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九三年我考上中专，堂姐上高中考大学，如今两人生活截然不同
1993 年的夏天，热得人喘不过气，玉米地的叶子卷成了筒，知了在树上叫得没完没了。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李家出了两件大事，我考上了县供销中专，堂姐李秀梅考上了镇里的普通高中。消息传出来那天，全村人跟过年似的，可热闹劲儿里，偏生就分出了两样天壤之别。
我家的土坯房门口，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宿，红纸碎屑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我爹穿着那件压箱底的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得老高，脸上的褶子笑成了菊花，见人就递烟，嘴里念叨着：“我家秀莲有出息了，中专生，国家包分配，以后就是吃公家饭的干部了！” 我娘在灶台边忙活，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炖得满院子飘香，连隔壁的王婶都踮着脚凑过来，扯着嗓子喊：“秀莲她娘，你这是要摆酒席啊？可得叫上我！”
爷爷是村里的老长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银元塞到我手里，那是他年轻时当兵攒下的宝贝。他说：“咱李家祖坟冒青烟了，秀莲是咱村第一个中专生，比那些小子都强！” 那一天，我穿着新买的碎花连衣裙，头发梳得溜光，接受着全村人的祝贺，跟个小明星似的，走路都恨不得飘起来。
而堂姐李秀梅家，却是另一番光景。
堂叔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疙瘩，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堂婶坐在炕沿上，抹着眼泪，嘴里絮絮叨叨：“这死丫头，非要读高中，说什么要考大学，大学那么好考吗？要是三年后考不上，不还是得回家种地？当初跟秀莲一起考中专多好，稳稳当当的铁饭碗，现在倒好，白花钱不说，还不知道能不能有出头之日。”
堂姐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那张高中录取通知书，指节都泛白了。她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了边，头发用一根皮筋随便扎着，乱蓬蓬的。有人路过她家，探头探脑地问：“秀梅，想好了？真要读高中啊？” 堂姐抬起头，眼神定定的，说了一句：“我想试试。”
就这一句话，招来不少议论。村里人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唾沫星子横飞：“秀梅这孩子，太犟了，放着现成的好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就是，中专包分配，那可是铁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抢不到，她倒好，扭头就走。”“她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读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学四年，得花多少钱？她爹妈不得被拖垮？”
这些话，我听了不少，那时候的我，心里也有点瞧不起堂姐。觉得她就是傻，放着稳稳当当的前程不要，偏要去走那条看不清尽头的路。我去她家串门的时候，看到她桌上堆着厚厚的书，还有写满了字的草稿纸，心里暗自得意：看，这么辛苦，还不一定有结果，哪像我，轻轻松松就能端上铁饭碗。
九月开学，我和堂姐一起去镇上坐车。我背着新书包，里面塞满了好吃的，还有新文具，我爹骑着自行车送我，一路跟人打招呼。堂姐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旧书，堂叔送她到车站，只说了一句：“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堂姐点点头，没说话。
车子开动的时候，堂姐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心里却想着：以后，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人了。
我的中专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学校在县城里，条件比村里好太多了。有明亮的教室，有宽敞的操场，还有食堂，每天都有白面馒头和炒菜，不用再吃家里的粗粮。我们学的是供销管理，课程不算难，每天上课听听讲，记记笔记，下课了就跟同学去逛县城的集市，买零嘴，看电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那时候的中专生，地位高得很，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老师们也对我们格外关照，说我们是 “国家的储备干部”。毕业前一年，学校就开始给我们分配单位，我被分到了镇供销社，这可是个肥差。消息传回家，我爹又摆了一次酒席，比上次更热闹，连镇供销社的主任都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姑娘，好好干，以后前途无量。”
那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以后的好日子。想着工作以后，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资，穿着体面的衣服，住着单位分的房子，再找个同样吃公家饭的对象，生个孩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那简直是神仙日子。
而堂姐的高中生活，却是在苦水里泡着的。
我偶尔会从家里人嘴里听到她的消息。说她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题，有时候困得不行，就用冷水洗把脸。说她舍不得买饭票，顿顿啃馒头就咸菜，冬天冻得手都裂了口子，还在写作业。说她压力大得很，每次考试排名稍微靠后一点，就躲在被子里哭。
有一次放寒假回家，我在路上碰到了堂姐。她瘦了好多，脸色蜡黄，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手里抱着一摞书，走路都低着头。我叫住她，她抬起头，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容。我问她：“你这是干啥去？” 她说：“去镇上的书店，想买几本辅导资料。” 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的手，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却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这也太辛苦了，要是当初考中专，哪用受这份罪。”
堂姐没反驳，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走法。”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她是死鸭子嘴硬。
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顺利从中专毕业，去镇供销社报到。第一天上班，我穿上了新发的工作服，藏蓝色的，料子很好，站在柜台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顾客，心里美滋滋的。那时候的供销社，生意红火得很，卖的东西应有尽有，从针头线脑到粮油米面，村民们都得仰仗着供销社过日子。我的工作很轻松，每天就是记账、卖货，月底拿着工资，还有各种福利，大米、白面、油，发得手软。
没多久，我就和供销社的同事结了婚。他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镇上的干部，我们结婚的时候，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很温馨。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没有大风大浪，也没有什么波澜。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退休。
而堂姐，也在这一年参加了高考。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堂叔跑到我家报喜，说堂姐考上了外地的师范大学，是重点大学。我爹听了，愣了半天，然后叹了口气说：“这孩子，还真考上了。” 那时候，我心里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堂姐运气真好，居然真的考上了大学。但转念一想，考上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得自己找工作，哪像我，铁饭碗端得稳稳的。
堂姐去上大学那天，全村人都来送她。这一次，没有人再议论她傻，反而都竖起大拇指，说她有出息。堂叔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笑得合不拢嘴，堂婶也不再抹眼泪，而是忙着给她塞钱塞吃的。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堂姐穿着新买的衣服，背着新书包，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心里突然有点羡慕。
堂姐的大学生活，依旧不轻松。
她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是看书就是写论文。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课余时间去做家教，去餐厅打工，寒暑假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勤工俭学。她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拿了奖学金，说自己被评为三好学生。
我偶尔会收到她的来信，信里写着她的大学生活，写着她认识的新朋友，写着她对未来的憧憬。她说她想当一名老师，想教书育人，想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那时候的我，对她的想法嗤之以鼻，觉得当老师有什么好的，工资低，还辛苦，哪有我在供销社舒服。
日子一天天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九十年代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供销社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了。村民们不再依赖供销社，镇上开了好多私人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价格还便宜。供销社里的东西，慢慢变得无人问津，货架上积满了灰尘。我们的工资，也开始断断续续地发，有时候三个月才发一次，福利更是早就没了踪影。
我和丈夫开始慌了，每天去上班，看着空荡荡的供销社，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们去找主任，主任只是叹气，说这是大趋势，供销社要改制了，以后不再是铁饭碗了。
果然，没过多久，改制的文件就下来了。供销社被承包给了私人，我们这些职工，要么买断工龄，要么自谋出路。我和丈夫都选择了买断工龄，拿着那点微薄的补偿金，站在空荡荡的供销社门口，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那几天，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想不通，好好的铁饭碗，怎么说没就没了？我辛辛苦苦读了三年中专，不就是为了这份安稳吗？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堂姐的消息。
堂姐大学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了市里的重点中学当老师。她工作认真负责，课讲得好，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没几年，她就评上了一级教师，工资涨了不少，还分到了一套学区房。她和同校的一个男老师结了婚，两个人志同道合，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这个消息，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看着自己手里那点补偿金，再想想堂姐的风光，心里充满了悔恨和不甘。我后悔当初没有像堂姐一样，选择读高中考大学；我不甘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一切，就这样付诸东流。
为了生活，我和丈夫开始四处奔波。我们去工地搬过砖，去菜市场卖过菜，去夜市摆过地摊，被城管追得满街跑。那时候的我，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上布满了风霜。我再也不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被人众星捧月的中专生了，我成了一个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农村妇女。
有一次，我去市里进货，路过堂姐所在的中学。我看到校门口挂着横幅，上面写着 “热烈祝贺我校李秀梅老师荣获省级优秀教师称号”。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堂姐穿着得体的职业装，被一群学生围着，笑容满面地说着什么。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看起来那么耀眼，那么自信。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当初说的那句话：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走法。
后来，我和丈夫用买断工龄的钱，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超市。我们起早贪黑，苦心经营，慢慢地，超市的生意有了起色，日子也渐渐稳定了下来。我们的儿子也长大了，可惜，他继承了我们的基因，读书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辍学了，跟着我们在超市里帮忙。
而堂姐的日子，却越过越红火。她评上了高级教师，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还当上了年级主任。她的儿子聪明伶俐，从小就成绩优异，一路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 “别人家的孩子”。堂姐退休后，拿着高额的退休金，和丈夫一起到处旅游，欧洲、美洲、东南亚，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逢年过节，他们回村的时候，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开着小轿车，村里人都围着他们转，赞不绝口。
现在，我们都老了。我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如沟壑，每天守着那个小超市，算账、理货，重复着枯燥的生活。堂姐也有了白发，但她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说起话来条理清晰，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优雅。
前几天，爷爷过八十大寿，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院子里摆了好几桌酒席，热闹非凡。酒过三巡，村里人又开始聊起我和堂姐的事。
王婶扯着嗓子说：“还是秀梅有出息啊，读了大学，当了老师，现在退休金比我们一年的收入都高，儿子还那么有本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啊！”
旁边的李大爷附和道：“可不是嘛！当年秀莲考上中专的时候，谁不羡慕啊？结果呢，供销社一改制，铁饭碗砸了，还是得靠自己打拼。还是读大学好啊，有文化，走到哪里都吃香。”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白酒，辛辣的味道呛得我眼泪直流。这时候，堂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张纸巾，轻声说：“秀莲，别听他们瞎说，你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看着她，冷笑一声：“不容易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比不上你？当年要不是我选了中专，要是我也读高中考大学，未必比你差。”
堂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当年我羡慕你，真的。那时候你考上中专，包分配，不用愁以后的路，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担心家里负担不起学费，那种煎熬，你体会不到。”
我看着她，不说话。
这时候，奶奶拄着拐杖走过来，叹了口气说：“都是命啊。秀莲当年选中专，是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中专就是金饽饽；秀梅选高中，是赌对了，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好政策。一步错，步步错？也不是。秀莲现在守着小超市，日子安稳，儿孙绕膝；秀梅现在风光无限，却也常年不在家，连孙子都见不上几面。到底谁过得好，谁说得准呢？”
奶奶的话，让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有人说：“那肯定是秀梅过得好啊，有文化，有地位，有钱，这才叫好日子。”
也有人说：“我觉得秀莲过得也不错，守着家，守着孩子，平平安安的，这才是福气。”
“平平安安有什么用？没钱寸步难行！”
“有钱又怎么样？孩子不在身边，孤孤单单的，有什么意思？”
“要我说，还是读书有用，没文化，早晚被社会淘汰！”
“当年中专也是文化，那时候谁不承认？还不是时代变了！”
院子里吵成了一团，分成了两派，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突然觉得有点可笑。我和堂姐，不过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路。我们的人生，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
堂姐举起酒杯，朝我示意：“来，秀莲，喝一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李家的孙女，都是从那个小山村走出来的。”
我也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在嘈杂的议论声中，显得格外清晰。
酒液滑入喉咙，依旧辛辣，可这一次，我却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到底谁过得更好？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在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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