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关中平原上一个最不起眼的村子里。我从跳蚤肆虐的土炕上翻身起来，挠着身上*小小的蚊子包，一声不吭的到水缸里舀了半勺水，匆匆的洗了洗了一把脸。洗脸时，我还特意抹了一点肥皂。洗完脸，又对着巴掌大的小圆镜子仔细的把头发梳了半天。头发好几个月没理了，很长，抹了半天水才勉强的贴在两边脑门上。今天是决定我命运日子，我能不能就此离开杨庄，离开农村、远离农活、不再当一个农民！就看今天的了。我想让黝黑瘦小的自己能看上去干净一点、精神一点。
天真热，大清早起来就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从昨天晚上起我就紧张得要命，不停的起来擦汗，不停地拍打蚊子，到后半夜才勉强睡着，结果早上起来发现父母已经干活去了。匆匆的吃完一个夹着油泼辣子的冷饃，又从水缸里舀了半勺凉水喝了几口——连水缸里的凉水都是温的。哼，今天，我要是过了录取线，一定买个冰棍，不，买个雪糕，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的口袋里，还有八块钱。
骑上那辆28自行车，拐出我们那条巷子不到200米，路边就是村小学。正是暑假，学校的红色木门紧闭着。三年级时，我们班的一位漂亮女生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生，结果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宣读，大加赞扬。我记得自己当时看着那个女生的背影陷入深深的思考：这个长的挺好看、穿的挺整齐、班上唯一不流鼻涕的女生，居然还可以成绩很靠前，作文也经常被作为范文，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怪不得年轻的语文老师那么喜欢她。我的出神被语文老师发现，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一眼。我吓得赶紧低下头，桌子底下，两个脚大拇指头分别从鞋前面的破洞里探出头来，紧张的动个不停。此时此刻，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大学生”三个字距离自己依然那么遥不可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农民到工人甚至干部的距离啊！
出了村，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玉米已经抽穗，宽大的叶子随着一点轻风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在我听来是恐怖的。我看到了自己胳膊上密密麻麻的无数道划痕，那都是玉米叶子划的。从考试结束到昨天为止，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我已经连续在玉米地里趴了十几天：摆蒜。在农村长到十八岁，我早已学会干这里的几乎所有农活，从拔草锄地到割麦扬场，但最让我痛苦的首推摆蒜。
首先要在两排玉米的中间勾出一条小渠，其次要在渠里撒上剥好的蒜瓣，第三要在蒜瓣上撒上肥料。这三道工序都需要在玉米地里来回走动，一遍遍的被锋利的玉米叶子划来划去。等胳膊和腿上伤痕累累的时候，就该趴着一颗一颗的把蒜瓣摆成距离相等的两排。连续几个小时，没有一丝风，身上的汗水早已把土和肥料均匀的在你身上汇成泥浆，腰疼的像要断了，一厘米一厘米的向前移动，好多次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晕倒，这样就可以暂时不受这样痛苦的折磨。父母告诉我，这些蒜和明年长出来的蒜薹，就是给我上大学准备的学费。我笑了。我们对那个目标盼望之急之切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我们也都只是说说，因为，太遥远了。
顺着玉米地骑行一公里多就到了镇上，向西拐个弯，再走几百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初中。初中阶段，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可以吃得饱了，馒头中的玉米面含量越来越少。可是我的学*成绩依然平常，因此对学*好的同学羡慕加崇敬，没有嫉妒和恨，都是“心向往之”。初二时，我们邻班一个同学在县教育局编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引起了极大轰动。不得了呀！太牛了！我班同学绘声绘色的给我讲述他怎样的语数英皆好同时又品学兼优乐于助人，搞得我对其人的崇拜之情如滔滔江水。不得了呀！太牛了！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咱们交个朋友吧！可是地点选择的不好，他一转头，差点尿到我身上，因为我是在男生厕所便池前对他说的。但是，他系上裤子，冷漠的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保持着一个优等生对劣等生的标准神态走出厕所，剩下我手提裤子站了半天才缓过神来，系上裤子，摸摸脸，还是滚烫滚烫的。初中毕业，全校学*最优秀的两个同学--都是其他班的，考上了师范学校，跳出了农门，成了这个农村中学新的传奇，成为若干个村庄无数的父母和学生们羡慕的对象。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只有十几个考上高中。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中，除了留下复读准备明年继续考高中的几个，一半以上结束学业回到农村。幸运的是，我挤进了考上高中的十七个人之中，才使自己的学业得以继续。
实际上我没有朝右拐，而是朝东拐了，因为向东20里是县城，我们高中在县城里。我飞快的踩着脚踏，自行车从车头、链条、挡泥板、铃铛等部位发出不同的响声，构成一部复杂的交响：这辆鞍山牌28加重自行车我从初一开始骑，母亲缝制的书包先是挂在前面，可是屡屡的被前轮胎磨出破洞，于是夹在后座上，可是时时得注意书本和文具盒会掉下来。到了高中，行李多了：后座上带着一袋子面，要交到灶上换成粮票；车头上挂着两个袋子，左边是书包，右边是馍袋子。书包换成了黄挎包，但不是军用那种，仿制的，质量很差，带子经常断，被我打了好几个结。原来缝制的那个书包屈尊当了馍袋子，装着母亲烙的锅盔，还塞着一个装满咸菜的罐头瓶子，满满当当。但是，这辆自行车并非我的学*专车，它还是我载着父亲母亲走亲戚的客运车，是我带着弟妹四处游玩的旅行车，是卖蒜和蒜薹的“商用车”，是采购化肥农药的运输车，可谓劳苦功高、伤痕累累。高中时期，我已经是个小伙子、顶梁柱了。
迎着毒辣辣的太阳，我的汗很快就淌出来。我记得，还留着半勺水的铝勺就放在水缸盖上，我离开时还在晃动，那水虽然不凉，还是很清的呀，后味似乎还有点甜，为什么我没有把那一勺凉水都喝完呢。我的喉头狠狠的咽了一下，但是没有唾液分泌，也就没咽得下去。看完成绩，无论如何我要吃个冰棍，秦岭冰棍，虽然要一毛五分钱，比别的冰棍贵一点，但是质量好，口味佳，是用白糖做的，不像那种一毛钱的小牌子，硬的咬都咬不开，口味也是贼甜。好，就这么定了，考不上，吃个秦岭冰棍，回家种地，以后可能也舍不得吃冰棍了。考上了，吃个秦岭雪糕，那可真是奶粉做的，吮就行了，香甜，又香又甜！大学生了嘛，应该吃个奶糕。
其实，我的高中生涯是从彻彻底底的痛苦中开始的。初三毕业那年，陡生变故，亲人离世，噩耗连连。在此之前，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是快乐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真正快乐起来过。那一切夺走了我快乐的权利，恐惧和哀伤死沉沉的笼罩在我14岁的头顶，一直到好多年后才慢慢散去。我没有哭过，因为没有用，也没有人管。既然绝不会有关心和安慰，为什么还要哭出来呢？失眠，连滚带爬的考上高中，然后继续失眠。九月份，学校里的大通铺，跳蚤很多。不久，有人踩断了我睡的那块床板，我不敢去找老师换领，据说要赔40块的床板钱，我哪有那么多钱，于是把断床板放到地上，找两块断砖垫平。地上土很厚，跳蚤更多，只睡了我一个人，于是它们都来找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跳跃的声音此起彼伏，清脆悦耳，在我身上吃个不亦乐乎。我两只手不停地挠，甚至都不能保证每个身上的疙瘩都能挠到，因为实在太多，层层叠叠。我自己那么省，灶上两毛钱一碗的面都不舍得吃第二晚，而是直接泡块锅盔在里面，连吃带喝，瘦到皮包骨，血肯定也很少，到了晚上还要“以身伺虎”，喂养这间土房子里千千万万的跳蚤。心理的痛苦和身体的折磨交织着，伴随我直到黎明。直到我累到完全失去反抗的时候，我或许可以睡两三个小时，然后起床，跑操，早饭，上课。高中同学都说，那时候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早上都在打瞌睡，摇头晃脑的。这我知道，我很瞌睡，但不允许自己上课时睡觉，强迫自己认真听讲，每天都是自己和自己斗争：物质的自己必须要睡，精神的自己必须要醒，外在表现就是每天摇头晃脑打瞌睡。
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学*成绩可想而知。期中考试，七门主课我有四门课不及格。全校大会上，运动员进行曲高奏，成绩优秀的同学上台领奖，校长讲话，痛心疾首：有的学生，七门课居然一多半不及格！例如一班的某某，二班的某某。说到五班时他摔了本子。我在八班，成绩最差的班级，成绩最差的那个人。校长的愤怒救了我，使我逃脱了全校扬名、成为“标志性差生”的“机会”。
县城到了。我需要顺着环城路向西拐，我要去看榜的地方叫“西郊中学”，这里是我上高四的地方。我上高中三年那所学校叫“南郊中学”。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我的成绩稍有提高，也许是因为我终于重新领取了一张床板从而逃脱了跳蚤的滋扰，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从而使我获得自信，总之，我开始在自己班里不再被看作最差的，还收获了一些友谊。但是，第一次高考，我依然名落孙山。对此结果我坦然接受，因为当年我们那个高中应届文科学生考上大学的概率基本为零，在我们的脑海里，考大学是和复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据老师说曾有个姓朱的连续考了八年，最终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于是连续多年复读现象被本地教育系统称为“朱八戒”。老师说到这里，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问题，反而都不由自主发出了惊叹：人家考上了呀，大本呢！对于我们而言，只追求考上，只要考上就行。
那时候，学校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有的灰白的长发打成结披在肩上，两边肩头各挂了一个搪瓷碗，用一根球鞋带子穿着，他是考了4年的王某某；有的剃个光头戴一副有无数个圈的近视眼镜，她是考了5年的李某某，考了2年不行回家被出嫁，结婚一年又跑到学校里来。我还曾遇到一个乡村版郭富城，衣着整洁，头发干净，理着流行的偏分头，关键是还穿了一双皮鞋，突然走到我面前，说出长长地一串英语，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转身对着我同学吐出长长地一串英语。我目瞪口呆，他却突然再次回头对我说：“你的英语不行，今年考不上。”然后翩翩而去。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考了6年的牛人，目标是西安外语学院，英语学的相当好，可惜屡试不中。下次见他，切不可用英语和他对话，饶是你不会，就是你会也不行，谁跟他说英语，他可能会打谁。
我已经骑到了环城路上。天太热了！我要不要现在就买个冰棍呢？反正考上考不上，冰棍都是可以吃的。那边好像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朝我招手，哦，那是和我一起从南郊中学转到西郊中学的一个理科生。他肯定已经看过榜了，我忙大声问：咋样？他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一只手挥舞着，高声的喊：考上了！然后飞快的从我身边骑过去。人家都考上了，我这个农民还在这里想着吃冰棍，可耻！快走！
拐个弯，我已经看到西郊中学的校门了。路很窄，一辆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他们的表情或喜悦或哀伤，有的人还在说着什么话，其实我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张纸，那纸上有名字，有数字，我想知道，我的名字后面的数字是多少，有没有达到昨天收音机里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我高四的班主任老师蹲在学校门口。虽然我在他班里念了一年，但跟他不熟。事实上我跟那个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不熟，因为那一年我只干了一件事：拼命。我知道依自己的家境，不可能支撑持久战，我还有弟弟妹妹，能让我上高中已经快把父母的血汗耗尽。我马上就要18岁了，成年了，走出家庭，面对社会，我什么都没有。命运，你这可恨可恶可鄙的命运！我有的，就是这条命，我要和你“拼命”！
我一头扎进教室里。当时这所学校的整体水平远在南郊之下，文科尤其差些，据说复读考上的几率也微乎其微。我转到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在这里补*一年只要六十块钱，包括资料费、试卷费、住宿费等等所有费用。教室里课桌很多，学生却只有十几个人，谁想坐哪里就坐那里。我坐在第一排，一个人。开学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匆匆去找水龙头刷牙洗脸，然后急急到教室里读书，牙刷牙膏和毛巾忘了拿，于是那一年里我再也没有用过这些清洁用具，每天都是用手掬些水往脸上胡乱抹一下，嘴伸到龙头下含几口水簌簌口，用手背或者袖子擦擦脸，就到教室读书。念，一遍一遍的念，然后去吃早饭，一毛钱一碗稀饭，一毛钱的咸菜，泡点带的馍。吃完饭端一大碗开水到教室，念，背，大声点，再来三遍。上课了，除了数学和英语课，我几乎都在自学，补上从高一开始打瞌睡时错过的。下课了，飞跑去厕所，飞跑着回来。
在教室里，我的目光只有两个落点，一个是黑板，一个是我摊在桌上的书本，这个教室里的其他人长什么样子，是什么脾气，我一概不知，也不放纵自己去了解。但是下课时我常常听到两个甜美的声音在对话，那是坐在第二排的两个女生，就在我的身后。有时候我会想，她们长什么样子呢？我可不可以回头看一下？但马上就被自己喝止，直到半个多学期过后，有一天晚自*时停电了，我的课桌里还有半截蜡烛，但是没有火柴了，我回过头去，在她俩的蜡烛上点燃了我的蜡烛，眼睛的余光告诉我她俩的大概轮廓，但很快就又模糊起来。直到考试，似乎我再也没有回过头。晚自*后，我还会到路灯下背书到十一点五十左右，然后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拉开被窝，当被窝里那股暖暖的气息将我包裹住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入梦，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五分，我会准时醒来，在床上翻两个身，伸个懒腰，起床，洗脸，开始新的一天学*。
那个老师蹲在路边，对着我笑了一下，在我印象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他是一位历史老师，我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也从来不是一个乖巧的人，所以他也许并不喜欢我。但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他说，你这次考得不错，我都没想到。
是吗？后面几个字给了我极大的希望，难道，我考上了？
我赶紧走进校门，那几张纸就贴在传达室门外，红纸黑字吗？好像是的，我的名字就在最上面的第二个，696，已经明显超过了公布的一本线，据全校第一名差了6分。
哈，我考上了！考上大学了！咱也成了大学生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西北政法学院，我的一本志愿、二本志愿都是它。
我调转车头，我要买个雪糕吃！一个不够我就买两个！
学校门口就有卖雪糕的，好多人在买。我不能在这里买，没考上的同学看到心里该怎么想？再往前骑一下，反正县城里多的是。
三分钟后，我看到一个推自行车卖雪糕的，可那箱子上没有写“秦岭雪糕”，杂牌子的，不好吃。
五分钟后，我的欣喜荡然无存，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上大学也是要花钱的！一年最少也得几千块钱，我父母还能拿得出来吗？这个问题象磐石一样的压在我的心头，我比没有看到成绩的时候更加压抑。
那里有个冷柜，写着“秦岭雪糕”，可是我已经不想吃了。
五十分钟后，我骑到村口，刚好遇到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我赶紧下车，轻轻说：妈，考上了。母亲略顿了一下，说：那就好。赶紧回家生火做饭，你烧火，我擀面。
我笑着说：妈，我都成大学生了，应该庆贺下，你还要我拉风箱？
母亲想了想说：“要不，等会儿给你买个雪糕？”
本文作者杨建云，西北政法1994级法学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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