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业研究生院制度改革

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提出了医学、神学和法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生院的改革政策。传统医学教育计划要求学生在本科层次的医学院学*六年，并通过医学认证的全国考试。根据新政策，作为一种备选教育计划，研究生层次的医学教育计划为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提供。在完成一定时间的实*后，毕业于这种医学院的学生将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这种实*包括作为全科医生而工作。为推进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专业医学院可能提供一种联合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教育计划，但是学生不能同时注册两个教育计划。每所院校可以选择是否采用这个新的专业医学院制度，或目前的6年本科制度。如果专业医学院的毕业生是在《兵役法》中列出的指定研究中心工作，那么他们可免服兵役；只要他们在专业医学院注册过，他们可以将服兵役的时间推迟到28岁。

神学专业的研究生院也已经有了规划 (但在1999年中期的时候没有开设)。这种类型的院校将为各种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为期三年的教育计划，并批准为神学专业的学生提供硕士和博士课程。在大学中，现有的神学院教育计划可以转型为这种类型的专业研究生院。1997年时引入了法学专业研究生院。为了培养可与其他国家中受教育的同行进行竞争的高素质律师，法学专业研究生院为各种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为期三年的教育计划。完成课程学*和一篇学位论文后，毕业生将获得硕士学位。现有的开设硕士和博士教育计划的法学研究生院，可能会开设这种新型的专业教育计划。

（三）学生定额和学校自治管理制度

教育部实质上正式控制高等教育管理的所有方面，制定过去五十年的学生定额。在1945年到1950年代末期间，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还没有完全形成。政府太弱，以致无法制定有效的监管手段。因此，一些院校在制度建立、教育计划的制定、招生定额、学生选择和学术标准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自治，这导致高等教育机构显著增多。直到1960年，在学院或大学校长的自行决定之下，相当数量的定额之外的学生被录取。但是在1961年军事政变后，政府严格执行其定额制度并干预入学考试制度、设置入学定额、决定学费水平。

1981年，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政策发生改革，入学定额制度变为毕业定额制度。新政策旨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也为了培育好学的校园氛围。在教育部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学士学位资格考试制度之后，这一政策有了发展和改变。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1985-1987年)建议对这一政策进行正式的改革。1986年，全斗焕总统强烈建议废除这一政策，所以政府决定最终恢复以前的入学定额制度。

学校和系科的学生定额在财政上对学院和大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多数韩国私立高校的预算严重依赖学费。因此，通过协商更高的入学定额，高校不断寻求提高入学率。教育部发布了有关招生定额的指导方针，其中要求每所院校提出自己的定额。根据这些建议和国家人力资源预测，教育部制定了由政府批准的入学定额草案。

自1994年以来，教育部将学生定额决策权授予每所院校。为了防止学生突然增加造成的问题，教育部计划将院校评估与财政和管理支助联系起来，并要求院校公布其评估结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PCER)强调，在认证和外部评估完全制度化后，每个学院和大学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招生规模。在执行的过程中，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PCER)建议教育改革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教育部为高校设置定额，但高校的各分校和系科的定额由每所院校自己设定。在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初生效，有条件的学生定额制度在地方大学付诸实施。可以允许这些拥有适当的教育设施和研究设施的大学和学院，自由地增加学生定额。在最后阶段，从1998年开始，允许大多数高校根据自己的定额政策决定其招生规模。然而，国立大学和学院、医学院、药剂学院的学生定额将继续由教育部决定。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还建议在所有的学校管理中实行自治。从1996年开始，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自我管理，教育部不再制定专门规定。

（四）录取和入学考试

韩国学院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最重要的年度事件之一。那些申读学院或大学的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毕业于认证的高中；(2)每年认证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由教育部举行；(3)作为同等学历毕业于一所学校要被教育部认可；(4)在国外高中毕业。1945年以来，招生政策改变了的10次。直到1968年，根据每所大学和学院举行入学考试中每个申读者的分数，高校有权选拔它们自己的学生。

从1969年到1980年，基于大学入学的录取规则，通过大学入学初试(PECE)的高中毕业生，参加由每所大学管理的考试。1980年7月30日的教育改革，废除每所高等教育机构举行的入学考试，并采用高中记录制度。大学入学学业成绩考试(SAECE)也取代了大学入学预考(PECE)。（从1985年至1987年）在大学入学学业成绩考试(SAECE)的总分、高中毕业平均成绩、一篇论文考试的基础上，大学和学院之后可选拔它们的新生。

通过让每所院校选拔自己的学生，高校自治加强了。另外，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能力性向选择专业领域。这一政策也是为了缓解死记硬背的教育问题，在这种教育中，学生的学术能力是根据多项选择测试进行判断，而不考虑个体学*能力性向的差异。入学考试制度因为严重依赖单一的考试而受到指责，在这种考试中通过在多项选择题中选择正确的答案而获得分数；猜测正确的问题和错误的问题，是个体学术能力性向的唯一指标。考虑到这些问题，教育部迅速颁布了新的入学考试制度，这最先用于管理1991年的高中毕业班。考试的学科领域数目，从8到12门课程减少到3到5门课程，允许大学在选拔他们自己的学生时有更多的灵活性。

1993年招生政策又有改变，并在1994年实施，要求各院校使用韩国 SAT (一种仿效美国使用后的学术能力性向测验模型)分数，高中成绩和每所院校管理的考试。根据这一招生政策，高中成绩应占总分的40%以上。每所学校是否会只使用高中成绩，或者同时使用高中成绩和SAT分数，或者要求学生参加由学校本身举行的考试，这取决于各院校。

这种招生政策因为没有减轻此前制度中的问题而一直被批评。根据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高中学生都患有各种各样的、因准备考试而引起的疾病，如胃病、偏头痛、散光。百分之六十的人患有心理疾病，如神经衰弱和焦虑症。除了这些疾病，为了缓解学*压力，30-40%的高中学生喝酒或者抽烟。此外，20-30%的学生沉溺于吸毒。虽然对这个调查很难相信，但它也强烈地表明：为进入大学和学院，韩国高中生经历重重压力。根据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目前的招生政策使每所大学和学院的招生政策标准化，每所院校也就没有了制定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招生政策的余地。这种招生政策导致私人辅导需要的副作用，这会成为父母的经济负担。

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对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提出了不同的招生政策。从1997年开始，公立大学和学院使用学生综合成绩记录 (SCAR)作为确定录取的主要数据来源。SAT分数、写作、面试和其他材料来源都是可选择的。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包括学*成绩单和课堂出勤，后者是在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中根据课程、课程上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考勤、课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认证、参与比赛、奖项、人格和行为等确定的。学生综合成绩记录 (SCAR)倾向于使用绝对评价而不是相对评价。它显示了在每门科目而不是总分中的成绩水平和课堂表现。学生综合成绩记录 (SCAR)也使评估各种活动和社会服务以及学术成就成为可能。通过选择所希望的主题并决定每个主题和课程的价值，高校可选择性地使用学生综合成绩记录 (SCAR)。

从1997年开始，私立大学和学院决定自己的招生政策。然而，以下原则是要坚持的。首先，招生政策应该与韩国中小学的标准课程相一致，所以不强迫它们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预备机构。其次，新的招生制度应该减轻父母对私人辅导的必要支出。第三，每个学校都应该公开宣布其招生政策，这样，学生和家长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实际上，这意味着私立学校不可能拥有与公立大学截然不同的招生政策。

政府批准大学和学院在每年中的任何时候招收学生，而不只是在由政府允许的特定时间。这已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许多大学和学院在当天都有他们的入学面试/考试，使学生很难申读超过一所以上的学校。根据新政策，政府可以监管学校的招生计划，这样只要学生喜欢，他们可以在一年中申读尽可能多的学校。根据新的招生政策，强烈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对农业和渔业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制定特殊定额，并对产业工人和残疾学生提供便利。

新的招生政策对小学和中学层次的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小学和中学不是被迫专注于在学术性科目中为学生做准备，这些科目包括在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中，而是能够强调课外活动、社会服务、公民课程以及学术性课程。学生综合成绩记录 (SCAR）制度也鼓励中小学发展学生的个人才能，改变他们提供的课程计划。

（五）大学评估和认证体系

在韩国，当前的评估和认证系统在经过十年的试误后，于1992年实施。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法人实体——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KCUE)现在已被教育部和大学所认可，后者是作为负责对韩国所有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中的教育计划进行认证的机构。两个互补层面的评估得以实施，一个是在系科(学科或领域)层面，另一个在院校层面。

自从评估制度建立以来， 一些有趣的变化发生了。例如，学生/教授比率已经从1985年的37.7:1减少到1994年的34.6:1。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生均数量从1990年的23.1增加到1993年的27.9本。

在其他领域也有改进，包括生均的实验室占用空间，每个教授的研究空间和实验室设备。评估与认证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和韩国大学的重新定位，包括在各所大学、教员和学生中形成一种竞争加剧的氛围。

然而，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认为，这种评估体系不适合教育改革的新时代，因为创建一所新学校将会变得更加容易，而决定招生定额和学校整体管理的权力将取决于高校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制度问责和教育质量，评估将更加重要。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建议政府领导院校进行一般的年度自我评估，以及每三到四年的更为详细的研究和教学评估。每一到两年，政府、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KCUE）或高等教育评估组织组成的行业、学生、父母的代表，可以评估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计划，调查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水平。

为了获得更好的内外部评估结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建议政府为高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为了在选定的领域和课程多样化上鼓励专业化，援助将给予系科一级或学院（部门）一级，而不是大学或学院（校级）层次。政府财政援助只会给予那些证明是优秀的院校。最后，为了将教师研究与政府援助更直接的联系起来，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建议政府对那些有教师获得政府研究合同的院校给予优先资助。这一政策将鼓励高校聘用更多的研究型教师。

表7.6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趋势（单位：十亿韩元）

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4; 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94.

（六）财政

高等教育的资金来自学杂费、政府援助，拨款和研究合同、捐赠以及其他来源。表7.6显示：政府对高等教育预算总额的比例，自1980年以来大致相同，但教育部对高等教育支出的比例份额有所下降。

私立以及国立和其它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上严重依赖学生学费和杂费，分别为80%和40%。政府援助的相应数据，分别是20%和55%。捐赠占韩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收入的不足1%。尽管学杂费一直稳步上升，但学杂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工人收入总额的比率，已经减少(至少在199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

政府通过对增加设施、扩增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拨款，以及促进私立大学发展基金的贷款等形式，为私立大学提供援助。1995年，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援助达1660亿韩元，或大约占国家教育预算的1.3%。私立大学正在着手建立大学发展基金，作为减少他们的财政问题的途径。此外，他们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制定捐赠性的招生政策。

至于公立大学，政府援助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学生、雇员和提供的专业数量。大学自己负责制定自己的预算和扩大资金来源，以补充教育或研究所需。对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的出资，免除所得税；但对其他类型的学校和私立大学的出资，豁免上限不超过年度总收入的10%。教育学院招收的学生支付最低的学费和杂用。在科学领域和私立院校的学杂费，要高于人文学科领域和国立院校10-50%。

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大学生公共教育支出在过去二十年已经翻了一倍。根据对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计算，人均大学生公共教育支出分别为196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20%和145%。到1994年，类似的公共支出的比例已经分别下降为196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41.3%和43.6%，这表明政府的大学财政并不跟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这是学生学杂费每年一直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每个学生的教育总支出要高于私立院校，远高于职业初级学院。根据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和控制，它们的支出结构差别很大。例如，国立和公立院校将总预算中的最大部分预算分配给了人员费用(超过50%)，而私立院校在运行上则花费更多的钱。这主要是因为私立院校的生师比趋势要高于公立院校。表7.7表示了这方面的数据。

人员和运营成本不断增长，显然是由于在1980年代通过毕业定额制度的实施导致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因为政府控制学杂费，不允许收入与成本按比例增加，设备支出有所降低。1994年，学院和大学将81.7%的总预算分配给经常性支出，18.3%分配给基建投资。

1989年以前，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政府的直接拨款。在1990年，通过制定占私立大学预算总计达10%的拨款的长期目标，政府开始援助私立大学和学院。尽管政府的援助相当小，但对私立院校却是至关重要的。自1995年以来，政府拨款给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则和目的及其分配，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全球化

为了鼓励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政府通过宣布一个开放教育市场的详细计划，而激励高等教育机构作好准备。政府鼓励学校开设国际关系教育项目，建立区域研究机构，交换教师、学生和项目。政府也增加了国际奖学金的资金。在1995年，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提出了一些国际化研究政策，这导致两所院校启动建立一个特殊的研究支助系统和一个先进的学术信息中心计划。

表7.7 生均大学生的公共教育支出(单位:千韩元)

注意:仅包含了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

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4; Kore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KEDI), 1994; 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94.

根据韩国学者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数量， 韩国与此相关的世界排名为27。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很难找到任何韩国学者。也没有国际知名的韩国学术期刊。为将研究质量提高到世界一流水平，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提出了两个建议。首先，必须提供财政支助出版国际知名期刊，它们可以与外国知名学者共同编辑。第二，为那些合格的研究中心提供财政支助，并与国际学者努力合作。希望这会将韩国学者的研究质量提高到国际标准，使韩国研究全球化，并提高韩国出版的学术期刊的质量。政府正在致力于在韩国国会图书馆建设一个先进的学术信息中心。中心将管理和提供在各研究领域的信息和数据，并与全球信息中心联网。韩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图书馆将与此中心相联系。

（八）新的教育改革的问题和困难

教育改革推进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已经制定一个具体计划，以实现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虽然基本的方向和策略很有希望，但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根据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1995, p.5)的文献，“为了新教育改革的成功，应该改革韩国人对教育以及就业和工资制度的看法和观念”。也就是说，如果韩国人仍然相信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凭是更好的工作和工资的主要资格证明，而企业也仍然使用他们作为用人并决定工资水平的重要标准，那么新教育改革就不能成功。也许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应该将建议建立在韩国人目前的教育观点上，以使它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同时将改变人们的教育观点作为一个长期目标。

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建议是减少创办私立学校的资源需求。这一改革的目的是鼓励建立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有可能使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为防止这种现象，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要求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制定一个学校章程，包括学校目的、教育计划的内容和特点和学校管理原则(教师就业、教员-学生比率和财政)这样一些基本要素。根据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的要求，通过评估学校章程，政府将决定是否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持。基于韩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一旦允许建立一所新学校，政府要控制高等教育的质量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对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而言是一个困境。如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不降低创办私立学校的标准，那么它不能实现鼓励建立更多私立学校的最初目标。另一方面，如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降低标准，那么它就不能完成增强韩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为保证制度问责和教育质量，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加强院校评估与财政支持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尽管在确定招生定额和院校管理上增加了自主权，但许多竞争力弱、规模小的地方院校都反对这个建议。它们声称，给财政充裕的院校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是不公平的；为了在新世纪中生存，它们要求促进自己发展的平等机会。在目前的情况下，那些规模小的地方院校仍然是需要的，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可能会制定其他的规定，以提高这些院校的质量。

还有一些与招生政策改革有关的其它问题。首先，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希望，通过入学考试，新的招生政策将减轻学生和父母的压力。然而，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学生和家长更多的压力。只要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是获得更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步骤，增加新的高等教育入学标准就会增加压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献血是包括在作为学生综合成绩记录中(SCAR）的一个因素，那么即使体弱和生病的学生也将考虑献血，以作为提高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指定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项目上，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以及教育改革推进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也面临着两难困境。在韩国高度竞争的情况下，评估者和高等教育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于学生和家长对申读者主观评估和选择招生标准的强大意见。如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选择批准仅包含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中的“客观”项目，那么它就不会实现其扩大招生标准以包括进各种非学术活动和社会服务的最初目标。

因为教师的阻力，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已经发现它不能包括最初提议的所有项目。教师组织认为，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会对教师的要求是相当多的，而他们已经不堪重负。然而，如果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只选择一些项目，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几乎会等同于目前的评估体系。此外，如果要求一个“客观”项目如学生的学*成绩，是最重要的标准，那么这可能会引起许多实践性的问题。当学术标准似乎在不同的高中有很大的区别时，学生和家长已经质疑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是否是客观的、普遍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学校是否能够阻止家长过度地影响教师对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观评估。

有关新的招生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的自治。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 (PCER)要求公立院校只使用学生综合成绩记录(SCAR），废除高校的入学书面考试管理。这招致批评：这样的政策是与建立自治相矛盾的。看来，新的招生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主要目标——解决私人辅导问题、减轻学生和家长来自于与大学入学有关的压力、并使中小学教育规范化——直到高等教育竞争减少，并使公众在关于高等教育学位对所有韩国人未来重要性的看法上有所改变。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