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侄子林卓考上清华那天，我哥林晓松和嫂子张丽娟在市里最好的酒店摆了二十桌庆功宴，几乎请遍了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唯独没有通知我这个亲姑姑。
我知道，从四十多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我把那张能改变命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塞到我哥手里的那天起，我们兄妹之间，就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这道墙，他用大学的知识和城市的繁华砌了起来，我则用四十年的锅碗瓢盆和一地鸡毛的生活，把它浇筑得密不透风。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会想起那张鲜红的、带着油墨香气的纸，它像一只本该属于我的蝴蝶，却被我亲手放飞，从此，我的人生，就留在了原地。
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1977年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
第1章 灶膛里的火光
1977年的夏天，空气里除了有田里稻花飘来的香气，还多了一种焦灼又兴奋的味道。广播里、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四个大字——恢复高考。这四个字像一声惊雷，把我们这些在乡下、在工厂里耗着青春的年轻人，从沉睡中炸醒了。
那年我十九岁，在镇上的纺织厂当一名挡车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来回走动，接上断了的纱线。白色的棉絮像永远不会停歇的雪花，沾满我的头发和睫毛，下班的时候，整个人都灰扑扑的。而我哥林晓松，比我大三岁，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落下残疾，走路一跛一跛的，被安排在村里的仓库当记分员，算是个清闲的活计。
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家正围着那张掉漆的八仙桌吃晚饭。一盘炒青菜，一碗咸菜疙瘩，还有一大盆能照出人影的稀饭。我爸林建国听完广播，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扒拉着稀饭，只有那筷子碰到碗底的声音，显得格外响。
是我妈王秀兰先开的口，她用筷子给我哥夹了一大块咸菜，叹了口气说：“晓松，这是个好机会。你身子骨不好，干不了重活，要是能考出去，以后就吃上公家饭了。”
我哥的头埋得更低了，含糊地“嗯”了一声。他的自尊心比谁都强，最听不得别人提他的腿。
我妈又把目光转向我，眼神里就没那么热切了，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嘱咐：“晓梅，你哥脑子比你活，你看书要是看到什么要紧的，就给你哥抄一份。你们俩，能考上一个，咱家祖坟就算是冒青烟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妈。”
从小到大，这样的话我听了无数遍。因为哥哥身体的缺陷，家里所有好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总归是他。一颗糖，一件新衣服，甚至是一个读书的机会。我*惯了，也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哥哥是需要被照顾的，我是妹妹，理应如此。
那段日子，整个镇子都疯了。尘封了十年的课本被从箱子底翻出来，纸张泛黄，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我和我哥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复*队伍。白天，我在纺织厂震耳欲聋的噪音里站满八个小时，脑子里却在默背着古诗词和数学公式。晚上回到家，草草扒拉两口饭，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开始看书。
我家的土坯房小，我和我哥就在堂屋里，一人占着八仙桌的一头。我爸怕我们费油，把灯芯捻得很小，那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在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剪影。
我哥的基础比我好，他读完了高中，我只念到初中毕业就进了厂。很多知识点我都要从头学起。他话不多，但会默默地把他整理好的笔记推到我面前。那上面用工整的字迹，清晰地罗列着各种公式和定理。有时候我实在困得不行，脑袋一点一点的，他就会用笔杆轻轻敲敲我的额头，低声说：“去睡吧，女孩子熬不住。”
每当这时，我心里就暖洋洋的。我觉得我哥是心疼我的。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兄妹，理应相互扶持。
复*的日子很苦，但心里却燃着一团火。那火光，比煤油灯亮多了，它照亮的是“未来”两个字。我常常幻想，如果我考上了大学，我要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去读很多很多我没读过的书。我要离开这个充满棉絮和噪音的小镇，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念头，像一颗深埋在心底的种子，每天都在疯狂地生长。
我妈看我们学得辛苦，也难得地大方起来。她会把攒了很久的鸡蛋拿出来，煮两个，一人一个，看着我们吃下去。但她端鸡蛋的时候，总是先递给我哥，嘴里还念叨着：“晓松，多吃点，补补脑子。你可得争气。”然后才把另一个递给我，嘱咐一句：“晓梅，你也吃。”
那碗水煮蛋的温度，似乎都有些不一样。
厂里的工友们不理解我。午休的时候，小姐妹们都在讨论哪家的布票多，或是谁家又托人介绍了对象，只有我捧着一本皱巴巴的课本看得入神。她们笑我：“晓梅，你一个女孩子，那么拼干嘛？书读得再好，以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
“就是，你看你哥，他考上还差不多，以后能给你找个城里当官的嫂子。你嘛，认几个字就行了。”
我从不跟她们争辩，只是默默地把书又翻过一页。她们不懂，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期盼，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纺织厂，不想我的人生就像那些重复转动的纱锭，一眼就能望到头。
那段时间，我和我哥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竞争。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谁的*题集先做完，谁的模拟分数更高，都会让对方暗暗地加一把劲。我常常在深夜里，看到我哥还在灯下皱着眉演算，他腿脚不便，坐久了，那条病腿就会僵硬酸痛。他会一边轻轻捶打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什么。
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总会泛起一阵心疼。我希望他能考上，过上好日子，不再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被人指指点点。同时，我也无比渴望自己能考上。这种矛盾的心情，像两股绳子，在我的心里缠绕、拉扯。
高考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我爸特意借了邻居家的自行车，先送我哥去考场，再回来载我。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我爸因为用力而微微佝偻的背脊，心里五味杂陈。
我妈站在门口，一遍遍地叮嘱：“晓松，别紧张，好好考。晓梅，你进去别慌，会做的就做，不会做的就蒙一个。”
我听得出来，那话里的重心，全都在我哥身上。我只是个陪衬，一个意外的希望，而我哥，承载了全家人的期望。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飞快。我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里的笔。林晓梅，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它。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看到我哥正靠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槐树下等我，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轻松。
“怎么样？”他问我。
“还行吧。”我笑了笑，“你呢，哥？”
“也还行。”
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紧张都烟消云散。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高一低，而我的影子，紧紧地跟在他的旁边。
那时候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的考卷，才刚刚展开它最残酷的一页。
第2章 一张红纸的重量
等待放榜的日子，比复*时还要煎熬。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每个参加了高考的家庭，都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那段时间，我妈每天都要去村口的大槐树下好几趟。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成了全村人翘首以盼的风景。每当那清脆的铃声响起，一群人就会“呼啦”一下围上去。
“有我们家的信吗？”
“小王，看看有没有林建国家的好消息？”
我妈每次都挤在最前面，满怀希望地去，又垂头丧气地回。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家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压抑，我爸抽烟抽得更凶了，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我哥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到晚不怎么说话。
我也紧张，手心总是攥着一把汗。白天在厂里上班，机器的轰鸣声似乎都盖不住我“怦怦”的心跳。我一遍遍地在脑子里回忆考场上的题目，估算着自己的分数，时而觉得希望满满，时而又觉得错漏百出，一颗心七上八下的。
终于，在那个闷热的午后，邮递员的自行车冲我们家门口停了下来。
“林建国！你家有两封信！大学的！”
邮递员这一嗓子，像是往平静的池塘里扔下了一块巨石。我妈几乎是冲出去的，手都在抖，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两个牛皮纸信封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谢，谢谢……”
我和我哥也闻声跑了出来，我爸跟在后面，连烟都忘了抽。
全家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两个信封上。信封的左上角，印着不同大学的名字，而那鲜红的印章，刺得人眼睛生疼。
我妈的手颤抖着，先拆开了写着“林晓松收”的那一封。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林晓松同志……你已被……安徽师范学院……录取……”
“考上了！晓松考上了！”我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一把抱住我哥，又哭又笑，“我儿子有出息了！有出息了！”
我爸也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说：“好，好，好！”
我哥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带着一丝骄傲的笑。我也由衷地为他高兴，激动地拍着他的胳膊：“哥！你太厉害了！”
在一片欢腾中，似乎所有人都忘了，还有另一个信封。
还是我哥先反应过来，他从我妈手里接过另一个信封，递给我：“晓梅，快看看你的。”
我接过信封，手指有些冰凉。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那张纸。
“林晓梅同志，恭喜你，你已被南京纺织工学院录取……”
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喜悦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几乎要把我淹没。我也考上了！我也可以去上大学了！去南京，去一个比我们镇大得多的城市！
“妈！爸！我也考上了！”我激动地喊出声，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然而，预想中双倍的喜悦并没有出现。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愣愣地看着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又看看我哥手里的那张，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我爸的喜悦也褪去了一半，他重新点上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
只有我哥，愣了一下之后，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太好了晓梅！我们都考上了！”
可这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现实的沉重冲散了。
晚饭的时候，桌上的菜比往常丰盛，我妈甚至杀了一只养了很久的老母鸡。但饭桌上的气氛，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凝重。谁也不说话，只听得到碗筷碰撞的声音。
吃完饭，我妈把我叫进了她的房间。我爸和我哥坐在堂屋里，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沉默。
我妈关上门，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床边。她没有立刻开口，只是不住地叹气，眼圈红红的。
“晓梅……”她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你看，你和你哥都考上了，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可是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妈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两个人都去上大学，那学费、生活费，加起来得多少钱？把咱家这房子卖了都凑不齐啊。”
我咬着嘴唇，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我们家太穷了，供一个大学生都已经是倾尽所有，更何况是两个。
“而且……晓梅……”我妈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恳求，“你哥他……他的腿你也知道。他要是不能上这个大学，这辈子就真的没指望了。在村里当个记分员，能有什么出息？以后谁家好姑娘愿意嫁给他？可你不一样啊，晓梅。”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你是个女孩子，身体也好，在纺织厂上班，每个月都有工资。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一辈子也就安稳了。可你哥不行啊，这个大学，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我妈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在我的心上。什么叫“你不一样”？难道女孩子就不配有自己的梦想和未来吗？难道我的前途，就理所当然地要为哥哥让路吗？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强忍着没让它掉下来。我抬起头，看着我妈那张写满沧桑和祈求的脸，那些质问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
“妈，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好孩子，妈就知道你最懂事，最心疼你哥。”我妈如释重负地拍了拍我的手，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你放心，等你哥将来出息了，他忘不了你的好。他会报答你的。”
报答？我心里一阵苦笑。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报答。我想要的，是走进大学校园的机会，是靠自己双手去创造一个不同人生的权利。
可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想到哥哥那条残疾的腿，和他从小到大因为残机而受的那些委屈，我反抗的话，就那么堵在了喉咙里。
从我妈房间出来，我看到我爸还坐在堂屋里抽烟，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烟头。他看到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哥不在堂屋。我推开他的房门，看到他正坐在书桌前，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桌上，放着他那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听到开门声，他猛地回过头，眼睛红得像兔子。
“晓梅……”他声音嘶哑地开口，“我……我听到了。”
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痛苦又挣扎的脸，心里那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崩塌了。从小到大，都是我保护他，不让别的孩子欺负他。现在，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那张录取通知书，那张承载了我所有梦想的薄薄的纸，用力地塞到他的手里。
“哥，”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去上吧。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不！晓梅！我不能这么自私！”他激动地把通知书推回来，“你的分数比我还高，你应该去！我……我一个残废，去了也是拖累……”
“胡说什么！”我打断他，把通知书又一次塞进他手里，这一次，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林晓松，你给我听着！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就给我争口气！好好去上大学，将来混出个名堂来！别让我这份牺牲白费了！”
说完，我没再看他，转身跑出了房间，跑出了家门，一头扎进了外面无边的夜色里。
眼泪，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我蹲在田埂上，抱着膝盖，哭得撕心裂肺。夏夜的风吹过稻田，发出的“沙沙”声，像是对我无声的嘲笑。
我知道，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交出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被划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那条通往南京的铁轨，从此与我再无交集。
第3章 远去的绿皮火车
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我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回到家。堂屋的灯还亮着，我妈和我爸坐在桌边，一夜没睡。看到我回来，我妈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一丝心安。
“晓梅，你……”
“妈，我没事。”我打断她，声音因为哭泣而沙哑，“就这么定了。让哥去上学。”
说完，我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将父母复杂的目光隔绝在外。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着一种古怪的气氛。喜悦和沉重交织在一起。我哥要去上大学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亲戚邻居们都上门来道贺，嘴里说着恭维的话。
“哎呀，秀兰，你家晓松真是有出息，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
“建国啊，你可算熬出头了！”
我妈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忙前忙后地招待客人，嘴里谦虚着：“哪里哪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
而我，则成了这个喜庆场面里一个尴尬的影子。总有那么几个不知情的，或者说“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亲戚会问：“晓梅呢？听说晓梅也考上了？考到哪儿去了？”
每当这时，屋子里的空气就会瞬间凝固。我妈会干笑着打哈哈：“哎呀，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她自己不想去，说厂里工作挺好的，离不开我们。”
我就站在旁边，低着头，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疼。我不想去？我做梦都想去！可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戳穿这层虚伪的窗户纸，让我妈和我哥难堪吗？我不能。
我哥在这些场合总是沉默的。他会悄悄地看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可那愧疚，在众人的吹捧和对未来的憧憬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接受了这一切，接受了我的牺牲，也开始为他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我妈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东拼西凑地借了一些钱，给我哥置办行头。新的白衬衫，新的蓝布裤子，还有一个崭新的人造革皮箱。那些东西，每一件都像是在提醒我，我失去了什么。
我去厂里销了假，继续回去当我的挡车工。车间的轰鸣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刺耳，那些飞舞的棉絮，像是嘲笑着我破碎的梦。曾经一起复*的工友，有的落榜了，恢复了往日的嬉笑；有的也考上了，正在兴高采烈地办离职手续。她们看到我，眼神里有同情，有不解，也有幸灾乐祸。
“晓梅，真不去啦？多可惜啊。”
“我就说嘛，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更加卖力地干活，似乎想用身体的疲惫来麻痹内心的痛苦。
哥哥出发去安徽上学的那天，是个阴天。我爸借来了村里的那辆拖拉机，把我们一家人连同我哥的行李，一起拉到镇上的火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到处都是哭声、笑声和叮嘱声。我妈拉着我哥的手，眼泪汪汪地一遍遍嘱咐：“到了学校要好好学*，别舍不得吃，钱不够就跟家里写信。注意身体，那条腿别累着了……”
我爸站在一旁，眼眶也红了，他拍了拍我哥的肩膀，只说了三个字：“争口气。”
我哥一一应着，目光却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我。我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个我连夜为他煮的茶叶蛋。
他朝我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网兜。
“晓梅……”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一句，“……对不起。”
我摇摇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哥，说什么呢？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写信。”
“我一定会的。”他重重地点头。
“呜——”
火车的汽笛声长鸣起来，催促着人们上车。我妈推着我哥，让他赶紧上车。我哥一步三回头地走上那节绿皮火车，在车窗边找到了一个位置。
火车缓缓开动了。我妈在站台上挥着手，大声地喊着：“晓松！好好学*！”我爸也跟着挥手。
我哥的脸贴在车窗上，他的目光越过父母，直直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动，无声地说着什么。我读懂了，他说的是：“谢谢你，妹妹。”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绿皮火车越开越远，载着我的哥哥，也载着我那本该绚烂的大学梦，消失在了灰蒙蒙的天际。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和我哥的人生，被那条长长的铁轨，彻底分成了两个世界。
他去了一个可以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世界，而我，留在了这个只能靠力气换取微薄薪水的世界。
为了给哥哥凑足每个月的生活费，也为了还清家里欠下的债，我开始拼命地干活。厂里有加班的机会，我总是第一个报名。别人不愿意上的夜班，我抢着上。我的双手变得越来越粗糙，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油污。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是我最“富裕”的时候。我会先小心翼翼地抽出十五块钱，那是我哥的生活费，雷打不动。然后是家里要还的账，剩下的，才是我自己的。我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舍不得多吃一顿肉。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憔悴的脸，有时候会觉得陌生。那个曾经捧着书本，眼里有光的林晓梅，去哪里了？
我开始和哥哥通信。他的信里，充满了大学校园的新鲜事。他写他认识了新同学，听了博学的教授讲课，参加了文学社，还发表了诗歌。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意气风发。我为他感到高兴，真的。
而我的回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我说厂里一切都好，爸妈身体也硬朗，让他安心学*，不用担心家里。我从不提我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从不提我的手被机器磨出了多少血泡，也从不提我为了省几毛钱，常常只用咸菜下饭。
信的结尾，我总会写上一句：“哥，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这七个字，像一道厚厚的墙，把我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牢牢地挡在了信纸的这一边。
有时候，厂里的姐妹们会拉着我去相亲。介绍的对象，大多是附近厂里的工人，或者农村的庄稼汉。他们老实本分，但一开口，谈论的无非就是谁家今年收成好，谁家又添了壮劳力。
有一次，一个叫陈志刚的钳工，憨憨地问我：“听说你考上过大学？为啥没去啊？”
我愣了一下，扯出一个笑容：“家里穷，供不起。”
他点点头，一脸惋惜又带着点敬佩地说：“你真了不起，为了你哥，牺牲这么大。”
牺牲。这个词从别人口中说出来，让我觉得格外刺耳。我从不认为那是牺牲，我告诉自己，那是作为妹妹应该做的。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疲惫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如果当初去上大学的是我，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那趟远去的绿皮火车，不会再为我回头。
第4章 那件的确良衬衫
时间一晃就是四年。这四年里，我哥林晓松成了我们林家，乃至我们整个村子的骄傲。他每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寄回来，被我妈用一个精致的镜框裱起来，挂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他放假回家，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来看这个“大学生”，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畏。
而我，林晓梅，依旧是纺织厂那个不起眼的挡车工。我的生活，像钟摆一样，在工厂和家之间规律地摆动。唯一的变化是，经人介绍，我和那个叫陈志刚的钳工谈起了恋爱。
陈志刚是个老实人，话不多，但对我很好。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知道我每个月都要给哥哥寄生活费，从没有一句怨言。他会在我下夜班的时候，骑着他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在厂门口等我，车把上挂着一个用布包着的热乎乎的烤红薯。
他的好，是那种很实在的好，像冬日里的棉袄，不华丽，但暖和。我觉得，嫁给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也挺好。
我哥大学毕业那年，被分配到了省城的一家中学当老师，吃上了商品粮，成了真正的城里人。这个消息，让我们家彻底沸腾了。我妈高兴得好几天都合不拢嘴，走路都带着风。
我哥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就给我寄来了二十块钱和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信里说，这是他用第一笔工资给我买的礼物，感谢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拿着那件崭新的、在阳光下泛着光泽的衬衫，心里百感交集。的确良，在当时可是顶时髦、顶体面的料子。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可我把它在身上比了比，又默默地叠好，放进了箱底。我舍不得穿。每天在满是油污和棉絮的车间里，这么好的衣服，一天就糟蹋了。
那二十块钱，我妈让我自己留着。她说：“你哥现在有出息了，能挣钱了，以后不用你再贴补他了。这钱你留着，给自己扯块布，做件新衣裳，你跟志刚也快结婚了。”
我嘴上应着，可转头就把那二十块钱，连同我自己省下来的一点，又存了起来。我想着，我哥刚到城里工作，处处都要花钱，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我和陈志刚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家里的院子里摆了两桌，请了些至亲好友。我哥特意从省城赶了回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和我们这些穿着粗布衣裳的乡下人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他给我包了一个五十块钱的大红包，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推辞着不要，他却硬塞到我手里，说：“晓梅，这是哥的一点心意。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以后，让志刚好好照顾你。”
陈志刚在一旁憨厚地笑着，挠着头说：“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对晓梅好的。”
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心里是暖的。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哥哥有出息了，他也记着我的好。
婚后，我和陈志刚就住在他单位分的单身宿舍里，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虽然拥挤，但很温馨。我们努力地工作，攒钱，畅想着未来的日子。
一年后，我怀孕了。也就在那一年，我哥来信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是他的同事，一个叫张丽娟的城里姑娘，也是一名老师。
我妈高兴坏了，张罗着要去省城参加我哥的婚礼。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找了出来，准备给我哥当贺礼。
我也为我哥高兴。我把那件他送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的的确良衬衫拿了出来，熨得平平整整。我想，去参加我哥的婚礼，我得穿得体面点，不能给他丢人。
去省城的前一天晚上，我抚摸着那件光滑的衬衫，心里充满了对过去的追忆。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村里的孩子都出去打雪仗。有几个坏小子，故意用雪球砸我哥那条不方便的腿，还嘲笑他是“林瘸子”。我哥气得脸通红，却不敢还手。我看见了，二话不说，抓起一把扫帚就冲了上去，像个疯丫头一样，把那几个小子追得满村跑。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当面欺负我哥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夏天发大水，村子被淹了。我爸背着我妈，我背着我哥，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往高处转移。那时候我才十几岁，瘦得像根豆芽菜，可我硬是咬着牙，把我哥从水里背了出来。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发现自己的肩膀被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火辣辣地疼。我哥趴在我背上，哭了，他说：“晓梅，以后我长大了，一定对你好。”
这些回忆，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它们是我愿意为哥哥付出的根源，是我们兄妹情深最坚实的证明。我觉得，这份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我和我爸妈，还有陈志刚，一起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去省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未来的嫂子，张丽娟。
张丽娟人长得很漂亮，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说话声音轻轻柔柔的，带着一股城市女孩特有的娇气。她对我爸妈很客气，但那客气里，总透着一丝不易察闻的疏离。
她看到我的时候，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身上那件的确良衬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笑着说：“这就是晓梅吧？晓松经常提起你。哎呀，你这件衬衫真白净。”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嫂子好。”
我哥的婚礼，是在一家国营饭店办的。来参加的，大多是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一个个都穿着得体，谈吐不凡。我们一家人坐在其中，显得有些局促和格格不入。我妈想跟人搭话，却发现自己除了聊庄稼和收成，什么也说不上来。我爸更是全程沉默，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席间，我听到旁边一桌的人在小声议论。
“那个就是林老师的妹妹？不是说也考上大学了吗？怎么看着像个农村妇女。”
“听说是把名额让给她哥了，真傻。你看她哥现在是城里人，娶了城里媳妇，她呢，嫁了个工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细细密密地扎进我的心里。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背，可身上这件引以为傲的的确良衬衫，在那些穿着各式漂亮裙子的城里女人面前，显得那么寒酸和过时。
我哥和张丽娟过来敬酒。张丽娟端着酒杯，笑容得体地说：“爸，妈，谢谢你们把晓松培养得这么优秀。以后，我们俩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轮到我时，她笑着说：“晓梅，也谢谢你。我听晓松说了，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今天。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
她的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我却听出了一丝施舍的味道。仿佛我的付出，就是为了换取她今天这句“有困难尽管说”。
我哥在一旁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他似乎想说什么，但张丽娟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他就把话咽了回去。
那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
婚礼结束后，我们住在我哥分的筒子楼宿舍里。房子不大，一室一厅。晚上，我起夜，路过他们房间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压低了声音的争吵。
是张丽娟的声音：“晓松，我不是不让你对你家人好。可你也不能什么都答应啊。说想让你把侄子接到城里来上学，这怎么可能？我们自己以后还要有孩子呢！”
然后是我哥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丽娟，你小声点。我妈就是那么一说。我妹妹为我付出了多少，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说八百遍了！她让给你一个名额，你记一辈子，还一辈子！可那也是她自愿的，又不是你逼她的。再说了，你现在每个月不也给家里寄钱吗？仁至义尽了。我们得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后面的话，我没有再听下去。我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原来，在嫂子眼里，我的牺牲，只是“她自愿的”。原来，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兄妹情，在现实的婚姻和生活面前，也需要被斤斤计得如此清楚。
那件我珍藏了许久，第一次穿上的的确良衬衫，此刻穿在身上，却像是披了一件冰冷的铠甲，硌得我心里生疼。
第5章 一碗没炖烂的鸡汤
从省城回来后，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但心里却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变了。我和哥哥的通信，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他的信，依旧是报喜，说他评上了优秀教师，说嫂子怀孕了。而我的回信，也依旧是报忧，说孩子出生了，很健康，说志刚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生活里最好的一面，仿佛在刻意回避那些可能存在的窘迫和不如意。那道看不见的墙，在我们之间，越砌越高。
我的儿子出生后，取名叫陈帆。帆船的帆，我希望他将来能扬帆远航，去看看我没能看到的世界。为了照顾孩子，家里的开销更大了。陈志刚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三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出了月子，就想回厂里上班。可我妈身体不好，没办法帮我带孩子。我只好把孩子送到厂里的托儿所，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生怕孩子磕了碰了。
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有时候，看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和丈夫疲惫的脸，我真的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我去上了大学，现在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我或许也会像我哥一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宽敞的房子，而不是挤在这十几平米的小屋里，为了几毛钱的菜价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
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时不时地会钻出来，噬咬我的心。每当这时，我都会用力地甩甩头，告诉自己，别想了，林晓梅，这就是你的命。
我哥和嫂子，每年会回来一两次，通常是在过年的时候。他们开着单位派的小汽车回来，带着大包小包的“城里货”，引得左邻右舍都跑来看热闹。
侄子林卓出生后，他们回来的次数就更少了。嫂子张丽娟总说，孩子太小，路上折腾不起。
有一年过年，他们难得回来一次。我妈高兴坏了，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她把家里那只最肥的老母鸡杀了，用小火慢炖，说要给我那金贵的城里大孙子好好补补。
那天，我们全家都聚在我爸妈的老屋里。我哥抱着林卓，嫂子坐在一旁，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林卓被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精致的毛衣和小皮鞋，像个小王子。而我的儿子陈帆，穿着我用旧衣服改的小棉袄，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哥哥。
吃饭的时候，我妈把第一碗鸡汤，盛给了林卓。她把鸡腿撕下来，吹了又吹，才递到林卓嘴边：“来，大孙子，吃鸡腿。”
林卓却皱着眉头，把头一偏：“不吃，这肉太硬了。”
嫂子赶紧拿出手帕给他擦嘴，柔声说：“小卓乖，不爱吃就不吃。乡下的鸡，是炖不烂的。”
她这句话说得声音不大，但在座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妈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尴尬地愣在那里。我爸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喝酒。陈志刚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我心里“腾”地一下就冒起一股火。什么叫“乡下的鸡，是炖不烂的”？这只鸡，我妈喂了一年多，舍不得吃，就等着他们回来。为了炖烂这只老母鸡，我妈从早上就开始在灶膛里添柴火，炖了足足大半天！
我哥似乎也觉得嫂子的话不妥，碰了她一下，打圆场说：“丽娟，你胡说什么呢。妈炖的鸡汤最香了。”说着，他自己喝了一口汤，又夹了一块鸡肉，说：“嗯，好吃。”
可那尴尬的气氛，已经弥漫开来，再也无法挽回了。
我的儿子陈帆，看着林卓碗里的鸡腿，舔了舔嘴唇，小声对我说：“妈妈，我想吃鸡腿。”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嫂子就笑着开口了：“哎呀，小孩子都爱吃鸡腿。可惜这锅里就两个，一个给小卓了，另一个得留给爷爷补身体。”
她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却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默默地从锅里捞出那只没人吃的鸡翅膀，放到陈帆碗里，柔声说：“帆帆乖，吃翅膀，吃了翅膀以后会飞得高。”
陈帆懂事地点点头，小口地啃着鸡翅。
那顿年夜饭，我吃得如坐针毡。
饭后，嫂子抱着林卓，说屋里烟味太重，要出去透透气。我哥跟着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我妈看着一桌子几乎没怎么动的菜，眼圈红了，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我走过去帮她。她突然抓住我的手，低声说：“晓梅，是妈对不起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都自己扛着。可我妈这句“对不起”，却让我瞬间破了防。
“妈，你说这个干什么。”我哽咽着说。
“我……我当年，就不该让你把那个名额让出去。”我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你看你嫂子那个样子……她看不起我们，看不起你啊！晓松现在……现在也听她的。这个家，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家了。”
我抱着我妈，任由眼泪打湿她的肩膀。是啊，家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家了。我哥也不再是以前那个会因为我保护他而感动落泪的哥哥了。他被城市的生活，被他那个精明的妻子，打磨成了一个懂得权衡利弊的成年人。亲情，在他的世界里，或许已经需要用价值来衡量了。
那天晚上，我和陈志刚回家的时候，他一路上一言不发。
到了家，他突然开口说：“晓梅，以后咱们少跟他们来往吧。”
我愣住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愤怒和心疼：“我陈志刚是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可我也见不得你受这份窝囊气！什么东西！不就是个中学老师吗？神气什么！当年要不是你，他还在村里记分呢！”
这是我认识陈志刚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说这样激烈的话。
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拉住他的手，说：“志刚，别这么说，他毕竟是我哥。”
“哥？”陈志刚冷笑一声，“他有把你当妹妹吗？他老婆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难堪，他放了个屁吗？晓梅，你就是心太软了！你总想着过去的情分，可人家早就没把那点情分当回事了！”
陈志刚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一直以来不愿承认的现实。
是啊，我总是在回忆过去，回忆我们兄妹俩在煤油灯下一起读书的日子，回忆我背着他趟过洪水的情景。我用这些温暖的回忆，来给自己编织一个幻象，告诉自己，我们的兄妹情谊坚不可摧。
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用那碗没炖烂的鸡汤，用那句“乡下的鸡炖不烂”的嘲讽，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和我哥之间，隔着的，又何止是城乡的距离。我们之间，隔着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无法共通的悲欢，是永远也无法填平的，因为那个名额而产生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巨大鸿沟。
第6章 闺蜜的“一盆冷水”
和哥嫂家的那次不欢而散后，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不再在过年时回来，只是偶尔寄些钱和东西。而我，也默契地不再主动联系。生活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看不到希望。
陈帆上了小学，家里的开销更大了。为了补贴家用，我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就去夜市摆个小摊，卖些自己织的毛衣、手套。陈志刚心疼我，下了班就来帮我一起守着。我们俩守着昏黄灯光下的小小摊位，就像守着我们这个家摇摇欲坠的希望。
这样的日子，很苦，很累。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就会想起我的闺蜜李红。
李红是我进厂时最好的朋友，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跑运输的，跟着丈夫去了外地，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了。前阵子，我收到了她的信，说她丈夫的运输队业务拓展到了我们市，她也跟着回来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约了李红在公园见面。几年不见，她变了许多，穿着时髦的连衣裙，画着淡妆，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头发随便挽在脑后，眼角的皱纹藏都藏不住。我们站在一起，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晓梅，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李红拉着我的手，眉头紧锁，满眼都是心疼。
我苦笑了一下，把这些年的生活，像倒豆子一样，全都跟她说了。从我哥结婚，到那碗鸡汤，再到我现在摆夜摊的窘迫。我以为她会安慰我，会跟着我一起骂我哥嫂忘恩负负义。
没想到，李红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晓梅，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她看着我的眼睛，异常严肃，“你今天过成这样，是，你哥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在你自已。”
我愣住了：“在我自己？”
“对！”李红的语气很肯定，“你哥和你嫂子，他们是自私，是忘本。可你呢？你这么多年，除了抱怨和默默忍受，你为自己做过什么？”
“我……”我一时语塞。
“你当初把名额让给你哥，你觉得你很伟大，对不对？你觉得全家人，尤其是你哥，都该一辈子感激你，把你当恩人供起来。”李红的话，一针见血，“可你想过没有，人心是会变的。当他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你的牺牲，在他眼里，就会慢慢变成一种负担，一种道德上的枷锁。他想挣脱，所以他会用钱来补偿你。他老婆想撇清，所以她会用言语来贬低你，来证明你当年的选择是‘傻’，而他们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
李红的话，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我内心深处那点不为人知的隐秘心思。是啊，我嘴上说着不求回报，可我心里，难道真的没有一丝“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就应该对我好”的期待吗？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四十年前你做出那个选择开始，你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李红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依旧犀利，“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你哥身上。你希望他有出息，然后来‘报答’你，来拉你一把。可晓梅，这世上，谁也成不了谁的救世主。你能依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
“我依靠自己？”我迷茫地看着她，“我一个初中毕业的纺织女工，我能怎么依靠自己？”
“怎么不能？”李红反问我，“你忘了？你当年可是考上过大学的！这证明你脑子不比任何人笨！你现在摆地摊织毛衣，这说明你手巧，也能吃苦。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本事用在正道上？”
“什么正道？”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外面机会多的是！你可以去读个夜校，学个会计，学个裁剪。你不能一辈子就待在纺织厂，守着那个小地摊！你得走出去，为你自己活一次！不是为了你儿子，不是为了你老公，是为了你林晓梅自己！”
李红的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多年的思想。
是啊，我为什么总是在回忆过去，总是在怨怼他人？我为什么不能像李红说的那样，为自己活一次？
我的人生，在十九岁那年，因为一个选择而拐了一个大弯。可难道，我就要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小路上一路走到黑吗？
那天和李红分别后，我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夕阳的余晖洒在我身上，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自己的内心。
我承认，李红说得对。我一直活在“牺牲者”的角色里，用道德上的优越感来麻痹自己生活的苦。我一边默默付出，一边又暗暗期待着回报。这种矛盾的心态，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的人生，不能只剩下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迷茫。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摊。我回到家，第一次郑重地和陈志刚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我所有的想法，包括李红对我说的话，都告诉了他。
陈志刚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掐灭了手里的烟，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亮。
“晓梅，”他说，“我支持你。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这些年，委屈你了。以后，这个家，我们一起扛。不，我来扛大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看着他，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委屈的泪，而是感动的，充满希望的泪。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好像重新按下了启动键。
我辞掉了夜市的摊位，用攒下的那点钱，报名了市里工人文化宫的服装裁剪夜校班。白天，我依旧在纺织厂上班，晚上，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上课。
重新拿起书本和剪刀，感觉既陌生又亲切。我发现，我内心深处对学*的渴望，从来没有熄灭过。我学得比任何人都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那些曾经被我认为已经废掉的人生，仿佛又重新找到了方向。
那是一段异常辛苦的日子，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五个小时。但我的精神，却前所未有地饱满。因为我知道，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我自己而走。
一年后，我以最优秀的成绩从夜校毕业。我没有选择去服装厂当一名普通的裁缝。我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我要自己开一家裁缝店。
这个决定，在当时无异于一场豪赌。我用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跟李红借了一些钱，在镇上最偏僻的街角，租下了一间小小的门面。
我的“晓梅裁缝店”，就在一片质疑声中，悄无声息地开张了。
第7章 墙上的奖状
我的裁缝店开张初期，生意很冷清。镇上的人们*惯了去国营的服装店买成衣，或者找相熟的老裁缝做衣服。我这个新开的小店，门可罗雀。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每天睁开眼，就是房租、水电和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陈志刚把他的工资全部交给我，自己身上只留几块钱的烟钱。他下班后就来店里帮我，打扫卫生，烧水做饭，用他笨拙的方式支持着我。
我没有放弃。我知道，这是我为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为了招揽顾客，我开始琢磨新的款式。我买来很多时尚杂志，照着上面的图片，自己画图、打版。我做的衣服，比国营店的款式新颖，做工又比老裁缝的更细致。渐渐地，开始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我店里做衣服。
第一个顾客，是个准备结婚的年轻姑娘。她想做一件时髦的连衣裙，跑遍了镇上的裁缝铺，没人敢接。我接下了这个活。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查阅资料，反复修改图纸，终于做出了那件让她惊艳的连衣裙。
那件连衣裙，成了我最好的广告。一传十，十传百，“晓梅裁缝店”的名声，慢慢在镇上传开了。我的生意，开始一天天好起来。
我每天从早忙到晚，踩着缝纫机，听着“哒哒哒”的声音，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我不再有时间去自怨自艾，不再有精力去纠结于过去的牺牲与得失。我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属于我自己的未来。
几年后，我的裁缝店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搬到了镇中心最繁华的街道。我雇了两个帮工，买了更先进的电动缝纫机。我不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纺织女工林晓梅，而是镇上小有名气的“林老板”。
我们家也搬了新家，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儿子陈帆也争气，学*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很懂事，知道我和他爸辛苦，放了学就来店里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活。
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一步步地前进。
而我和我哥林晓松一家的联系，却越来越少。我们像是两条在某个交点相遇后，便渐行渐远的直线。我知道他后来评上了特级教师，当上了副校长，在省城买了大房子。我也知道侄子林卓学*很好，是他们全家的希望。
这些消息，大多是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她每次说完，总会小心翼翼地加一句：“晓梅，你……你别往心里去。”
我笑着说：“妈，我有什么好往心里去的？我现在过得挺好。”
我是真的觉得挺好。当我靠自己的能力，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时，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底气。这种感觉，是任何人的“报答”和“补偿”都无法给予的。
侄子林卓考上清华的消息，是我妈告诉我的。电话里，她的声音充满了与有荣焉的骄傲。她说我哥和嫂子要在市里最好的酒店摆庆功宴，问我去不去。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迟疑地补充道：“你嫂子……她可能没给你发请帖。她说，怕你忙，走不开。”
我握着电话，心里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妈，我就不去了。”我说，“店里确实忙。您和爸去就行了，帮我给小卓包个大红包。”
我知道，嫂子不是怕我忙，她只是不希望在那样一个荣耀的、高朋满座的场合，看到我这个让她觉得“上不了台面”的乡下姑姑。
我理解，但无法原谅。
庆功宴那天，我给陈帆讲了我当年的故事。从恢复高考，到我把名额让给我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平静地，把这段往事当成一个故事来讲。
陈帆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说：“妈，我觉得，你比大舅更了不起。”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
那一刻，我彻底和过去和解了。
我的人生，确实因为那个选择而变得不同。我没有走上那条铺满鲜花的阳关道，而是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跋涉了半生。我吃了更多的苦，流了更多的泪，但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体会到了靠自己双手创造价值的快乐。
几天后，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我的店里。
是我哥，林晓松。
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开车，是坐长途汽车来的。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
他站在我的店门口，看着店里挂满的各式时装，和忙碌的工人们，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陌生。
我把他请到里屋，给他倒了杯茶。
我们相对而坐，一时无言。
“晓梅，”他先开了口，声音沙哑，“我……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小卓的升学宴，是丽娟她……她没让你来。她说……她说你来了，大家会尴尬。”他艰难地说着，脸上满是羞愧，“我知道这不对，我跟她吵了。可我……我还是没能拗过她。”
“哥，都过去了。”我淡淡地说。
“过不去！”他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晓梅，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当年，我不该接受那个名额。后来，我不该……不该在你最难的时候，只想着自己的小家……”
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是五万块钱。我知道，这点钱，弥补不了什么。就当是……就当是哥的一点心意。”
我看着那个信封，摇了摇头，把它推了回去。
“哥，我不要。”我说，“我现在不缺钱。”
“晓梅……”
“真的，哥。”我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一个道理。人生的路，终究要自己走。我感谢当年的那段经历，是它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我不后悔。”
我带他参观了我的店，我的家。我让他看了我儿子陈帆满墙的奖状，那上面“三好学生”的字样，和我哥当年寄回家的那些一模一样。
他看着墙上的奖状，久久不语，眼眶慢慢地红了。
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对我说：“晓梅，你比我强。”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
送走我哥，我回到店里，继续工作。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再次响起，像一首平淡而有力的歌。
我的人生，确实不同了。但现在，我为这份“不同”，感到骄傲。我没有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但我成了一个靠自己双手赢得尊严的女人，一个被儿子视为榜样的母亲。
这就够了。
第8章 人生的另一张考卷
我哥林晓松走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那五万块钱，我最终还是没有收。我给他寄了回去，附上了一封短信。信里，我没有提过去的恩怨，只是告诉他，让他和嫂子好好过日子，也祝贺侄子前程似锦。
我听说，他收到信后，在书房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夜。
从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是问问我店里的生意，有时候是聊聊陈帆的学*。话语间，不再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疏离，多了一丝小心翼翼的亲近。嫂子张丽娟再也没出现过，电话里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墙，或许永远无法拆除，但至少，我哥在尝试着，在那堵墙上，开一扇小小的窗。
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淡。我已经不再需要用他的愧疚，来证明自己当年的价值。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它不在别人的评价里，而在我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上，在我为顾客量体裁衣的皮尺上，在我儿子陈帆那张优秀的成绩单上。
陈帆争气，第二年也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但也是一所不错的重点大学。他选择了服装设计专业。他说，是看着我一针一线地把一块块布变成漂亮的衣服，让他对这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送他去上大学的那天，在火车站，看着他朝气蓬勃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多年前的自己。那个满怀憧憬，渴望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林晓梅。
人生真是一个奇妙的轮回。当年，我送走了我的哥哥，也送走了我的大学梦。而现在，我送走了我的儿子，让他去替我，也为他自己，完成那个未竟的梦想。
陈志刚站在我身边，揽住我的肩膀，说：“你看，咱儿子多棒。”
我笑着点点头，眼角却有些湿润。
大学放假，陈帆会带回来很多新的设计理念和图纸。在他的帮助下，我的裁缝店也开始转型，不再只做一些简单的来料加工，而是开始设计和制作自己的品牌服装。我的“晓梅服饰”，在周围几个县市，都小有名气。
日子就这样，在平淡和忙碌中，一天天过去。
我妈在我六十岁那年走了。临终前，她拉着我和我哥的手，放在一起，嘴里喃喃地说：“要好好的……兄妹俩……要好好的……”
我哥哭得像个孩子。
在母亲的葬礼上，嫂子张丽娟也来了。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鬓角也添了白发。她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最终只低低地说了一句：“小姑，节哀。”
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有些裂痕，或许永远无法弥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尖锐的棱角，终究会被磨平。我们都老了，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恨，去计较了。
我爸在送走我妈后，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他不愿意去省城跟我哥住，说是不*惯城里的生活。于是，我和陈志刚把他接到了我们家。
晚饭后，我常常会陪着我爸在院子里散步。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晓梅，这辈子，爸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扶着他，笑着说：“爸，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这个干嘛。”
“不，过不去。”他摇摇头，叹了口气，“那天晚上，跟你谈话，我就在门外。我当时就想冲进去，告诉她，不能这么对你。可我……我没那个胆子。我怕闹，也心疼你哥那条腿。我就是个懦夫。”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说：“爸，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是真的不怪了。当我经历了更多人生的风雨，当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开始慢慢理解父母当年的选择。那不是纯粹的偏心，而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一个普通家庭为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所做出的最无奈，也最符合他们认知逻辑的权衡。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权衡，会给我带来长达半生的内心枷锁。
如今，这把锁，已经被我自己打开了。
去年，我的“晓梅服饰”开了第一家分店，就在省城。陈帆大学毕业后，回来接手了我的事业，他比我更有魄力，更有想法。开业那天，我哥和侄子林卓都来捧场。
林卓已经是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在一家顶尖的科研机构工作。他恭敬地叫我“姑姑”，和我聊了很多他专业领域的事情。我虽然听不太懂，但看着他眼里闪烁的光芒，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我哥拉着我的手，站在装潢一新的店里，感慨万千：“晓梅，真没想到，你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我笑了笑：“哥，你也过得很好。”
我们相视一笑，多年的隔阂，仿佛在那一刻，都化作了过眼云烟。
我们都交出了自己人生的答卷。他走了一条看似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我，走了一条崎岖坎坷的羊肠小路。我们都曾迷茫，都曾痛苦，但最终，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抵达了人生的某个渡口。
现在，我常常会坐在店里，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有时候，我会想起1977年那个夏天，想起那张改变了我一生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人生，确实从此不同。但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
因为，那份牺牲，让我失去了进入大学殿堂的机会，却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韧，什么是真正的独立。它像一块磨刀石，磨去了我的天真，却也磨出了我骨子里的锋芒。
我输掉了一场改变命运的高考，但在人生的另一张漫长的考卷上，我想，我没有输。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