的骨气，所谓的面子，在那一刻，都成了最锋利的刀，一刀一刀，凌迟着我的心。如果我的“骨气”能换回我妈的命，我愿意跪在姨夫面前，给他磕一万个响头。如果我的“面见”能让我妈再睁开眼看看我，我愿意把自己的脸皮撕下来，扔在地上任人踩踏。
可是，一切都晚了。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哭到最后，眼泪都干了，只剩下撕心裂肺的干嚎。
处理后事的时候，我给姨妈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是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就又一次崩溃了。
姨妈在电话那头听着我的哭声，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听到了她压抑不住的啜泣声。
“石头……你在哪儿……姨妈过去……”
姨妈和姨夫很快就赶到了医院。姨妈看到我妈的遗体，当场就哭昏了过去。姨夫，那个一直板着脸的男人，那个说话夹枪带棒的男人，眼圈也红了。他默默地走过来，一句话没说，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他的手掌，很粗糙，很有力。那一刻，我对他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我明白，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他的每一句难听的话，背后都是一分生活的艰辛。
而我，却因为他那些难听的话，付出了我妈的生命作为代价。
姨妈醒来后，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石头，都怪姨妈，都怪姨妈没本事，家里地方太小，委屈你们了……我要是当时拦住你，不让你走，就不会出这事了……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姐啊……”
我摇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怪姨妈吗？不。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在那个连转身都困难的家里，她给我们准备了晚饭，她想让我们睡在唯一的床上。
怪姨夫吗？也不。他有他的难处，他的孩子要高考，他的一家要生活。我们对于他来说，是突然闯入的“麻烦”。他的排斥，是人性最真实不过的反应。
那怪谁呢？
只能怪我。
怪我那可悲又可笑的年轻气盛。怪我那薄如蝉翼却又重如泰山的“面子”。我以为带着我妈连夜离开，是维护了我们的尊严，是“局气”，是“有骨气”。可我忘了，我妈是个病人，她需要的不是尊严，不是骨气，而是一张能安稳睡觉的床，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
我为了自己脸上的光，却没看到我妈脸上的霜。
后来，在姨妈和姨夫的帮助下，我带着我妈的骨灰，回了家。
还是那趟绿皮火车。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一个卧铺，一个座位。回去的时候，还是两个人，我抱着一个冰冷的盒子，买了两张票。我把那个盒子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就好像我妈还坐在那儿一样。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着，和来时一样的节奏，可我的心境，却已是天壤之别。
车窗外，风景飞速地倒退。我看着窗外，眼前却总是我妈的样子。她给我做饭时忙碌的背影，她心口疼时紧锁的眉头，她在火车上小心翼翼的样子，她在姨妈家拘谨不安的坐姿，还有她最后在那个破招待所里，对我说“妈有点冷”时的虚弱笑容……
这些画面，像一把把刻刀，在我心里刻下了一道又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回到家，街坊邻居都来安慰我。他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让我别太难过。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他们不懂。我妈的死，不是“命”。如果非要说“命”，那也是我这个混账儿子，亲手断送了她的命。
从那以后，我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也一夜之间就老了。我不再跟人争强好胜，不再讲究什么场面和面子。我变得沉默寡言，我把所有借来的钱，一笔一笔，连本带利地还清了。我努力工作，后来自己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我再也没去过北京。
那个城市，是我心里的一道疤，一碰就疼。
我和姨妈一家，还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我会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寄点东西过去。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那天晚上的事，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件事，是我们之间一道永远也跨不过去的坎。
有一年，表弟考上了大学，姨妈在电话里高兴地跟我说。我听着，由衷地为他高兴。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店里，默默地流了眼泪。我想，如果我妈还在，她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很高兴吧。
又过了很多年，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问我，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他，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她很善良，很能干，做得一手好菜。只是，她走得太早了。
我没告诉他，奶奶的走，是因为他爸爸当年的愚蠢和自以为是。
这件事，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秘密，也是我余生都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做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北京的夜晚。姨妈家的灯光很温暖，姨夫虽然板着脸，但还是给我倒了酒。我妈坐在椅子上，虽然有些不安，但至少，她在屋子里，而不是在午夜的寒风中。
在梦里，我没有站起来说那些硬气的话，我没有拉着我妈转身就走。我只是对我妈笑了笑，说：“妈，咱们就在这儿住下。等天亮了，我带您去最好的医院。”
然后，我妈也对我笑了。她的笑容，还是那么温暖，那么慈祥。
每次从这样的梦里醒来，我的枕头都是湿的。
我知道，那是我欠我妈的一句“对不起”。
这句“对不起”，我没有机会当着她的面说了。我只能在心里，说一辈子。
我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那些虚无缥缈的面子，是那些一文不值的骨气，还是身边那个实实在在、爱着你、你也爱着的人？
我用了半生的悔恨，才想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想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妈，再也回不来了。
那一年，我陪着我妈去北京，本是想为她寻一个“生”的希望，却因为我那一夜的“混账”，亲手把她送上了“死”的绝路。
姨妈家那扇我只敲过一次的门，成了我终生悔恨的门槛。我为了跨过那道心里的坎，却让我妈永远地倒在了那个寒冷的北京清晨。
如今，我也到了我妈当年的年纪，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毛病。每次去医院，看到那些陪着父母看病的年轻人，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我多想跟他们说一句：对你的父母好一点，再好一点。别像我一样，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因为，有些错，一旦犯了，就是一辈子。那份悔恨，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直到你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而我，就带着这份悔恨，带着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愧疚，一天一天地，过着我的余生。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或许，直到我闭上眼，去另一个世界亲口对她说出那句迟到了几十年的“妈，对不起”时，我的灵魂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但在此之前，我只能活着，清醒地、痛苦地活着，用每一个日夜，去咀嚼那份由我亲手种下的、名为“悔恨”的苦果。这，或许就是我对自己唯一的，也是最残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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