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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韩愈以其对散文创作的颠覆性贡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坐标。作为唐代最大的散文作家，他身处儒学复兴与文体变革的交汇点，既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又以“不平则鸣”的创作姿态突破正统桎梏；既恢复先秦两汉古文传统，又赋予散文全新的文学品格与社会功能。韩愈的散文创作，上承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与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下启宋明散文的议论新风与文体自由，其“破”与“立”的双重实践，不仅铸就了自身的文学丰碑，更重塑了中国散文的发展轨迹。

一、儒学立场与社会内容的突破：从“明道”到“不平则鸣”

韩愈的散文创作，始终与他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际遇深度交织。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秉持比较进步的政治立场，却因科举功名与仕途屡受挫折，长期处于“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的困厄之中。这种人生境遇与精神状态，使其创作突破了正统儒学“修其辞以明其道”的狭窄藩篱，实现了从单一“明道”到多元社会内容的拓展，成为其散文取得高度成就的重要原因。

正统儒学视文学为“载道”的工具，强调文辞服务于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这一理念在韩愈早期的部分政论文中仍有体现。《原道》《谏佛骨表》等作品，以严肃庄重的笔调阐发儒家道统，批判佛老异端，主张“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尽显“明道”的创作宗旨。《谏佛骨表》中，韩愈直言“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以儒家纲常为标尺，痛陈迎佛骨的危害，其政治勇气与儒学坚守跃然纸上。

然而，仕途的坎坷与现实的黑暗，让韩愈的创作逐渐超越了单纯的道统宣扬，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照与个人情感的真实抒发。他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创作主张，将文学视为抒发内心郁结、针砭社会弊病的载体。这种“不平则鸣”的精神，在《进学解》中得到集中体现。文章以先生与太学生论难的形式展开，学生列举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牴排异端，攘斥佛老”的勤勉与功绩，却以“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遭遇反诘，看似讽嘲，实则是韩愈内心不平的间接宣泄。这种将自我境遇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写法，使文章突破了传统政论文的刻板框架，蕴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情感张力。

韩愈散文的社会内容，还体现在对人才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对不公现实的尖锐批判。《杂说四》以伯乐与千里马为喻，深刻揭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人才困境，批判了统治者“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昏聩无能。文章层层推进，从识才、育才到用才，多方设喻，曲折尽理，既表达了对人才被埋没的愤懑，也寄寓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送董邵南序》则借送别董邵南之机，既同情其“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的遭遇，又暗讽藩镇割据的现实，“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的结尾，看似劝勉，实则饱含对时局的忧虑与对人才的期许。

从“修其辞以明其道”到“不平则鸣”，韩愈散文的社会内容实现了从儒家伦理教化到现实人生关怀的拓展。他既坚守儒学的核心价值，又不囿于正统儒学的思想束缚，以笔为刃，直面社会矛盾与人生困境，使散文成为反映时代风貌、抒发真情实感的文学载体，这正是其散文能够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

二、文体革新：散文功能的拓展与文学性的提升

韩愈对中国散文发展的核心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与历史地位，更在于对散文文体功能的革命性拓展。在韩愈之前，散文多用于著述与政论，而骈文则垄断了诏诰、碑志、书启等实用文体领域。韩愈以“文以明道”为旗帜，发起古文运动，将散文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辞赋、赠序、杂感、奏议、表状、碑志、书启、哀祭、记传等诸多领域，使散文真正成为“自由交流思想、描述事物、表达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多样化社会功能的语文工具”，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广阔天地。

（一）实用文体的文学化改造

韩愈的散文创作，打破了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的界限。他认为“以笔为文”，即便如碑志、书启等实用文体，也应注重文学特征的表现与文学手段的运用。这种创作理念，使其许多实用文体作品成为兼具功能性与文学性的经典之作。

碑志文在唐代多为骈文写作，内容空洞，辞藻华丽。韩愈则以散文改造碑志文，注重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与生平事迹的真实呈现，使碑志文成为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中丞传后叙》是这一改造的典范之作。文章补叙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安史之乱中守睢阳的英雄事迹，既考证史实，又刻画人物。写南霁云求救贺兰进明，“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寥寥数笔，便将南霁云的忠义刚烈刻画得栩栩如生；写张巡就义前“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简洁的语言中蕴含着深沉的悲壮之情。文章融史传、史论与叙事、抒情于一体，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文学的感染力，彻底改变了碑志文的僵化面貌。

赠序文原本是“君子赠人以言”的实用文体，韩愈却将其发展为兼具议论、叙事、抒情等多重功能的文学体裁。《送孟东野序》开篇即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核心观点，随后从物到人、从古到今驰骋议论，列举“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孔子鸣春秋”等诸多例证，最后才收束到送孟郊之事，说明“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文章以赠序为名，实则是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将实用文体升华为文学性极强的议论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另辟蹊径，以被送者李愿的议论为主体，生动描述了“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不遇于时者”“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者”三种人的形象与处世态度，作者不着一辞而褒贬自明。文章首段散体，次段以散驭骈，排比铺张，末段韵语，句法与章法浑然一体，被刘大櫆誉为“哲匠之妙用”。

（二）文体形式的自由创新

韩愈的散文彻底打破了骈文的句式束缚，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散行单句”的特点，形式自由，构思巧妙，表现方法不拘一格。他主张“文无定法”，根据表达需要灵活运用议论、叙述、描写、抒情、说明等多种表现手法，使散文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

议论文是韩愈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与内容均极具创新性。除了《原道》《谏佛骨表》等严肃的政论之外，韩愈还创作了大量托物寓意、生动活泼的文学性杂文。《杂说》四篇，或借龙与云的关系喻君臣相得，或借马说人才问题，或借蚍蜉撼树讽喻小人，篇幅短小，寓意深刻，语言精炼，极具文学趣味。《送穷文》则以俳谐为体，设想“穷鬼”与主人的对话，列举“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种“穷”的表现，看似自嘲，实则抒发了怀才不遇、屡遭排挤的郁愤之情，将抽象的情感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构思奇特，妙趣横生。

记叙文方面，韩愈的创作更是突破常规，异彩纷呈。《毛颖传》以寓言为体，将毛笔拟人化，为其立传，追溯毛笔的起源、发展与功用，暗讽统治者对人才“赏不酬劳”“刻薄寡恩”的现实，开创了“以文为戏”的叙事传统。《石鼎联句诗序》则以传奇笔法描写道士轩辕弥明、处士刘师服与僧人惟俨联句的过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充满奇幻色彩，展现了韩愈叙事文的多样性。《平淮西碑》则回归古朴典雅的风格，叙事严谨，气势恢宏，被誉为“唐碑第一”，体现了韩愈驾驭不同叙事风格的高超能力。

抒情文是韩愈散文中最具情感张力的部分，其情感表达真挚自然，酣畅淋漓。《祭十二郎文》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作者接到侄儿韩老成病亡的消息后，将“由惊而疑，由疑而信，而大悲大恸”的心理过程娓娓道来，“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者非其真耶？”一连串的反问与感叹，将内心的悲痛与困惑推向极致。文章不事雕琢，纯以真情动人，“悲思慕恋，恻然自肺腑流出”，打破了传统哀祭文的程式化写法，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与崔群书》则以书信体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与关切之情，“自古贤者，皆负忧勤之病，吾独何能已！”情感真挚，语言质朴，体现了韩愈抒情文的另一种风格。

韩愈对文体的革新，本质上是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义。他将散文从单纯的“载道”工具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刻画人物、批判现实的多功能文学载体，实现了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的统一，为后世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艺术特质：气势、形象与语言的三重融合

韩愈的散文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刻与文体形式的革新，更在于其独特的艺术特质。他的散文兼具充沛的逻辑力量与情感力量，呈现出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善于以简洁生动的形象刻画与形象化的表达手法增强文学感染力；同时在语言艺术上推陈出新，形成了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体系，三者相互融合，共同铸就了韩文的不朽魅力。

（一）气盛言宜：气势与情感、逻辑的统一

韩愈散文最突出的风格特征，是其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这种气势并非空泛的铺张，而是源于作者充沛的精神状态与情感力量，正如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著名论点。“气”是作家内在精神的体现，包括其政治理想、人生态度、情感气质等，当作家“气盛”之时，其语言表达自然会呈现出刚健有力、气势磅礴的特点。

苏洵曾以形象的语言描述韩文的气势：“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视。”这种气势在韩愈的议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毁》一文以对比为核心展开议论，先以“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对比，再在各自内部以“责己”与“待人”对比，最后以“誉”与“毁”对比，层层深入，逻辑严谨。同时，文章通过词语、句式和句群的反复，以及排偶、对称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如“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与“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的对比，句式整齐，语气强烈，将“今之君子”的虚伪刻画得入木三分。

韩文的气势，既源于严谨的逻辑思辨，也源于强烈的情感力量。韩愈是一个情感充沛、爱憎分明的作家，他的散文往往在逻辑论证中渗透着强烈的情感，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柳子厚墓志铭》在叙述柳宗元的生平事迹时，既赞扬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才华，又同情其“斥不复，卒死于穷裔”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友人的惋惜与对现实的愤懑。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逻辑清晰，情感真挚，气势沉郁顿挫，令人动容。

在抒情文中，韩愈的情感更是不可遏抑地喷薄而出，形成强大的情感气势。《祭十二郎文》中，作者从“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的自身境况写起，联想到与侄儿“少时与游，皎然白晰，温然可亲”的往事，再到“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的悲痛，情感层层递进，如江河奔涌，不可阻挡。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使文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气盛言宜”的典范。

（二）形象化表达：细节刻画与喻象运用

简洁生动的形象描述是韩愈散文的另一重要文学特征。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抒情文，韩愈都善于运用形象化的表达手法，使抽象的思想、情感与道理变得具体可感，增强文章的文学感染力。

在记叙文中，韩愈善于以简练的笔墨突出特征细节，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张中丞传后叙》中，写南霁云“射佛寺塔顶，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一个简单的动作与语言，便将南霁云的忠义与刚烈刻画得淋漓尽致；写张巡“读书不过三行，终身不忘”，寥寥数字，便凸显了其过目不忘的才华。《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韩愈在严肃的碑志文中穿插王适骗娶处士贤女的喜剧性事件，通过“曰：‘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曰：‘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等细节，将王适狂放不羁的个性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使碑志文摆脱了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

在议论文与抒情文中，韩愈则多运用比喻、寓言、俳谐等手法加强形象性。《杂说四》以伯乐与千里马为喻，将人才问题具象化，“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比喻，简洁而深刻，成为后世表达人才困境的经典表述；“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的比喻，则形象地揭示了统治者埋没人才的本质。《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毛颖”，追溯其“始生之岁，东山有毛颖者，学而未成，去，游于管城”的经历，赋予毛笔人的性格与命运，既风趣幽默，又暗讽了统治者对人才的刻薄寡恩，将抽象的社会批判化为具体可感的寓言故事。《祭鳄鱼文》则借对鳄鱼的告白，“鳄鱼有知，其听吾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表明自己为民除害的决心，将难于传达的政治抱负与为民情怀化为对鳄鱼的直接对话，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三）语言艺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韩愈高超的语言艺术，是其散文具有文学价值的重要保障。他继承先秦两汉古文散体语言表达自由的优长，充分提炼口语的自然句法和词汇，吸收和融化骈文辞赋的修辞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富于情感性、形式美和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体系，对古代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的语言创新，首先体现在对词汇的提炼与创造上。他创造了大量富有生命力的词语和词组结构，如“气盛言宜”“志得意满”“一身二任”“垂头丧气”“伤风败俗”“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特立独行”“蝇营狗苟”“侥幸于万一”“回狂澜于既倒”等，这些词语精准生动，概括性强，至今仍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成为民族语言的宝贵财富。

在句式运用上，韩愈既善于运用一气贯注、铺排而下的长句，增强文章的气势与逻辑力量，也善于运用明白如话的口语短句，使文章显得自然流畅、通俗易懂。《进学解》中“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句式整齐，铺排而下，将先生的勤勉刻画得淋漓尽致；而《祭十二郎文》中“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则采用口语化的短句，如家常对话般自然，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与亲切感。

韩愈还善于驾驭虚词，通过虚词的巧妙运用调节语气，增强文章的情感表达与逻辑关联。《原道》中“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连续使用“之谓”的句式，语气坚定，逻辑清晰，将儒家核心概念的内涵阐释得明确而深刻；《送孟东野序》中“周公鸣周，孔子鸣春秋，老聃鸣道德，庄周鸣南华，荀卿鸣性恶，墨翟鸣非攻，管子鸣轻重，晏婴鸣节俭，老泉鸣六国，韩非鸣孤愤，子云鸣太玄，相如鸣上林”，连续使用“鸣”字，句式整齐，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不平则鸣”的创作主张。

此外，韩愈还创造性地运用“以散驭骈、奇偶相生”的句群结构，将骈文的修辞技巧融入散文之中，使文章既具有散文的自由流畅，又具有骈文的形式美。《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句式整齐，对仗工整，具有骈文的韵律美，却又被纳入散文的整体语境之中，与前后的散体句式浑然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四、韩门弟子的传承与古文运动的历史境遇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场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形成了“韩门弟子”群体，其中较著名的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张籍、李汉等人。韩门弟子对韩愈的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与偏离，其分化与演变直接影响了古文运动在韩愈之后的发展轨迹。

李翱是韩愈的侄婿，也是韩门弟子中最能继承韩愈散文精神的作家之一。他论文主张“文、理、义兼并”“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既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核心思想，又注重文章的独创性。李翱的散文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善写平易之文，“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杨烈妇传》通过描写杨氏在叛军攻城时的镇定自若与深明大义，歌颂了女性的忠义品格，叙事简洁，情感真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韩吏部行状》则详细记述了韩愈的生平事迹与文学成就，语言质朴，评价公允，为后世研究韩愈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来南录》以日记体记录自己南迁的行程与见闻，语言简洁，描写生动，开后来日记体游记散文的先声，体现了对韩愈文体革新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皇甫湜则继承了韩愈尚怪奇的一面，论文主张“文奇而理正”。他的散文字奇语简，生涩艰深，追求形式上的新奇与独特。《韩文公墓志铭》是其代表作，文章极力赞扬韩愈的文学成就与革新精神，但语言晦涩难懂，如“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句式奇特，用词古奥，虽有其独特的艺术追求，但也脱离了大众的阅读*惯，难以被广泛接受。皇甫湜的创作将韩愈“贵独创”的主张推向了极端，忽视了文章的通俗性与实用性，使散文逐渐走向艰涩化，无法将古文运动推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沈亚之则另辟蹊径，以古文写传奇小说，将古文的叙事技巧与传奇的奇幻色彩相结合，留下了《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等佳作。他的作品既保持了古文的语言风格与叙事传统，又吸收了传奇小说的情节构思与奇幻元素，情节曲折，意境优美，对后世传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沈亚之的创作表明，韩愈的古文革新精神可以在不同的文学领域得到拓展，但这种拓展也使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逐渐淡化，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学潮流。

樊宗师是韩门弟子中最具争议的作家，他将韩愈“贵独创”的主张推向了极致，为文“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然而，这种追求独创的极端做法，导致其文章艰涩难懂，“卒不可读”。今仅存的《绛守居园池记》便是典型代表，文章用词古奥，句式奇特，如“夯硪北，会益西，高者冠山冈，下者俯清池”，晦涩难懂，几乎无法卒读。樊宗师的“涩体”在当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这种艰涩的文风脱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与社会功能，与韩愈的古文革新精神背道而驰，成为古文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籍与李汉则更多地侧重于对韩愈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整理。张籍是韩愈的挚友，也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散文多关注现实民生，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与韩愈的创作精神一脉相承。李汉则编纂了《昌黎先生文集》，将韩愈的作品系统整理成册，为韩愈散文的传播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门弟子的分化，本质上是对韩愈文学思想不同侧面的解读与实践。韩愈的文学思想本身包含着“明道”与“尚奇”、“文从字顺”与“贵独创”等多重维度，韩门弟子各自侧重其中某一维度，导致了创作风格的分化。李翱继承了“明道”与“文从字顺”的核心，其创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而皇甫湜、樊宗师则片面追求“尚奇”与“贵独创”，忽视了文章的实用性与通俗性，使散文走向艰涩化与小众化。这种分化使得古文运动在韩愈去世之后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与创作方向，逐渐走向衰落。

尽管如此，韩愈的散文革新精神与文学成就，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文学家，都深受韩愈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古文运动的精神，掀起了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平淡自然”，继承了韩愈文从字顺的风格；苏轼则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继承了韩愈文体自由、勇于创新的精神。韩愈所确立的散文文学性与实用性统一的原则，以及“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重要准则，影响了中国散文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结语

韩愈的散文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全方位的革新。他以“不平则鸣”的创作姿态，突破了正统儒学的束缚，使散文成为反映社会现实、抒发真情实感的文学载体；以“文以明道”为旗帜，发起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的垄断地位，拓展了散文的应用范围与文体功能；以“气盛言宜”为核心，形成了雄奇恣肆、情感充沛的艺术风格，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品格；以高超的语言艺术，创造了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语言体系，为古代汉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的散文，既是对先秦两汉古文传统的继承与回归，也是对散文文学性的全新开拓与建构。他实现了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典范。尽管韩门弟子的分化导致古文运动在韩愈之后难以为继，但韩愈的散文革新精神却始终传承不息，影响了宋、元、明、清乃至现代的散文创作。

在今天，重新审视韩愈的散文成就，我们依然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他坚持文学的现实关怀与真情表达，反对形式主义与僵化教条；坚持文体的自由创新与功能拓展，反对墨守成规与固步自封；坚持语言的锤炼与创新，反对晦涩难懂与华而不实。这些创作理念与精神，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韩愈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其不朽的文学价值与革新精神，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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