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8年的夏天，像一口烧红了的铁锅，把我整个人架在上面烤。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仿佛在替我喊出心里的憋屈。
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红纸黑字，贴在学校门口的公告栏上。那个分数，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火辣辣地疼。
离本科线，差了十几分。
这个分数，上个大专勉勉强强，但我们那种小县城，考不上本科，就等于没考上大学。街坊邻居嘴上说着“哎呀，也很不错了”，那眼神里的惋惜，比直接的嘲笑还让人难受。
我叫李文彬，那年十八岁。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家庭要供出一个大学生，是需要全家勒紧裤腰带，把所有希望都押上去的。
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常年跟木头粉尘打交道，落下个咳嗽的毛病，肺一天不如一天。我妈，没读过书，就在家里种几分薄田，养几只鸡。我底下还有个妹妹，正读初中，成绩比我好。
我是全家的指望。
成绩出来那天，我没敢直接回家。我沿着我们县城那条唯一像样的柏油马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腿肚子发酸，走到太阳把我的后脖颈晒得脱了一层皮。
路边的杨树无精打采地垂着叶子，灰尘蒙在上面，像老人的脸。
我心里空落落的，仿佛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个嗡嗡作响的空壳。
我该怎么回去面对我爸那双充满期盼又不敢问的眼睛？怎么面对我妈准备了好酒好菜，却可能一口都吃不下的那张饭桌？
天黑透了，我才磨磨蹭蹭地挪回家。
院门虚掩着，屋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爸的咳嗽声，隔着院子都能听见，一声，又一声，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心。
我推开门。
我妈正坐在小板凳上，就着灯光给我妹缝补衣服。我爸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门口。
看到我，他手里的扇子停了。
我妈也抬起头，针还捏在手里。
“文彬，回来了？”我妈的声音有点抖。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声音。
“吃饭没？”我爸问，声音沙哑。
我摇摇头。
“锅里给你留着饭呢。”我妈赶紧起身，要去给我热菜。
“别忙了，妈。”我终于挤出几个字，“我……没考好。”
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仿佛也暗淡了几分。
我爸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化成一声更剧烈的咳嗽。他咳得弯下了腰，整张脸都涨成了紫红色。
我妈赶紧过去给他拍背顺气，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没事，没事……”我爸缓过劲来，摆摆手，“考不上就考不上吧，人没事就行。复读一年，明年再考。”
复读。
说得轻巧。
复读的学费，生活费，还有我爸这日益加重的病，哪一样不是钱？我们家，已经像一块被拧干了的毛巾，再也挤不出一滴水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一夜没睡。
隔壁房间，我爸妈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来。
“……他心里肯定难受……”
“……我的身子骨，不知道还能撑几年……”
“……要不，把那头猪卖了？”
“卖了猪，小雅下学期的学费咋办？”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浸湿了粗糙的枕巾。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复读了。我去挣钱。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爸妈一说，家里又是一阵沉默。
我爸抽着他那杆老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最后，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你想好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好了。爸，你别操心了，等我挣了钱，先给您治病。”
我爸看了我很久，那眼神复杂极了，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失望。
“也好。”他长叹一口气，“出去闯闯，碰碰壁，才知道读书的好。”
就这样，我的大学梦，碎了。碎得像掉在地上的玻璃瓶，捡都捡不起来。
我们县城没什么工厂，最大的企业，就是城郊那个红砖厂。
听说那里招工，不要技术，只要力气。一天八毛钱，管一顿中午饭。
我去了。
砖厂很大，一进去，一股热浪夹杂着泥土的腥气就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红色，红色的砖坯，红色的窑，红色的土地，连空气里飘着的尘埃，好像都是红色的。
工人们光着膀子，黝黑的皮肤上挂着汗珠，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他们推着独轮车，车上码着小山一样的砖坯，车轮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辙。
“哐当——”
“嘿哟——”
号子声，铁器碰撞声，混成一片，像一首粗粝又充满力量的交响乐。
我找到了管事的，一个姓王的工头。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点怀疑。
“你？学生娃？”他问。
“我……高中毕业了。”我有点窘迫。
“高中毕业来搬砖？呵。”他轻笑一声，“细皮嫩肉的，干得了这活吗？”
“干得了！”我挺直了胸膛，大声说。
“行吧。”王工头吐掉嘴里的烟屁股，“先跟着拉砖坯，一天八十个，拉完算工分。要是偷懒耍滑，可没饭吃。”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开始了。
拉砖坯的独轮车，比我想象的要沉得多。空车还好，一旦装满了湿漉漉的砖坯，就像一头犟牛，你怎么使劲它都纹丝不动。
我咬着牙，弓着背，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车子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我的两条腿像筛糠一样抖。
第一天下来，我的肩膀被车把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手掌上，也起了好几个亮晶晶的水泡。晚上回到家，我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妈看着我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文彬，要不……咱还是回去复读吧？”
“妈，我没事。”我把手缩回来，咧嘴笑了笑，“过几天就好了，就是刚开始不*惯。”
我没告诉她，那天下午，因为力气不济，我翻了一车砖坯。几十块砖坯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块。
王工头黑着脸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他娘的眼睛长哪儿去了！这都是钱！今天的工分，扣一半！”
周围的工友们看着我，有的同情，有的幸灾乐祸。
那一刻，我感觉我的脸比地上的砖头还红。我一个高中生，一个曾经被老师夸奖作文写得好的“文化人”，在这里，连一块砖都看不好。
那种屈辱感，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啃噬着我的心。
可我不能走。
我走了，我爸的药费怎么办？我妹的学费怎么办？
我咬着牙，把碎砖头一块一块捡起来，扔到废料堆里。
日子，就在这样一天天的煎熬中过去。
我的皮肤，从白皙变成了古铜色，肩膀和手掌上，磨出的水泡破了，结了痂，痂掉了，露出了新肉，新肉又磨破了，最后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我渐渐学会了怎么使劲，怎么掌握平衡，怎么把砖码得又高又稳。
我话变得很少，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一块砖头了，沉默，坚硬，没有思想。
就在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要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她出现了。
那天中午，日头毒得能把地上的石头烤裂。我们一群工友，刚干完一趟活，正蹲在窑洞的阴影里，呼哧呼哧地喘气，等着开饭。
突然，一阵清脆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
在1988年，摩托车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去看。
一辆红色的嘉陵70，像一团火，冲进了这片红色的砖厂。
车上的人，一个急刹，停在我们面前。
那是一个女人。
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底下是一条蓝色的工装裤，裤脚卷到小腿，露出白皙的脚踝。她没戴帽子，一头乌黑的短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几缕发丝贴在汗湿的额头上。
她的皮肤不像我们县城里其他的姑娘那样白净，是那种很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大，很亮，眼角微微上扬，带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
她跳下车，把车梯一踹，动作干脆利落。
“王德发！”她一开口，声音又脆又亮，像小钢珠掉在地上，“我爸让你去镇上拉两袋水泥，你人呢？”
王工头一听这声音，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脸上堆满了笑。
“哎哟，是淑娟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他一边说，一边小跑着去了。
原来她就是老板的女儿，陈淑娟。
我早就听说过她。砖厂的人都说，老板陈老蔫儿，人老实，不怎么会管事。这个砖厂，里里外外，其实都是他这个泼辣闺女在撑着。谁要是敢偷懒耍滑，或者偷厂里的东西，被她抓到，能被她骂得狗血淋头，几天都抬不起头来。
她是我们这些工人口中，那个不能惹的“母老虎”。
陈淑娟的目光，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扫了一圈，像巡视领地的狮子。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我正低着头，用袖子擦脸上的汗和灰。和其他光着膀子的工友比起来，我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这让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你，新来的？”她问。
我没想到她会跟我说话，愣了一下，才抬起头：“嗯。”
“叫什么？”
“李文彬。”
“李、文、彬。”她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嘴角微微一撇，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读书人？”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读书人跑来搬砖？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一阵压抑的低笑声在我背后响起。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血直往头上涌。
我想反驳，想说“你懂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家穷？我说我爸病了？这些话说出来，只会换来更多的同情或者嘲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的老茧里。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窘迫，没再继续说下去。她从车上解下一个军绿色的水壶，拧开盖子，仰头“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
喉结滚动，有几滴水顺着她修长的脖颈，流进了白衬衫里，洇湿了一小块。
那画面，有一种说不出的野性和生命力。
她喝完水，把水壶往车上一挂，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进了办公室。
那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不怎么愉快。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我，一个底层的搬砖工；她，高高在上的老板女儿。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但我错了。
过了几天，发工资。
我们排着队，一个个从会计手里领钱。那时候没有银行卡，都是现金。会计把一沓沓毛票、角票数好，用报纸包起来，递到我们手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靠力气挣来的钱。二十几块钱，沉甸甸的。
我捏着那个小纸包，心里五味杂陈。
轮到我的时候，会计拿着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阵，抬头看了我一眼：“李文彬，你过来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是上次我打碎砖的事，还要再扣钱吧？
我跟着会计走到一边。
陈淑娟正好从办公室里出来，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看我们。
会计指着账本上的一行字，对我说：“你看看，这几天的砖坯数，是不是你自己记的？”
我凑过去看。
为了防止自己记错工分，我每天干完活，都会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自己拉了多少车，每车多少块。交工分的时候，我就把本子给会计看。
我的字，是练过的。上学的时候，老师还拿我的作文本当范文念。
账本上，我那几行清秀的钢笔字，在一堆歪歪扭扭的数字里，显得格外突出。
“是我记的。”我回答。
“你这账，记得很清楚啊。”会计说，“比我自己算的还明白。”
我没说话。
这时，陈淑娟走了过来。
她从会计手里拿过账本，又拿过我那个小本子，翻了翻。
“高中毕业？”她问，眼睛却没看我。
“嗯。”
“数学学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多行？”她终于抬眼看我，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一百五的卷子，能考多少？”
“一百二三吧。”我老实回答。
她“呵”地笑了一声，把本子扔回给会计。
“王会计，”她说，“以后厂里的出入库，让他跟着你学。每天下工之后，多算一个钟头的工分给他。”
我愣住了。
王会计也愣住了。
周围还没散去的工友们，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这……”王会计有点为难，“淑娟，这不合规矩吧？他一个搬砖的……”
“现在不是了。”陈淑娟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我说他是，他就是。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
“不敢，不敢。”王会计连忙摆手。
陈淑娟不再理他，转身对我说道：“你，跟我来。”
我稀里糊涂地跟在她身后，走进了那间我从来不敢靠近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很简单，一张*的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桌上堆满了各种单子和账本。
她从一堆账本里抽出一本，扔到我面前。
“看看。”
我拿起来一看，是砖厂的销售账。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日期、客户、砖的型号、数量、单价、总价。
但是，记得很乱。
有的只记了总价，没记单价；有的数量单位不统一，一会儿是“车”，一会儿是“块”；还有的字迹潦草，根本看不清。
“看明白了吗？”她问。
“有点乱。”我实话实说。
“我爸记的。”她淡淡地说，“他年纪大了，脑子不清楚了。”
我沉默了。
“从今天起，你每天下工后，来这里一个小时。把这些旧账，重新给我理一遍。按月份，按客户，分门别类，做成清账。”
她指了指桌角一摞崭新的账本。
“做好了，我给你加工钱。做不好，”她顿了顿，盯着我的眼睛，“就滚回去继续搬你的砖。”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我字写得好？还是因为我数学还行？
或许，她只是觉得，一个“读书人”的脑子，只用来记自己搬了多少砖，太浪费了。
“怎么？不愿意？”她挑了挑眉。
“愿意。”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已经死去的地方，好像又重新跳动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分成了两半。
白天，我依旧是那个在尘土和汗水中挣扎的搬砖工李文彬。
晚上，夕阳把砖厂染成一片金红色的时候，我就洗干净手脸，走进那间办公室，变成一个埋首于数字和账本的“账房先生”。
陈淑娟通常也在。
她不看账，她就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本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旧杂志，或者干脆就拆卸保养她那辆宝贝摩托车的零件。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我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她偶尔摆弄工具发出的“叮当”声。
灯光下，她的侧脸轮廓很分明。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她专注的时候，那股子泼辣劲儿就收敛了起来，显得有几分……温柔。
我不敢多看。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些纠缠不清的数字里。
我设计了新的表格，把每一笔交易的来龙去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我还根据月份，做出了销售额的走势图，虽然画得很简陋，但趋势一目了然。
一个月后，我把整理好的新账本，交给了她。
她一页一页翻得很仔细。
她看得越久，我的心就跳得越快。
终于，她合上账本，抬起头看我。
“李文彬，”她说，“你这脑子，确实比我爸好使。”
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一句类似表扬的话。
“以后，你就别去搬砖了。”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黑漆漆的窑洞，“你就专门给我管账。工资……给你提到三十块钱一个月。”
三十块！
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才十几块钱。
我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谢谢……谢谢娟姐。”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好像很不喜欢这个称呼，眉头皱了一下。
“别叫我娟姐，叫我陈淑娟，或者……叫我淑娟。”
“淑娟。”我小声地叫了一句。
她“嗯”了一声，算是应了。
从管账开始，我跟她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
我发现，她并不是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
她对工人很严厉，是因为她要一个人扛起这么大的厂子，不厉害一点，镇不住场子。但她心不坏。哪个工人家里有急事，跟她开口借钱，她问清楚情况，只要是真的，二话不说就给。
她嘴上很硬，但心很软。
有一次，一个老工人的孩子生病住院，急需用钱。老工人急得直哭。陈淑娟知道了，直接从抽屉里拿了三百块钱塞给他，说：“先拿去给孩子看病，钱的事，以后再说。”
三百块，在1988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她也有小姑娘的一面。
她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办公室里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她没事的时候，就调到播放流行歌曲的电台。听到喜欢的歌，她会跟着哼哼，虽然调子跑得有点远。
她还喜欢看言情小说。那些封面花花绿绿的小册子，她藏在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以为我不知道。
我们开始聊天。
她问我学校里的事，问我喜欢看什么书。
我跟她讲鲁迅，讲巴金，讲《平凡的世界》。
她听得很认真，有时候会问一些很“傻”的问题。
“那个孙少平，既然这么有文化，为啥还要去掏大粪？”
“因为生活所迫啊，也为了尊严。”
“掏大粪还有尊严？”她撇撇嘴，一脸不信。
“精神上的尊严。”我努力解释。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说：“搞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有那功夫想东想西，还不如多挣两个钱实在。”
我跟她争辩，说人不能只为了钱活着，还要有理想，有追求。
她就笑我：“理想？追求？能当饭吃吗？李文彬，你现在最大的理想，就应该是让你爸的病好起来，让你妹有学上。”
一句话，就把我堵得哑口无言。
是啊，在现实面前，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们也会吵架。
有一次，一个客户来拉砖，仗着跟她爸是老交情，想赖掉一部分账。
我在旁边听着，气不过，就站出来跟他理论。
那客户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见我一个毛头小子敢顶撞他，当场就发了火，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年轻气盛，哪里受得了这个，也跟他吵了起来。
眼看就要动手，陈淑娟把我一把拉到身后。
她对着那个客户，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说出来的话，却像冰碴子一样。
“张老板，我敬你是我爸的朋友。但生意是生意，交情是交情。这批砖，你要么按价给钱，要么，就给我原封不动地卸下来。”
那客户被她的气势镇住了，嘟囔了几句，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付了钱。
人走了之后，她转过身，劈头盖脸地就训我。
“李文彬，你是不是傻？啊？你跟他吵什么？他一个粗人，你一个读书人，跟他吵架，你不是拉低你自己吗？”
“他欺负人！”我不服气。
“他欺负人，我就不会治他了？用得着你出头？你那小身板，够他一拳头打的吗？”她气得胸口起伏，“以后这种事，你给我站远点！你的任务是算账，不是打架！”
我被她训得一愣一愣的。
心里，却有一股暖流淌过。
我知道，她是在保护我。
日子就这样，在争吵和默契中，一天天过去。
秋天的时候，我爸的病又重了。
医生说，肺上的毛病，拖不得了，最好能去省城的大医院，好好做个检查。
去省城，光是路费、住宿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别提检查和治疗的费用了。
我妈急得整天以泪洗面。
我把几个月攒下来的工资，全都拿了出来，一百多块钱，但还是杯水车薪。
那几天，我班也上得心不在焉，账算错了好几次。
陈淑娟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那天晚上，她没像往常一样看杂志，而是给我倒了一杯水。
“家里出事了？”她问。
我看着杯子里晃动的水面，点了点头，把家里的情况跟她说了。
我说得很平静，但说到我爸咳血的时候，声音还是忍不住哽咽了。
她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
“差多少钱？”她问。
“不知道……可能……要很多。”
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圈，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决定。
她走到办公桌前，拉开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她把小包打开，里面是一沓厚厚的大团结。
“这里是五百块。”她把钱推到我面前，“你先拿着，带你爸去省城看病。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整个人都懵了。
五百块！
在那个工人月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五百块，是一笔巨款！
“不，我不能要！”我把钱推回去，“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她看着我，“你爸的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淑娟，这钱太多了，我……我还不起。”
“谁让你还了？”她把眼睛一瞪，“我借给你，是让你爸看病的！不是让你拿去挥霍的！等你以后挣了钱，再还给我。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给我打欠条！”
说着，她真的找来了纸和笔，放在我面前。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看她。她的眼神，坚定，执着，不容拒绝。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颗一颗，砸在桌面上。
一个十八岁的大男人，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遍一遍地说：“谢谢你，淑娟，谢谢你……”
“行了，别哭了，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她嘴上说着嫌弃的话，却又递给我一块手帕。
那块手帕，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
那天晚上，我给她写了一张欠条。
“今借到陈淑娟同志人民币伍佰元整，用于家父治病。借款人：李文彬。”
我用我这辈子写过的，最工整的字迹，签下了我的名字，还按上了红红的手印。
她把欠条收起来，看都没看一眼，就塞进了抽屉。
“行了，明天你就请假吧。厂里的事，我先顶着。”她说。
第二天，我带着我爸，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是我第一次去省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看得我眼花缭乱。
但我没心情看风景。
我带着我爸，辗转于各大医院，挂号，排队，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结核。
在当时，这算是个很麻烦的病。但医生说，幸好发现得早，只要坚持吃药，好好休养，还是能治好的。
我松了一大口气。
医生给开了一大堆药，叮嘱了很多注意事项。
从省城回来，那五百块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爸开始在家休养，不用再去当木匠，吸那些要命的粉尘了。家里的担子，就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我回到砖厂，工作得比以前更卖力了。
除了管账，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搭把手，拉砖，卸车，什么活都干。我想快点挣钱，快点把欠淑娟的钱还上。
她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
只是有时候，食堂的师傅会多给我打一份菜，说是她交代的。
冬天来了。
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砖厂里，除了窑洞，到处都冷飕飕的。
我的手，又生了冻疮，又红又肿，又痒又疼。晚上算账的时候，连笔都快握不住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算账，她从外面走进来，带进来一股寒气。
她把一个热乎乎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烤红薯。
“路上买的，趁热吃。”她说。
我捧着那个滚烫的薯，心里也跟着热了起来。
我们俩，就坐在办公室里，分着吃那个烤红薯。昏黄的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文彬，”她突然开口，“你……就打算一辈子待在砖厂了？”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她看着我，“你不是说，人要有理想吗？你的理想，就是守着这一堆账本？”
我的心，被她的话狠狠地刺了一下。
是啊，我的理想呢？
它早就被我埋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上面落满了灰尘。我甚至，都不敢再去触碰它。
“我……”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回去复读吧。”她说，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复读？”
“对，复读。”她看着我的眼睛，“你不是差了十几分吗？再学一年，肯定能考上。你不是想当作家吗？不去上大学，你怎么当作家？”
“可是……”我有很多“可是”。我爸的病，我妹的学费，欠她的钱……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爸的药费，我先帮你垫着。你复读的生活费，我也包了。就当我……提前投资了。”
“投资？”
“对，投资。”她嘴角一扬，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我投你这个人。我相信，你以后肯定能有出息。等你有了出息，再十倍、百倍地还给我。”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妈，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相信我。
她相信我，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
“淑娟……”我的声音在发抖。
“别婆婆妈妈的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这么定了。过了年，你就给我回学校去。要是明年再考不上，你就回来，给我当一辈子账房先生！”
那一晚，我又失眠了。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痛苦和迷茫。
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光。
在漆黑的隧道里，跋涉了太久，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
那束光，就是陈淑娟。
过完年，我辞掉了砖厂的工作，重新背起了书包，回到了我曾经无比熟悉，又感到无比羞愧的高中。
我成了一名复读生。
复读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周围都是比我小一届的学弟学妹，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探究。那种被当成“异类”的感觉，让我如坐针毡。
知识点，很多都忘了。捡起来，很费劲。
每天晚上，我都学到深夜。宿舍熄了灯，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
每个周末，我都会回一趟家。
每次回家，我都会先去一趟砖厂。
我想看看她。
她好像比以前更忙了。厂里的大小事务，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会把我拉到办公室，问我学*怎么样，有没有跟不上。
然后，她会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塞给我，作为我下个星期的生活费。
我不要，她就瞪我。
“李文彬，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别的事，你都别管！你要是真觉得欠我的，就给我考个好大学回来！”
她还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
有时候是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有时候是一罐麦乳精，有时候，甚至是一只她自己家里养的鸡，炖好了，用饭盒装着，让我带回学校吃。
她说：“你脑子用得多，要多补补。”
我们县城很小。我一个复读生，拿了砖厂老板女儿的钱，还跟她走得那么近，闲言碎语，自然就传开了。
有人说，我是被她“包养”了。
有人说，我想攀高枝，当陈家的上门女婿。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响。
有一次，我回学校，在路上碰到几个以前的同学。他们拦住我，阴阳怪气地说：“哟，这不是李大才子吗？听说你现在傍上富婆了，不用愁吃穿了哈？”
我气得浑身发抖，攥着拳头就想冲上去。
可我忍住了。
我想起了淑娟的话：“你一个读书人，跟他们计较什么？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做什么，就够了。”
是啊，我不能辜负她。
我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化作了学*的动力。
我拼了命地做题，背书。
那一年，我用掉的笔芯，可以装满一个*的玻璃瓶。
我做的试卷，摞起来，比我的枕头还高。
淑娟偶尔会来学校看我。
她不进来，就骑着她那辆红色的嘉陵摩托，停在学校门口的大榕树下。
她会托人把我叫出来。
她不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看看我，问我钱够不够花，然后塞给我一些吃的用的。
有一次，她来的时候，下着大雨。
她没有穿雨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样子有些狼狈。
她把一个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
“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还有几盘英语磁带。
“我托人从广州买的。”她说，冻得嘴唇有点发紫，“他们说，学英语，要多听。你听力不是不好吗？”
我看着她，再看看那台收音机，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你怎么不穿雨衣？”我问。
“出来得急，忘了。”她满不在乎地说，“行了，你快回去吧，别淋感冒了。我走了。”
她跨上摩托车，发动，轰鸣声中，像一道红色的闪电，消失在雨幕里。
我站在雨里，看着她离去的方向，很久，很久。
我把那台收音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第二次高考，很快就来了。
进考场前，我又去了一趟砖厂。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给了我一个*的拥抱。
她的身上，还是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
“去吧。”她在我耳边说，“别怕。考成什么样，都回来。砖厂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我点了点头，转身，大步地走进了考场。
这一次，我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背后，站着我的家人，站着那个像太阳一样，照亮我前路的姑娘。
考试结果，在一个月后出来了。
我考上了。
是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第一时间，就是冲向砖厂。
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尘土飞扬的厂区里，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
“陈淑娟！陈淑娟！”
她从办公室里跑出来，看到我手里的那张红色的通知书，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那是我见过她，笑得最开心，最灿烂的一次。
她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她一把抢过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好像那上面开出了花儿。
“好，好……李文彬，你真给老娘长脸！”她捶了我一拳，力气大得我一个趔趄。
那天，她破天荒地，让厂里停了一下午的工。
她自掏腰包，买了肉，买了酒，在厂里的空地上，摆了好几桌。
她要请全厂的工人吃饭，庆祝我考上大学。
酒桌上，她端着酒杯，挨个敬酒。
她喝了很多，脸颊绯红。
她拉着我的手，对所有人说：“看到没？这是李文彬，我弟弟！以后，他就是大学生了，是文化人了！你们以后谁敢欺负他，就是跟我陈淑娟过不去！”
工友们都跟着起哄，叫着“状元郎”，一杯接一杯地给我灌酒。
我那天，也喝多了。
我只记得，后来，我好像拉着她的手，说了很多胡话。
我说：“淑娟，等我毕业了，我就回来娶你。”
她好像笑了，又好像哭了。
她说：“傻子，说什么胡话呢。”
开学前，我准备去跟她告别。
我想跟她说，等我，等我四年。
可是，我到砖厂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让我心碎的景象。
她正在跟一个男人说话。
那个男人，我认识，是镇上一个养猪大户的儿子，家里很有钱。他追了淑娟很久，所有人都知道。
男人手里捧着一大束花，脸上堆着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淑娟没有接他的花，但也没有赶他走。
她就那么站着，听他说着。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看起来，竟然有几分和谐。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再也迈不动一步。
我跟她，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是个穷学生，前途未卜。而她，应该有更好的人生。
我悄悄地走了。
我没有跟她告别。
我给她留了一封信。
信里，我写满了感激。我告诉她，她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还说，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然后回来报答她。
关于我们的未来，我一个字，都没有提。
我把那张五百块的欠条，还有这些日子她给我的生活费，一笔一笔，都记了下来，夹在信里。
我说，这些钱，我会连本带利，一起还给她。
然后，我背上行囊，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空荡荡的。
别了，我的故乡。
别了，我的淑娟。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自由，也是最孤独的四年。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我能找到的文学作品。
我开始尝试写作，投稿。
稿子，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偶尔有几篇豆腐块，被发表在校报上，稿费只有几块钱。
我省吃俭用，做家教，去食堂打工，干各种兼职。
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爸妈寄钱。
我也会给淑娟写信。
我跟她讲我在大学里的生活，讲我读过的书，讲我的喜怒哀乐。
她很少回信。
偶尔回一封，也只有寥寥数语。
“知道了。”
“钱够不够花？”
“注意身体。”
她的字，还是那么有力，像她的人一样。
我从我妈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听说，砖厂的生意越来越好，她又扩建了两个窑。
听说，那个养猪大户的儿子，还在追她。
听说，她爸妈催她结婚，给她安排了好几次相亲，都被她拒绝了。
每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揪一下。
我不知道，她在等什么。
或者，她谁也没有等。
大四那年，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被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看中了。
杂志社的编辑，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说很欣赏我的才华，想跟我签约。
我的人生，仿佛在那一刻，才真正地，走上了我梦寐以求的轨道。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成了一名合同作家。
我拿到了第一笔正式的稿费，三千块钱。
我第一时间，就是去银行，把钱取出来。
然后，我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时隔四年，我终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县城变化很大，盖了很多新楼，马路也拓宽了。
但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煤烟和尘土的味道，一点都没变。
我先回了家。
我爸的病，在坚持吃药下，已经好多了，脸色红润了不少。
我妹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家里盖了新房子，青砖瓦房，宽敞明亮。
我妈说，这几年，多亏了淑娟的帮衬。她不仅没催我们还钱，逢年过节，还让厂里送米送面过来。
我把两千块钱，交给我妈。
剩下的一千块，我揣在怀里，去了砖厂。
砖厂，也变了。
规模比以前大了一倍不止。门口挂上了新的牌子，“红星建材有限公司”。
我走到那间熟悉的办公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请进。”
声音，还是那么清脆，那么熟悉。
我推开门。
她正坐在办公桌前，低头看着一份文件。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留长了，烫成了时髦的卷发。脸上化了淡妆，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漂亮了。
她不再是那个穿着工装裤，满身泥土的“野丫头”了。
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女老板。
她听到动静，抬起头。
看到我，她愣住了。
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一张办公桌，互相看着，谁也没有说话。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以为，再次见面，我会很激动，会说很多很多话。
但真的到了这一刻，我却发现，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回来了？”她的声音，有一丝不易察arle的颤抖。
“嗯，我回来了。”我走到她面前，把怀里揣着的那个信封，放在了桌上。
“这是……欠你的钱。”
她看了一眼那个信封，没有动。
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蒙上了一层水汽。
“李文彬，”她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
“我……”
“你出息了，当上大作家了，就回来跟我算清账了，是吗？”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我熟悉的，泼辣的劲儿，“你把我陈淑娟，当成什么人了？放高利贷的吗？”
她一把抓过那个信封，狠狠地摔在地上。
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
像我当年，破碎的心。
“淑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慌了，想去解释。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站起来，逼近我，眼睛红红地瞪着我，“你四年前，不告而别，给我留一封信就走了！四年，你给我写的那些信，哪一封，提过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跟我讲你的文学，你的理想！我他妈一个开砖厂的，我懂那些吗？我想听的，是那些吗？”
“李文彬，你就是个懦夫！是个胆小鬼！”
她一句接一句地质问，像一把把刀子，插在我的心上。
我无力反驳。
因为，她说的，都对。
我是个懦夫。
当年，我看到了她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我就退缩了。我没有勇气去问，去争取。
我以为，我的离开，是成全。
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是我的自以为是。
“对不起……淑娟，对不起……”我除了这三个字，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决堤而下。
她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我伸出手，想去抱她，又不敢。
她却突然，扑进了我的怀里，用拳头，狠狠地捶着我的胸口。
“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她的哭声，从压抑，到放肆。
我紧紧地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浸湿我的衬衫。
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们俩，就像两个迷路了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后来，我才知道。
当年，那个养猪大户的儿子，确实一直在追她。但她从来没有答应过。
那天，他是最后一次来找她，跟她做最后的告别。因为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她。
而我，就那么巧，看到了那一幕。
我留下的那封信，她看了。
她说，她当时，气得差点把信撕了。
“什么狗屁贵人！老娘才不想当你的贵人！老娘想当你的……你的人！”她后来，红着脸，对我吼道。
她一直没有回我的信，是因为她在生气。
气我的不辞而别，气我的懦弱。
她不给我回信，但她却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
我发表的每一篇小说，她都买了那本杂志。虽然，她说她很多都看不懂。
“你写的那些东西，弯弯绕绕的，看得我头疼。”她一边嫌弃，一边却把那些杂志，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柜里。
那一年秋天，我和陈淑娟，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就是请了两家的亲戚，和砖厂的一些老工人，一起吃了顿饭。
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美得像一团火。
她对我说：“李文彬，你以后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回来，继续搬砖。”
我笑着说：“好。”
婚后，我没有回省城。
我留在了县城。
我在我的书房里写作，她在她的砖厂里，指点江山。
我们依旧会吵架。
我嫌她说话太粗，没有女人味。
她嫌我一天到晚闷在屋里，像个书呆子。
但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我的写作，渐渐有了名气。
有出版社想把我的小说，拍成电视剧。
我成了我们县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人”。
很多人都说，陈淑娟有眼光，当年是她投资了我。
只有我知道，她给我的，哪里仅仅是投资。
她给我的，是一个男人，在最落魄，最绝望的时候，最需要的，那份尊严，和希望。
她像一束光，照亮了我黑暗的前路。
她像一把火，点燃了我熄灭的梦想。
她是我生命里的贵人。
更是我，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爱人。
几年后，国家的政策变了，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红砖厂，这种高污染的企业，面临着转型或者关停。
淑娟很有魄力，她顶着所有人的反对，主动关停了经营了半辈子的砖厂。
她拿着这些年赚的钱，和我一起，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书店。
书店的名字，叫“文娟书屋”。
书店开业那天，阳光很好。
淑娟站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
她说：“李文彬，你看，这比整天跟泥土疙瘩打交道，好吧？”
我从后面，抱住她。
“好，只要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好。”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洒满我们的小书屋。
我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个高考失利，在砖厂里挥汗如雨的少年。
那个骑着红色摩托，像一团火一样，闯进我生命的姑娘。
我的人生，就像那些被推进窑里烧制的砖坯。
经历了烈火的煅烧，才变得坚硬，成型。
而陈淑娟，就是那个给我添柴，给我点火，也给我，一个家的人。
我这一生，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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