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八十多年前，上海《新中华》杂志社以“上海的将来”为题，面向社会征稿，让大家谈谈未来上海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吸引了很多社会名人，著名作家茅盾、林语堂、郁达夫、施蛰存、周楞伽，著名银行家章乃器，还有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时任“军统”第三处处长的丁默村，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对几十年后的上海作了一番畅想。
年轻时的周楞伽
茅盾认为上海会变成世界大都市，全世界的有钱人和奢侈品都会在上海扎堆儿。
郁达夫则认为上海的未来很不妙：所有市民都会变成外国人的奴隶，人人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劳动，没有假期，没有娱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挣来的报酬只够填饱肚皮。
章乃器说：“不久的将来，上海将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未来太平洋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在租界里生活的富人会成为汉奸。”但是他又坚信“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不过是时间问题，汉奸会受到人民的裁判”。
丁默村认为上海“不应该有将来”，“有了上海，就没有了中国”，上海这座城市应该破产，而且一定会破产。
周楞伽持相反意见，他说上海会更加繁荣，市民生活会走向现代化，“家家都有抽水马桶，电车通行于地底，飞机密布于天空，南京路上的洋房高达一百多层。”
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些预言，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有的已经被完全应验了，例如周楞伽的预言——现在可不是地铁通行于地下、飞机密布于天空、家家都有抽水马桶吗？至于南京路上的洋房，我们知道，现在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高达101层，还有一座即将竣工的上海中心大厦，光地面建筑就有121层。
我很佩服周楞伽，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预见到上海会出现一百多层的高楼。八十年前上海最高的建筑叫华懋饭店，是一个犹太籍开发商建造的，总共才多少层？13层而已，现在充其量只能算是“小高层”。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座小高层不仅是全上海最高的楼房，而且是全中国最高的楼房！
那时候南京是首都，最高的楼房是中山路的福昌饭店，只有区区6层。南京沦陷以后，重庆成为陪都，陪都最高的楼房是都邮街的商务印书馆分店，只有区区5层。武汉有一所楼外楼，5层高，辛亥以后装上手摇电梯，当地人稀罕得不得了，写诗赞叹：“楼外楼高第五层，不烦跨步自升腾。请君放胆云霄去，牢系天梯有玉绳。”（《汉口竹枝词》，武昌察院坡益昌书局1933年版）连5层的楼顶都成了“云霄”，连手摇式电梯都成了“天梯”，您可以想见那时候的高楼有多么稀少，那时候的人民有多么土鳖。
在整个民国时代，北京大部分建筑是单层的瓦房，南京大部分建筑是双层的灰房，成都大部分建筑是“低矮的单层木屋”（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就数上海楼房最多，但是“建筑多为两层”，只有四川北路和外滩一带可以见到4层以上的公寓（参见《上海风土杂记》第六篇，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版），如果盖到10层以上，那就能跟今天的明珠塔、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一样，成为当时万众瞩目的地标了。
上海沦陷以后，张爱玲跟她姑妈一同租住常德公寓，那幢公寓只有6层高，但已经是少见的高层公寓，张爱玲住在顶楼，居然常常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搁到今天，6层楼属于非常低矮的住所，根本轮不到她“高处不胜寒”。
现在地皮比黄金都贵，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使劲把房子往高里盖，到处是几十层的商品房，如果谁在市中心盖几幢6层以下的板式楼，哪怕前无草坪，后无花园，都能打出“低密度住宅”和“花园洋房”这两块招牌高价出售。但是在旧上海，由于高层建筑实在太稀缺，所以房子越高价格越贵，只有阔人才会在高层公寓买房，就算不买，能租住高层公寓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儿。比如说在旧上海公共租界偶尔能见到10层左右的公寓，那些公寓里的业主和房客非富即贵，以至于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除了里面的住户和衣冠楚楚的访客，其他人只能走步梯，不能乘电梯，以免影响业主老爷们上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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