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构建了中国早期历史的完整叙事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华夏历史处于“无载之境”。在司马迁著书之前，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到诸子典籍、编年史书，先民早已用多元载体记录历史，这些文献与遗存共同勾勒出《史记》诞生前的历史记忆版图，为中国史学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甲骨卜辞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记载，堪称“上古历史的第一手档案”。商代晚期，先民将祭祀、战争、农事、灾害等日常事务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用于占卜吉凶，这些刻辞简洁直白，留存了商王活动、王室谱系、方国关系等关键信息。比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清晰记载了商王武丁征伐土方、鬼方的战事，以及祖庚、祖甲时期的祭祀礼仪，不仅印证了商代王朝的真实存在，更填补了夏商之际历史记载的空白，成为司马迁编撰《殷本纪》的重要史料依据。
青铜铭文（金文）则承接甲骨卜辞，成为周代历史记载的核心载体。西周至春秋时期，贵族将重大事件、赏赐册封、盟约誓约等内容铸刻于青铜礼器之上，铭文篇幅从数十字到数百字不等，叙事更为完整系统。著名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任命与嘱托，反映出西周晚期的政治制度与王权传承；散氏盘铭文则记载了贵族间的土地交易契约，展现出当时的经济关系与法律规范。这些铭文兼具官方权威性与史料真实性，补充了周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细节，为《史记·周本纪》《世家》部分提供了精准佐证。
除了文字遗存，先秦时期已出现专门的史书编纂雏形，编年体史书便是重要代表。春秋末年，孔子修订《春秋》，以鲁国纪年为脉络，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内容涵盖诸侯争霸、朝聘会盟、祭祀战争等，开创了“编年记事”的史书体例。虽然《春秋》文字简略、寓意隐晦，被称为“微言大义”，但它首次将零散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整合，确立了“以史明义”的史学传统，直接影响了《左传》的编撰。《左传》（《春秋左氏传》）对《春秋》进行详细注解与拓展，叙事生动、史料翔实，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与人物对话，成为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其记载的春秋历史全貌，为司马迁梳理东周历史提供了核心参考。
诸子百家典籍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成为史学前声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书经》）收录了上古至商周时期的诰命、誓辞、训诫等官方文献，涵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事迹，构建了早期政治伦理与王朝传承的叙事，是司马迁编撰上古历史的重要依据；《国语》《战国策》则聚焦各国言论与外交事件，分别记载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谋士献策，展现出乱世中的政治智慧与社会风貌；此外，《墨子》《孟子》《庄子》等诸子著作中，也散落着大量历史典故与上古传说，虽夹杂思想阐发，却也为还原先秦社会提供了多元视角。
从甲骨卜辞的零星记录到《左传》的系统叙事，从青铜铭文的官方印记到诸子典籍的多元解读，《史记》之前的历史记载早已形成完整脉络。这些文献虽体例各异、详略不同，却共同留存了华夏文明的早期记忆，不仅印证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真实性，更孕育了中国史学“求真务实”“以史鉴今”的核心精神。司马迁正是在整合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才完成了《史记》这一史学巨著，而那些史学前声，早已成为华夏文明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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