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年夏天，蝉跟疯了似的叫。
柏油马路被太阳烤得发软，踩上去都感觉粘鞋底。
我捏着那张皱巴巴的地址条，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领口。
心跳得像揣了个兔子，不是热的，是慌的。
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招待所房门，一股混着烟味和劣质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扑面而来。
一个男人坐在唯一的沙发上，二郎腿翘着，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他就是我妈口中那个“能办大事”的远房表舅。
说远房，其实出了五服，八竿子都打不着。
“来了？”他眼皮都没抬，指了指对面的硬板凳。
我没坐，杵在那儿，像一根没人认领的电线杆。
“坐啊，客气啥。”他终于抬起头，露出一张油腻的脸，牙齿黄黄的。
我坐下了，凳子很硬，硌得慌。
“你妈都跟你说了吧？”
我点点头。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他从兜里掏出“大前门”，递给我一根。
我摆摆手，“不会。”
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ăpadă，把他那张脸衬得更模糊了。
“这孩子，叫李文斌。他爸，是个大老板。”
“学*……嗯，不太行。”他斟酌着用词。
“你呢，学*好，咱们全村都知道，未来的大学生。”
他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事成之后，这个数。”他伸出一个巴掌，然后又翻了一面。
十万。
1989年的十万。
我爹在工厂里累死累活，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块。
十万，是他不吃不喝干上八十多年才能攒下的钱。
是一座山。
能救命的山。
我妈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肺部的阴影越来越大，医生说，想治，就得去北京，得开刀，得用进口药。
那药，一针下去，就是我爹好几个月的工资。
钱，就是命。
“这事儿，犯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在磨。
表舅笑了，烟灰抖了一地。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你拿着钱，给你妈治病。他拿着通知书，皆大欢喜。”
“再说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李家父子知。谁会说出去？”
他看着我，眼神像鹰。
“你没得选，小子。”
是啊，我没得选。
从我妈咳出第一口血的时候，我就没得选了。
第二天，我见到了李文斌。
在一个更高级的饭店包间里，冷气开得很足，吹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跟我差不多高，但比我壮实，皮肤白净，穿着一身崭新的运动服，看牌子，是我在县城百货大楼里见过但从不敢摸的那种。
他全程没怎么看我，低着头，玩弄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能出声的黑匣子。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随身听。
他爸，李老板，是个大胖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肚子把白衬衫顶得像座山。
“小陈是吧？学*辛苦了。”他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我碗里只有白米饭，那块肉掉进去，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没动。
“孩子内向。”表舅打着圆场。
李老板不介意，又转向他儿子：“文斌，叫陈哥。”
李文斌从随身听里抬起头，含糊地喊了一声，眼睛里没什么情绪。
那顿饭，我几乎没吃什么。
满桌的鸡鸭鱼肉，在我眼里，都变成了一沓沓的钞票。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住进了李文...李老板安排的一个招待所单间。
每天的任务，就是熟悉“李文斌”这个身份。
他的生日，他的家庭住址，他父母的名字，他就读的学校，班主任叫什么……
我把这些信息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本子上，背得滚瓜烂熟。
比背历史政治课本用心多了。
我还得模仿他的笔迹。
他的字歪歪扭扭，像螃蟹爬，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敷衍。
而我的字，是跟着字帖练出来的，一笔一划，方方正正。
模仿，比我想象的要难。
我每天要写掉大半本练*册，写到手抽筋，才勉强能写出那种“螃蟹体”的七八分神韵。
表舅隔三差五来看我，每次都带两条烟，一兜子水果。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好好干，你这是在救你妈，也是在救你自己。”
我看着他那张笑脸，心里只有一片冰冷的麻木。
高考前一天，他们拿来了伪造的准考证和身份证。
照片是我的，名字是李文斌的。
那时候的技术粗糙，照片贴上去，盖个钢印，就算完事。
看着照片上那个眼神惶恐、嘴唇紧抿的少年，我感觉无比陌生。
那是我，又不是我。
李老板给了我一身新衣服，和李文斌脚上的一模一样。
他说：“穿得像样点，别让人看出破绽。”
他还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
“拿着，路上用，别省。”
我捏着那叠厚厚的“大团结”，手心全是汗。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高考那天，天阴沉沉的。
我揣着“李文斌”的身份，走进了考场。
监考老师拿着我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对着我的脸，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那半分钟，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我的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后背的衣服瞬间就被冷汗浸透了。
“进去吧。”
他挥了挥手，把证件递还给我。
我几乎是跑着找到座位的。
坐下的那一刻，腿肚子都在打颤。
第一门是语文。
卷子发下来，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
题目不难。
对我来说，甚至有些简单。
我握着笔，开始答题。
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李文斌的“螃蟹体”。
那种感觉很怪异，像一个提线木偶，灵魂是我的，但身体和名字，都属于另一个人。
我用别人的名字，答着我自己的卷子，决定我们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考得很顺利。
每一门，我都控制着分数。
不能太高，太高了不像李文斌。
也不能太低，低了就白费功夫了。
我的目标是清华。
李老板的目标，也是清华。
他说，清华的牌子，在北京最好使。
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交卷铃声响起。
我走出考场，阳光刺眼。
恍如隔世。
一群考生在校门口拥抱，欢呼，庆祝解放。
我混在人群里，像一个孤魂野鬼。
我的高考，结束了。
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
回到招待所，表舅和李老板都在。
李老板满脸堆笑，给我倒了一杯茶。
“辛苦了，小陈，辛苦了！”
我没说话，把剩下的钱和准考证放在桌上。
“接下来，就等消息了。”
等待的日子最是煎熬。
我回了老家，没敢回学校，也没脸见任何一个同学。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
村里的人都在议论。
“陈家的娃，不是学*最好的吗？怎么高考都没参加？”
“听说，是考前病了。”
“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我妈也问我。
我骗她说，压力太大，考砸了，不想复读。
她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心疼。
“没事，我娃，考不上大学，咱也能有出息。”
每当这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
终于，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表舅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一路开到了我们家土坯房的门口，引来了半个村子的人围观。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塞到我手里。
“小陈，这是你应得的。”
然后，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
“清华大学，建筑系。李老板很高兴。”
我捏着那个包，感觉有千斤重。
送走表舅，我关上门，把包里的钱倒在床上。
一沓沓的“大团结”，铺满了整张床。
红得刺眼。
我和我妈，两个人，看着那堆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还是我妈先哭了。
她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
“儿啊，妈对不起你，是妈拖累了你……”
我拍着她的背，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妈，别说了，有钱了，咱这就去北京治病。”
那十万块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把我的人生砸出了另一条轨道。
我带着我妈去了北京。
找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
手术很成功。
剩下的钱，我一分没动，存进了银行。
我没去复读。
我失去了那一年最好的机会，也失去了再进考场的勇气。
我感觉自己像个贼，偷了别人的人生，也毁了自己的前途。
我拿着高中的文凭，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当学徒。
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人，技术好，脾气怪。
一开始，他很看不上我这个闷葫芦。
“小陈，脑子要活，手要快，别像个木头桩子！”
我什么都不说，就埋头干活。
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看电路图。
别人下班了，我还在车间里练*焊接。
我的手被烙铁烫出一个又一个水泡，旧的没好，新的又起。
半年后，厂里一块进口的电路板坏了，返厂维修要一个月，耽误生产。
老师傅们研究了两天，没搞定。
我抱着电路图，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跟车间主任说，我能试试。
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只有我师傅，那个上海老头，哼了一声：“让他试试，弄坏了算我的。”
我把自己关在维修间，整整一天。
出来的时候，眼睛通红，但手里的电路板，修好了。
从那天起，厂里没人再小看我。
师傅也开始把压箱底的绝活儿一点点教给我。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比上大学有出息。”
我笑了笑，没说话。
心里却在想，如果我当年去了清华，会是什么样？
后来，我用存下的那笔钱，加上这两年攒的工资，在城里最热闹的电子一条街，盘下了一个小门面。
我的“精诚电器维修”开张了。
一开始，生意不好。
我就免费帮街坊邻居修收音机、电视机。
手艺好，人实在，一传十，十传百，生意慢慢就火了。
我结了婚，老婆是隔壁服装店的售货员，一个很朴实的女人，叫小琴。
她不嫌我穷，也不问我过去。
她说：“陈默，我就觉得你这人踏实，靠得住。”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叫“思诚”。
我希望他一辈子都能坦坦荡荡，诚实做人。
日子就像门口那条河，不紧不慢地流着。
我的小店，从一个柜台，变成了三个柜台。
徒弟也收了两个。
我们买了房，虽然不大，但很温馨。
儿子上了小学，成绩很好，每次都考第一。
他拿着奖状给我看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
我常常会想，李文斌现在怎么样了。
清华毕业，他应该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建筑师吧。
设计着一栋栋高楼大厦，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直到那天。
那是1999年的冬天，快过年了。
店里很忙，我正埋头修一台索尼的CD机。
门口的风铃响了。
“老板，修手机吗？”
一个很客气的声音。
我头也没抬，“什么牌子，什么问题？”
“摩托罗拉，8900。开不了机了。”
我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金表。
他身后，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
那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十年了，他胖了些，眉眼间多了几分商人的精明和世故，但那轮廓，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李文斌。
他也认出了我。
他脸上的客气和微笑，瞬间僵住了。
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尴尬。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时间仿佛静止了。
店里的徒弟问我：“师傅，怎么了？”
我回过神来，接过他手里的手机，“放这儿吧，我看看。”
我的声音很平静，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他把手机放在柜台上，手指有些不自然地蜷缩了一下。
“多少钱？”他问。
“先检查，检查了再说。”
他“哦”了一声，没走，就站在那儿，眼神飘忽，不知道该看哪里。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还是我先打破了沉默。
“坐吧。”我指了指旁边给客人等候用的小板凳。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
西装革履的他，和我们这个堆满旧电器的杂乱小店，格格不入。
我开始拆解他的手机。
那是一款当时很时髦的翻盖手机，俗称“大哥大”的缩小版，价格不菲。
我的手很稳，就像平时修过成百上千台机器一样。
但他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芒刺在背。
“你……一直在这儿？”他终于开口了。
“嗯。”我应了一声，没多说。
“过得……还好吗？”
“还行。”
对话干巴巴的，进行不下去了。
他又陷入了沉默。
我很快找到了问题，是主板上一个电容烧了。
换一个就行，小毛病。
我从零件盒里找出一个匹配的电容，用镊子夹起，准备焊接。
“陈默。”他突然叫了我的名字。
我的手抖了一下，滚烫的焊锡差点滴在主板上。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叫我这个名字了。
结婚后，老婆叫我“老公”。
徒弟叫我“师傅”。
街坊邻居叫我“陈老板”。
“陈默”这个名字，连同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一起被我埋在了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我稳住心神，将电容焊好。
装上后盖，开机。
熟悉的摩托罗拉开机音乐响起。
“好了。”我把手机推到他面前。
“多少钱？”他又问了一遍。
“五十。”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觉得太便宜了。
他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钱，看厚度，至少一千。
“不用找了。”他把钱放在柜台上。
我把钱推了回去，只抽了一张五十的。
“就五十。”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他脸上的表情更复杂了，像是羞愧，又像是不安。
“陈默，我们……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我开始收拾工具，准备下班了。
“我请你吃饭。”
“我得回家吃饭。”
我老婆做好饭了，儿子也该放学了。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就一会儿，行吗？在门口，车里说。”他的语气近乎恳求。
我看着他，十年不见，他成了大老板，开着奥迪，戴着金表。
而我，还是那个小维修店的老板，满身机油味。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清华，隔着十万块钱，隔着天差地别的十年。
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让徒弟看店，跟着他走出了店门。
坐进他的奥迪车里，真皮座椅柔软得让人下陷。
车里的暖气很足，和我那漏风的小店是两个世界。
他递给我一根烟，是“中华”。
这次，我接了过来。
他帮我点上，车里弥漫开一股和我平时抽的“红梅”截然不同的味道。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他先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也没想到。”
“我毕业后，没干建筑。”他说。
我有些意外，但没做声。
“我不行，我不是那块料。清华那四年，我念得生不如死。”
他自嘲地笑了笑。
“你知道吗？每次上设计课，老师让交图。我连最基本的线条都画不好。我交上去的作业，都是花钱请同学帮我画的。”
“身边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状元、天才。我在他们中间，就像个傻子。”
“我每天都怕，怕别人发现我是个冒牌货。怕有一天，学校会把我开除。”
“那四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我默默地抽着烟，听着他的独白。
这些，是我从未想过的。
我只想到他拿着清华的文凭，风光无限。
却没想过，这四个字带给他的，或许是无尽的折磨。
“毕业证，我还是拿到了。靠着我爸的关系，混到手的。”
“毕业后，我爸想让我进设计院，端铁饭碗。我死活不干。”
“我怕露馅。我跟他说，我要做生意。”
“他骂我没出息，清华毕业去做倒爷。”
“但他还是给了我一笔钱。”
“这些年，我倒腾过钢材，炒过股票，搞过房地产……什么赚钱我干什么。”
“钱，是赚了不少。”他指了指这辆车，指了指手上的表。
“可我总觉得，心里是空的。”
“我时常会做梦，梦见又回到了高考考场。监考老师走到我面前，指着我说，你不是李文斌，你给我出去！”
“然后我就吓醒了，一身冷汗。”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是要把积压了十年的话，全都倒出来。
我手里的烟，已经燃到了尽头，烫了我的手。
我把烟头在车里的烟灰缸里摁灭。
“都过去了。”我说。
“过不去！”他突然激动起来，声音也高了八度。
“陈默，我对不起你！”
“如果不是我，你现在应该是一个比我成功百倍的建筑师，或者学者，教授！”
“是我，偷了你的人生！”
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心里很平静。
偷？
或许吧。
但当年，如果不是那十万块钱，我妈可能早就没了。
没有我妈，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
这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清的。
“那笔钱，救了我妈的命。”我看着车窗外，街灯已经亮了。
“我们，两清了。”
“不，不清！”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支票本和一支笔。
“陈默，你现在……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一百万，不，两百万！”
“或者，你来我公司上班，我给你开最好的待遇！你想做什么都行！”
他急切地看着我，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心里的罪恶感。
我笑了。
“李文斌，你看看我。”
他愣住了。
“我现在，有自己的店，有老婆，有孩子。我过得挺好。”
“我每天修着这些破铜烂铁，很踏实。”
“我儿子学*很好，他会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他想去的大学。”
“我不需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的施舍。”
我推开车门，下了车。
外面的冷空气让我打了个哆嗦。
“陈默！”他追了下来，拉住我的胳膊。
“你是不是恨我？”
我回头，看着他。
恨吗？
曾经有过。
在无数个因为没钱给我妈买药而辗转难眠的夜里。
在看到同学们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高谈阔论未来的时候。
在工厂里被师傅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
我恨过。
但现在，不了。
“我不恨你。”我轻轻地挣开他的手。
“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李文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这样吧。”
说完，我转身，向我的小店走去。
背后，他久久地站着，没有动。
回到店里，徒弟问我：“师傅，那老板谁啊？看着挺有钱的。”
“一个……老同学。”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喝了点酒。
老婆小琴给我炒了两个菜，一盘花生米。
她看我心情不好，也没多问，就默默地陪我喝。
“怎么了？遇到烦心事了？”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我看着她，突然很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这十年来，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底。
我怕，怕她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小琴，如果……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你会怎么想？”
她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
“多不光彩？”
“为了钱，我……我替别人去高考。”
我说完，低下了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屋子里一片寂静。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为了给妈治病吧？”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她说，“刚认识你那会儿，我就觉得你这人不对劲。你明明那么聪明，懂那么多东西，却只是个高中毕业。而且，你从来不提你高考的事。”
“后来，听咱妈偶尔念叨过，说那年她生了场大病，家里差点就揭不开锅了，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笔钱，才救了她的命。”
“我就想，那笔钱，肯定来得不容易。”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只是，她从来没有问过。
她伸出手，握住我放在桌上的手。
她的手很温暖，很粗糙，常年做家务，起了薄薄的茧。
“陈默，不管你做过什么，在我心里，你都是个好人，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咱们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那一刻，压在我心上十年的那块大石头，好像终于被搬开了。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用力地握着。
“嗯，挺好的。”
和李文斌的重逢，像往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了一颗石子。
虽然涟漪很快散去，但湖底的泥沙，却被搅动了起来。
我开始失眠。
总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替考，会怎么样？
我会去上大学，可能会是清华，也可能是别的名校。
我会学一个我喜欢的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研究员。
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
但那样，我妈的病，怎么办？
我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痛折磨，最后离我而去。
然后，我会在一辈子的悔恨和自责中度过。
这么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人生的路，走错了，就再也回不了头。
但只要往前走，总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我以为，和李文斌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他又来了。
这次，他没有开奥迪，而是打车来的。
穿得也很普通，一件夹克衫，一条牛仔裤。
像是换了个人。
他没进店，就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陈默，我……我来看看你。”他有些局促。
我没让他进门，也没接他的水果。
“有事吗？”我的语气很冷淡。
“我……我下个星期，要去一趟北京。”他说。
“嗯。”
“我想去清华看看。”
我心里一动，但没说话。
“我想……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
“我没时间。”我直接拒绝了。
“就两天，来回机票、食宿，我全包了。”
“我说，我没时间。”
“陈默，算我求你了。”他声音低了下来，“我一个人，不敢去。”
不敢去。
这三个字，让我愣住了。
一个身家百万的大老板，说他不敢回自己的母校。
听起来很可笑，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不是荣耀，而是一个囚禁了他四年的牢笼，一个提醒他是个冒牌货的噩梦。
“我想去看看，当年你替我考上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想堂堂正正地走进去，然后，跟过去做个了断。”
“你陪着我，就当是……做个见证。”
我看着他，他眼里的血丝，脸上的疲惫，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我说：“我得带上我老婆孩子。”
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行！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就这样，我带着小琴和儿子思诚，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坐飞机。
思诚很兴奋，趴在窗户上，看着底下越来越小的城市，不停地叫着。
小琴也有些紧张，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而我，心情很复杂。
北京，我来过一次。
十年前，带着我妈来看病。
那一次，我行色匆匆，满心焦虑，除了医院，哪里都没去。
这一次，我是去游览，去见证。
李文斌安排得很好，五星级的酒店，专门的司机。
他对小琴和思诚很客气，甚至有些讨好。
他给思诚买了很多玩具和零食，思诚很快就“李叔叔、李叔叔”地叫得亲热起来。
小琴看我的眼神，有些担忧。
我拍拍她的手，示意她放心。
第二天，我们去了清华。
李文斌没有开车，我们是坐地铁去的。
他说，他想体验一下普通学生上学的感觉。
站在清华那座著名的二校门前，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起来。
这里，本该是我奋斗了十二年的终点。
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我看着那块牌匾，上面“清华园”三个字，苍劲有力。
思诚很兴奋地问我：“爸爸，这里就是清华大学吗？你以前是不是很想考这里？”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是啊，每个读书的孩子，都想考这里。”
李文斌站在我旁边，脸色有些发白。
他看着那座校门，眼神里有畏惧，有向往，有悔恨。
我们走了进去。
校园很大，很美。
到处都是绿树成荫，红砖的教学楼，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脸上洋溢着青春和自信。
那是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们去了建筑系的大楼。
李文斌站在楼下，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
“我就是在这里，上了四年学。”他轻声说。
“每次走进这栋楼，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我们走进大楼，里面很安静。
走廊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学生的设计作品。
那些复杂的模型，精美的图纸，我看不太懂，但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才华和心血。
李文斌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看得特别认真。
“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清华学生。”他指着一幅图纸，对我，也像是对自己说。
“我，就是个笑话。”
那天，我们在清华园里逛了很久。
从荷塘月色，到大礼堂，再到图书馆。
每到一处，李文斌都会跟我讲一些他当年的糗事。
说他怎么逃课，怎么在考试里作弊，怎么花钱请人代写论文。
他讲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也向他自己忏悔。
傍晚，我们坐在荷塘边的长椅上。
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陈默，谢谢你。”李文斌突然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陪我来。”他说，“今天，是我这十年来，过得最踏实的一天。”
“我好像，终于可以放下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一点心意，你拿着。”
我没接。
“说了，我们两清了。”
“这不是给你的。”他说，“这是给孩子的。就当我这个当叔叔的，给他的教育基金。”
“他将来，一定会比我们都有出息。”
我看着他，他眼神很真诚。
我犹豫了。
旁边的思诚，正在追着一只鸽子，玩得不亦乐乎。
小琴走过来，对我说：“陈默，收下吧。”
“这是李老板的一片心意，别辜负了。”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
我没有打开看，但我知道，里面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从北京回来后，李文斌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们默契地，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
只是，这一次，我们心里都轻松了。
那笔钱，我没动。
我用自己的名字，给儿子开了一个账户，把钱都存了进去。
我告诉他：“这是李叔叔给你的，等你长大了，考上大学了，再去用它。”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的“精诚电器维修”，生意越来越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里的电器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
从VCD，到DVD，再到后来的液晶电视，电脑。
我一直在学*，一直在进步。
我的小店，也搬了家，换了一个更大的门面。
徒弟也从两个，变成了五个。
街坊邻居们都说，陈老板发财了。
我只是笑笑。
钱，够用就行。
我更享受的，是把那些坏掉的机器，重新修好时的那种成就感。
一晃，又是好几年过去了。
儿子思诚，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学*一直名列前茅。
高考那年，他很争气，考上了。
不是清华，是复旦。
他自己选的专业，计算机。
他说，他想像我一样，跟这些电子的东西打交道。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一家人，去吃了顿大餐。
我喝了很多酒，又哭又笑。
小琴在一旁，也红了眼眶。
我终于，弥补了自己当年的遗憾。
以另一种方式。
儿子去上海上大学那天，我去送他。
在火车站，我把那张存着李文斌给的钱的银行卡，交给了他。
我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
包括我如何替考，如何拿到那十万块钱，如何和我妈去北京治病。
儿子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心里很忐忑，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我这个父亲。
是会觉得我卑劣，还是会理解我的无奈。
“爸。”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你是我心里的英雄。”
他说。
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火车开动了。
儿子在车窗里，用力地向我挥手。
我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的影子，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我知道，属于他的人生，正式开始了。
而我，也终于可以，和我的过去，彻底和解了。
我的人生，虽然有过不堪的交易，有过难以启齿的秘密。
但我不后悔。
我用我的方式，守护了我的家人，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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