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记忆力极速下滑，年近八旬的我，想尽最后的努力把对小学时期的老师的记忆留在纸上，作为对他们的怀念。
一来年代久远，二来小学时候老师更换的特别频繁，有的老师仅仅教了我们一个星期就被调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能记住的仅仅是一点飞鸿泥爪，只好以“我的小学老师掠影”为题目了。
按记忆的时间顺序说吧。首先要说的是我还没有正式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且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吴传绪老师和王铭久老师。
我的老家在社旗县（那时还属于南阳县）大冯营乡史庄。村后边有一所小学，本村人都叫它“后学”，它的正式名字是大冯营小学史庄分校。只有两个复式班，教室里分别坐着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学生。
从记事开始（大概1953年吧）到初小毕业为止学校都是只有两位老师。而吴传绪和王铭久老师的形象是我此生对“教师”这两个字的最原始最具体的理解。
吴老师是教语文的，个子略高，王老师是教算术的，个子稍矮。我们村里的大人对他们同样敬若神明，但也略有区别：吴老师更敦厚儒雅，王老师更幽默风趣。他们两个彼此也相互调侃，开的玩笑很有趣——可惜现在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那时我家离学校很近，我大姐、二姐和哥哥先后在那里读书，两个姐姐解放前没钱读书解放后才大龄入学的。我上学也比较晚（1956年秋期我八岁时）。
虽然没正式入学，但我却很早就跟着姐姐哥哥到学校“混学”了，跟着他们进教室读几句然后又跑到教室外去玩。所以没上学就跟吴老师和王老师混熟了。他们对我特亲切宽容，任由我随意进出教室，吴老师还曾经掏出手巾给我擦“流过了河”的鼻涕。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一点敬畏，却有满满的亲近感。
吴老师和王老师调走了，村上的人好长时间内还在念叨他们。接替他们的是刘元俊和王廷甫老师，刘老师教语文，王老师教算术。那时我姐姐哥哥都已不在”后学“念书了，我却还像以前那样在那里“混学”。
刘老师、王老师也像吴老师、王老师一样任由我随意进出教室。1956年秋期开学第五天的上午，预备铃声还没敲响，我又早早悠进了校园。刘元俊老师走到我跟前，牵起我那没有洗干净的手，把我领出校门。我很沮丧，以为混学的资格要被取消了。谁知刘老师啥话没说，径直把我带到家里，搬起院子里的小凳子，对正在厨房涮碗的母亲说：”嫂子，您这个孩子该上学了，我领走了。”
我母亲忙擦干了手上的水，走出厨房对刘老师说：“老师，我们家穷，交不起学费。”刘老师说：“不问你们要钱。”母亲诧异的说：“这孩子他大姐已不上学，出门（出闺）了，他二姐正在三中（今社旗一高的前身）念书，他哥还在上高小。我们真的没钱上学了。”
刘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嫂，真的不问你们要钱。”随即左手搬着凳子，右手拉着我，把我领进了一、三年级复合教室。从此我结束了长达二三年的“混学”历史，开始了正式上学生涯。
1957年是教师多灾多难的年头，反右派运动兴起，不少老师被无端扣上“右派”帽子，调离甚至永久离开了教育事业。
我那时不懂这些，只记得莫名其妙的放了长假，开学后刘老师和王老师不见了。我非常想念他们，却始终没去看望过他们，直到退休后才想起应该去探望这两位启蒙恩师，可惜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
接替刘老师、王老师的是马德山和杜俊清两位老师。杜老师教语文，马老师教算术还兼任分校负责人。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杜老师还要兼管收拾厕所这样的脏活累活，后来才听说杜老师被打了右派。
那时我们学过一首歌，其中有句歌词是“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一位爱唱歌的女生经常边走路边唱这一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到学校办公室去听留声机唱戏，杜老师也在那里。那位女同学进去了，杜老师对她说：“你敢进来吗？不怕妖怪把你吃了？”那位同学有点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过了不久，杜老师就离开了学校，不知是调走了还是永远失去了教师资格。
杜老师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位包章记老师，瘦高个儿，脸上长有一个像大枣一样的肉瘤。有同学背地里叫他“包疙瘩”，我听了很不舒服，包老师也是一位对学生很好的老师，不该给他起外号。
马老师是教我时间最长的小学老师，也是此生第一个用严厉的语气训斥过我的老师。那是1958年农历十月的事。那天我在家挨了妈妈的打，可能是因为我吃了奶奶偷偷塞到我手心里的半块狐狸头馍——那是妈妈专门给奶奶蒸的，别人都只能吃红薯面窝窝。
我带着委屈到了学校走进教室，几位同学正围着铁火盆烤火，火盆里烧的是炽热的木炭。我挤进去，把一个女生挤出来了。她和我吵起来。我用力推了一下，她跌倒了，一只手按到炽热的木炭上，手掌上当时就起了个大泡。
马老师知道后立即给那位同学敷上了膏药，又问我为什么要推人家，我承认自己心情不好，不该用力推人。马老师狠狠训斥我一顿，记得训我的话中有“你恶气杀人”五个字。我虽不敢辩驳，心里却很不舒服。
我虽然在家不断受妈妈训教，可在学校被老师厉声训斥却是第一次。再加上我那时认为马老师巴结我们讨厌的生产队干部，对他印象不好，（长大后才明白刚刚经历反右派斗争仍心有余悸的老师哪里敢不巴结生产队干部呢？）有一段时间不爱搭理马老师。但马老师对我却是关爱有加。
特别是马老师的爱人、安爱兰师娘更是特别亲我，我那时总是从学校西小门入校，路过马老师家的厨房门口，安师娘时不时的会把我喊到厨房里，给我一块馍吃。
1958年农历11月底，我父亲和祖母五天内接连去世，我心里痛苦得很。安师娘曾把我拉到跟前说：“看看这孩子眼都哭肿了，真可怜……”。
后来马老师调到张腰庄小学，家住在我们村西一里的官庄村，我去我大姐家走亲戚路过马老师家门口，马老师和师娘还把我叫到他家里，问我们一家的情况。
我高中毕业回家种地，马老师还对和他一起在大冯营联中教书的我哥哥说想给领导说说让我也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我那时不愿意弟兄俩都当“臭老九”，没有答应，但从内心里彻底消除了对马老师的误解，觉得愧对了恩师的关爱。
1960年秋期我初小毕业，到大冯营小学校本部上五年级。校本部学生多，班级多，老师也多了。教我语文的是胡义忠老师，家住狮子庄村。对我也特别好，直到我高中毕业回乡种地后还跟我哥哥商量想把他的内侄女介绍给我做对象。
我那时很幼稚，心气高，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没答应。真的亏负了恩师的真情厚意。我到青台高中代课以后还在去青台的途中遇到一次胡老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现在一定是不在人世了。
五年级时教我算术的是杨建中老师，他很年轻，方城县独树镇人，对我也非常关心，后来和我哥一起共事，不断询问我的事，很为我的前途操心。可惜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有一位贺民贤老师曾教过我们十几天语文，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可是他被莫名其妙的调走了。我和十几个男生得知他走了的那天上午连课也不上了，听说他家是贺白庄的，就一起去追他，走了几里后又有同学说他是贺心庄村的。没有确切的目标，我们只好半途返回了，还受了学校领导一顿训斥。
后来我到社旗一高教了书，才知道贺老师在社旗二高教物理，就专一去看望过他一次。
还有一位张蕴科老师也教过我们一段时间，他大约不到30岁。家住在张腰庄村，离学校三里多地。他的算术课讲得非常好，简明扼要，总能让学生当堂做完作业，课后就轻松地玩。教我们不到一个月，也被调走了，听他同村的同学说他到某中学高就去了，但我并不知道为他高兴，只觉得离开了他，心里舍不得。
后来才知道我上高小时正赶上国家教育“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这也许就是老师们走马灯似调动的原因吧。
高小时期教我们时间最长的是张继三老师，他教过我们数学，还代理过学校校长（因为校长被临时抽调走了），但总共也不满一学期也调走了。
1974年我从爱人的家乡遂平县重新回到老家史庄务农，在县财政局工作的史荣堂同学看我在家闲得慌，劝我再去学校代课，还和我一起去找当时在大冯营乡教办室当主任的张继三老师。张老师很愿意帮忙，但大冯营乡中只缺英语教师，可我没学过英语（初中高中都学的俄语），暂时不需要我。
不久青台高中找我去教语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重新走上讲台，生怕自己一个高中生教不好高中课，误人子弟。只好加倍努力，一方面向同仁虚心求教，认真教课。另一方面通过自学考试，1987年拿到大学专科毕业证。
1988年河南省民办教师二次整顿并评聘职称，我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张继三老师特意给我打电话祝贺。（那时没有手机，打的是学校的公用电话。）同年我参加成人高招，又以全省语文学科第一的成绩考上省教育学院中文系专科起点本科函授班。
1991年6月，43岁的我拿到了大学本科毕业证。张继三老师又一次表示祝贺，他心里特别高兴，还说幸亏没让我留在大冯营乡中，才逼得我考了专科考本科，成了合格的高中教师。
学历达标了，算个合格高中教师了，也拿了不少优秀证书，可我仍然是民办教师，因为我没有参加1981年河南省第一次民办教师整顿，而1993年前民师转正的两个途径招教和选招都要求必须参加过那次整顿。转正无望，每月只能拿四十几块钱。
我在青台高中工作时期与学生们毕业合影
青台高中离家又远，骑自行车一个钟头，步行需两个钟头，有时中途下雨，还得扛着自行车走。我妻子一人在家种地，农忙时顾不过来。我找到张继三老师，要求调回大冯营乡中。
张老师非常同情我，又怕亏了我的料，误了我的前程，就亲自去县城找到当时县教委主管业务的杨志中副主任商量我的事情。
杨主任是我在南阳地区三高中上学时的语文老师，虽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对我也很熟悉，那时我还担任着青台高中教务处代主任主持全校教学业务。杨主任对张老师说：“你是永科的老师，我也是，你还是我的老师。你要真觉得回大冯营乡中对他好的话，我同意把他调回去。不过我觉得他留在高中更好一些：一来能为咱县教育做更大的贡献，二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转正机会。”
张老师很赞成杨主任的看法，两个人都劝我克服困难，留在高中教学，我只好答应了。
幸运的是1993年省民师招教已经不再要求必须参加过1981年整顿，只要求十年以上教龄。我有了报考资格，以南阳市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因已经本科毕业，只去南阳教育学院上了三个月的强化班，1995年转正。且早在1994年教师节那天已经被借调到社旗一高任教了，1997年被正式调入社旗一高，次年被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我很庆幸听了两位老师的劝导，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2009年8月我办了退休手续，又被社旗一高返聘。2010年身患恶疾，手术、化疗结束后到新乡儿子那里休养了二年，又被社旗县永兴学校找回去帮忙。
期间听申自平同学说张继三老师退休后患了头部皮肤癌，治疗后痊愈了，现在在老家桥头乡王桃庄村小赵庄住着。我就利用国庆假期骑电车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还调侃自己，说贪图他的学生所在的部队医院的免费放疗，把头顶上的皮肤也放掉了一块，长不出来了。我觉得他精神状态很好，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谁知第二年他就走了。
六年小学期间遇到的老师还有一些记忆不起来了。我很为自己的健忘遗憾，但有人对我说：“六十多年了，你能记起这么多就很不错了。”
说实话，不是因为我记性好，而是因为他们的高尚师德铭刻到我的脑子里，想忘也忘不了。其实，包括我以后上初中、高中时遇到的老师也几乎没有一位不是爱生如子、勤业敬业、可敬可佩的。是我太幸运了，还是那个时代的师风使然？我说不准，也许二者兼有吧。
作者简介
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乡土中原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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