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把磨得油光锃亮的木尺子，最终还是被我放进了一个小木箱里。箱子不大，是我年轻时给儿子周安平钉的，原本装着他零零碎碎的宝贝——弹珠、烟盒纸、还有几块舍不得吃的硬水果糖。如今，里面躺着我这辈子的念想。除了尺子，还有一枚褪了色的劳动模范奖章，一张我和老伴孙玉莲年轻时在公园照的黑白相片，她的辫子又黑又粗，搭在肩上，笑得比天上的日头还亮。
我直起腰，捶了捶酸胀的后背，环顾这间空荡荡的老屋。墙皮剥落得像干裂的土地，露出里头青灰色的砖。屋角的蜘蛛网，在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泛着金色的尘埃。这房子，是我爹传下来的，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娶了玉莲，生了安平和小琴。屋檐下的每一块砖，门槛上的每一道磨痕，都刻着我们一家人的日子。
可如今，人去楼空。
明天，安平就要开车来接我去城里了。他说那里的房子大，有暖气，还有人照顾我。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我这双在泥土和机油里泡了一辈子的脚，踩在城里光亮的地板上，总觉得不踏实，像是踩在云彩上，随时都要跌下来。
我的目光，落在堂屋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上。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1983年的那个夏天，也是在这张桌子旁，一个满身汗味的跑江湖货郎，喝干了一碗凉白开，咂了咂嘴，眯着眼打量着我们的家。临走时，他挑着货郎担站在院门口，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他说：“老哥，你家这房，留不住人。”
当时，玉莲就在我身边，她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我呢，只当是江湖人胡咧咧，没往心里去。可谁能想到，这句轻飘飘的话，竟像一句谶语，成了我后半辈子解不开的疙瘩。
01
1983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大蒸笼。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都给晒得打了卷，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一声比一声高，搅得人心烦意乱。我刚从厂里下班回来，浑身的汗把蓝色的工服浸得深一块浅一块，一进门就把搪瓷缸子里的凉白开灌了个底朝天。
“慢点喝，小心激着。”玉莲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衣裳从里屋出来，额前的碎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她嘴上嗔怪着，眼神里却满是心疼。
“没事，渴死我了。”我抹了把嘴，把缸子往桌上一放，发出“哐当”一声响。
儿子安平正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闺女小琴在一旁玩翻绳，两只小手灵活得像穿花的蝴蝶。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肥皂水味儿和饭菜的香气，这是我最熟悉、也最安心的味道。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就像我车床上旋出来的零件，虽然每天都在重复，但每一个都严丝合缝，稳稳当当。我是红星机械厂八级车工，凭这双手艺，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厂里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周师傅”。我心里头，是踏实的，也是骄傲的。
就在这时，院门口传来一声悠长而熟悉的吆喝：“磨剪子嘞——锵菜刀——”
紧接着，一个挑着货郎担的汉子，探头探脑地朝院里望。他大概五十来岁，一张脸被风吹日晒得像老树皮，黝黑干瘦，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有神，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子精明。
“师傅，家里有剪子要磨吗？针头线脑、雪花膏，啥都有。”他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玉莲正想摆手说不用，我却动了恻隐之心。这大热的天，挑着这么重的担子走街串串，不容易。
“大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吧。”我朝他招了招手。
那货郎也不客气，把担子往墙根下一放，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摘下草帽一个劲地扇风。我让玉莲给他倒了满满一碗凉白开，他接过去，“咕咚咕咚”几口就见了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沙漠里快渴死的人遇上了甘泉。
“谢谢老哥，这水可真救命。”他用袖子擦了擦嘴，开始打量我们家这三间瓦房。
这房子是我爹留下的，虽然旧了点，但被玉莲拾掇得干净利落。院子里种着几株向日葵，开得正旺，像一张张金色的笑脸。
“老哥好福气啊，儿女双全，家里也齐整。”货郎的话匣子打开了，“看您这气色，是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吧？”
“机械厂的，一个臭镟工。”我谦虚了一句，心里却有点得意。
“那可是铁饭á碗，手艺人，到哪都饿不着。”他竖起大拇指，话锋一转，“不过啊，这年头，风向变得快。南边那头，都说下海能发大财，好多人铁饭碗都不要了。”
玉莲听了，撇撇嘴：“那都是投机倒把，哪有安安稳稳上班靠得住。”
我点点头，深以为然。我信奉的是“一技傍身，吃穿不愁”，我爹就是这么教我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不懂，也不想懂。
货郎笑了笑，没再接话。他从担子里摸出一对红色的塑料头绳，递给正在偷看他的小琴：“小闺女，送你的。”
小琴怯生生地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她才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叔叔”。
玉莲过意不去，非要给他钱，他摆摆手硬是不要。歇够了，他重新挑起担子，准备上路。走到院门口，他却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眼神复杂地又扫了一遍我们的房子，从屋顶的瓦片，看到门前的石阶。
他沉默了片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老哥，你家这房，风水倒是不差，就是……”
“就是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你家这房，留不住人。”
说完，他没等我再问，挑着担子，迈开大步，吆喝声渐渐远去，消失在巷子口灼热的空气里。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玉莲面面相觑。玉莲的脸，比院墙上的白灰还要白。我心里也像是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荡起一圈圈不安的涟漪。那句话，像个鬼影子，就这么毫无征兆地闯进了我们安稳的日子里。
02
货郎的话，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扎在了玉莲心里。
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床上烙饼似的。黑暗中，我能听见她压抑着的叹息声。
“你说，那人是不是个疯子，胡说八道的？”她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别瞎想了，一个跑江湖的，嘴里能有什么好话。为了混口饭吃，什么玄乎说什么。”我安慰她，也像是在说服自己，“咱们家好好的，人都在这儿，怎么就留不住了？”
“可我这心里，总觉得瘆得慌。”玉莲把身子往我这边缩了缩，像是要寻求一点暖意，“他说那话的时候，那眼神……就跟能看穿什么似的。”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她往怀里揽了揽。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那货郎的眼神，确实不像个普通的生意人，倒像个算命的瞎子，看得人心底发毛。但我是个党员，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厂里开会天天讲要破除封建迷信，我怎么能被一个走街串串的货郎三言两语就给唬住？
我把这事归结为无稽之谈，强迫自己不再去想。日子，还得照样过。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厂里上班。车间里，机床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机油和铁屑的味道。这味道我闻了快二十年，熟悉得就像自家的饭菜香。我穿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戴上防护镜，站在我的那台“宝贝”车床前，心里的那点不安瞬间就被驱散了。
手里的活儿，是给矿山机械厂加工一批高精度的传动轴。这活儿不好干，图纸上的公差要求是“一丝”，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车间里好几个老师傅试了都直摇头，最后还是落到了我手里。
我定了定神，右手握住操纵杆，左手轻轻搭在转盘上，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旋转的工件和飞速移动的刀头。我的整个世界，都缩小到了这方寸之间。金属摩擦发出“滋滋”的声响，在我听来，比世上任何音乐都动听。一刀下去，分毫不差，亮晶晶的铁屑像瀑布一样飞溅开来。
新来的徒弟马小军凑过来看，一脸的崇拜：“师傅，您这手也太稳了，简直跟长在机器上一样。”
我没理他，直到把最后一个尺寸校对完毕，才摘下眼镜，用沾满油污的布擦了擦额头的汗，淡淡地说：“用心，用脑，手自然就稳了。这活儿，来不得半点马虎，差一丝，整根轴就废了，国家财产就损失了。”
马小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很聪明，学东西也快，就是心有点野。总跟我念叨他哪个老乡去深圳摆地摊，一年就挣了“万元户”的钱。
“师傅，您说，咱们守着这机床，一个月挣几十块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不止一次这么问我。
我总是沉下脸教训他：“小马，你记住了，钱是王八蛋，花了还能赚。手艺是根本，是咱工人的立身之本。把手艺学精了，到哪都有饭吃，心里踏实。”
他嘴上应着“是是是”，眼睛里却闪着不一样的光。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就像玉莲听不进我让她别信那货郎的话一样。
人心，有时候比我车床上的零件还难懂。
日子在机床的轰鸣声和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一天天过去。货郎的那句话，渐渐被我抛在了脑后。玉莲虽然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她心里那根刺还在。她开始变得有些神神叨叨，比如，家里的碗要是谁不小心打碎了，她会紧张半天，嘴里念叨着“岁岁平安”；安平和小琴要是哪天放学晚了点回家，她就会站在巷子口望眼欲穿，坐立不安。
我劝她别自己吓自己，她却红着眼圈说：“我怕，我怕那人说的是真的。我怕这个家，哪天就散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能更努力地干活，想用我这双稳当的手，把这个家牢牢地抓住，让它像我加工出来的零件一样，坚固，精密，永远不会出差错。
那时候的我，太相信自己的手艺了，以为凭着一股子匠人的执拗，就能对抗命运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浪。我不知道，时代这台更大的机器，已经开始缓缓转动，而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只是它上面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即将被卷入一场无法预料的变革之中。
03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安平和小琴像院子里新栽的树苗，不知不觉就蹿高了一大截。安平成了个半大小子，嗓音变得粗嘎，下巴上冒出了淡淡的胡茬。他不再是那个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的乖孩子了，心思活泛得很，整天抱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嘴里时不时冒出几句“信息”、“市场”、“个体户”之类的新鲜词儿。
我知道，这些都是从南边风口上吹来的词。
那股风，终于还是吹进了我们这个安稳的小家。
1988年的秋天，安平高中读了一半，突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郑重其事地宣布：“爸，妈，我不想读书了。”
我夹菜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眉头拧成了个疙瘩：“胡说八道什么？不读书，你想干啥？跟我一样进厂当工人？”
“我才不进厂呢！”安平的脖子一梗，脸上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执拗，“厂里一个月挣几个钱？累死累活，还不够人家老板一天赚的。我要去广东，去深圳！那里遍地是黄金，只要有胆子，就能发大财！”
“发财？你懂个屁！”我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手里的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震得碗碟一阵乱响，“你以为钱是那么好挣的？那是投机倒把，是不务正业！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考个大学，将来分配个好工作，那才是一辈子的正路！”
“什么正路？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平也来了脾气，站起身，脸涨得通红，“爸，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守着你那套老思想。人家都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还抱着你那铁饭碗当宝贝！我不想像你一样，一辈子守着一台破机器，熬白了头，最后能剩下啥？”
“剩下啥？”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自己的胸口，“剩下手艺！剩下安稳！剩下清白！你个小兔崽子，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了？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一天，你就别想那些歪门邪道！”
那天的晚饭，不欢而散。我和安平谁也不理谁，屋子里的空气僵得能拧出水来。玉莲在中间抹着眼泪劝，一会儿劝我别生气，一会儿劝安平听话。小琴吓得躲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为安平只是一时头脑发热。可我低估了他的决心，也低估了那个时代对一个年轻人的诱惑力。
一个星期后的凌晨，我被玉莲的哭声惊醒。
“当家的，你快看，安平他……他走了！”
我心里一沉，急忙起身，只见安平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已经不见了。枕头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安平歪歪扭扭的字迹：
“爸，妈，我走了。对不起，我不想再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你们别找我，等我挣了大钱，一定回来孝敬你们。”
纸条下面，还放着他攒了很久的几块零花钱。
玉莲拿着那张纸条，哭得瘫倒在地，嘴里反复念叨着：“走了……真的走了……那货郎说得对，这房子留不住人……我的儿啊……”
她的哭声，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我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愤怒、失望、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慌，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第一次对我坚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动摇。我以为我能用我的道理、我的威严，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这个家里，拴在我为他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上。可他还是走了，像一只挣脱了缰绳的野马，头也不回地奔向了那个我完全陌生的、充满未知的南方。
这个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口。
那货郎的话，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魔咒，在玉莲的哭声中，再次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
“你家这房，留不住人。”
04
安平的离开，像是在我们这个原本严丝合缝的家里，撬走了一块关键的砖，整个房子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玉莲一下子就病倒了，整日以泪洗面，人也迅速地消瘦下去。她不再念叨安平的不懂事，而是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那个虚无缥缈的“咒语”。她甚至找来了村里的“神婆”，在家里烧香画符，想要“破解”这个家留不住人的“命数”。
我看着屋子里被熏得乌烟瘴气，心里又气又急，却又无计可施。我把那些纸符都撕了，冲她吼：“你这是干什么？搞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儿子是自己要走的，跟房子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玉莲通红着眼睛，像一头被激怒的母兽，第一次对我大喊大叫，“就是那个人咒的！就是这个房子！不然我的安平怎么会好端端地就不要这个家了！周秉德，我恨你！当初要不是你非要留那个丧门星喝水，我们家也不会这样！”
我被她吼得愣住了。这是我们结婚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怨恨。我的心，像是被狠狠地剜了一刀。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恨我，她是心里太苦了，找不到出口。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我上班，她操持家务，照顾小琴，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各自守着自己的心事，中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家里的气氛压抑，我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只有在车间里，听着机床熟悉的轰鸣，闻着那股子机油味儿，我才能暂时忘记家里的烦恼，找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九十年代的风，吹得更猛了。厂里的日子，也一天不如一天。老厂长退休了，新上任的钱厂长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成本”、“效益”、“市场化”。他看不上我们这些老师傅慢工出细活的搞法，引进了几台国外的数控机床。
那机器确实厉害，只要把程序输进去，按一下按钮，零件就“唰唰唰”地自己出来了，又快又标准。我们这些凭经验、凭手感的老师傅，一下子就显得多余了。
马小军早就看清了形势，没等厂里裁员，自己就辞职不干了。他跟几个朋友合伙，在外面开了个小加工厂，专门接一些我们厂里看不上的零散活儿。走之前，他来跟我告别。
“师傅，您也别在厂里熬了。出来跟我干吧，我保证比您在厂里挣得多。”他穿着时髦的夹克衫，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愣头青徒弟的模样。
我摇了摇头，拍了拍身边那台已经有些斑驳的老车床：“我跟它打了一辈子交道，离不开了。再说，我这点手艺，是国家培养的，就得为国家服务。”
“师傅，您就是太实在了。”马小军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少。”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板着脸说：“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我不能要。你记住，自己开厂子，做生意，可以。但有一样，活儿不能糙，不能昧良心。咱手艺人的脸，不能丢。”
马小军郑重地点了点头，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徒弟都出去闯世界了，儿子也走了，好像全世界都在往前跑，只有我还固执地停在原地。
我守着我的老车床，守着我的“手艺不能丢”，可我越来越觉得，我守着的这些东西，正在一点点地被时代淘汰。就像我那台老旧的车床，虽然还能用，还能做出最精密的活儿，但在那些闪闪发亮的新机器面前，它已经成了一个笨重而缓慢的古董。
有一天，钱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笑呵呵地递给我一支烟，说：“周师傅，您是厂里的元老，技术骨干。现在厂里效益不好，想请您这样的老师傅，提前退养，回家享享清福，给年轻人让让路。待遇方面，您放心，绝对亏待不了您。”
我夹着烟的手，微微颤抖。我没抽，把它放在了桌上。
“钱厂长，我今年才五十出头，眼不花，手不抖，还能干。这台车床，厂里除了我，没人能玩得转。只要厂里还需要我一天，我就想继续干下去。”
钱厂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周师傅，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的是效率，是自动化。您那套，是很好，但……有点过时了。”
过时了。
这三个字，像三把尖刀，插进了我的胸膛。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手艺，我赖以生存的根本，就这么轻飘飘地，被判了死刑。
我走出厂长办公室，看着车间里那些忙碌的年轻人和自动运转的机器，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这个我奉献了半生心血的地方，这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一辈子的地方，似乎也开始“留不住”我了。
0.5
小琴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亮色。她不像安平那么叛逆，也不像我这么固执。她安静，懂事，学*成绩一直很好，是我们的骄傲。
安平走了以后，她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会主动帮玉莲分担家务，会在我和玉莲冷战的时候，笨拙地在中间调和。有时候我下班回来，看到她趴在灯下认真读书的侧影，心里会感到一丝慰藉。这个家，总算还有点暖气。
1995年，小琴不负众望，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安平走后，我们家最开心的一天。玉莲拉着小琴的手，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是高兴的泪。我特意去国营饭店，奢侈地买了半只烧鸡，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地庆祝了一下。
席间，玉莲不停地给小琴夹菜，嘴里絮絮叨叨地嘱咐着：“到了上海，要好好照顾自己，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别省着。女孩子家家的，出门在外，要多留个心眼……”
我看着女儿清秀的脸庞，心里既骄傲又失落。骄傲的是，我的女儿有出息，能飞出这个小地方，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失落的是，她这一走，这个家，就更空了。
送小琴去火车站那天，站台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送别和嘱托的场景。小琴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玉莲特意为她做的。她拖着一个*的行李箱，眼睛红红的，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爸，妈，你们回去吧。我会经常给你们写信的。”她哽咽着说。
“照顾好自己。”我千言万语，最终只说出这五个字。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
火车的汽笛长鸣一声，缓缓开动。小琴在车窗里，拼命地向我们挥手，眼泪终于还是决了堤。玉莲再也忍不住，靠在我身上，放声大哭。我搂着她颤抖的肩膀，看着那列绿皮火车越去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天际。
我的心里，也像是被掏空了一大块。
儿子走了，是为了追逐财富。女儿走了，是为了追求前程。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是为了奔向更好的生活。我应该为他们高兴。可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呢？
回家的路上，我和玉莲一路无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单。推开家门，屋子里静悄悄的，再也没有女儿清脆的读书声，也没有她叽叽喳喳的笑声。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院子里的向日葵开了一茬又一茬。可这房子里的人，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玉莲坐在小琴的床上，抚摸着她留下的被褥，喃喃自语：“又走了一个……这个家，真的留不住人……”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一下一下地砸在我的心上。我再也无法用“唯物主义”来麻痹自己，那个货郎的话，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笼罩着我们这个日渐冷清的家。
我开始害怕，害怕下一个离开的，会是谁。
06
小琴离开后，我和玉莲成了真正的“空巢老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日子一下子变得漫长而安静，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厂里的情况每况愈下，订单越来越少，工人们无所事事，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抱怨着微薄的工资和渺茫的前途。钱厂长焦头烂额，整天往外面跑，想拉业务，但收效甚微。
我那台老车床，彻底闲了下来，上面蒙了一层薄薄的灰。我每天还是会去厂里，坐在车床边，用棉纱蘸着机油，一遍一遍地擦拭它，就像在抚摸一个沉默的老朋友。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开动机器，让它空转一会儿，听听那熟悉的轰鸣。只有在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车工周秉德，而不是一个等着被淘汰的糟老头子。
一天，钱厂长兴奋地冲进车间，宣布他拉来一个大单子，是给一家外资企业加工一批出口的精密配件。这个单子，是厂子的救命稻草。但是，对方对质量的要求极其苛刻，图纸上的公差，比我以前做过的最难的活儿还要小。
更要命的是，为了压低成本，钱厂长进了一批价格便宜的钢材。这批钢材的材质并不完全符合要求，韧性和硬度都差了那么一点。用数控机床加工，废品率高得惊人。
全厂的技术骨干都束手无策。钱厂长急得满嘴起泡，最后，他想到了我。
他亲自跑到我的车床边，姿态放得很低：“周师傅，老周，这次……得靠您了。我知道这材料有问题，但只要能把这批活儿交了，厂子就能活过来。您看……”
我拿起图纸，又看了看那批钢材的检测报告，沉默了。我知道，这活儿能干，但要凭几十年的经验和手感，一点一点地“喂”刀，时刻根据材料的细微变化调整转速和进刀量。这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
“干，可以。”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这批活儿，必须由我一个人来做，谁也不能插手。第二，每个零件出厂前，必须由我亲自检验，我签了字，才能算合格。”
“没问题！没问题！”钱厂长喜出望外，连连点头。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吃住在了车间。我把自己所有的心神，都倾注在了那些冰冷的铁块上。我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仔细地倾听着每一块材料在刀口下发出的呻吟，感受着它最细微的“脾性”。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心，都和这台老车床融为了一体。
最终，在交货期限的最后一天，我完成了所有的零件。每一个，都完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在灯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
钱厂长拿着游标卡尺，一个个地量，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惊喜。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周，您……您真是我们厂的宝贝！是我们厂的定海神针！”
那一刻，我心里的郁结之气，仿佛一扫而空。我证明了，我的手艺没有过时，我的坚守，是有价值的。
然而，这批货款，并没有能挽救这个积重难返的老厂。几个月后，厂子还是宣布破产了。我们这些老工人，拿到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从此就跟这个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再无关系。
办理离厂手续那天，我最后一次走进那个熟悉的车间。我的老车床，已经被当成废铁，贴上了封条，准备拉走。我走过去，用手掌摩挲着它冰凉的机身，上面还残留着我的体温和熟悉的机油味。
我站了很久，直到夕阳的余晖从破旧的窗户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我一辈子都在和各种各样的“家”打交道。我出生的家，我成家立业的家，还有这个我当成另一个家的工厂。可到头来，它们一个一个，都离我而去。
我终于也被这个“家”，给“赶”了出来。
我离开了工厂，成了一个彻底的闲人。我像一棵被刨了根的老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方向和支撑。
07
失去了工作的支撑，我的整个世界都垮了。我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对着墙壁发呆。玉莲看我这样，心里着急，却也不知道怎么劝我。我们之间的沉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重。
安平偶尔会从广东打电话回来，电话里，他总是意气风发，说着他的生意经，说着他又赚了多少钱。他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说的那些，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家看看，他总说忙，等过年的。可一年又一年，他从未在过年时回来过。
小琴倒是经常写信，信里说着她在大学里的生活，说着上海的繁华。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是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遥远的故乡。
这个家，只剩下我和玉莲两个老人，守着一屋子的冷清和回忆。
玉莲的身体，是在那年冬天彻底垮掉的。她年轻时落下的风湿病，加上多年的操劳和忧心，让她的身体像一栋被蛀空了的老房子。她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整夜整夜地咳嗽，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医生看着片子，摇了摇头，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是肺上的毛病，晚了。老人家想吃点什么，就给她吃点什么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扶着医院走廊冰冷的墙壁，才没有瘫倒下去。
我不敢告诉玉莲实情，只骗她说是老毛病，要好好休养。我开始学着做饭，学着照顾她。我把一辈子的耐心和细致，都用在了她身上。我笨手笨脚地给她熬粥，给她按摩浮肿的双腿，给她讲我年轻时在厂里出的糗事，想逗她笑一笑。
可她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眼神空洞。
“秉德，”有一天，她突然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没有一丝力气，“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呢？”
我握紧她的手，想给她一点温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辈子，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什么大本事。就想着，把你们爷儿仨伺候好，把这个家守好。”她喘着气，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可到头来，安平走了，小琴也走了，你也不去厂里了……这个家，还是散了……是我没用，我没能留住你们……”
“别说了，玉莲，别说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我们紧握的手上，“不怪你，都不怪你……是我，是我没本事……”
玉莲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凄然的笑：“秉德，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有本事的师傅。只是……只是这世道，变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
她顿了顿，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我走了以后，你就去跟安平住吧。别一个人守着这空房子，太冷清了……”
那个冬天，特别冷。玉莲在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安静地走了。她走的时候，很安详，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仿佛是去做一个不再有病痛和忧愁的好梦。
我给她穿上早就备好的寿衣，给她梳好头。我看着她那张苍老而安详的脸，几十年的夫妻生活，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过。从她穿着红嫁衣进门，到我们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再到她为我深夜回家温在锅里的那碗热汤……
这个世界上最懂我、最疼我的人，也走了。
这个房子，最后的一点人气和温暖，也随着她的离开，被彻底抽走了。
我一个人，守着这栋空荡荡的老屋，守着一副冰冷的棺木，等着远方的儿女回家。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作真正的“留不住人”。不是房子不好，不是命不好，是生老病死，是世事无常，是任凭你使出多大的力气，也无法挽留的别离。
08
安平和小琴都回来了。
安平是开着一辆黑色的、亮得能照出人影的轿车回来的。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大老板，却也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疲惫和陌生。小琴也从上海赶了回来，她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一家外企工作，说话轻声细语，带着些许上海口音。
他们跪在玉莲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我知道，他们是真心难过，可这份迟来的悲伤，却再也换不回那个为他们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丧事办得很体面，安平花了不少钱。乡亲们都说，周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儿子，周秉德后半辈子有福享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却空落落的。
办完丧事，安平和小琴留下来陪了我几天。我们父子（女）三人，坐在那张八仙桌旁，却相对无言。他们聊的是股票、是市场、是公司里的勾心斗角，我一句也插不上嘴。我跟他们说起厂里的旧事，说起我和玉莲年轻时的日子，他们也只是礼貌性地听着，眼神里却透着一丝茫然。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隔着两个世界。
临走前，安平把一张银行卡塞给我：“爸，这里面是些钱，您拿着花。等过段时间，我把公司的事安排好，就接您去广东养老。”
小琴也说：“爸，您要是不想去广东，就来上海。我租个大点的房子，我们一起住。”
我看着他们，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走了。安平的黑色轿车卷起一阵尘土，消失在巷口。小琴也坐上了去县城火车站的班车。
这个家，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开始整理玉莲的遗物。她的衣服，她的针线笸箩，她用过的梳子。每一样东西上，都还残留着她的气息。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小心地收进箱子里。在整理一个旧柜子时，我翻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相框。
相框里，是我们一家四口唯一的合影。那是1983年的夏天，就在那个货郎来过之后不久，我们去县城的照相馆拍的。照片上的我，穿着干净的工服，胸前别着劳动模范的奖章，笑得憨厚而自豪。玉莲抱着还扎着羊角辫的小琴，安平站在我身边，咧着嘴，露出一颗掉了的门牙。我们一家人，紧紧地挨在一起，背景是照相馆里画着山水风景的幕布。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这个家，是完整的，是温暖的。
我拿着相框，呆呆地坐了很久。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拉出一道道光柱。
我忽然就想明白了。
那个跑江湖的货郎，他或许不是什么神算，也不是什么骗子。他只是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过来人。他看透的，或许不是我们这栋房子的风水，而是那个正在悄然改变的时代。
他说“这房，留不住人”，说的不是我们这三间瓦房。
他说的是安平那颗向往外面世界、不甘于平凡的心，是时代的大潮，必然会把他这样的年轻人卷走。
他说的是小琴，她要读书，要上大学，知识会给她一双翅膀，让她飞向更远的天空，这个小地方，自然也留不住她。
他说的是我，我所坚守的工厂、我所信奉的手艺，在新的时代浪潮面前，终究会被淘汰，我也会被我赖以生存的“家”——工厂，给“推”出来。
他甚至说的是玉莲，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生老病死。岁月流逝，生命终有尽头，再牢固的房子，也留不住一个要走的人。
“留不住人”，这哪里是什么咒语，这分明就是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中国家庭，最真实、也最无奈的命运写照。孩子们要远走高飞，老人们要固守家园，旧的观念要被新的思想所冲击，安稳的生活要被变革的阵痛所取代。
这不是一栋房子的宿命，这是一个时代的宿命。
我摩挲着相框上家人温暖的笑脸，几十年的委屈、不甘和困惑，在这一刻，仿佛都释然了。
眼泪，无声地滑过我满是皱纹的脸颊。
09
第二天，安平的电话就打来了，他说已经安排好了，让我收拾东西，他过两天就开车回来接我。
我答应了他。
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是那些承载着我一辈子记忆的老物件。我把那把用了几十年的木尺子，放进了安平小时候的那个木箱里。这把尺子，量过无数的零件，也量过安平和小琴的身高。它是我这辈子安身立命的家伙，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见证。
我把一切都收拾妥当，最后一次打扫了这个家。我擦亮了八仙桌，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就像家里马上要有客人来一样。我给院子里的那几株向日葵浇了最后一次水，它们依旧开得那么灿烂，仿佛不知道离别将至。
一切都弄好之后，我搬了张小凳子，坐在院门口，就像很多年前，我等着下班的父亲，等着放学的孩子一样，等着我的儿子来接我。
巷子里很安静，偶尔有邻居路过，会停下来跟我说几句话。
“周师傅，要进城享福去啦？”
我笑着点点头：“是啊，老了，该歇歇了。”
安平的车，在傍晚时分，准时出现在了巷口。他下了车，帮我把那个小木箱搬上后备箱。
“爸，都收拾好了？”他问。
“好了。”我答道。
我最后环顾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院子。屋顶的炊烟，门前的老槐树，墙角的青苔……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这里有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家庭。这里埋藏着我所有的欢乐和悲伤。
我掏出钥匙，锁上了那扇斑驳的木门。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发出“咔哒”一声清脆的响声。这一声，仿佛锁住的不是一扇门，而是我的整个前半生。
我把钥匙放在门框顶上那个只有我们自家人知道的砖缝里。或许有一天，小琴会回来看看，或许……
我转过身，不再回头，一步一步，走向安平的车。
车子缓缓启动，驶出狭窄的巷子。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栋青砖灰瓦的老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拐角处。
车里放着我听不懂的流行音乐，安平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说着他公司里的事，说着城里生活的便利。我静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
我的目光，投向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我知道，我正在离开我的“根”，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许我会不*惯，也许我会孤独，但就像玉莲说的，人不能总守着空房子。
那个货郎的话，我终于不再耿耿于怀。
人，总是要往前走的。家，或许不在于一栋房子，不在于一处地方。只要心里的念想还在，只要那些爱过我们、我们爱过的人还活在记忆里，家，就永远不会散。
我这辈子，做过最精密的零件，守过最严格的规矩，也经历了最深刻的离别。我没能留住我的儿子，没能留住我的女儿，没能留住我的工厂，也没能留住我的妻子。
但我守住了我的良心，守住了我作为一个手艺人的本分。
这就够了。
车子汇入了通往城市的宽阔大道，前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连成一片璀璨的星河。我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仿佛都沉淀了下来，心里，竟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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