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故事从一张发黄的毕业照讲起，像极了旧磁带里忽远忽近的鼓点。
翻照片的人，就是当年的我。二十多张笑脸，背景是1994年那所“包分配”的农机学校。那年，我拿着全校第一的成绩离开山沟，背后还有母亲借来的四百多块学费和一头待售的黑猪。
对农村孩子而言，“跳农门”只有两招：考学，或者掏钱改户口。
钱我们拿不出，所以只有书。
县城到地区城要倒三次车，再坐一趟摆渡。母亲把行李往校门口一放就匆匆离开。她怕耽搁我，也怕自己在车站算学费时露馅。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六十多里，心里却觉得天亮了。
入学分专业，全靠“抓阄”。我被塞进水电站班，没人知道这门课将来干什么，但大家都信：四年后制服、领带、铁饭碗，一样不会少。于是日子像春游。二十多门课听一半，另一半时间打球，看山水，用廉价傻瓜机咔嚓留影。相机快门慢，可阳光很快，谁也没想到它会突然收手。
1996年拐点来了。学校招来一些成绩平平的老乡，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不再写“包分配”四个字。原来国家推行市场化就业，指标开始缩水。我们被迫见识另一种词语：推荐自谋。
1998年，人事部正式叫停中专统分，旧制度终局确凿。
同学里有人直接南下广东，有人抱着教材参加自考，大一点的学长更早悟透，早就骑单车跑电大点名了。我却跟着另一个同乡去果园挖沟铺滴灌，一身泥，心里发凉。
毕业典礼像晚秋的庙会。有人抱吉他唱得撕心裂肺，有人哭着交换家庭电话，更多的人摊开纸写简历。县里说“可能还有名额”，我信了。那一年我在家乡等招考，两百个人抢五个编制，岗位要求“专科以上”。公告贴出那刻我才硌疼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跟学长一起自考？
考不上，就自己想辙。给建筑队拌过水泥，去镇上的小网吧收过卡费，也在电子厂夜班盯过焊台。那时我明白，农村孩子提前体验的是“计划崩塌”这门必修课。
同学散作四方，命运像被拨乱的算盘。
有人混体制，十多年后升到处级；有人在国企破产前跳船做贸易，如今身价千万；有人继续读到研究生，靠文凭留在大城市。也有人回村承包土地，用滴灌系统把一片荒丘变成果园，年销售比一座小厂还高。结局不同，底色相似：都被那场政策转弯逼着加速。
再回头看，中专并非保险柜，只是一座窄桥。90年代的“分配”，像过期保修卡，抓得再紧也不再生效。真正能留住的，反而是那段逼人转弯的慌张：你学会查政策，学会考证，学会和环境相互改写。
生物学家说：“强者不是最壮的，而是最快适应的。”
这句话当年听不懂，如今却常在耳边回响。它提醒我，命运落下一粒尘埃，你要么被压成雕塑，要么顺势长出新的枝桠。
我把那些老照片装进新的塑料袋，袋口不封死。孩子问我：“爸爸，中专是什么？”我笑说：“一张过站票。”
车不会为谁久停，懂得换乘，比拥有“直达”车票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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