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敢跟宦官硬刚的太子太傅，刚正到 “不懂变通” 的老儒臣。
萧望之老家山东兰陵，打小跟着名师啃《论语》《春秋》，二十来岁就因学问好被地方官推荐给朝廷。汉宣帝那会儿，太子刘奭（后来的汉元帝）年纪还小，宣帝挑来挑去，把萧望之请去当太子太傅，相当于太子的 “大班主任”。
他给太子讲 “仁政”“民本”，还总拿历史上的明君昏君当例子，比如 “你看汉文帝轻徭薄赋，百姓才安定；再看秦二世苛待百姓，江山说没就没了”。太子听进去了，后来当了皇帝，也总想着学汉文帝，这跟萧望之的教导分不开。
可这老爷子太刚正，眼里容不得沙子。当时宫里有几个宦官，仗着宣帝信任，偷偷干预朝政，萧望之看不惯，直接上奏说 “宦官就是伺候人的，哪能让他们管国家大事？这会乱了规矩”。宦官们记恨他，后来趁宣帝病重，联合大臣诬陷他 “对皇帝不敬”，要把他抓起来。
萧望之听说后，气的直拍桌子：“我是太子的老师，好歹也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像犯人一样被抓？” 家里人劝他 “忍忍，跟皇帝解释清楚就好了”，可他偏不 —— 在他心里，“士大夫的骨气” 比命还重要。最后，这老爷子当着门生的面，喝了毒药自杀了。
萧望之不是傻，是太认 “理” 了。他一辈子学的是儒家的 “君子之道”，觉得只要自己占理，就该据理力争，可他忘了官场里的 “潜规则”—— 宦官虽贱，可离皇帝近，得罪他们就是断自己的路。萧望之的刚正让人佩服，可他的 “不懂变通”，也让人觉得可惜。
敢劝太子戒打猎的三国名士，耿直里藏着真疼爱。
邴原是东汉末年有名的 “硬骨头名士”—— 打小命苦，几岁时父亲就没了，邻居家办丧事，他跟着哭，妈妈问他哭啥，他说 “看见别人有爹，我想我爹了”，后来跟着名师读书，家里穷得没灯油，就借着月光抄书，硬是把《论语》《春秋》啃得滚瓜烂熟。后来天下大乱，他躲到辽东避祸，当地士族都佩服他的学问，连曹操都听说了，专门派人把他请回来，让他当曹丕的 “太子少傅”，也就是太子的 “副班主任”，那会儿曹丕刚被立为魏王世子（相当于曹魏的准太子）。
邴原教曹丕，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君臣客套”，该说就说，一点不纵容。曹丕年轻，喜欢跟着人出去打猎，有时候一天能跑出去大半天，耽误了读书。邴原瞅着不对劲，直接找曹丕说：“太子啊，您是将来要管天下的人，得把心思放在琢磨怎么治国、怎么养百姓上。天天骑着马追兔子，老百姓要是知道了，会觉得您是个‘玩物丧志’的主儿，将来谁还肯跟着您？”
曹丕刚开始还想辩解 “我就是偶尔放松下”，邴原没给他台阶：“放松也得分时候，现在天下还没太平，刘备、孙权还在南边盯着，您这时候放松，就是给对手机会。” 这话戳中了曹丕的心思 —— 他也想当合格的继承人，不是真糊涂。后来曹丕真就少去打猎了，还跟身边人说：“邴先生说的是实在话，他不是故意管我，是真为我好。”
邴原的耿直不是 “找茬”，是藏着 “长辈对晚辈的疼”。他自己苦过来，知道 “成大事得耐住性子”，见曹丕有跑偏的苗头，不顺着、不敷衍，该点醒就点醒。咱们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晚辈，真关心就不能光说好听的，该敲打的时候得敲打 —— 怕得罪人不说，反而耽误了人家，邴原这股 “不做老好人” 的劲儿，才是真师道。
跨隋唐两朝的太子师，刚直到敢骂太子 “糊涂”。
李纲是隋末唐初出了名的 “不怕死忠臣”—— 出身北周士族，隋朝建立后，因为学问好、性子直，被隋文帝挑去当太子杨勇的 “太子洗马”，专门管太子的读书和德行。杨勇这太子，有点贪小便宜，还喜欢铺张，比如给自己的东宫装修得特别华丽，李纲看不过去，直接找杨勇说：“太子是天下的表率，得学汉文帝节俭，您天天想着装修房子、收宝贝，跟隋炀帝（当时还是晋王）比阔气，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杨勇听了不高兴，说 “我装修自己的住处，跟天下有啥关系？”，李纲没客气：“您是未来的皇帝，您的一举一动老百姓都看着呢！您奢侈，下面的官员就敢贪污，老百姓就得受苦，这怎么能说没关系？” 后来杨勇真被隋文帝废了太子位，隋文帝问李纲 “你当初为啥不劝劝太子？”，李纲梗着脖子说 “臣劝了，可太子不听啊！陛下要是早听臣的，太子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满朝大臣都吓得不敢说话，就他敢跟皇帝说实话。
到了唐朝，李渊当了皇帝，又把李纲请回来，让他当太子李建成的 “太子詹事”，还是管太子的事。李建成那会儿总跟李世民争权，还想拉拢地方军阀，李纲又急了，找李建成说：“秦王（李世民）有大功，又是您弟弟，您跟他斗来斗去，将来肯定出乱子！您该做的是跟秦王好好合作，一起帮陛下稳住天下，不是搞小动作！”
李建成也听不进去，后来还把李纲气得当众辞职：“臣教不了您这样的太子，再待下去，早晚得跟着您倒霉！” 虽然李纲没拦住 “玄武门之变”，但满朝都佩服他 —— 不管跟哪个太子，都敢说真话，不因为太子是未来君主就妥协。
李纲的刚正是 “认死理的责任感”。他觉得 “太子师” 不是个虚头衔，得对太子负责、对天下负责，哪怕太子不听、皇帝不高兴，也不能闭着眼装糊涂。李纲的 “轴”，是把 “师道” 看得比官位、比性命还重，这种韧劲儿，现在想起来都让人佩服。
连皇帝送礼都敢拒的太子侍读，清廉到 “不近人情” 的硬骨头。
陆贽年轻时就是个 “学霸”—— 出身江南士族，父亲早死，跟着母亲长大，十几岁就中了进士，文笔好到连宰相都夸 “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唐代宗晚期，太子李适（后来的唐德宗）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当侍读，大臣们一推荐，陆贽就来了，那年他才二十出头。
他教太子不光讲书本，还总聊 “民间疾苦”。有次太子问他 “怎么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陆贽没引经据典，反而说 “我去年路过关中，看见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有的还卖儿卖女。您将来当了皇帝，别忘给百姓减点税，别让贪官污吏欺负他们就行”。太子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后来当了皇帝，还总想起陆贽说的这些话。
陆贽这人清廉到 “不近人情”。他当太子侍读时，有人送他字画，他说 “我是教太子的人，自己先收礼，怎么教太子清廉？”；后来他当宰相，唐德宗觉得他太苦了，偷偷送他两百匹丝绸，他直接退回去，还上奏说 “陛下要是觉得我称职，多听我的建议就行；要是送我东西，反而把咱们的君臣关系变味了”。
为啥他这么 “轴”？陆贽是把 “儒家的理想” 刻进骨子里了。他从小穷过，知道百姓的难，也见过贪官污吏的坏，所以他发誓 “自己当官，绝不能跟那些人一样”。可他的清廉在当时的官场里太扎眼了 —— 别的大臣都收礼，就他不收，慢慢就有人说他 “装清高”“不合群”。后来唐德宗也觉得他 “太死板”，渐渐不重用他，把他贬到偏远地方。
陆贽到了贬地，还是老样子，跟老百姓一起种地，给人写文章也不收钱。有人劝他 “你都被贬了，别这么较真了”，他却说 “我是太子的老师，就算不当官，也得守住自己的本分”。陆贽这股 “不近人情” 的清廉，其实是藏着对 “初心” 的坚守。
乱世里教太子 “保稳” 的五代老臣，务实到不纠结 “忠君” 的清醒人
冯道这老爷子，是五代十国乱世里的 “硬茬师者”—— 出身河北瀛州的普通农家，打小就爱读书，哪怕家里穷得只能喝稀粥，也抱着书本不撒手。后来在幽州节度使刘守光手下当差，因为敢说真话，被刘守光贬了官，可名声却传了出去 ——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还有契丹，都请他当大官，更有三位皇帝，专门请他当太子的老师。
后唐明宗时，太子李从荣性子急，总想着早点掌权，动不动就跟大臣吵架。冯道当太子太傅后，没跟他讲 “君臣礼仪”，反而跟他说：“太子啊，现在天下还没定，您爹（明宗）还在位，您要是太急着抢权，不光大臣会提防您，连您爹都会不放心。就像家里过日子，老子还在掌家，儿子要是天天想着分家产，家里能和睦吗？”
李从荣不服气：“我是太子，将来天下本来就是我的，早点上手怎么了？” 冯道没跟他争，只带他去看军营 —— 指着士兵们说：“这些人跟着您爹打仗，图的是能安稳过日子。您要是闹得朝廷不安，他们没了盼头，说不定就会跟着别人反。到时候别说掌权，您连安稳日子都过不上。” 后来李从荣没听劝，真的起兵夺权，结果兵败被杀，冯道知道后，只叹口气：“我早跟他说过，稳着来才是正道，可他偏不听。”
到了后晋，太子石重贵（后来的出帝）当了冯道的学生，冯道又教他 “别跟契丹硬刚”—— 那会儿后晋得靠契丹撑腰，石重贵想跟契丹翻脸，冯道劝他：“咱们现在兵力不如契丹，老百姓也不想打仗，您要是硬来，只会让百姓遭罪。不如先忍着，把国内的事办好，等有了实力，再做打算。” 可惜石重贵也没听，最后后晋被契丹灭了。
有人骂冯道 “历仕多朝，不忠君”，可冯道却说：“我当太子老师，不是为了某一个皇帝，是为了让太子别瞎折腾，让老百姓能少受点苦。哪个朝代能让百姓安稳，我就帮哪个朝代的太子。” 从人性看，冯道的 “务实”，是乱世里的 “生存智慧”。他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忠君” 不如 “保民”，教太子 “稳”，比教他 “勇” 更重要 —— 就像咱们在动荡的行业里，先求稳再求发展，才是保命的法子。
管皇帝玩鸟的帝师，刻板到 “惹恼皇帝” 的老学究。
程颐是北宋有名的 “理学家”，跟哥哥程颢一起创了 “程朱理学” 的底子，学问大到连司马光都得敬他三分。宋哲宗刚即位时才 10 岁，太皇太后高氏掌权，想找个严点的老师教皇帝，大臣们就把程颐请来了，让他当 “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太子（当时哲宗是幼帝，相当于储君教育）的专职老师。
程颐教皇帝，那叫一个 “严”—— 每天天不亮就叫哲宗起床读《论语》，字念错一个就得重念，句子解释错了，他能拿着书跟哲宗掰扯半天。有次哲宗在宫里玩鸟，手里拿着个鸟笼，程颐看见了，立马走过去说 “陛下是天下之主，应该琢磨怎么治国，怎么能玩鸟？这要是让百姓知道了，会觉得陛下不务正业”，说着还伸手要把鸟笼拿走。哲宗才 10 岁，吓得赶紧把鸟笼藏起来，后来再也不敢在他面前玩鸟了。
不光对皇帝严，对自己也严。有次太皇太后赏他点心，他得先对着点心行个礼，说 “臣谢陛下恩典”，然后才敢吃；冬天宫里冷，太皇太后让他坐暖炉边，他说 “臣是臣子，不能跟陛下一样享受，站着讲课就行”。
可他的 “刻板” 也得罪了不少人。苏轼他们这些 “新党” 大臣，觉得程颐 “太装”，动不动就拿 “礼” 说事儿，连皇帝的小爱好都管，太不近人情。后来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哲宗，直接把程颐贬到了四川。
程颐不是故意跟皇帝作对，是他太信 “理学” 里的 “礼” 了 —— 在他眼里，皇帝就得有皇帝的样子，一举一动都得符合 “圣贤标准”，不能有半点 “孩子气”。可他忘了，哲宗再是皇帝，也是个孩子，需要点自由。咱们当父母的都知道，管孩子得松紧有度，太严了反而会让孩子反感。程颐的 “严” 是出于责任感，可他的 “刻板”，也让他的教育没了温度。
敢跟朱棣叫板的皇太孙师，忠诚到 “不怕灭族” 的硬汉子。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的 “文坛领袖”，师从大名鼎鼎的宋濂，写文章的本事全天下都认。明太祖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看中他的学问和人品，把他派到东宫，给皇太孙朱允炆当老师 —— 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当时被立为储君，相当于 “准太子”，方孝孺就是他的 “太子老师”。
方孝孺教朱允炆，最看重 “仁” 和 “忠”。他总跟朱允炆说 “陛下将来治国，一定要善待百姓，别学秦始皇那样残暴；对待大臣，要信任他们，别随便猜疑”。朱允炆性子软，听方孝孺的话，当了皇帝后，还让方孝孺当翰林学士，什么大事都跟他商量。
可没几年，燕王朱棣打着 “清君侧” 的旗号，从北京打到南京，把朱允炆的皇位抢了。朱棣早就听说方孝孺的名气，想让他写即位诏书，可方孝孺死活不写，穿着丧服（为朱允炆戴孝）就进了宫，一见到朱棣就哭，哭着骂他 “你是藩王，怎么能抢侄子的皇位？这是大逆不道！”
朱棣耐着性子说 “我这是效仿周公辅成王（成王是周公的侄子）”，方孝孺反问 “那成王在哪？”（朱允炆当时失踪了），朱棣说 “他自焚了”，方孝孺又问 “那你为啥不立成王的儿子，反而自己当皇帝？”，把朱棣问得没话说，最后恼羞成怒：“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
方孝孺梗着脖子说 “别说九族，就是灭十族，我也不写！”—— 这话说出来，朱棣真急了，真就把方孝孺的九族（父族、母族、妻族）再加上他的门生故吏，凑成 “十族”，一共八百多人，全杀了。方孝孺自己，也被凌迟处死，死的时候才 46 岁。
方孝孺不是 “傻大胆”，是他把 “忠诚” 看得比命还重。在他心里，朱允炆是他的学生，是正统的皇帝，他作为老师，就得守住 “君臣之道”，哪怕死，也不能背叛。方孝孺的忠诚，虽然悲壮到让人揪心，但也藏着传统士大夫最珍贵的 “骨气”—— 只是这份骨气，代价太大了。
敢管 “玩闹太子” 的明朝重臣，严到不怕得罪人的硬气人
杨廷和这老爷子，是明朝中期的 “铁腕帝师”—— 出身四川新都的官宦世家，12 岁中秀才，19 岁中进士，是明朝少有的 “少年天才”。他文笔好，办事稳，明孝宗特别信任他，等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正德帝）长到 10 岁，直接让杨廷和当太子少傅，还特意嘱咐 “太子要是调皮，你该管就管，别惯着”。
朱厚照这太子，从小就爱闹 —— 在东宫养猴子、斗蟋蟀，还偷偷跟小太监溜出宫去玩，根本不爱读书。杨廷和当老师的第一天，就把东宫的猴子、蟋蟀全给放了，还跟朱厚照说：“太子您是未来的君主，该读的是《资治通鉴》，该学的是怎么治国，不是天天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
朱厚照不服气，哭着找孝宗告状，孝宗却说：“杨师傅是为你好，你得听他的。” 有次朱厚照又想溜出宫，杨廷和直接拦在东宫门口，手里拿着戒尺说：“您今天要是踏出这门一步，我就去跟陛下说，我教不了您这个太子，我辞官回家！” 朱厚照吓得不敢动，后来跟身边人说：“杨师傅比我爹还严，我可不敢惹他。”
杨廷和不光管太子的玩闹，还教他 “辨是非”。有次宫里的太监想讨好朱厚照，给他送了个会跳舞的西域女子，杨廷和知道后，直接把女子送回了宫外，还跟朱厚照说：“这些人是想让您沉迷享乐，忘了正事。您要是跟他们走得近，将来就会被他们骗，把国家搞乱。”
后来朱厚照即位，还是改不了玩闹的性子，总想着微服私访、带兵打仗，杨廷和还是天天劝他，有时候劝得急了，还会跟他吵起来。有人劝杨廷和 “陛下都成年了，您别管太严，免得得罪他”，杨廷和却说：“我是他的老师，他要是做错事，我不劝，谁劝？就算他恨我，我也不能看着他把祖宗的江山玩坏！”
杨廷和的 “严”，是藏着 “对祖宗家业的责任感”。他知道朱厚照聪明但贪玩，要是不管，很容易跑偏 —— 就像咱们管青春期的孩子，明知道孩子会嫌烦，也得硬着头皮管，怕的就是一松劲，孩子就走了歪路。
帮光绪变法的 “帝师”，纠结到 “左右为难” 的老臣。
翁同龢这老爷子，是清朝晚期的 “两代帝师”—— 先是教同治皇帝，后来同治死了，光绪皇帝即位，他又成了光绪的老师，而且是光绪最信任的老师，光绪私下里都叫他 “翁师傅”。
他教光绪，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 不光教《四书五经》，还偷偷给光绪讲西方的学问，比如 “英国是怎么用议会治国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怎么变强的”。光绪年轻，听了这些特别兴奋，总问翁同龢 “咱们中国能不能也像日本那样，变变法，变强点？”，翁同龢每次都点头说 “能，只要陛下有决心，臣就帮您”。
后来光绪真要变法（戊戌变法），翁同龢成了 “变法派” 的领头人，帮光绪找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还在朝堂上跟反对变法的 “顽固派” 吵架。可翁同龢心里也犯嘀咕 —— 他知道变法会得罪太后，也知道康有为这些人太激进，怕他们 “搞砸了”。有次康有为建议 “把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换成维新派”，翁同龢赶紧劝光绪 “不能这么急，得慢慢来，不然会逼反那些老臣”。
可他的 “纠结” 没帮上忙 —— 顽固派告到太后那里，太后发火了，先把翁同龢罢官，让他回江苏老家，然后又把光绪软禁起来，变法才一百多天就失败了。翁同龢回到老家，天天看着光绪给他写的信哭，有人劝他 “你都罢官了，别再想变法的事了”，他却说 “我是光绪的老师，他信任我，我却没帮他办成事，我对不起他”。
从人性看，翁同龢是个 “矛盾的人”—— 他想帮光绪变法，让中国变强，这是他的 “爱国心”；可他又怕得罪慈禧，怕变法太急出乱子，这是他的 “老臣顾虑”。翁同龢的纠结，其实是传统士大夫的 “通病”：有理想，却没魄力；有忠心，却没底气。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错，是那个时代的错 —— 一个快垮掉的王朝，就算有再好的老师和学生，也难挽狂澜。#历史杂谈##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历史冷知识##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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