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1年，母亲读高中双胞胎妹妹上中专，姐妹俩却因此反目整整40年
电话打来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
不大，是那种秋天特有的，绵密而冰冷的雨丝，黏在玻璃上，洇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晕。
我正看着一锅汤。
筒骨，玉米，胡萝卜，小火咕嘟着，白色的热气氤氲了我的眼镜片。
手机在料理台上震动，像一只濒死的甲虫。
来电显示是“表哥”，一个几乎只在过年时才会出现在家族群里的名字。
我擦了擦手，划开接听。
“小墨。”
表哥的声音很沉，像是被雨水浸泡过。
“我妈，可能不行了。”
我握着手机，指节有些发白。
厨房里的热气，一瞬间好像被抽干了。
我“嗯”了一声，听着他继续说。
肺癌晚期，最后一次化疗失败，医生说，也就这几天了。
“她想见见二姨。”
表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
二姨，就是我的母亲。
我挂了电话，没有立刻转身。
我看着那锅汤，玉米的甜香，肉骨的醇厚，混在一起，是生活最具体，也最麻木的味道。
我妈，林蕙，和她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小姨，林兰，已经有四十年没见过了。
整整四十年。
我丈夫周明回来时，汤刚盛好。
他脱下湿漉漉的风衣，挂在玄关，带来一身室外的寒气。
“今天这么早？”他问。
“嗯，手头事了了。”我把汤碗放在他面前。
我们结婚七年，没有孩子。
三年前，我们放弃了各种尝试，也放弃了争吵。
生活变成了一份精确的合同，分工明确，权利义务对等。
他主外，我主内。他负责家庭开支，我负责生活运转。
我们像两台精密咬合的齿轮，安静，高效，没有多余的火花。
“汤很好。”他喝了一口，喉结滚动了一下。
这是我们之间为数不多的，温情的表达。
我看着他，这个睡在我身边的男人，英俊，体面，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公认的“好丈夫”。
但我知道，他的手机常用同行人里，有一个备注是“小安”的女孩。
这是两天前，他洗澡时，我无意间瞥见的。
我没有问。
合同里没有写明这一条。或者说，我懒得去增补这条“忠诚协议”的附加条款了。
维护一份契约的体面，比戳破它，需要更大的成本。
“妈呢？”周明问。
“在房间看电视。”
“那件大事，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说？”
他指的是小姨林兰病危的事。
我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汤，说：“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周明没再说话。
他知道我的家庭，像知道一份卷宗的摘要。
关键词：双胞胎，反目，四十年。
吃完饭，我敲开了母亲的房门。
她正戴着老花镜，看一档调解类节目。
电视里，姐妹俩为了房产哭得撕心裂肺。
母亲看得很专注，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漠的笑意。
“妈。”
她回过头，扶了扶眼镜，“汤喝了？”
“喝了。”
我在她床边坐下，房间里有一股老旧木头和药油混合的味道。
“表哥来电话了。”
我选择用最平铺直叙的方式开场。
母亲的表情没有变化，视线重新回到了电视上。
“他说，小姨病了。”
我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她。
她的肩线没有丝毫松弛，依旧挺得笔直，像一截风干的树枝。
“很严重。”
电视里的女人正在尖叫：“你对得起我吗！”
母亲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大了一些。
沉默。
沉默是她最常用的武器，也是一座最坚固的堡垒。
在这座堡垒面前，语言是无效的炮火。
“她想见你。”我把话说完。
母亲终于有了反应。
她关掉了电视，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细密的雨声。
“见我做什么？”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谈论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看我过得比她好，还是看我死得比她晚？”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是一双浑浊但依旧锐利的眼睛，里面藏着太多我读不懂的，凝固了的往事。
“妈，她快不行了。”
“那又怎样？”她反问，“人总要死的。”
我的耐心在一点点被磨损。
我*惯了用逻辑和条款去解决问题，但亲情，尤其是上一代的恩怨，是一团乱麻，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四十年了。”我说，“再大的仇，也该有个了结。”
“了结？”
母亲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促，像一声干咳。
“林墨，你不懂。”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有些事，到死都了结不了。”
雨还在下。
城市高楼的灯光，在雨幕中变成一团团冰冷的，盛大的烟火。
我决定换一种方式。
“我订了两张明天去青岛的高铁票。”
我把手机上的订单页面递到她面前。
她没有看。
“我不去。”
“您必须去。”
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
这不是商量，是告知。
她猛地回过身，死死地盯着我。
“你这是在逼我？”
“我是在履行我的义务。”我说。
“作为您的女儿，我有义务不让您在未来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种遗憾，比您现在所坚持的‘恨’，成本更高。”
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成本？”她重复着这个词，像在咀嚼一粒沙子。
“对，成本。”
我站起身，与她平视。
“维持一段仇恨，需要持续投入情绪和精力。四十年，您投入的够多了。现在有一个机会，让这份投资清盘，无论盈亏，都该结束了。”
“这是您和她之间的事，但您们的关系，也构成了我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它的破损，我作为间接受害者，有权要求修复，或者，至少是体面的终结。”
母亲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她大概想反驳，却发现我的话语构成了一个她无法攻破的逻辑闭环。
这是我从多年的工作中学会的：当情感无法沟通时，就用规则和利弊去框定它。
“收拾一下东西吧。”
我留下这句话，转身带上了门。
走廊的白光，照得我有些眩晕。
我靠在墙上，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冷汗。
第二天一早，母亲没有出来吃早饭。
我也没有去催。
我们之间，像一场无声的对峙，比的是谁的韧性更强。
周明上班前，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担忧。
“要不，我请假陪你们去？”
“不用。”我摇头，“这是我们家的事。”
他没再坚持，只是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那个吻很轻，像一片羽毛，却让我感到了一丝真实的暖意。
我突然想问他关于“小安”的事。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时机不对。
或者说，我还没准备好，去处理另一份可能崩盘的合同。
上午九点，离高铁出发还有两个小时。
母亲房间的门，开了。
她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外套，拉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走了出来。
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要去参加一场与她无关的商务会议。
我知道，我赢了。
但心里，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
高铁在轨道上飞驰。
窗外的景物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像是被打翻的调色盘。
母亲一直闭着眼，靠在椅背上，拒绝与我进行任何交流。
我戴上耳机，听着舒缓的纯音乐，处理着手机上的工作邮件。
我们就像两个拼团出行的陌生人。
列车穿过一个长长的山洞。
眼前骤然一暗，车厢的灯光亮起，映出我们母女俩在车窗上，苍白而疏离的倒影。
黑暗中，母亲忽然开口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可理喻？”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要被列车的轰鸣声盖过。
我摘下耳机。
“我只是不理解。”
“你当然不理解。”
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你从小就顺，读书好，工作好，没吃过我们那时候的苦。”
山洞到了尽头，光线猛地涌了进来，有些刺眼。
我眯起了眼睛。
母亲也沉默了，似乎在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光明。
“1981年，我十七岁。”
她又开口了，像是在对我讲，又像是在对自己说。
“那一年，恢复高考没几年，所有人都疯了一样想读书。能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跳了龙门，一辈子都不一样了。”
“我和林兰，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但性子，天差地别。”
“我好静，喜欢看书。她好动，喜欢跟男孩子疯跑。”
“我们成绩都还行，在学校里，不好不坏。”
“那年中考，我们俩都过了线。一条路，是去读高中，拼三年，考大学。另一条路，是去读中专，国家包分配，出来就是干部，铁饭碗。”
母亲的叙述很平静，像在背诵一段与她无关的历史。
“那时候家里穷，外公外婆说，两个女儿，供一个读高中就顶天了。另一个，去读中专，早点出来工作，也能帮衬家里。”
“手心手背都是肉，让谁去，让谁不去，他们也为难。”
“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
她顿了顿，看向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抓阄。”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一张纸条写着‘高中’，一张写着‘中专’，团成一团，放在碗里。谁抓到哪个，就是哪个的命。”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家里没开灯，就点了一盏煤油灯。我跟林兰跪在堂屋的地上，外公端着那个青瓷碗，手都在抖。”
“林兰先抓。”
“她把手伸进去，搅了半天，拿出一个纸团。打开一看，是‘中专’。”
“她当时就哭了。”
“哭得特别伤心，说她不想去中专，她也想考大学。”
“轮到我了。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剩下的那个纸团。我没有立刻拿出来。”
“我看着跪在地上哭的林兰，看着愁眉苦脸的外公外婆。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我忘了。”
“可能什么都没想。也可能，就那么一瞬间，动了恻隐之心。”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脆弱的光。
“我把那个纸团，在手心里，悄悄换掉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提前准备好的，另一个纸团。上面写的，也是‘中专’。”
“我打开给他们看。我说，你看，我们俩都是中专。这是天意。天意让我们俩都别去读高中受那个罪了。”
“外公外婆愣住了。林兰也愣住了，忘了哭。”
“然后，我说，既然这样，那我去读高中吧。林兰胆子小，一个人去中专住宿我不放心。高中就在镇上，我能走读，还能帮家里干活。”
“那时候，家里的大人都觉得我懂事，明理，知道为家里分担。”
“林兰也不哭了。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就这样，她去了地区卫校，读了中专。我进了镇上的高中，继续读书。”
列车广播响起了到站提示。
青岛北站，到了。
母亲的故事，也在这里，戛然而生。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比如，既然是您主动让出了机会，为什么后来会反目？
但看着她疲惫的侧脸，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咽了回去。
有些伤疤，不能一次性揭开。
表哥在出站口等我们。
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
看到我母亲，他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二姨，您来了。”
母亲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从车站到医院，一路无话。
车窗外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一座很美的城市。
但我无心欣赏。
我的心里，一直回响着母亲在火车上说的那段往事。
那段往事，像一部只放了预告片的电影，最关键的情节，被隐去了。
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冷，且刺鼻。
病房门口，表哥停下了脚步。
“我妈……她刚睡着。你们，要不先坐会儿？”
他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长椅。
我们坐下。
走廊的灯光是惨白色的，照在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二姨，”表哥搓着手，小心翼翼地开口，“这么多年，我妈她……其实一直念着您。”
母亲没作声，只是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我知道，当年的事，是我妈不对。”
表D哥的声音更低了。
“但她也是……一时糊涂。”
我的心提了起来。
“当年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看着表哥。
“她跟你说了什么？”
“没……没说什么。”表哥眼神躲闪。
“她只是说，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
母亲冷笑一声。
“她何止是对不起我。她是对不起我的一辈子。”
这句话，她说得极重。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冰冷的恨意。
病房的门，忽然从里面被推开了。
一个护士走了出来。
“病人醒了。她说想见见家人。”
表哥立刻站了起来。
母亲却依旧坐着，一动不动。
“二姨？”
“林墨，你进去吧。”母亲说，“替我看看她。”
“妈……”
“你去。”
她的语气，不容置喙。
我叹了口气，跟着表哥走进了病房。
小姨林兰躺在病床上。
她瘦得脱了形，脸上罩着氧气面罩，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如果不是那双眼睛，我还认得出，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母亲口中那个“好动，喜欢跟男孩子疯跑”的女孩。
那双眼睛，和母亲一模一样。
只是，母亲的眼睛里是冰，她的眼睛里，是灰。
看到我，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表哥赶紧上前扶住她。
她摘下氧气面罩，大口地喘着气。
“小墨……来了……”
她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嘶哑，微弱。
“小姨。”我走到床边。
“你……你妈呢？”她费力地朝门口望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在外面。”
林兰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
“她还是……不肯原谅我。”
她喃喃自语，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进了鬓角。
“这么多年了……她还是不肯……”
病房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看着这个濒死的女人，心里五味杂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对”，能让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被恨意侵蚀整整四十年？
“小姨，”我蹲下身，平视着她，“当年的事，能告诉我吗？”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在进行着激烈的挣扎。
过了很久，她才点了点头。
“是我的错……”
她一开口，眼泪就流得更凶了。
“都怪我……鬼迷心窍……”
1981年的故事，从她的口中，拼凑出了另一个版本。
抓阄是真的。
母亲主动把机会让给她，也是真的。
她去了卫校，母亲去了高中。
一开始，姐妹俩还通信。
母亲在信里跟她说高中的生活，说自己的梦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
她也跟母亲说卫校里的趣事，说毕业就能当医生，捧上铁饭碗。
转折，发生在高二那年。
镇上中学来了一个从城里下放的年轻男老师，教语文，姓陈。
陈老师长得白净，会写诗，说话温文尔雅。
情窦初开的母亲，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了他。
她把这份少女的心事，都写在了给妹妹的信里。
她形容那个陈老师，眼睛像星星，声音像春风。
她说，她要为了他，更努力地读书，考去北京，等他。
而林兰，在卫校里，也认识了一个男生。
是她们学校附属医院的一个年轻医生，高大，帅气，很多女生都喜欢他。
那个医生，也姓陈。
林兰在信里，也跟姐姐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直到有一天。
林兰放假回家，在家里，她看到了那个让姐姐魂牵梦绕的陈老师。
来家里做家访。
那个陈老师，就是她在医院里，喜欢的那个年轻医生。
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下放的老师，而是地区医院的医生，因为一个项目，被派到镇上中学做医疗知识普及，顺便代几节课。
他跟林蕙说的，是“去北京进修”。
他跟林兰说的，是“家里安排了地区医院的工作”。
一个男人，用两个身份，同时欺骗了一对双胞胎姐妹。
林兰当时就懵了。
她没有当场戳穿。
她看着姐姐看着那个男人时，满眼的光，她第一次，感到了嫉妒。
一种疯狂的，几乎要将她吞噬的嫉妒。
凭什么？
凭什么好事都是你的？
读高中的机会是你让给我的，但你心里，是不是觉得这是一种施舍？
现在，连我喜欢的男人，也先被你遇到了。
那个年代的女孩，心思单纯又执拗。
爱上一个人，就像是认定了全世界。
她觉得，姐姐抢走了她的一切。
于是，她做了一件让她后悔终生的事。
她截下了姐姐写给陈老师的所有信件。
同时，她模仿姐姐的笔迹，给陈老师写了一封绝情信，说自己已经有了新的目标，要去考大学，让他不要再来打扰。
然后，她又用自己的名义，继续和陈老师保持着联系。
她告诉他，姐姐年纪小，不懂事，只是一时冲动。
她还告诉他，自己才是那个，真正懂他，并且愿意陪他留在青岛的人。
另一边，迟迟等不到回信的母亲，心急如焚。
她以为陈老师变了心。
高考前夕，她本就繁重的学业，又压上了沉重的心事，状态一落千丈。
结果，可想而知。
她落榜了。
那个年代，高考落榜，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不亚于天塌了。
而就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她收到了妹妹林兰的来信。
信里，没有安慰。
只有一张照片。
是林兰和那个陈老师的合影。
照片上，林兰笑靥如花，依偎在男人身旁。
信里，林兰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她：
“姐姐，对不起。陈老师爱的人是我。我们要结婚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你，觉得你只是个不切实际的乡下丫头。”
那一刻，母亲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她感觉自己被全世界背叛了。
最爱的男人，最亲的妹妹，联手给了她最致命的一刀。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后来，她就离开了家，南下打工。
再后来，她遇到了我父亲，结婚，生子，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
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
也没有再跟林兰，说过一句话。
“我……我当时就是被猪油蒙了心……”
林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太嫉妒她了……我嫉妒她能读高中，嫉妒她有梦想，嫉妒她什么都比我好……”
“等我结了婚，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根本就是个骗子。他不止骗了我们俩。”
“我跟他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我想回去找姐姐，想跟她道歉。可是……我没脸见她。”
“我给她写信，她不回。我打电话，她不接。”
“这一拖，就是四十年……”
她抓住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冷而用力。
“小墨……你帮我求求你妈……让她见我一面，好不好？”
“我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
我走出病房，感觉像在水里憋了很久，终于浮出水面。
母亲还坐在那张长椅上，像**雕塑。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刚才录下的，林兰的那段话，播放给她听。
手机里，传出林兰嘶哑的，带着哭腔的忏悔。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她的声音在回荡。
母亲的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某处，空洞，失焦。
录音放完了。
我关掉手机。
“现在，您能理解了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她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走向那扇紧闭的病房门。
她的背影，依旧挺直。
但那份挺直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动摇。
我没有跟进去。
这是属于她们姐妹俩的，迟到了四十年的会谈。
我坐在外面，看着人来人往。
医生，护士，病人，家属。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各自的故事。
生活，原来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法庭。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案子里，扮演着原告，被告，证人，或者，只是一个疲惫的旁听者。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
母亲走了出来。
她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
“走吧。”她说。
“她……”
“睡着了。”
我回头，透过门缝，看到林兰躺在床上，脸上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的表情。
她的床头柜上，放着半块玉坠。
我愣住了。
那块玉坠，我认识。
我母亲的脖子上，也挂着另外半块。
那是外婆留给她们的遗物，一人一半。
母亲说，她早就把她的那一半扔了。
原来，她一直都戴着。
回去的路上，母亲依旧沉默。
但那种沉默，和来时不一样了。
来时的沉默，是冰封的河。
现在的沉默，是解冻的，流动的，带着泥沙的水。
高铁启动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表哥。
“小墨，谢谢你。”
“我妈，刚才走了。”
“走得很安详。”
“她让我告诉你，谢谢你二姨，给了她最后一份体面。”
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
天晴了。
阳光很好。
我侧过头，看到母亲的脸上，有两行清浅的泪痕。
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她哭。
回到家，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旧每天煲汤，周明依旧每天准时回家。
只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母亲开始走出她的房间。
她会坐在客厅里，跟我一起看电视。
她会问我工作上的事。
她甚至，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跟她那些老同学，视频聊天。
她脖子上的那半块玉坠，也不再藏在衣服里。
她就那么光明正大地戴着，像在宣告一种和解。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切石榴。
母亲走过来，拿起一颗，剥开，把晶莹剔透的石榴籽，一粒一粒，放进碗里。
“你小姨，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她忽然说。
“她说，石榴籽像红宝石。”
我“嗯”了一声。
“她说，以后有钱了，要买好多好多的红宝石。”
“她说，她要嫁一个，能给她买红宝石的男人。”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怀念，有悲伤，也有一丝释然。
“结果，她一辈子，都在为男人犯的错，买单。”
她把那碗剥好的石榴籽，推到我面前。
“林墨，别学我们。”
“别把一辈子，都押在一个男人身上。”
“不值得。”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周明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喝一碗石榴汁。
红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像流动的宝石。
“周明，”我开口，“我们谈谈吧。”
他愣了一下。
我们之间，很久没有过这样郑重的，“谈谈”了。
“关于‘小安’。”
我直接抛出了那个名字。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从惊愕，到慌乱，再到一丝如释重负。
“你知道了？”
“嗯。”
我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质问。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像一个谈判律师，看着她的对手。
“我不想听过程。我只想知道结果。”
“你要怎样？”
他沉默了。
喉结上下滚动。
“小墨，我……”
“我给你两个选择。”我打断他。
“A，我们离婚。财产按婚前协议分割。你净身出户。”
“B，我们继续。但需要签订一份补充协议。”
我把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推到他面前。
标题是：《婚姻忠诚与信任重构协议》。
里面罗列了十几条条款。
关于共同财产的知情权，重大开支的共同决策权，社交边界的明确划分，以及，最重要的，违约责任。
“如果再有下一次，协议自动生效。你自愿放弃所有婚内财产，并且，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周明看着那份协议，手在抖。
“你这是……在审判我？”
“不。”
我喝了一口石榴汁，很甜，带着一丝涩。
“我是在给我们这段关系，一次重新制定规则的机会。”
“婚姻就像一间房子，灯泡坏了，可以选择换个灯泡，也可以选择把整栋房子都炸了。”
“我以前，可能觉得换灯泡很麻烦。但现在，我觉得，或许可以试试。”
“签，还是不签。你选。”
我看着他。
把所有的情绪，都收敛在平静的表象之下。
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
这是我从我母亲那四十年失败的战争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周明看了那份协议很久。
最后，他拿起笔，在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迹，有些潦草。
生活，似乎真的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周明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里。
他会陪我一起去超市，会记得我们每一个纪念日，会主动把他的手机，放在我随时能看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种改变能持续多久。
但至少，他在努力，用行动来修复我们之间的裂痕。
把时间当硬币，一枚一枚，重新投进我们这个，名叫“婚姻”的机器里，希望能换回一点靠近。
母亲也变了。
她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国画。
她画山，画水，画兰花。
她说，她要把那些年错过的，都补回来。
我以为，所有的故事，都会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一个算不上圆满，但至少，足够平静的句号。
直到那天下午。
我替母亲收拾她从老家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旧物。
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母亲说，钥匙早就丢了。
我找来工具，撬开了锁。
箱子里，都是一些旧书，旧信。
还有一本，蓝皮的日记本。
是母亲的。
我随手翻开。
泛黄的纸页上，是她娟秀的字迹。
我翻到了1981年，那个改变了她们一生的夏天。
日记里，记录了她对那个陈老师的爱慕，记录了高考失利的痛苦，记录了被背叛的绝望。
一切，都和她们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我合上日记本，准备把它放回去。
就在这时，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纸条，飘了出来。
那是一张，被撕掉了一半的，信纸。
上面的字迹，很潦草，很用力，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写的。
“姐，对不起。”
“抓阄那天，我作弊了。”
“两张纸条，都是我写的。一张高中，一张中专。”
“我把写着‘高中’的那张，藏在了袖子里。”
“我本来想，如果我抓到中专，我就换掉它。”
“可是，我看到你把你的纸团换掉的时候，我犹豫了。”
“姐，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偷走了你的人生。”
落款是：林兰。
日期，是母亲离开家去南下的前一天。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窗外的阳光，照在那张残破的信纸上，刺得我眼睛生疼。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只有一句话。
“你是林蕙的女儿吗？关于陈老师的事，我想，你可能需要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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