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的时候，我正戴着老花镜，费力地给一个进口泵的轴承上油。那玩意儿精贵，比伺候人还麻烦。我掏出手机，屏幕上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省城。我心里咯噔一下，划开接听键，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儿仿佛顺着听筒就钻进了我的鼻腔。

“喂，请问是高明远先生的家属吗？我是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护士。”

高明远，我舅舅。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从别人口中听到了，久得像上个世纪的旧报纸，压在箱子底，以为再也不会翻出来。

“我是他外甥，李卫东。我舅……他怎么了？”我的声音有点干。

“病人突发脑梗，送来的时候情况不太好，现在暂时稳定下来了，在神经内科302病房。他手机里紧急联系人就您一个，您看……”

护士的话很客气，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潜台词：人在这儿，没人管，你们家属赶紧来人。

挂了电话，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重新灌满耳朵，我却觉得四周静得可怕。舅舅，那个曾经在我们家族里如雷贯耳、说一不二的人物，那个家里门槛快被踏破、逢年过节送礼的车能在楼下排起小队的舅舅，怎么会沦落到住院要护士来通知我这个远房外甥的地步？他的儿子，我的那些表哥表姐们呢？那些削尖了脑袋想跟他攀亲戚的人呢？

我的心，像那颗被我小心翼翼擦拭的轴承，被一种冰冷黏腻的东西糊住了，转不动了。

01

“你舅舅住院了？”妻子方慧一边把刚出锅的拍黄瓜往桌上端，一边问我，筷子在盘沿上磕出一声脆响。

我“嗯”了一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没什么胃口。灯光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老墙上。这套住了快二十年的房子，跟我们俩一样，旧了，但也踏实。

“脑梗，在省城一院。”我补充道。

方慧的筷子停在半空，眉头拧了起来：“那……建社哥呢？他儿子不管？”

高建社，我大表哥，舅舅唯一的儿子。我摇摇头，把护士的话学了一遍：“手机里紧急联系人就我一个。”

这话一出口，屋子里的空气都好似凝固了。方慧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给我夹了一筷子黄瓜。我知道她心里也在犯嘀咕。我们这个大家族，关系就像一张蜘蛛网，看着千丝万缕，其实真正结实的，没几根。而舅舅，曾经是那只稳坐蛛网中心的蜘蛛。

他年轻时是厂里的技术大拿，后来不知怎么走了运，一步步提干，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官不大，但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已经是需要仰望的存在了。我爹妈去得早，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跟舅舅家走动不算多。他太威严，不苟言笑，我见了他总有点怵。记忆里，他家的客厅永远坐着人，一个个脸上都堆着谦卑的笑，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低八度。而舅舅就坐在主位上，端着个搪瓷茶缸，偶尔呷一口，说一句话，别人就得竖着耳朵听半天。

那时候，亲戚们提起舅舅，腰杆都挺得直些，仿佛他身上的光，也能分给他们一些。谁家孩子要上学，谁家想换个轻省点的工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舅舅。当然，大多是无功而返，舅舅有个怪脾气，公事上六亲不认，谁说情都不好使。为此，没少得罪人。可大家嘴上抱怨，脚下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往他家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那……咱们去看看？”方慧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试探。

我抬头看她。灯光下，她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我们俩都是普通工人，我是厂里的维修钳工，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后来厂子倒闭，就在超市做了理货员。日子过得不宽裕，请一天假，就少一天的工钱。省城来回一趟，车票、吃喝，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心里像压了块磨盘，沉甸甸的。说实话，我对舅舅的感情很复杂。敬畏多于亲近。他帮过我，但也就那么一次。那年我刚技校毕业，分配的岗位又苦又累，看不到前途。我硬着头皮去找他，他听完我的诉苦，一句话没说，只是从书柜里翻出一本磨破了皮的《机械原理》，扔给我：“把这玩意儿吃透了，到哪都有饭吃。别总想着走捷钟，那玩意儿不响。”

后来，我真就凭着一股子犟劲，啃下了那些枯燥的图纸和公式，成了厂里离不开的技术骨干。我知道，舅舅那句话，比他给我安排个好岗位管用一辈子。这份恩情，我记着。可这些年，他位高权重，我们这些穷亲戚，也不好意思总去叨扰。一来二去，就生分了。

“去吧。”我下了决心，“不管别人去不去，咱们得去。做人，不能忘本。当年要不是他那句话，我可能早就跟厂里那帮小子一样，混日子，下岗了都不知道咋活。”

方慧点点头，眼里有了光：“那我明天去跟主管请个假。你手机里有建社哥的电话吧？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别咱们冒冒失失跑过去，人家家里人都在呢。”

她总是这么周全。我找出那个存了很久却几乎没拨过的号码，心里七上八下的。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在酒桌上。

“喂？哪位？”高建社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建社哥，我是卫东。”

“卫东？哦哦，想起来了。有事？”他的语气很疏离，仿佛我们不是表兄弟，而是两个刚交换了名片的陌生人。

我把舅舅住院的事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是一声故作轻松的笑：“嗨，老爷子身体硬朗着呢，小毛病，惊动你干啥。我这边正忙着一个大项目，实在抽不开身。这样，你先去医院看看，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医药费你先垫着，回头我转给你。”

“嘟嘟嘟……”

电话被干脆地挂断了。我举着手机，半天没回过神来。那句“医药费你先垫着”，像一根细小的针，扎在我心上。这不是钱的事。这是态度。自己的亲爹躺在医院，他这个做儿子的，竟然云淡风轻地说“小毛病”，竟然让我这个外人去“先看看”。

方慧看着我的脸色，轻轻叹了口气：“别想那么多了。他忙，咱们闲。咱们去看，求个心安理得。”

我点点头，心里却堵得更厉害了。这已经不是心安理得的事了。我隐隐觉得，舅舅这次生病，恐怕没那么简单。蛛网中心的蜘蛛倒下了，那些曾经攀附在网上的，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02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和方慧就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水的混合气味，哐当哐当的节奏，摇得人昏昏欲睡。方慧靠在我肩上，手里还攥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她连夜煮好的茶叶蛋和几个馒头。她说医院的东西贵，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思绪也回到了过去。我其实是有点怕舅舅的。小时候去他家拜年，别的孩子都能拿到压岁钱，他却总喜欢考我九九乘法表，背不出来，不仅没钱拿，还要挨一顿训。他总说：“男孩子，脑子里得装东西，不能光想着装钱。”

那时候我不懂，觉得他就是不疼我。直到那次，我十六岁，第一次跟着师傅学徒，拆一个旧机器，不小心被弹出来的弹簧划伤了手，血流不止。师傅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恰好舅舅来厂里检查工作，看见了，二话不说，脱下他那身干净的干部服，撕下一块布条，利索地给我包扎止血。他的手很大，很稳，带着一股子机油和烟草混合的味道。他一边包扎，一边沉声说：“怕什么？干这行的，手上没几个疤，能叫老师傅？”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那张严肃的脸，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他不是不疼我，只是他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给你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块能让你以后自己挣糖果吃的石头。

到了省城一院，已经是中午了。我们俩提着大包小包，在迷宫一样的住院部里绕了好几圈，才找到神经内科。302病房在走廊尽头，是个三人间。我们到门口时，一眼就看到了靠窗的那个床位。

舅舅躺在那里，身上盖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显得格外瘦小。他闭着眼睛，嘴巴微微张着，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插着鼻氧管，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床头的监护仪滴滴答答地响着，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宣告着一个强悍生命的衰落。

那个曾经挺拔如松、眼神锐利如鹰的男人，如今就像一座被风雨侵蚀了千年的石像，只剩下沉默的轮廓。

病房里另外两个床位的病人和家属，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一个大妈小声问：“你们是高老的家属啊？可算来人了。高老都住进来两天了，就没见个亲人来过。”

我的脸瞬间就红了，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方慧连忙放下东西，对人家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们走到床边，舅舅似乎听到了动静，眼皮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浑浊，像蒙了一层雾，看了我们半天，才认出来。

“卫东……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嘶哑干涩，像是破旧的风箱，拉一下，响一下。

“舅，我来看看你。”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你感觉怎么样？”

他想抬手，却使不上力气，只是手指动了动。方D慧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轻声说：“舅，我们来了，你别急，慢慢养着。”

舅舅的嘴唇哆嗦着，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丝水光。他转动眼珠，在病房里扫了一圈，像是在找什么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询问。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你儿子忙着大项目，顾不上你？说那些亲戚，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怕他听了，心里难受。

“建社哥……他出差了，让我先过来看看。”我撒了个谎，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难受得紧。

舅舅听了，眼神里的那点光，又黯淡了下去。他缓缓闭上眼睛，没再说话，只是那微微颤抖的眼角，泄露了他所有的失望。

方慧去护士站问了情况，又去打了热水，回来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们走到走廊上。

“医生说，舅舅这次是急性脑梗，幸亏送来得及时，不然就危险了。现在命是保住了，但右半边身子活动不便，说话也不利索，得长期做康复治疗。”方慧的声音压得很低，“护士说，送舅舅来的是个邻居，办了住院手续就走了。这两天，都是护工在照顾，连个换洗衣服的人都没有。”

我靠在墙上，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直咳嗽。

“我再给那些人打个电话。”我咬着牙说，掏出手机，翻出通讯录里那些标注着“表哥”、“表姐”、“姨夫”的号码。

第一个打给二姨家的表姐，周琴。她家当年开饭店，舅舅没少去“视察”，给她撑场面。电话接通了，她一听是我，语气倒是热情：“哎呀，卫东啊，稀客稀客。怎么想起给姐打电话了？”

我说舅舅住院了。

电话那头的热情瞬间冷却了：“啊？住院了？什么时候的事？哎哟，真不巧，我这几天正带着孩子在海南旅游呢，回不去啊。你舅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脾气又臭又硬，我们去看他，他还得嫌我们烦呢。行了行了，有你这个大外甥在，我们就放心了。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啊！”

第二个打给三叔家的堂弟，高伟。他能进供电局，听说是舅舅给当时的局长递过一句话。

“哥，我听说了。唉，人老了，都这样。可我这……真走不开啊。我们单位最近搞绩效改革，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请一天假，全月的奖金都得泡汤。再说了，我爸妈身体也不好，我得照顾他们。他有儿子，哪轮得到我们这些侄子辈的操心。”

第三个，第四个……

每一个电话，都像是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理由千奇百怪，忙、走不开、身体不舒服、孩子要考试……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去。

他们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担忧和关切，只有急于撇清关系的冷漠和不耐烦。仿佛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不是曾经给过他们或多或少帮助的亲人，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麻烦。

我把手机捏得咯咯作响，最后，拨通了高建社的电话。这次，他接得很快。

“又怎么了？”他的语气很不善。

“我问你，爸住院了，你到底管不管？”我压抑着怒火，一字一句地问。

他冷笑一声：“管？我怎么管？我在几千公里外的深圳谈几千万的合同，你让我飞回去给他端屎端尿？李卫东，你别咸吃萝卜淡操心。我爸那点退休金，加上医保，死不了。你愿意献殷勤，你就献，别来烦我！”

说完，他又一次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走廊尽头，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生疼。我忽然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疏忽或者忙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遗弃。

03

我和方慧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最便宜的日租房，一张床，一个小桌，连个窗户都没有，空气里都是潮湿发霉的味道。但这样，总比每天来回跑方便。

白天的看护，比我想象的要累得多。舅舅因为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喂饭是个精细活，得把饭菜用勺子碾碎，一小口一小口地喂，慢了，他着急，快了，又怕他呛着。方慧比我有耐心，她总是带着笑，一边喂，一边跟舅舅说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就像在哄一个孩子。

“舅，您尝尝这个冬瓜，我炖得烂烂的，好克化。”

“今天天儿不错，等您好点了，卫东推您出去晒晒太阳。”

舅舅大多数时候只是听着，偶尔从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嗯”声。但他看着方慧的眼神，是柔和的，带着一丝依赖。

最难的是处理大小便。我一个大男人，干惯了粗活，可第一次给舅舅换尿布的时候，还是窘得满脸通红。那是一种混杂着羞耻、心酸和无奈的复杂感觉。我看着他那曾经充满力量、如今却无力垂着的身体，心里堵得说不出话来。他察觉到了我的不自在，把脸扭向一边，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屈辱和难堪。

“卫东……让你……见笑了……”他费力地吐出几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都压下去，手上动作尽量麻利些：“舅，说啥呢？谁都有老的时候。我小时候，你还给我擦过屁股呢，我都不记得了，我奶奶说的。”

我这是瞎编的，但舅舅听了，紧绷的身体似乎放松了一些。

晚上，方慧留在医院陪夜，我回日租房休息。躺在那张硬板床上，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我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舅舅白天那个屈辱的眼神。

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县里发大水，我们住的平房区全淹了。奶奶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高处跑。就在我们快被洪水冲走的时候，是舅舅，当时还是个小小的车间主任，带着厂里的几个工人，划着一个用大油桶改造的筏子，在齐腰深的水里找到了我们。他把我扛在肩膀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肩膀那么宽，那么稳，像一座山。

回到他家，舅妈给我们煮了姜汤，拿了干净衣服。高建社那时候也就比我大几岁，看着我这个“落汤鸡”，一脸嫌弃。舅舅一瞪眼，呵斥道：“看什么看？这是你弟弟！把你的新背心拿出来给他穿！”

高建社不情不愿地拿出他最喜欢的一件印着变形金刚的背心。我穿上那件带着肥皂香味的背心，心里暖烘烘的。那天晚上，我就睡在舅舅家的小沙发上，听着窗外的风雨声，一点都不害怕。

可现在，这座山，塌了。而那个曾经被他庇护过的表哥，却连看他一眼都不愿意。

日子就在这种喂饭、擦身、按摩、倒尿的循环中一天天过去。亲戚们那边，再也没有一个电话打来，仿佛高明远这个人，已经在他们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有一天，我正给舅舅按摩萎缩的右腿，他的主治医生张大夫来查房。张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很负责，每天都来问问情况。

她检查了一下舅舅的瞳孔反应，又看了看监护仪上的数据，对我说：“恢复得还不错。叔叔的意志力很强，这是好事。”

顿了顿，她又有些迟疑地问：“小李，你叔叔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有些治疗方案，还有后续的康复计划，需要跟他们沟通。”

我尴尬地笑了笑：“他儿子……在外地，工作特别忙。”

张大夫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也有了然。她见过的病人多了，这种事，恐怕没少见。

“再忙，亲爹生病了，也该回来看看。”她叹了口气，没再多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辛苦你们了。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张大夫走后，病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隔壁床的大爷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忍不住开了口：“小伙子，不是我多嘴。你这个舅舅，以前是不是当官的？”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大爷“啧”了一声：“这就对了。我跟你说，这种事我见多了。当官的时候，门庭若市，一个个都跟哈巴狗似的围着你转。等退了休，没了权，再一生病，需要人伺候了，嘿，你再看，跑得比谁都快。为啥？以前围着你，是想从你身上捞好处。现在你成累赘了，谁还愿意沾边？这叫‘人走茶凉’，不对，这茶还没走呢，人就先凉透了。”

大爷的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锉刀，一下一下地锉着我的心。话糙理不糙。

舅舅一直闭着眼，像是睡着了。可我知道，他都听见了。他的手指，在被子下面，死死地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这个一生要强、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此刻正用他唯一能动弹的左手，维护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04

舅舅的情绪明显低落了下去。他开始不配合吃饭，方慧喂到嘴边，他总是扭过头去。话也更少了，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三五个字，只是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我和方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张大夫说，脑梗病人，最怕的就是失去求生意志，一旦精神垮了，身体也跟着垮得快。

那天晚上，方慧留在医院，我一个人回出租屋。路过一个旧书摊，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昏黄的灯光下，一堆堆泛黄的旧书散发着霉味。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机械制图》，和我当年技校用的那本一模一样。

我心里一动，买下了那本书。

第二天，我带着书去了医院。方慧正在给舅舅擦脸，见我来了，对我摇了摇头，示意舅舅又不肯吃饭了。

我走到床边，没提吃饭的事，而是把那本《机械制图》放在了他的枕边。

“舅，你看我淘到个啥。”

舅舅的眼珠动了动，瞥了一眼那本书，没什么反应。

我自顾自地翻开书，指着一幅三视图，故意说：“这个主视图，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条线是虚线呢？按理说，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实线才对啊。”

我学了十几年钳工，这点基础知识怎么可能不懂。我就是故意说错，想激起他的反应。

果然，舅舅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似乎想说什么，但话说不出来，急得脸都涨红了。

他用左手颤抖着指了指那条线，又指了指旁边的俯视图，嘴里含糊地念着：“里……里面……看不见……”

“里面？看不见？”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哦！我明白了！这条线代表的是内部轮廓，因为被外面的挡住了，所以是虚线！对不对，舅？”

他费力地点了点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久违的神采。那是一种老师傅看到笨徒弟终于开窍了的欣慰，一种知识被尊重的满足感。

我趁热打铁，又翻到一页，指着一个复杂的零件图：“舅，那这个呢？这个叫什么‘公差’的，到底有啥用？我们厂里现在新来的大学生，天天把这个挂嘴边，我听得云里雾里的。”

舅舅的呼吸急促了一些，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精……度……配……合……”

“精度？配合？”

就这样，一问一答，我像个求知若渴的学生，他像个诲人不倦的老师。我们讨论着锥度、螺纹、齿轮模数……这些冰冷的专业术语，此刻却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暖的沟通桥梁。

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方慧端着温好的饭走过来，笑着说：“两位老师傅，下课了，该吃饭了。”

我把勺子递到舅舅嘴边，说：“舅，你教了我半天，都讲饿了吧？先吃了饭，下午我再向您请教。”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顺从地张开了嘴。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带着那本《机械制图》去病房。有时候，我还会带上我工作时画的草图，故意在上面留几个错误，让他来“批改作业”。他每次都能精准地指出我的问题，虽然话说不清楚，但眼神里的那种权威和自信，又回来了。

他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饭量增加了，也开始愿意配合护士做一些简单的康复动作。

有一天，他精神头不错，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件事。

原来，他退休后，高建社就一直撺掇他，想让他利用以前的老关系，帮忙拿下一个市政工程项目。高建社找的那个合作方，名声很不好，是靠偷工减料起家的。舅舅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这种事，当场就拒绝了。

“他……他说我……老古董……挡他财路……”舅舅说起这个，情绪很激动，呼吸都变得粗重，“我……我当官……没给家里……捞什么……但……也没给国家……丢人……”

他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哭了。

我终于明白了症结所在。高建社不是不孝，他是恨。他恨舅舅的“不通人情”，恨舅舅的“顽固不化”，恨舅舅没有利用权力为他铺就一条金光大道。而其他的亲戚，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年从舅舅这里“好处”捞得太少，甚至因为舅舅的“铁面无私”而吃过亏，所以积怨已久。如今舅舅倒下了，他们正好就坡下驴，把所有的不满和冷漠，都发泄了出来。

我握着舅舅的手，轻声说：“舅，你没做错。人这辈子，求的就是个心安。钱是好东西，但有些东西，比钱金贵。”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欣慰。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是懂他的。

05

在医院待了快一个月，我和方慧带的钱已经见底了。厂里那边，我的岗位早就有人顶了，主任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再不回去，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方慧超市的工作也悬了。主管说了，再不回去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天晚上，我和方慧在医院的楼梯间里，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卫东，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方慧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欠了邻居两千块钱。小宝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咱们得回去上班了。”

“回去？那舅舅怎么办？”我烦躁地抓着头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跟高建社他们有什么区别？”

“可我们不是高建社！他有钱，他可以请最好的护工！我们呢？我们连自己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方慧的眼泪掉了下来，“卫东，我不是心疼钱，也不是怕累。我是怕，我们这个家，被拖垮了。”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是啊，我们是普通人，有自己的小家要养，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凭什么要为别人的不孝来买单？

可一想到舅舅那双依赖我们的眼睛，我就说不出“走”这个字。

“再……再等一个星期。”我近乎哀求地说，“等他情况再稳定一点，我……我就回去。”

方慧看着我，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擦干了眼泪。

回到病房，舅舅已经睡了。看着他安详的睡颜，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开始怀疑，我的坚持，到底是对是错？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太不顾现实了？

就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厂里的老师傅，周伯。

“卫东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周伯的声音很急切，“车间里新来的那台德国机床，没人玩得转。那帮小年轻，就知道对着电脑点鼠标，真到了动扳手的时候，一个个都抓瞎。昨天又搞坏了一个刀头，好几千块钱呢！”

听着周伯的抱怨，我眼前浮现出车间里那熟悉的场景：飞溅的铁屑，轰鸣的机器，还有那股子独特的机油味。那是我的战场，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忽然想起了舅舅跟我说过的，他年轻时候当工人的事。他说，那时候，一个八级钳工，比厂长还受人尊敬。因为你手里有绝活，谁都替代不了。一个零件，图纸上要求的光洁度是7，你能给它做到8，甚至9，这就是本事。这种本事，不是靠嘴皮子，是靠成千上万次的练*，靠手上的老茧，靠心里的那份敬畏。

“周伯，您放心，我过几天就回去。”我对着电话说。

挂了电话，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找到张大夫，问了舅舅后续的康复治疗方案。张大夫说，最好是能转到专业的康复医院，但费用很高。如果在家做康复，效果会差一些，而且需要家人极大的耐心和精力。

我沉默了。高额的费用，我们承担不起。

就在这时，舅舅醒了。他好像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拉住我的手，指了指他自己，又指了指家的方向，嘴里含糊地说：“回……家……”

我看着他，他眼神很坚定。

我明白了，他不想再拖累我们了。

我跟方慧商量了一晚上。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舅舅接回我们家。

这个决定，无异于在我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但看着方慧那虽然疲惫却依然支持我的眼神，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没事，”方慧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大不了，我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换你。康复的那些动作，咱们跟着视频学。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妻子，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光。那是一种普通劳动妇女身上最坚韧、最善良的光。

06

办理出院手续那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缴费窗口的护士告诉我，舅舅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已经有人结清了。

我当时就懵了。我问是谁，护士查了一下，说是一个叫“高建社”的人，通过网上银行转的账。

我拿着缴费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欣慰？他总算还认这个爹。是愤怒？他以为用钱就能弥补一切吗？还是悲哀？亲情在他们那里，已经可以明码标价，随时结算了。

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总算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们没有声张，默默地办了手续，用剩下的钱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准备把舅舅接回我们那个小县城。

东西都收拾好了，我推着轮椅上的舅舅，准备离开。在医院大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个人。

是高建社。

他瘦了，也憔悴了，一身名牌西装，却穿得皱皱巴巴，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看到我们，愣住了，眼神躲闪，不敢看轮椅上的舅舅。

“爸……”他低低地叫了一声。

舅舅把头扭向一边，没理他。

“你……你们要带他去哪？”高建社问我，语气里带着一丝质问。

“回家。回我家。”我平静地回答。

“回你家？”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们家那小破地方，怎么住？护工请了吗？康复器材买了吗？你们养得起吗？”

“养不养得起，不劳你操心。”我的火气也上来了，“你这个当儿子的，在你爸住院一个多月的时候，连面都没露过，现在倒有脸来质问我们了？”

“我……”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有二十万，密码六个八。算是我……是我孝敬爸的。你们把他送回老家的房子，我给他请最好的护工。”

我看着那张卡，就像看着什么脏东西一样。我把它扔回他怀里。

“高建社，你听着。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舅舅现在需要的，不是最好的护工，是个家。”

说完，我不再理他，推着舅舅，和方慧一起，上了车。

面包车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高建社还站在原地，像一根木桩。阳光下，他那个名牌包的金属扣，反射出冰冷刺眼的光。

回去的路上，舅舅一言不发。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车子开进我们那个熟悉的、破旧的小区时，邻居们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当他们看到我从车上抱下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时，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开了。

“听说了吗？老李家把乡下亲戚接来养老了。”

“啧啧，自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还揽这个事，图啥呀？”

“肯定是图人家那点退休金呗！”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们耳边响。方慧听了，气得脸都白了，想跟人理论，被我拉住了。

“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咱们过咱们的日子。”

我把家里最小、采光最好的一间房腾出来给了舅舅。方慧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都换了新的。我们还托人从旧货市场淘来一些简单的康复器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比在医院时更艰难。我要上班，方慧也要上班，我们只能轮流照顾舅舅。每天都像打仗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舅舅的退休金，我们一分没动，给他单独办了张卡存着。我们的生活，靠着我们俩微薄的工资，精打细算地维持着。

最难的，是精神上的压力。舅舅的康复过程很漫长，效果也不明显。他有时候会因为一个简单的抬腿动作做不好而大发脾气，把手边的东西都扫到地上。我知道，他不是冲我们，他是恨自己。

每当这时，我就会拿出那本《机械制图》，陪他聊聊那些冰冷的零件。在那个世界里，他是权威，是王者。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找回一丝尊严。

07

转眼，秋去冬来。舅舅在我们家，已经住了快半年了。

他的身体，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有了一些起色。虽然还是离不开轮椅，但右手的五根手指，已经能轻微地活动了。他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

最高兴的，是我们的儿子小宝。小宝今年上初二，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一开始，他对家里多了个“瘫痪”的舅公，是有些抵触的。但慢慢地，他发现了这个不爱说话的舅公，是个“宝藏”。

小宝的物理学得不好，尤其是力学部分。有一次，他拿着一道关于杠杆原理的题愁眉苦脸，被我看见了。我看了半天，也搞不明白。

舅舅坐着轮椅，就在旁边看着。他忽然指了指桌上的扳手，又指了指一个螺丝，嘴里费力地说：“长……省力……”

小宝愣了一下，随即眼睛一亮，拿起扳手和螺丝，比划了一下，茅塞顿开：“我明白了！舅公，你的意思是，扳手越长，用的力就越小，这就是杠杆原理！对不对？”

舅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小宝就成了舅舅的“小跟班”。他会把学校里搞不懂的物理题拿回来“请教”舅舅。舅舅虽然话说不清楚，但总能用最简单的实物，比如筷子、瓶盖、弹簧，把那些复杂的原理演示得清清楚楚。

一个周末，小宝的遥控赛车坏了，怎么也动不了。他拿到舅舅面前。舅舅用他那只能轻微活动的右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赛车，又示意我拿来螺丝刀和万用表。

他用左手扶着车，右手艰难地拧开螺丝，露出里面复杂的电路板。他的眼睛，在那一刻，又恢复了往日的锐利。他示意我用万用表，一点点地测量。最后，他指着一个烧黑了的微型电容，嘴里说：“换……这个……”

我从旧收音机里拆了一个类似的电容，换了上去。小宝按下遥控器，赛车“嗖”地一下，窜了出去。

小宝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舅舅的脖子，大声说：“舅公，你太厉害了！比我们物理老师还厉害！”

舅舅笑了。那是他生病以来，我见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那笑容里，有被需要的满足，有价值被肯定的欣慰。

看着这一老一小，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给舅舅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位置”。在这个家里，他不是一个累赘，不是一个包袱。他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老师傅”，是一个被孙辈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

这天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方慧给舅舅炖了鱼汤，小心地把鱼刺都挑了出去。

舅舅喝着汤，忽然看着我，说了一句很完整的话：“卫东……你……像我……”

我愣住了。

“你们……都是……手艺人……”他慢慢地说，“心里……有根线……啥能做……啥不能做……清楚……”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知道，他说的“线”，是什么。那是做人的底线，是手艺人的良心。是舅舅宁愿被儿子怨恨，也不肯利用权力为他谋取不义之财的坚守；也是我宁愿被人嘲笑，也要凭着良心把落难的他接回家的选择。

我们这样的人，或许一辈子都发不了大财，成不了人上人。但我们活得踏实，睡得安稳。因为我们守住了心里那根最重要的线。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洪水滔天的夏天。舅舅把我扛在肩上，趟过浑浊的洪水。他对我说：“卫东，别怕。只要脚下的地是实的，就淹不死人。”

08

第二年春天，舅舅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很多。他已经能拄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地走几步了。虽然还是走不稳，但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

高建社又来过一次。这次，他没有开豪车，也没穿名牌西装，就是一身普通的夹克衫。他提着一堆营养品，站在门口，局促不安，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他说，他在深圳的生意，被人骗了，投进去的几千万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个当初他想让舅舅帮忙牵线的“合作伙伴”，因为豆腐渣工程，被抓了进去，把他给供了出来，他也跟着吃了官司，好不容易才脱身。

“爸，我错了。”他对着舅舅，跪了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涕泪横流，“我才知道，您当初是为了我好。是我……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舅舅看着他，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失望，但没有恨。

他伸出那只还不太利索的手，摸了摸高建社的头，叹了口气，说：“起来吧……回家……就好……”

浪子回头金不换。血浓于水的亲情，终究是割不断的。

高建社没有再提接舅舅走的事。他只是每个月都按时寄来一笔生活费。不多，但够舅舅的药费和营养费了。他说，他现在在给别人打工，从头开始，要先把债还清。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又是一个周末，阳光很好。我扶着舅舅，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邻居们见了，都热情地打招呼。

“高大爷，气色越来越好了啊！”

“卫东，你真是个孝顺孩子！”

那些曾经的流言蜚语，早已烟消云散。人心是杆秤，时间久了，谁是谁非，大家心里都清楚。

舅舅拄着拐，走得很慢，但很稳。他看着花园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忽然对我说：“卫东，等我走了，把我那套老房子……留给你们吧。算是……舅舅的一点心意。”

我摇了摇头，笑了：“舅，说啥呢？那房子，是留给建社哥的。他以后还得东山再起，得有个家。我们家虽然小，但住得下。”

舅舅看着我，没再坚持。他拍了拍我的手，那只曾经能造出最精密零件的手，如今布满了老年斑，但依然很有力。

“好孩子……”

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不远处，方慧和小宝正在羽毛球，笑声清脆，传出很远。

我扶着舅舅，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脚下的路，很长，但走得很踏实。我知道，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理解，互相扶持，再大的坎，都能迈过去。

这世上，最值钱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那份沉甸甸的情义，和一颗干干净净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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