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一九七七年秋，黑龙江的晚风已经有了凛冽的征兆。白桦林哗哗地响，像在窃窃私语某个即将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消息。在“东方红”农场的场部，一张皱巴巴的《人民日报》被十几个人头围得水泄不通。

“恢复高考了！”有人颤抖着念出标题，声音里带着哭腔。

陈建国挤不进去，只能踮着脚尖张望。他是场部小学的代课老师，教语文和算术，但心里一直惦念着物理化学。他二十五岁，高中毕业就在这里下乡，已经七年。七年里，他偷偷藏了几本从家里带来的课本，用油纸包了又包，藏在炕洞的最深处。

“建国，你数理化好，能不能教教我们？”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她是场长女儿李秀英，也是知青。

陈建国脸红了。他数理化是好，但那仅限于高中水平。农场子弟们要考大学，需要真正的老师。

“是啊，全场找个会物理化学的，比找只白乌鸦还难。”有人叹气。

“我听说……牛棚那边……”一个老知青吞吞吐吐。

“牛棚？你说那个看牛的？”

“就那个哑巴似的，天天低着头，从不跟人说话。”

“他？他能会啥？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利索。”

人群哄笑起来。在北大荒的农场，看牛的是最没出息的活计，连小孩都能干。那个看牛的男人四十多岁模样，瘦得像根芦苇，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衫，赶着十几头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大家都叫他“老牛”，或者干脆是“那个看牛的”。

陈建国心里却一动。他想起去年冬天，自己抄近路从牛棚后头走，看见那男人蹲在雪地上，用枯树枝在雪上划拉。他好奇凑近一看，竟是一道复杂的公式，旁边还标注着英文。等他再看时，男人已经用脚抹平，低着头匆匆走开了。

“我去问问。”陈建国说。

众人又笑起来：“建国，你还当真了？”

但陈建国已经转身朝牛棚方向走去。秋风卷起尘土，扑了他一脸。

牛棚在场部最西头，孤零零三间土坯房，前头用木栅栏围出一片空地。陈建国到的时候，夕阳正把牛棚的影子拉得老长。男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吃草的牛群发呆。他侧脸的轮廓很深，颧骨高突，眼窝凹陷，但眼神却很清澈，不像大多数农工的浑浊。

“同志……”陈建国试探着开口。

男人转过脸，眼神警惕，像受惊的动物。

“我是场部小学的老师，陈建国。是这样，高考恢复了，我们一些农场子弟想找人辅导物理化学，不知道您……”

男人摇摇头，摆摆手，又转回去看牛。他站起身，动作有些僵硬，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头离群的小牛犊，轻轻抚摸它的背。陈建国这才注意到，他左腿似乎有残疾。

“我们知道这很唐突，但真的找不到人了。哪怕就讲讲基础也行……”陈建国跟上去。

男人不说话，只是摇头。

陈建国不放弃：“我见过您在雪地上写的公式，那不是一般人会的。”

男人的手停在半空，缓缓转过身，第一次正眼看了陈建国。那眼神复杂极了，有惊讶，有防备，还有一丝深藏的痛苦。他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只是指了指天，又指了指牛棚，然后摆摆手，意思很明白：天晚了，你该走了。

陈建国失落地离开。走到半路，回头望了一眼，男人还站在暮色里，像**雕塑。

夜里，陈建国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不通，一个能写出那样公式的人，为什么要在这荒天野地里看牛？为什么拒绝教人？第二天，他去找了场长老李。

“你说老牛？”场长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皱纹更深了，“他啊，六七年前来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他叫林默，别的啥也没有。人老实，从不惹事，让干啥干啥，就是不爱说话。上头交代过，不用给他派重活，也别多问。咋了？”

陈建国把来意说了。

场长沉默良久，烟锅在鞋底磕了磕：“你们真想学，就去试试。但别说是我同意的，也别张扬。”

有了场长这句模棱两可的话，陈建国胆子大了些。他组织了五个最想学的知青，包括李秀英，第二天晚上又去了牛棚。这次他们带了手电，几本皱巴巴的课本，还有一小包白糖——这在农场是稀罕物。

男人正在油灯下补衣服，针线在他粗糙的手指间穿梭，动作却出奇地娴熟。见这么多人进来，他明显慌了，站起身，手足无措。

“林师傅，”陈建国第一次叫出这个称呼，“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这些孩子，最大的二十五，最小的十八，都等了一辈子这样的机会。您就帮帮我们吧，不用多，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我们不白学，可以帮您干活，砍柴挑水都行。”

几个知青也七嘴八舌地恳求。李秀英最机灵，把白糖放在炕沿上：“林师傅，这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您别嫌弃。”

男人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目光最后落在那些课本上。他颤抖着手，拿起一本物理书，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他轻轻摩挲着，像抚摸失散多年的孩子。

终于，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指向外面。陈建国不解，男人走到门口，指指牛棚对面废弃的饲料仓库。仓库窗户破了，门也歪了，但空间足够大。

“您是说在那里？”陈建国问。

男人点头，又指指仓库墙上一块用木板拼成的、刷了黑漆的东西——那是多年前“批林批孔”时写的黑板报，漆早已斑驳。

“太好了！我们明天就来收拾！”陈建国喜出望外。

男人却摆摆手，伸出一根手指，然后指指自己，又指指课本，最后摆摆手。大家面面相觑，李秀英突然明白：“您是说，就教一个人？偷偷地？”

男人点头，指指陈建国。

“为什么？”一个知青不满。

男人不说话，只是看着陈建国。那眼神里有种沉重的托付。陈建国忽然明白了：男人怕人多眼杂，怕惹麻烦。而他选择自己，是因为那天在雪地上看到公式时，自己没有声张。

“好，就我一人学，我再教他们。”陈建国下定决心。

男人这才露出一丝极淡、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第一次上课在三天后的晚上。陈建国提前一小时到了，把仓库简单打扫了一下，找到半盒不知哪年剩下的粉笔，还从家里带了盏煤油灯。男人准时出现，洗了脸，换了件干净些的褂子，虽然还是补丁摞补丁。

他没有寒暄，直接走到黑板前。那是一块不到一平方米的旧木板，黑漆脱落了大半。男人拿起粉笔，犹豫了一下，在黑板上方写下两个字：力学。

然后他停住了，盯着那两个字，眼神空洞。陈建国以为他忘了怎么讲，正想开口，却发现男人握着粉笔的手在抖，抖得厉害。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变得坚定而专注。

“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像多年未用的门轴，但字正腔圆，是标准的普通话，带着一种陈建国只在广播里听过的、知识分子特有的腔调。

陈建国愣住了。不是因为内容——他高中物理基础不错，能听懂，而是因为男人整个人的变化。当他开始讲解时，背挺直了，眼神锐利了，手势自然而有力，完全不像那个低头哈腰的看牛人。他仿佛换了一个灵魂。

更让陈建国震惊的是男人的讲解方式。他不照本宣科，而是从最基础的原理出发，用最朴素的比喻：他把力比作推车，把加速度比作牛受惊时的突然奔跑，把牛顿三定律编成顺口溜。复杂的概念在他口中变得鲜活生动。

“物理不在公式里，在生活里。”男人说，指着窗外吃草的牛，“你看那头牛，从静止到走动，是力改变了它的运动状态。它走直线，因为合力方向不变。它转弯，因为受到了侧向的力。物理，就是看懂世界的眼睛。”

陈建国听得入神。两小时一晃而过，男人讲完了力的基本概念，正要总结，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男人脸色一变，迅速用袖子擦去黑板上的字——他的袖子本就破烂，沾满粉笔灰后更显脏污。他示意陈建国别出声。

脚步声过去了，是巡夜的。男人松了口气，但眼里的光彩也熄灭了，又变回那个佝偻、沉默的看牛人。

“今天就到这。”他低声说，匆匆离去，甚至没看陈建国一眼。

陈建国站在昏暗的仓库里，煤油灯噼啪作响。黑板上还有些没擦干净的粉笔印，像一道道伤疤。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触碰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足以毁掉这个男人的秘密。

但他停不下来。男人的课太精彩了，像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第二天晚上，他带着整理得工工整整的笔记，去找其他知青。李秀英他们围着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不时发出惊叹。

“这老师太神了！比我们高中老师强一百倍！”

“他到底是啥人？”

陈建国摇头：“别问。咱们只管学，对谁都别说。”

就这样，秘密授课开始了。每周二、四晚上，陈建国去牛棚仓库，男人给他讲两小时，有时是物理，有时是化学。男人似乎无所不能，从原子结构到有机化学，从电磁学到光学，信手拈来。他不用课本，所有知识都在脑子里，而且总能联系实际：讲化学时，他会说到化肥的成分、土壤的酸碱性；讲物理时，会分析拖拉机的机械原理、水井的杠杆应用。

但男人很谨慎，每次上课前都要陈建国确认外面没人，下课马上擦掉黑板。他坚持只教陈建国一人，再由陈建国转授。而且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陈建国试探着问过，他就沉默，或者转移话题。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讲完电路原理，男人突然问：“你们有多少人想考？”

“我们五个固定的，还有十几个旁听的，一共差不多二十人。”陈建国说。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人太多了。我只能再教两个月，到十二月，我必须走。”

“走？去哪？”

男人不答，只是说：“时间不多，我尽量多讲。但你们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永远不要告诉别人我教过你们；第二，如果有一天……有人问起，就说你们是自学的，从没见过我。”

陈建国答应了，心里不安却越来越重。

十一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上课越来越困难，仓库没有门，冷风直往里灌。陈建国找了块破毡子挂上当门帘，但作用有限。男人却似乎不觉得冷，讲课时依然神采奕奕。只是陈建国注意到，他咳嗽越来越频繁，有时讲着讲着就要停下喘气。

“林师傅，您是不是病了？要不要休息几天？”

男人摆手：“没事，老毛病。时间不多了，得抓紧。”

一天晚上，讲化学平衡，男人突然说：“化学里最重要的不是反应，是平衡。人生也是，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但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他说这话时，望着窗外纷飞的雪，眼神遥远。

陈建国忍不住问：“林师傅，您……到底是谁？”

男人转回头，看了他很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他又不会回答。但他开口了，声音很轻：“我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林致远。但那个人已经死了，在很久以前。”

林致远。陈建国默念这个名字，觉得耳熟，却想不起在哪听过。

课程进入最后一个月，男人加快了进度。他开始系统地梳理知识点，画出完整的知识框架，甚至预测考试可能的方向。他不知从哪弄来几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手写的*题，让陈建国抄给其他人做。

“这是……您自己出的题？”陈建国震惊。题目精妙，紧扣基础又考察思维，比他见过的任何*题都好。

男人点头：“按照我对考试的理解。你让他们做，下周我讲。”

陈建国忽然意识到，男人可能在押题。他凭什么押题？除非他极度了解大学教学，甚至……参与过命题？一个可怕的猜想在陈建国脑中形成，他不敢深想。

十二月初的一个夜晚，气温骤降，北风呼啸。陈建国裹着棉袄去上课，发现仓库里竟然有了一丝暖意——男人不知从哪弄了个破铁皮桶，改造成简易炉子，里面烧着牛粪和柴火。

“最后一课了。”男人说，声音平静。

陈建国心里一紧：“您真要走了？”

“嗯，介绍信批下来了，去南方一个农场。”男人顿了顿，“今晚不讲新课，我们复盘。你把大家的问题都带来，我统一解答。”

那可能是陈建国一生中最专注的三个小时。二十多个知青的问题，五花八门，男人一一解答，思路清晰，一针见血。最后，他站在黑板前，用光最后一根粉笔，写下了一行字：

“知识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写完，他沉默地看着那行字，久久不动。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曳不定。

“擦了吧。”他终于说。

陈建国拿起那块当黑板擦的破布——男人的另一只袖子也快磨烂了——慢慢擦去那些字。每擦一下，心里就沉一分。他知道，今晚之后，这个神秘的男人将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像从未出现过。

擦到最后一行时，男人突然说：“等等。”

他走过去，拿起半截粉笔头，在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小的英文。陈建国英文不好，只认出“Tsinghua”（清华）这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男人不答，只是看着那行英文，眼神复杂。然后他伸手，用袖子慢慢、慢慢地擦掉了它，擦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不留。

“走吧。”他说，声音疲惫至极。

陈建国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男人站在空荡荡的黑板前，背对着他，身形单薄得像一片纸。炉火将熄未熄，在他周围投下跳动的光影。那一幕，陈建国记了一辈子。

男人果然走了，悄无声息。场部的人甚至没注意牛棚换了个看牛的。陈建国去打听，场长老李只说“调走了”，别的什么都不肯说。

高考一天天临近，陈建国和知青们拼命学*。他们有了男人打下的底子，进步飞快。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他们走进了设在县中学的考场。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五百七十万人报考，录取二十七万。

放榜那天，陈建国不敢去看，是李秀英跑回来报的信：“中了！建国，你中了！我们五个都中了！”

陈建国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物理系，李秀英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其他三人也分别考上了不同大学。消息传开，整个农场轰动了。一次考上五个大学生，这在全省都是罕见的。场长老李乐得合不拢嘴，县里还来了记者采访。

“你们是怎么学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记者问。

陈建国想起男人的叮嘱，说：“自学的，互相帮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陈建国犹豫了一下，眼前浮现出那个雪夜，男人用袖子擦黑板的背影。但他最终只是摇头：“没有，就是拼命学。”

记者走了，文章登在省报上，标题是“荒原上飞出的金凤凰”。陈建国拿着报纸，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荣誉应该是那个男人的，可那个男人现在在哪？过得好吗？

大学开学前，陈建国决定最后去一次牛棚。仓库已经锁了，黑板还在，蒙了厚厚一层灰。他轻轻拂去灰尘，那些粉笔字的痕迹早已消失，但男人站在这里讲课的身影，却清晰如昨。

他想起男人最后写的那行英文，努力回忆，只记得“Tsinghua”和另一个词“Class 1960”。清华1960级？他心里一动。

大学四年，陈建国如饥似渴地学*。他选择了理论物理，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总想起那个男人，想起他说的“物理是看懂世界的眼睛”。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有没有一个叫林致远的人，清华毕业，六十年代初失踪。

但毫无线索。那个年代，失踪的人太多了。陈建国几乎要放弃时，转机出现了。

一九八五年春，陈建国已经是讲师。一天，系里组织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他抽空去了趟清华。在档案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询问是否有一个叫林致远的学生，1960级。

档案馆的老管理员推了推眼镜：“林致远？这名字有点熟。你等等。”

他在索引卡里翻找，半个小时后，抽出一张泛黄的卡片：“找到了。林致远，物理系1960级，入学成绩全系第一。咦……”

“怎么了？”

“这里有个备注：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1966年……去向不明。”

陈建国心跳加速：“有照片吗？”

老管理员翻出一本厚厚的相册，是1960级毕业照。他在第三排找到了那个名字，顺着手指看去——陈建国屏住了呼吸。

虽然年轻了二十岁，虽然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那双眼睛，那个轮廓，分明就是当年牛棚里那个用袖子擦黑板的男人。

照片下的简介写着：林致远，1942年生，福建人。高中毕业于福州一中，以全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曾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导师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毕业后留校，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他……后来呢？”陈建国声音发干。

老管理员压低声音：“听说涉及一些事，被下放了。具体情况不清楚，那几年的档案……不全。”

“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吗？或者现在在哪？”

“我查查。”老管理员又翻找起来，这次时间更长。终于，他找到一份一九八二年的文件，是清华对部分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结论。在厚厚的文件中，他找到了林致远的名字：

“……经复查，林致远同志的问题属于历史误会，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其本人意愿，不返回北京工作，安排至福建省某研究所任职……”

后面是研究所的名字和地址。

陈建国抄下地址，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当天他就买了去福建的火车票，三天三夜的硬座，他毫无睡意，脑子里全是那些夜晚，男人在煤油灯下讲课的样子。

福建的春天温暖湿润，与北大荒的凛冽截然不同。陈建国找到那家研究所，是福州郊区一个不起眼的单位。门卫听说他找林致远，眼神古怪：“林工？他在后面实验楼。不过……你确定找他？”

陈建国点头。穿过院子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花坛边，正在摆弄什么仪器。还是那么瘦，背有些驼了，头发花白，但侧脸的轮廓，陈建国一眼就认出来了。

“林……林师傅。”他声音哽咽。

男人，不，林致远，缓缓转过身。看到陈建国，他愣住了，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他眯起眼睛，仔细辨认，然后，一点点，一点点地，脸上绽开一个笑容。那笑容很慢，但很真实，眼角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放。

“你来了。”他说，仿佛陈建国只是出了趟远门回来。

陈建国眼泪夺眶而出。八年了，他终于又听到这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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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致远的宿舍很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两个书架，摆满了书。墙上挂着一幅字：“知止而后有定”，是他自己写的，笔力遒劲。

“您……您为什么不回北京？”陈建国问。

林致远给他泡茶，动作不紧不慢：“回去干嘛？这里挺好，清静，能做点事。”他顿了顿，“你们呢？都考上大学了？”

陈建国把五个人的情况一一说了，最后说：“我们都记得您。没有您，我们考不上。”

林致远摆摆手：“是你们自己努力。我不过是……做了点该做的事。”

“可您为什么……”陈建国忍不住问出那个困扰他八年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教我们？那时候，您教我们，风险很大。”

林致远望着窗外，良久，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被下放吗？”

陈建国摇头。

“因为我说了真话。”林致远声音平静，“在那种不能说真话的年代，我说了真话。他们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用另一种方式说。”

他转回头，看着陈建国：“在牛棚的那些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知识如果只藏在心里，是死的。它必须传递下去，像火种，一代传一代。我看到你们，就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我不能让那光熄灭。”

“可您用袖子擦黑板……”陈建国说不下去了。

林致远笑了，举起右手。陈建国这才注意到，他右手袖口处，有一圈洗不掉的淡淡白痕。

“那件衣服，我还留着。”林致远从箱底翻出一件灰布衫，洗得发白，袖口处破烂不堪，但叠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我曾经那样活过。”

陈建国抚摸着那粗糙的布料，仿佛摸到了北大荒的风雪，摸到了煤油灯的温度，摸到了一个时代沉重的记忆。

“您最后写的那行英文，是什么意思？”他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林致远沉默了很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他又不会回答。但这次，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林致远，穿着清华的校服，站在一群同样年轻的学子中间，笑容灿烂。照片背面，是一行褪色的英文：

“Tsinghua Class 1960 - The light of truth shines forever.”

“清华1960级——真理之光永存。”林致远轻声翻译，“那是我们班的格言。那天晚上，不知怎么，就写出来了。”

陈建国忽然明白了。那不是随意写下的，那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在那一刻，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他用粉笔，在破黑板上，在北大荒的寒夜里，默默宣告：我曾是谁，我依然是谁。

“您后来……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林致远摇头：“没有。那些年，不敢连累别人。现在……*惯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陈建国听出了深深的孤独。一个清华高材生，本可以在学术上大有作为，却把最好的二十年埋在了北大荒的牛棚里。出来时，已是中年，孑然一身。

“我们可以……可以常来看您吗？”陈建国问。

“当然。”林致远笑了，“不过别叫我林师傅了，叫老林就行。”

“不，”陈建国认真地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离开时，陈建国要了林致远的地址。此后多年，他和另外四个知青，每年都会来看林致远。他们叫他“林老师”，虽然林致远坚持让他们叫“老林”。他们带来了各自的生活：李秀英成了医生，另外两个一个当了工程师，一个从政。他们结婚，生子，带着孩子来看“林爷爷”。

林致远总是很高兴，准备一桌好菜，听他们讲各自的生活。但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也不提那些年受的苦。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笑着，偶尔点评一句，依然是当年讲课时的睿智。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晚，陈建国带着妻子女儿来看林致远。电视里在直播交接仪式，林致远看得很专注。当国旗升起时，陈建国看见，老人眼里有泪光。

“林老师，您看，时代不一样了。”陈建国说。

林致远点头：“是啊，不一样了。你们赶上了好时候。”

“您呢？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林致远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我教出了你们五个大学生，你们又教出了多少学生？李秀英救了多少人？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我的一部分。这还不够吗？”

那一刻，陈建国突然懂了。这个男人从未被打倒，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他的使命。在北大荒的牛棚里，在破黑板前，他用知识点亮了几盏灯，这些灯又去点亮更多的灯。真理之光，就这样，在不可能的地方，以不可能的方式，传递了下去。

二〇〇七年，林致远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遗嘱很简单：藏书捐给希望小学，骨灰撒在闽江。没有追悼会，只有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家人送行。

清理遗物时，陈建国在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那件灰布衫，叠得整整齐齐。衣服下面，压着一沓纸，是当年他手写的*题和讲义。最底下，是一张照片，是陈建国大学毕业后，五个人和林致远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背面，是林致远工整的字迹：

“牛郎尚有织女会，我辈岂无传灯人？——致我的学生们”

陈建国捧着铁盒，泪如雨下。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冬夜，在北大荒的破仓库里，一个瘦削的男人用破烂的袖子，擦去黑板上的字迹。粉笔灰在煤油灯的光里飞舞，像雪，像星尘，像一个时代沉重的叹息与不灭的希望。

而那个背影转过身来，眼中是永不熄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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