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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晓晖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十一世纪中后期，宋辽两国在代北地区进行划界交涉，前后历经30余年，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双方界争最为激烈。熙宁八年沈括出使辽朝，通过搜集整理密阁案牍与图经文书，梳理宋辽界至、分水岭问题以及黄嵬大山归属权始末，使辽廷企图曲解边界循例、顺势南徙界标，进而推动河东疆界改易的谋划受挫，为宋朝在这场地界争夺中赢得了相对优势。沈括之所以能够担负出使辽国的重任，与其自身优良的军事素养和变法派成员身份有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沈括;使辽;代北地界之争;宋辽关系

作者简介：郝晓晖(1996-),女，山西介休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收稿日期：2024-07-12

An Analysis of Shen Kuo’s Dispatch to the Liao Dynasty——On the Dispute of 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HAO Xiao-hui

School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mid-to-late 11th century,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conducted border negotiations in the Daibei region for over 30 years, with the most intense disputes occurri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ning of the Song Dynasty.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Xining era, Shen Kuo was dispatched to the Liao Dynasty.By collecting and reviewing documents from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and geographical records, he sorted out the issues of the Song-Liao border, the watershed, and the ownership of Huangwei Mountain.This effort frustrated the Liao Dynasty's attempt to distort border customs, shift boundary markers southward, and thus alter the Hedong border.Shen Kuo's efforts gave the Song Dynasty a relative advantage in this territorial dispute.The fact that Shen Kuo was able to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n envoy to the Liao Dynas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excellent military expertise and his status as a member of the reformist faction.

Key words：Shen Kuo ; Dispatch to the Liao Dynasty ; Border dispute in Daibei ;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Received：2024-07-12

北宋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宋辽两国因代北地界纠纷展开了长达4年之久的交涉。双方争议地界：在北宋方面主要是代州、宁化军、岢岚军和火山军等与辽边境接壤的地区；在辽朝方面主要是指蔚州、应州和朔州等与宋边境交界的地区。因持续时间长、争议地界地情复杂且牵涉北宋新旧党争等问题，这一地界之争逐渐由地方交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外交冲突，成为宋辽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①。目前，关于宋辽熙宁界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谈判始末的阐发，蔚、应与朔3州疆里边防措施以及宋辽使节路线的考查，但在交涉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对宋辽两国争议地界进行详细考证、理清双方长期争夺的分水岭和黄嵬大山的归属问题，为宋朝赢得相对优势的沈括，以及沈括使辽的优势条件、出使原因、交涉成果和宋廷取舍等方面，鲜有系统论述。文章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以及相关文集对沈括担任使辽使的优势条件、出使路线以及交涉成果作进一步探讨，为研究沈括使辽及其在宋辽代北边界争端中的重要作用提供全新的视角。

一、宋廷选择沈括使辽之缘由

熙宁八年(1075)三月，宋廷派遣沈括出使辽朝，商讨如何解决悬置已久的代北界争问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曰：

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萧禧久留不肯还，故遣括诣敌廷面议，括时按狱御史台，忽有是命，客皆为括危之，括曰：“顾才智不足以敌忾为忧；死生、祸福，非所当虑也。”即日请对，上谓括曰：“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义固当如此，然卿此行，系一时安危，卿安则边计安。礼义由中国出，较虚气无补于国，切勿为也。”[1]6362

由此可见沈括在使辽一事上展现出的勇气和谋略，以及宋神宗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和对沈括的充分信任。虽遍寻史籍未见宋廷任命沈括为“回谢辽国使”的诏书，但可从沈括的个人能力及其与执政者的关系推测沈括使辽之缘由。首先，沈括自身具备优良的军事素养是其得到宋神宗赏识的重要因素。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2]10653,是当时著名的文士。沈括的舅父许洞“折节励学，尤精《左氏传》”,于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在景德二年(1005)“献所撰虎钤经二十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2]13044,可见其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沈括虽未能直接受教于许洞，但“其幼皆夫人所自教”[3]611。沈括之母许氏颇有文采，“读书知大意，其兄所为文，辄能传诵”[3]611,许氏所教想必源于许洞撰写的军事理论著作。据此可推定，以其母许氏为媒介，沈括对其舅父许洞的军事理论思想应有所耳闻。再者，沈括曾借居许洞之家[4],许洞此时虽已辞世，但遗留下的大批典籍是沈括“博极群书”的重要来源，沈括的军事启蒙大抵肇端于此。难得的是，沈括的军事谋略并非只是纸上谈兵。熙宁七年(1074)八月，沈括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1]6239。他曾以畋猎为名考察宋辽边境山川地势[1]6542,提出31条边防整改措施[1]6349并详定九军阵法[1]6339-6342,对宋辽边陲的水文地理和军事态势也有一定了解。同年九月，沈括兼判军器监[1]6262,参与改良军械设备，可见其具有一定的军器铸造知识与军事管理能力。

其次，沈括之所以能够担负出使辽朝的重任，必定获得了当时执政者的赏识。有学者指出，沈括与王安石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②,王安石曾为沈括之父沈周撰写墓志铭③,即可视作这一姻亲关系的具体体现。此外，沈括还是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嘉祐八年(1063),沈括赴开封府参加礼部省试，范镇、王安石与司马光恰是这场考试的知贡举官[5]5253。沈括能够高中进士，固然是其学识所致，但和王安石等人的赏识也有很大关系。熙宁年间，王安石“更新天下之务，而宿德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用新进”[1]6336,沈括复职不久后便得到王安石提携，自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1]5542,一时间声名鹊起。变法前期，沈括先后主持或参与兴修水利、疏浚汴河、整顿司天监、访察两浙以及平息民变等事件，行政能力逐渐凸显，也由此得到宋神宗青睐。熙宁七年(1074),正值宋朝西北开边正酣之际，河北边民因灾流散，“于守御之计极不便”[1]6249。宋神宗在此艰难之际任命沈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全权负责河北西路的边防守卫和保甲法的推行[1]6239。这不仅是宋神宗对其能力的肯定，也体现了沈括此时在朝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要言之，沈括之所以能够在熙宁八年(1075)三月担负出使辽朝的重任，固然主要依靠其自身优良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地学知识，同时也与其王安石变法集团重要成员的身份具有重要的关系。

二、出使背景、使团路线及沿途见闻

边界问题是宋辽外交史上的重要内容。宋辽代北地界之争因持续时间长、争议地区复杂以及使者往来频繁而倍受学者关注[6]。澶渊之盟后，宋廷为避免与契丹发生直接冲突，将两国接壤地区设为“禁地”,又称为“两不耕地”[1]5548。这种作法虽是缓解两国矛盾的有效措施，但无疑会模糊自身对边界的所有权，成为对方利用边境归属不明滋生事端的“借口”。

(一)出使背景及使节头衔

模糊化的边界长期存在于宋辽代北接壤地带，南北边民借此空缺侵耕或戍垒的违禁行为致使宋辽边地矛盾不断累加并升级，至熙宁年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边界交涉。熙宁七年(1074)二月至熙宁八年(1075)二月，宋神宗先后委派刘忱、萧士元、吕大忠和韩缜等人与辽臣交涉，双方各执一词，久不能决。熙宁八年(1075)三月，辽主以宋廷在代北地界一事上迁延不决为由，再次派遣萧禧出使北宋，并坚持以分水岭作为南北政权的界标。依据宋朝惯例，使节留居京师不得超过十日[5]9753,萧禧等人“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返’”[2]10655,引发朝野关注。宋神宗为早日解决代北划界一事，“遣沈括诣敌廷面议”,目的在于“将本朝前后边臣见凭用照证文字，一一闻达北朝，令知本末”[1]6382。对于沈括等人以何名衔出使辽朝，宋辽双方颇有争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曰：

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为审行商议，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称括趁五月二十三日入见。上与辅臣谋之，王安石言：“彼诚有争心，则必不肯令括过界，候改得审行商议指挥，乃令括过界。今同日牒令过界，即其事非坚可知。设若彼要括商议，但答云：受旨回谢，不合预商议。”[1]6428

杨益戒云：“地界未了，侍读、馆使必须别带得南朝圣旨来，此起须要了当。今是圣旨宣问，不可阴藏。况前来文字，尽言差来审行商议，兼令将带照证文字来北朝理辨，今来必须带得照据文字来。”括答云：“南朝元差审行商议，后来改作回谢，累有公文关报北朝。照据文字元曾承受得，后来改回谢后，朝廷却尽取去也。”[1]6432

宋辽政权就使臣之衔应为“回谢使”抑或“审行商议使”争议不下，致使沈括等人北上受阻，滞留雄州。后经南北政权多次沟通，辽廷才允准沈括和李评的出使头衔由“审行商议”改为单纯的“回谢”进入辽境。

熙宁八年(1075)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1]6362。据聂崇岐考证：“答聘或因邻邦请求而遣人有所磋商者，曰答谢国信使，亦称回谢使。”使节有正副之分，自澶渊之盟后，宋以文臣为正使(又称为“大使”),武官任副使，又有“三节人”近百人随行，以助琐事，渐成定制[7]。值得注意的是，沈括和李评出使辽廷分别借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和“四方馆使”,耐人寻味。宋人岳珂在《愧郯录》言及此事，曰“自景德以来，凡中国使入蕃，必随所居官大小，加借以遣之。所以重王命，绥远人也”[8]。朝臣出使，事关国体，宋廷令文武官员借高阶出使，一是表示对邻国的尊重，二是在名义上对使臣予以褒奖。“宋人有意夸耀其文明，以影响契丹人，往往妙选著名文人为大使。”[9]沈括学问博洽又兼备军事谋略，是宋廷当时选派使节出使辽朝的不二人选。

(二)使团路线及沿途见闻

宋人使辽，按例应记录使团出使路线、交通里程以及交涉始末，将途中所见山川河道、风俗人情与典章制度等情况作详细记载，以待归朝呈报，这种文献记载被称为“语录”。沈括归朝后整理其使辽途中的见闻、奏议及交涉内容，撰写《熙宁使虏图抄》和《入国奏请并别录》数篇，兼行记、地理志与杂记等文体于一体的档案记录，存于国信馆，以备后来使节参考。

北宋使节出使辽大多由澶州途经大名府北上，到达边镇雄州，渡拒马河进入辽境，再由辽中京北上抵达辽上京。入辽使节在宋朝境内的路线一般为：“东京→澶州→大名府→贝州(恩州)→冀州→瀛洲→莫州→雄州”[10],沈括此行也大抵如是。沈括等人行至雄州遭辽方阻拦，直至萧禧返回契丹才被允许入境。沈括等人进入辽境后的交通路线，据《熙宁使虏图抄》及《梦溪笔谈》记载，可大致分为两段。拒马河至辽中京的路线为：新城→涿州→析津府→望京馆→檀州→古北馆→柳河馆→泽州→铁浆馆→富谷馆→中京；辽中京至单于庭的路线为：临都馆→鬆山馆→麃驼帐→新店→广宁馆→丰州→会星馆→咸熙帐→保和馆→黑河州→牛山帐→锅窑帐→庆州→黑水镇→牛心山帐→新添帐→顿程帐→单于庭[11]。沈括一行人于五月下旬抵达单于庭，由《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乙卯入国奏请》[12]记载来看，辽道宗是在其夏捺钵的驻帐地——永安山附近接见了沈括等人。几日后，辽人杨益戒、梁颖等与沈括同议代北地界之事。

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四月中旬启程赴辽，至六月已未“复至塞下”,历时两月有余。“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2]10655沈括所撰“语录”是了解辽朝晚期政治制度与社会风俗的重要参考。如沈括等人至“单于庭”,见到“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13]102。契丹风俗异于中原，辽仿唐宋官制，结合其游牧风俗，以毡帐代替宫馆。此外，沈括还对辽境内的交通、衣食和农业等方面有较多关注。如契丹“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麦粥”[13]95,民多髡发；至中京“始有果窳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13]95;更有“大蓟茇如车盖”[13]579等记载。在北宋诸使臣“语录”中，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载使辽路程最远，记述最为详实，可弥补《辽史》及前人研究之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三、沈括交涉成果及宋廷取舍

熙宁七年(1074)二月至次年二月，宋辽双方多次围绕代北界至问题进行商议，因代北地情复杂以及南北政权各执一端等因素，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仅以公牒往还，不复会议。宋神宗为摆脱这一困境，令沈括自河北返京，着手代北地界交涉事宜。沈括居汴期间，在国信馆和枢密院中搜集了大量河东界争的案牍与图经，为出使契丹和舌战辽臣作出有力的准备。

(一)分水岭及宋辽界至问题

熙宁八年(1075),辽廷以河东地界久议不决，“复遣萧禧赉国书诣宋”,要求与宋臣复议河东划界之事。宋神宗再派韩缜与辽臣共议地界[1]6359,“(韩)缜等日与(萧)禧论难，禧但执以分水岭为界，然亦不别白何处为分水岭也”[5]9753。萧禧等人坚持以分水岭作为划分两国在代北地区的界至。但对于“是何山名为分水”,辽人含糊其辞，仅称“沿边山名、地里、界至，南界足可自知”[1]6378。一时间，因地理方位不明导致宋辽交涉进展缓慢。在第一次划界谈判失败后，宋廷便着手整理宋辽代北争议地段相关资料，3月28日，资政殿进呈《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云：

一，蔚州地分，本朝元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人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东西约七里以上。一，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来北人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三十里。一，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人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十里以上。一，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人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其分水岭即无山名，元不指定的实去处，后来因刘忱等累行问难，须要指定分水岭山名，后来梁颕等对答，称自雪山照望黄嵬大山、牛头山一带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十七八里[1]6368-6369。

从上呈宋神宗的《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看，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是否以沿边山脉分水岭作为划分南北政权疆域的分界线。而对于南北界至前后差异和分水岭具体所指，宋辽双方皆是一知半解。就分水岭、界至以及宋方对策，沈括上书宋神宗《奏乞宣谕馆伴等俱晓分水岭本末事》:

一，萧禧既承认黄嵬大山北面为界，则明知元不以雪山、黄嵬山、牛头山照望为界之意。自黄嵬之南，界至已定，乞令馆伴通晓，宜无稍及照望之语。一，萧禧坚执以分水岭为界，等以谓若令馆伴及定地界官依下劈折，得事理分明，即除黄嵬大山一处已经定夺不可改移外，其余虽悉许以分水岭为界，亦无所妨。今具逐段地分如后：王吉地及瓦窑坞见今标与北人处，已是分水岭，别无可争。雁门寨，即今来移退义夷铺及三小铺处，已是分水岭，别无可争。西后寨地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远探、白草铺一带，便是分水岭，当初本朝为执定长连城为界，则分水岭是近里地分，今来既自白草、远探等铺一带照望古长城割与北人，即已是用分水岭[1]6368。

沈括所上奏疏对河东路代北边疆地理形势作出详尽分析，这封奏疏更成为神宗日后决策代北划界的指导性纲要。沈括通过搜集整理枢密院案牍，发现辽人曲意宋辽河东界标，前后所争界至不一，即“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石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宋朝“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先前参与边界交涉的宋臣在方位未明及书画不审的情况下，贸然与辽臣谈判，险些丧失数百里疆土。宋神宗“以笔画图，使内侍李宪持诣中书、枢密院，切让辅臣，使以其图示敌使，议乃屈”[1]6367,又念及“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1]6378,就两国界至一事再次作出让步，在参考沈括所上奏疏的基础上提出新方案：

“既许以治平年盖铺处依旧址修盖。务从和会，即更不论有无照证，若不指定分水处，即恐检视之时，难为擗拨。一，李福蛮地，许以见开壕堑处分水岭为界。一，水峪内义儿马铺并三小铺，即挪移近南，以见安新铺山头分水岭为界。一，自西陉寨地方，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远探、白草铺山头分水岭向西接石长连城为界。一，黄嵬山地已经仁宗朝差官与北界官吏于聂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标立四至讫。及天池庙，顺义军牒称地理系属宁化军，并无可商议。一，瓦窑坞地，前来两界官司商量未了，今已指挥韩缜等一就检视，擗拨处以分水岭为界。”上遣使者持报书示禧，禧乃辞去[1]6378。

从宋辽双方对代北划界一事的反复交涉来看，宋神宗在南北政权会勘地界一事上虽抱有“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14]的妥协心态，但在整个宋辽代北划界交涉的过程中都曾努力捍卫宋朝疆土，维持宋辽间的和平。

综上所论，沈括在出使辽廷之前，不仅妥善解决了宋辽代北分水岭所指的棘手问题，更凭借扎实的地学知识在交涉过程中为宋朝赢得了相对优势、扬赵宋之国威。最为重要的是，沈括此举揭露了辽方的无理要求，使辽朝企图通过曲解边界循例、顺势南徙界标，进而推动河东疆界改易的谋划受挫。

(二)黄嵬山地界问题

黄嵬山位于河东路代州崞县境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载“黄嵬大山北脚在阳武寨西”[1]6511,《辽史纪事本末》载“黄嵬山在代州崞县西南，接宁武府界”[13]579。

关于黄嵬山地界问题，早在庆历年间(1041-1048)北部边民苏直与聂再友侵耕一事中，就已经由宋崞县教练使吴岊和辽教练使王守源对其重新勘察划分，双方交涉公文更是明确记载以“黄嵬山脚下为界”[1]6508。皇祐五年(1053),韩琦任并州知州，特以黄嵬山北面山脚“堑地立石限之”[1]4194。面对宋廷文书档案记载，辽人仍坚持以黄嵬山分水岭为界，并且不惜以武力威胁。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宋辽代表会于大黄平，在黄嵬山是否以分水岭为界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双方使节归朝，第一次谈判草草收场。黄嵬山地界一事暂被搁置，成为宋辽外交史上的遗留问题。

熙宁八年(1075年),“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1]6362。沈括此次使辽的目的是将萧禧第二次使宋的商议内容“见用照证文字，一一闻达北朝”[1]6378,并将谈判结果确定下来。据《入国奏请并别录》记载：沈括等人至单于庭后，与辽耶律寿、萧禧、梁颖和杨益戒等人的议界谈判从五月二十九日持续至六月四日，就代北划界一事双方共会面六次[1]6498。此前，宋神宗对代北界至一事已经作出让步，除代州境内黄嵬山仍坚持庆历年间所定以北面山脚为界的原则以外，蔚、应、武三州之地应辽人所请以分水岭为界[1]6378。但辽廷对此并不满意，“意图将两国争议边界扩大至整个宋辽河东路边界，尤其希冀以黄嵬山分水岭划界”[15]。沈括出使辽朝，黄嵬山问题被重新提及，在黄嵬山究竟是以北面山脚为界还是以分水岭为界的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辽馆伴使萧颖认为：“东西一带尽合以分水岭为界，因何黄嵬大山不以分水岭为界”,“既是一处照得以分水岭为界，即东西尽合以分水岭为界”[1]6501。辽人参照东西一带以分水岭为界的方式不仅蛮横，还会破坏宋廷代北缘边堡寨体系防御。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沈括使辽前曾搜集并查阅了大量有关河东界争的案牍，“使吏属皆诵之”[1]6497,对辽人“照得以分水岭为界”的说法予以驳斥：

臣括答云：“南朝收得北朝照证甚多，亦有十年前照证，亦有今年照证，亦有州县照证，亦有圣旨照证。且说最先北朝重熙十一年，北朝差教练使王守源、副巡检张永、句印官曹文秀，南朝差阳武寨都监翟殿直、崞县令教练使吴岊同行定夺，以黄嵬大山脚下为界，自后顺义军累有公牒，皆称黄嵬大山脚下为界，岂不分白!”……臣括答云：“当时先为苏直、聂再友侵耕过南朝地分，累经理辨。康定二年，南朝圣旨，岂可以琐细民务轻闻朝廷?以两朝和好事重，更不理会，只仰以苏直、聂再友所耕地外卓立烽堆永远为界，北朝所以差上件官吏同行定夺。若是北朝腹内百姓地土，何烦南朝圣旨及两朝差官?今若言所定黄嵬大山脚只是苏直、聂再友地界，既不是南朝地界，不委以南邻着何人田土?”颖等无语[1]6499。

首先，在宋庆历二年(1042)“定夺苏直、聂再友地界”[1]6499一事中，宋辽双方以黄嵬大山脚下为界均得到双方政府认可；其次，沈括指出以黄嵬山脚为界是两国政府共同差遣官吏订立，辽顺义军“累有公牒”,是不容诡辩的事实。在谈判中，沈括凭借扎实的史学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雄厚的地学知识，在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临危不乱，舌战辽臣。“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2]10655沈括此举使辽朝企图通过曲解边界循例、顺势南徙界标，进而推动河东疆界改易的谋划受挫，为宋朝在这场地界争夺中赢得了相对优势，功不可没。沈括也因在宋辽边界谈判中所展露出的才略和胆识，受到宋神宗赞赏。熙宁八年(1075)六月，沈括自辽返宋，七月“知制诰沈括为淮南、两浙灾伤州军体量安抚使”[1]6531,“十月庚子，淮南两浙体量安抚使、起居舍人、知制诰沈括权发遣三司使”[1]6600。至此，沈括迎来其仕宦生涯的辉煌时刻。

沈括返宋后被朝廷派至地方，不再参与宋辽地界交涉事宜，代北划界一事交由韩缜主持。至于沈括缘何会在宋辽交涉取得阶段性胜利时退出，并由韩缜取代其继续划界事宜，这或许和宋神宗息事宁人的态度有关。此后，宋廷内部对划界问题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驳斥辽朝的无理请求，认为宋朝一再向辽示弱，“满其欲则归而受赏，是开契丹之臣以谋中国求赏，非中国之利也”[1]6372;二是以韩琦为代表的“妥协派”宣称宋朝加强国防力量的各项改革是引发此次划界之争的根本所在，为免“契丹之疑”,应罢去各项改革措施并向契丹让步，以此换取宋朝的“迁延岁月”[1]6391。在惧辽心理及“妥协派”势力的影响下，宋神宗对辽朝的划界要求再次予以退让。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诏依水流南北分水岭分画”[1]6600,拆移口铺、内徙烽壕。至此，持续4年之久的熙宁划界交涉最终以宋神宗弃地百里结束。宋朝界至南移造成河东北部疆土的大面积丧失，“边民数千家坟墓田业皆入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1]6825。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熙宁年间缘边数百余里要地的丧失，自宋太宗时期开始营建的代北缘边堡寨防御体系遭到破坏。“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700余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方外，敌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卒，无所复施。”[1]6825熙宁年间弃地700余里，使得北宋河东路北部防御尽失，为北宋晚期女真自河东路南下亡宋大开方便之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综上所述，在长达4年之久的熙宁划界之争中，沈括是重要参与者。他在分水岭和黄嵬山归属问题上与辽臣据理力争，为宋廷在代北地界之争谈判中争取到一定优势。但朝中“妥协派”势力强大，且宋神宗务求息事宁人，最终宋廷仍放弃了河东北部大片疆土。沈括使辽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将使辽路线及途中见闻撰成《熙宁使虏图抄》和《入国奏请并别录》数篇，对辽朝境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出详实记录，为之后的使节出使辽朝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更为今人研究辽代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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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称.东都事略[M].孙言诚，崔国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075.

[15] 彭山杉.封陲之守：宋辽河东熙宁划界诸层面[D].上海：复旦大学，2012.

注释

① 多位学者对宋辽代北界争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多方面和多角度探讨。例如：陶玉坤《宋辽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贾玉英《宋辽交聘略论》,《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69-172页；林贵荣《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第24-46页等。近年来，参与熙宁划界交涉的关键人物及其事迹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和熙宁划界始末等。

② 据李云根总结，王安石家族与钱塘沈氏有两重姻亲关系：皇祐四年(1052)左右，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娶谢绛之女为妻，而谢绛的母亲与沈括的母亲为亲姐妹，谢绛与沈括为表兄弟，王安礼为沈括的表侄女婿；王安石的季妹嫁给了沈季长，沈括与沈季长之父沈播乃同宗一族。根据辈分，沈季长应该是沈括的族侄。详参《“前附后叛”的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姻亲同僚》,《景德镇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4页。

③ 沈周去世时，沈括回钱塘为父守丧，曾请时为舒州通判的王安石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该墓志铭见于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八《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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