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7年的夏天，知了叫得像要把天给吵塌了。
我叫李卫东，十八岁，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塌了。
中专成绩单就那么一张薄薄的纸，邮递员扔进院子的时候，像一片被太阳烤焦了的树叶。
我妈捡起来，吹了吹上面的土，递给我。
我不敢看。
我妈说：“看吧，是死是活，总得挨一刀。”
我闭着眼，把纸条展开，然后慢慢睁开一条缝。
那个红色的“×”就那么扎眼，像一根针，直接扎进了我的心脏里。
落榜了。
就差三分。
我爸从屋里走出来，吧嗒吧嗒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的，看不清他的脸。
但他没看我，也没看那张纸，就盯着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
“唉。”
一声叹气，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我哥，李卫国，去年考上了县里的邮电中专，是我们家飞出去的第一只金凤凰。
他从屋里踱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那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
他拿起我的成绩单，看了一眼，摇摇头。
“卫东，我就说你，平时让你多看书，你非要去河里摸鱼。现在好了吧？”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轻描淡写的惋惜。
我妈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开始抹眼泪。
“我这苦命的儿啊，以后可怎么办啊？”
“三分啊，就差三分，就能吃上公家饭了，这都是命啊！”
整个下午，我们家就像被罩上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又闷又热，喘不过气。
晚饭桌上，一盘炒豆角，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盆稀饭。
没人说话。
只有我妈间歇性的抽泣声，和我爸抽旱烟的吧嗒声。
最后，还是我爸开了口。
他把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烟灰掉了一地。
“卫东。”
我“嗯”了一声，头埋得更低了。
“别想了。”
“明天，跟你王叔去镇上的砖窑厂看看，学个手艺，以后也能糊口。”
我妈立刻接上话：“对对对，你王叔说了，烧砖虽然累，但挣钱。过两年，给你攒钱娶个媳妇，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哥李卫国清了清嗓子，用他那在中专里学来的腔调说：
“爸妈说得对。卫东，不是哥说你，读书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你看我，那是运气好。”
他顿了顿，夹了一筷子黄瓜，嚼得嘎嘣脆。
“你这成绩，就算去读高中，三年后考大学，那不是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别到时候又掉下来，白白浪费三年功夫和家里的钱。”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小锤子，轻轻地，但是一下一下地，敲在我心里。
我没说话。
我能说什么呢？
我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没有发言权。
我扒拉着碗里的稀饭，感觉那稀饭跟沙子似的，硌得我喉咙疼。
“算了。”
“都算了。”
“就这样吧。”
全家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
一个难题，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李卫东的未来，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响了。
一个人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自行车“哐当”一声扔在墙边。
是二姐，李卫红。
她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就去了城里的纺织厂当工人，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她额头上全是汗，几缕头发粘在脸颊上，工作服的背上，被汗水浸出了一大片深蓝色。
“我听说卫东成绩出来了？”她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凉水瓢，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
我妈叹了口气：“别提了，就差三分，没考上。”
二姐放下水瓢，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
她的手很有劲，不像个女孩子。
我哥撇了撇嘴：“卫红，你说得轻巧。他以后怎么办？一辈子当农民？”
二姐眼睛一瞪：“当农民怎么了？你瞧不起农民？咱爸妈不是农民？”
我哥被噎得脸一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得有个出路。”
“出路？”二姐冷笑一声，“去砖窑厂就是出路？”
她目光扫过我爸，我妈，最后落在我哥身上。
“你们就这么给他定了？”
我爸把脸转向一边，闷声说：“不定了怎么办？家里哪有闲钱供他去读高中？”
我妈也跟着说：“你弟不是那块料，咱们得认命。”
“认什么命！”
二姐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吓了我们一跳。
“他才十八岁，你们就让他认命？三分，就差三分！这说明他不是笨，就是没用对劲！”
她看着我，眼睛里像有火在烧。
“卫东，你想不想继续读？”
我愣住了。
我想吗？
我当然想。
做梦都想。
可是我不敢说。
我哥在旁边凉凉地说：“他想有什么用？学费呢？生活费呢？卫红，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二姐没理他。
她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又问了一遍。
“李卫东，我问你话呢！你想不想读？！”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肉里。
我从饭碗里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我点了点头，很轻，但很坚定。
“想。”
就这一个字，好像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我爸猛地一拍桌子：“想？想有什么用！胡闹！”
我妈也哭着拉二姐的胳膊：“卫红啊，你别跟着你弟一起犯浑了，咱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二姐甩开我妈的手。
她一言不发，转身走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几秒钟后，她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用手绢包得方方正正的东西。
她走到饭桌前，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把那个手绢包，“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声音很响，震得碗筷都跳了一下。
手绢散开了。
里面是一沓钱。
有十块的“大团结”，有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一些毛票。
钱不新，很多都带着毛边，看得出来是攒了很久的。
“这里是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二姐的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在寂静的院子里回荡。
“是我从进厂那天起，每个月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本来，是想攒着给自己当嫁妆的。”
她顿了顿，目光像刀子一样，挨个从我爸、我妈、我哥脸上刮过去。
“现在，我给他当学费。”
“读高中！”
“我供！”
最后三个字，她几乎是吼出来的。
整个院子，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此起彼伏的蝉鸣，和二姐粗重的喘息声。
桌上那堆钱，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座小山。
一座压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小山。
我爸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妈的哭声停了，她呆呆地看着那堆钱，眼神复杂。
我哥李卫国，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金凤凰，低下了头，不敢看二姐的眼睛。
而我，看着那堆被二姐的手汗浸湿了一角的钱，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砸进了面前那碗已经凉透了的稀饭里。
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的人生，被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和我二姐那一声怒吼，强行拐了一个弯。
去县高中报到的那天，是二姐送我去的。
她请了一天假，专门从城里赶回来。
她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后座上绑着我的铺盖卷。
我就跟在旁边走。
天还没亮，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卫东，到了学校，别跟人打架。”
“嗯。”
“钱要省着点花，别乱买东西。”
“嗯。”
“跟同学搞好关系，别让人家看不起咱。”
“嗯。”
“还有，要好好学*，别忘了你这书是怎么读上的。”
“……嗯。”
我一路就只会“嗯”。
到了学校门口，她把铺盖卷解下来，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
“这里是二十块钱，你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有十斤粮票。”
“姐，我……”
“拿着！”她不容我分说，“下个月我发了工资再给你寄。要是钱不够，就给我发电报，别饿着自己。”
她帮我把铺盖卷扛到宿舍，铺好床，又叮嘱了半天。
临走时，她站在宿舍门口，逆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卫东，给姐争口气。”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二姐走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摸着口袋里那个还带着二姐体温的布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高中是县里最好的高中，能进来的，要么是成绩顶尖的，要么是家里有门路的。
我属于第三种，花钱进来的。
我们班主任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戴个眼镜，看人的时候总喜欢眯着眼。
他把我领进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的目光“唰”地一下都集中在我身上。
“这是新来的同学，李卫东。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大家晚报到了几天。大家以后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王老师说完就走了。
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同桌是个胖子，叫赵援朝，外号“赵大炮”，因为他嗓门大，话还密。
他凑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嘿，哥们儿，你就是那个落榜生吧？”
我脸一热。
这事儿估计全校都知道了。
我没吭声。
赵大炮见我没反应，自顾自地说：“听说你姐特厉害，直接把钱拍校长桌上了？”
我心里一紧，这传得也太快了。
“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赵大炮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就是觉得，你姐，牛！”
他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那点自卑和尴尬，突然就散去了一点。
高中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苦。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熄灯。
课程也比初中难了好几个量级。
特别是物理和化学，那些公式和符号，在我眼里就跟天书一样。
第一个月的月考，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五。
成绩单寄回家的那天，我一整晚都没睡着。
我怕我爸妈看见了，又要说“早就跟你说了不是那块料”。
我更怕二姐看见了，会失望。
那一个月，我花了十五块钱，还剩下五块。
我把那五块钱，连同成绩单，一起给二姐寄了回去。
我在信里写：
姐，对不起，我没考好。
这五块钱你拿着，下个月给我十五就够了。
我以后会努力的。
信寄出去之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二姐的回信。
信封里没有钱。
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
信上只有一句话：
“卫东，吃饭比天大，别饿着肚子学*。钱的事，你不用管。”
我捏着那张信纸，在操场上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去食堂，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豆腐。
我吃得很慢，很慢。
我告诉自己，李卫东，你吃的不是馒头，是二姐的血汗。
你没有资格不努力。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
每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到教室的。
晚上熄灯后，我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我把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全都抄在小纸条上，贴在床头，吃饭的时候看，上厕所的时候也看。
我的同桌赵大炮都说我疯了。
“卫东，你这是要考状元啊？”
我没理他，继续埋头做题。
我没想过考状元。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二姐失望的眼神。
我只是想让她那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花得值。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的成绩，也像爬楼梯一样，一点一点往上走。
倒数第五，倒数第十，班级中游，班级前十……
高二那年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王老师在班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他说：“李卫东同学，是我们班进步最大的同学。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肯下功夫，铁杵也能磨成针。”
我坐在座位上，脸发烫，心里却很平静。
我知道，这根“针”，是二姐用她的血汗，一点一点给我磨出来的。
这两年，二姐每个月都会准时给我寄钱和粮票。
有时候是二十，有时候是三十。
她从来没提过钱是怎么来的，也从来没问过我成绩怎么样。
她的信总是很短。
“天冷了，多穿件衣服。”
“厂里发了苹果，给你寄过去两个。”
“好好吃饭。”
但我知道，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有一年冬天，我放寒假回家，顺路去纺织厂看她。
我在她们宿舍楼下等了很久，才看到她下班回来。
她穿着厚厚的棉工装，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嘴唇干裂。
看到我，她先是一愣，然后笑了起来。
“你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她拉着我往宿舍走。
她的宿舍是八人间，很小，很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棉絮和汗水的味道。
她的床铺在上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床头挂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几本书。
我看到她的饭盒放在桌上，里面还有半个啃过的馒头，和一点咸菜。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姐，你晚饭就吃这个？”
她笑了笑，把饭盒盖上：“今天厂里加班，回来晚了，食堂没菜了。没事，我不饿。”
她从床底下的一个木箱子里，翻出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布头。
“你看，这都是我攒的。等攒够了，给你做条新裤子。”
我看着那些布头，再看看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姐……”
“哭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她拍了拍我的头，“快过年了，走，姐带你下馆子去。”
那天，她带我去了厂门口的小饭馆。
她点了一盘红烧肉，一盘炒青菜，还有一个鸡蛋汤。
她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肉。
“多吃点，你学*费脑子，要补补。”
她自己，就吃了点青菜，喝了碗汤。
我说：“姐，你也吃啊。”
她说：“我不爱吃肉，腻得慌。”
我埋头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和米饭混在一起，又咸又涩。
我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
那顿饭，我吃得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我学*更拼命了。
我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上。
赵大炮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是学*机器。
他说：“卫东，你再这么学下去，等考上大学，人也傻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不懂。
我每多做一道题，每多背一个单词，都感觉离二姐的期望更近了一步。
我不是为自己学的。
我是为她。
1990年，夏天。
又是一个蝉鸣震天的季节。
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那三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灵魂出窍的机器人，机械地答题，交卷。
考完最后一门英语，走出考场的时候，我的腿都在发软。
天上下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的。
我没有打伞，就那么走在雨里。
我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空落落的。
结束了。
三年的苦读，二姐三年的血汗，就在这三天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是句号，还是问号，我不知道。
回到家，我爸妈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
他们只是默默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我哥李卫国也从单位回来了。
他现在是邮电局的一个小干部了，穿着的确良的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卫东，考完了就别想了。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大不了，哥给你在邮电局找个临时工干干。”
他的语气，依然是那么轻描淡写。
我没理他。
我只想等二姐回来。
二姐是第二天下午回来的。
她一进门，就问：“怎么样？”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
她笑了：“不知道就对了。说明你都答上来了，没时间琢磨。”
她看起来比我还紧张，手心里全是汗。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
我吃不下，睡不着，整天在院子里转圈，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我爸看我这样，叹了口气，说：“卫东，别想了，听天由命吧。”
我妈给我端来一碗绿豆汤：“喝了败败火。考不上也没关系，你尽力了。”
只有二姐，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每天陪着我，我转圈，她就在旁边坐着，纳鞋底。
终于，到了查分数的日子。
一大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二姐，往县城的学校赶。
那天的太阳特别毒，晒得柏油路都快化了。
我骑得飞快，感觉车链子都要被我蹬断了。
二姐坐在后座上，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到了学校，公告栏前面已经围满了人。
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我根本挤不进去。
是赵大炮，他眼尖，看见了我。
“卫东！卫东！这边！”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我挤开了一条路。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伸长了脖子，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里，寻找着“李卫东”这三个字。
我的眼睛都快看花了。
“找到了吗？”二姐在后面焦急地问。
“别急，别急……”我嘴上这么说，手心里的汗已经把准考证都浸湿了。
突然，赵大炮猛地一拍我的背。
“我操！卫东！你牛逼了！”
他指着红榜中间的一个位置。
“你看！你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李卫东。
准考证号：XXXXX。
语文：118。
数学：125。
英语：112。
……
总分：613。
613分！
我愣住了。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那个名字是我的，那个准考证号也是我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姐……姐……”我回头找二姐，声音都在发抖。
二姐也看到了。
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睛里瞬间就涌满了泪水。
她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
“我的好弟弟……我的好弟弟……”
她哭得像个孩子，那么多年的委屈、辛苦、期盼，好像都在这一刻，随着眼泪宣泄了出来。
周围的人都看着我们。
我抱着二姐，也哭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就想抱着我姐，好好哭一场。
我知道，这个分数，不光是我的。
更是她的。
是她用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用一盒盒的咸菜和馒头，给我换来的。
回家的路上，换成了二姐骑车。
我坐在后座上，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二姐一边骑车，一边哼着歌。
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她唱得五音不全，很难听，但在我听来，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声音。
回到家，我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放。
我爸拿起老花镜，看了半天，手都在抖。
“613……这是真的？”
我妈看不懂，就问：“当家的，是好是坏啊？”
我爸把眼镜一摘，猛地一拍大腿。
“好！太好了！”
他转过身，看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眼圈红了。
“老李家，要出大学生了！祖宗显灵了啊！”
我哥李卫国也凑过来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有惊讶，有嫉妒，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考得……还行。”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那天晚上，我们家摆了三桌酒席。
我爸把所有沾亲带故的都请来了。
他喝了很多酒，逢人就说：“我儿子，李卫东，考上大学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我爸那么高兴，那么骄傲。
二姐没怎么喝酒，她就坐在我旁边，不停地给我夹菜。
她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卫东，以后就是大学生了，是文化人了。”
我点了点头。
“姐，谢谢你。”
我说得很小声，但她听见了。
她笑了，拍了拍我的手。
“傻小子，跟姐客气什么。”
后来，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大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平了我心里所有的自卑和不安。
我们全家，都成了村里的名人。
以前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人，现在见了面，都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大学生他爹”“大学生他妈”。
我哥李卫国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他觉得自己这个中专生，被我这个大学生给比下去了。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我爸妈面前说风凉话。
“北京那么远，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还不一定有我工作好。”
“卫红也真是的，把自己的嫁妆钱都搭进去了，以后看她怎么嫁人。”
我听了很生气，想跟他理论。
二姐拉住了我。
“别理他。他就是嫉妒。”
“卫东，你记住，狗咬你一口，你不能趴下去咬狗一口。你要做的，是走得更高，更远，让它连你的影子都够不着。”
二姐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去北京上学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我爸妈眼睛红红的，嘱咐个没完。
我哥也来了，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是五十块钱，哥赞助你的。”
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接了过来：“谢谢哥。”
不管他以前怎么样，这一刻，我还是感动的。
二姐把我送到火车站。
她给我买了一个新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塞得满满的。
有新做的棉衣棉裤，有她亲手纳的鞋垫，还有一大包炒熟的花生。
检票的时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又塞给我一个布包。
“这里是五百块钱，你拿着。是头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吓了一跳：“姐，你哪来这么多钱？”
她笑了笑：“你别管了。我跟厂里预支的工资。”
我看着她，她的黑眼圈很重，人也瘦了一圈。
我鼻子一酸：“姐，你为了我……”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她打断我，“快上车吧，要开了。”
她把我推上火车，隔着车窗看着我。
火车缓缓开动。
她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
她一直冲我挥手，脸上带着笑，可我看见，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五百块钱的布包。
我知道，这个布包里装的，不仅仅是钱。
是二姐的青春，是她的未来，是她对我全部的爱和期望。
我在心里发誓，李卫东，你这辈子要是混不出个人样，你都对不起你二姐。
大学四年，我过得像个苦行僧。
我申请了助学金，课余时间就去打零工。
发传单，做家教，去食堂帮厨，什么活儿我都干。
我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二十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全都攒起来。
我很少给家里写信，因为邮票要八分钱。
但我每个月都会给二姐写一封。
我跟她聊学校的见闻，聊我的学*，聊我的未来规划。
我从来不提我过得有多苦。
我只告诉她，我一切都好。
二姐也经常给我回信。
信里总是夹着几块钱，或者几张粮票。
她说，厂里效益越来越好，她现在是小组长了，工资也涨了。
她说，她处了个对象，是厂里修机器的师傅，人很老实。
她说，让我别担心她，好好学*。
大四那年，我面临毕业分配。
因为成绩优异，我被一家北京的国营单位提前录用了。
签下合同的那一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二姐。
我立刻跑到邮局，给她发了封电报。
“姐，我分到北京了。国营单位，有户口。”
几天后，我收到了二姐的回信。
信上只有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还带着泪痕。
“真好。”
毕业后，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一百二十块。
我留下二十块，剩下的一百块，全部寄给了二姐。
我在信里写：
姐，从今天起，换我来养你。
我等了半个月，那一百块钱，又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还有二姐的一封信。
“傻小子，你的钱自己留着花。在北京生活，花销大。姐有工资，够用。你刚工作，要跟同事处好关系，别太小气。”
信的最后，她说，她要结婚了。
婚期就在下个月。
我立刻请了假，买了回家的火车票。
我要亲眼看着我姐出嫁。
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忙着准备二姐的婚事。
我爸妈脸上都洋溢着喜气。
我哥李卫国也忙前忙后，看起来真心为二姐高兴。
我见到了我的准姐夫，张强。
一个很敦实的男人，不爱说话，笑起来很憨厚。
他看着二姐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我把一个存折塞到二姐手里。
“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嫁妆。”
存折上，是我大学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千二百块钱。
二姐说什么都不要。
“卫东，你有这份心，姐就很高兴了。这钱你自己留着，将来在北京娶媳妇用。”
我把存折硬塞进她怀里。
“姐，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当年，你把你的嫁妆钱拍在桌上，供我读高中。今天，我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给你当嫁妆。”
“这不一样。”
“在我心里，这比我考上大学，比我在北京找到工作，都重要。”
二.姐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她没再推辞，收下了存折。
婚礼那天，二姐穿了一身红色的新衣服，很漂亮。
姐夫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把她接走了。
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弟弟要背姐姐上车。
我背着二姐，一步一步，从屋里走到院子门口。
她很轻，比我想象的要轻。
趴在我背上，她小声说：
“卫东，你长大了，以后姐就靠你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姐，你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后来的很多年，我都在北京努力打拼。
我从一个普通的小科员，一步步做到了部门主管，后来又下海经商，办了自己的公司。
我把爸妈接到了北京，给他们买了套大房子。
我哥李卫国，在邮电局干了一辈子，最后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退了休。
他来北京看过我几次，每次来，都喝得大醉。
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劝我别去读高中。
他说：“卫东，哥那时候是猪油蒙了心，你别记恨哥。”
我笑笑，给他倒满酒。
“哥，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但有些事，有些人，是永远过不去的。
二姐和姐夫，一直在那个小县城生活。
他们生了个儿子，后来又生了个女儿。
姐夫后来自己开了个电器修理铺，生意不错。
二姐也从纺织厂下了岗，就在家专心带孩子，帮衬着姐夫的铺子。
我每年都会回去看他们。
给他们钱，他们总是不肯要。
我就给他们买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把他们家塞得满满当登。
有一年，我回去，看到二姐在灯下给外甥织毛衣。
她的眼睛已经花了，戴着一副老花镜。
头发里，也夹杂了许多银丝。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那双曾经在纺织机上飞舞，曾经为我纳过无数双鞋垫的手，如今已经布满了皱纹和老茧。
我说：“姐，跟我去北京吧。我给你和姐夫买套房子，让外甥和外甥女也去北京上学。”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笑了。
“卫东，你有这份心，姐很高兴。”
“但是，我们不去。”
“为什么？”我很不解。
“你姐夫的根在这儿，他的铺子在这儿。我也*惯了这里，街坊邻居都认识，出门买棵白菜都能聊半天。去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我住不惯。”
她顿了顿，又说：“孩子们也在这儿上学挺好，老师同学都熟悉。我们不想让他们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
我沉默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但我也知道，她有更深层的考虑。
她是不想给我添麻烦。
她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在为别人着想。
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突然说：“卫东，你还记得吗？你考上中专那年，落榜了。”
我点了点头：“怎么可能忘。”
“那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听人说你成绩出来了，没考上。我当时心急如焚，蹬着自行车就往家赶。几十里夜路，我摔了好几跤，膝盖都磕破了。”
我心里一酸。这些事，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回到家，看到你们都在那儿唉声叹气，说让你去砖窑厂。我当时那股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她笑了笑，眼里却闪着泪光。
“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供你读高中这个决定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我更不知道我那三百多块钱，能不能撑到你毕业。”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
“我弟李卫东，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的人生，不能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被人画上句号。”
“哪怕是赌，我也要赌一把。”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欣慰和骄傲。
“现在看来，姐赌赢了。”
我看着她，这个为了我，赌上自己青春和嫁妆的女人。
我走上前，像小时候一样，给了她一个*的拥抱。
“姐，谢谢你。”
“谢谢你，没有让我的十八岁，就那么算了。”
如今，我也年过半百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1987年那个夏天。
想起那张带红叉的成绩单，想起满院子绝望的蝉鸣，想起家人无奈的叹息。
更会想起，我二姐李卫红，那个穿着蓝色工装，满头大汗的姑娘。
想起她把那一沓皱巴巴的钱，狠狠拍在桌上的样子。
想起她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怒吼：
“读高中！我供！”
那一刻，她不是我的姐姐。
她是我的神。
是她，把我从命运的泥潭里，一把拽了出来。
是她，用她瘦弱的肩膀，为我扛起了一片天。
我这一生的所有成就和荣光，都源于那个闷热的黄昏。
源于那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
源于一个姐姐，对弟弟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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