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西安某中学初一学生小军的坠楼事件，像一块巨石投入教育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只因课堂上看课外书被老师批评，这个13岁的少年便在放学后走向27层的窗边，用4块砖头垫脚，纵身一跃——警方排除他杀，认定为自杀。
事件的处理来得迅速：批评学生的老师被开除，校长被免职，学校私下赔偿了家属。但舆论并未因此平息，反而陷入更深的追问：老师批评学生有错吗？校长被免职冤不冤？这些盘旋在人们心头的“坎儿”，藏着教育者的无奈、家长的焦虑，更藏着我们对“如何教育孩子”的集体迷茫。
“上课看课外书，老师批评几句，有错吗？”这是事件后无数教师在朋友圈转发的话。在很多教育者看来，小军的悲剧令人痛心，但将老师开除的处理，像一把钝刀，割向了本就脆弱的“教育惩戒权”。
批评，本是教育的“常规动作”
我们不妨还原最朴素的教育场景：学生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看课外书，老师制止、批评、引导，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的常态。就像农民要除草、园丁要修剪，教育不可能没有“修正”的环节。
我曾在农村中学教过书，班里有个男生总在数学课上看武侠小说，我没收过他的书，也在办公室跟他聊过“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当时红着脸说“老师我错了”，后来考上了师范学院，回来看我时还笑说：“您当时把书扔到讲台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怕，但也多亏您把我从小说里拽出来。”
那时的批评，带着“为你好”的温度，学生懂，家长也懂。可现在，教育的语境变了：批评轻了，被说“不负责任”；批评重了，怕“刺激到孩子”；不批评，又被指责“放任不管”。一位班主任苦笑：“现在批评学生，要先在心里打三遍草稿，录着音，生怕哪句话‘踩雷’。”
老师的“批评焦虑”，早已是普遍现象
小军事件中，批评他的老师究竟说了什么？目前没有公开细节，但可以想象的是，这位老师或许只是说了“上课不能看课外书”“把书交上来”“课后到办公室来”这类常规话语。可就是这样的“常规”，在悲剧发生后，成了“被开除”的理由。
这让很多老师陷入恐慌：某小学老师发现学生作业抄袭，只说了句“这样不对”，家长就以“伤害孩子自尊心”为由投诉；某中学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学生“扰乱纪律”，学生回家哭了一场，家长带着亲戚到学校“讨说法”。久而久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很多老师的生存法则——学生上课看课外书？假装没看见；作业不完成？催两遍就作罢。
可这样的“佛系”，真的是教育需要的吗？当老师连“指出错误”的勇气都失去，学生又如何学会辨别是非、承担责任？一位教了30年书的老教师叹息：“我们这代人上学时，被老师打手心都不记仇，因为知道老师是为自己好。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批评几句就扛不住？”
真相比“开除”更重要：批评的边界在哪里？
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老师的批评确实失了分寸——带着情绪的辱骂、公开场合的羞辱、翻旧账式的否定，这些早已超出“教育”的范畴，变成了“伤害”。但小军事件中，若老师只是正常的批评教育，那“开除”的处理，无疑是在传递一个危险信号：只要学生出了问题，老师必然有错。
这不是为老师开脱，而是想追问：教育的责任，难道只在老师肩上吗？当一个孩子因为被批评就选择极端方式，除了老师的话语，他的成长环境、心理状态、抗挫折能力，难道不该被纳入审视的范围？
主观之见：老师的批评权，应该有清晰的“保护罩”——只要出于教育目的、方式恰当、不涉及人格侮辱，就该得到理解和支持。动辄以“开除”追责，看似平息了事件，实则摧毁了教育最基本的“修正机制”。当老师连“说不”都怕，最终受害的，是每个孩子的成长。
事件中，校长被免职的处理，同样引发争议。有人说“校长是学校的第一责任人，学生出事，他必须担责”；也有人觉得“校长既没批评学生，也不在现场，这样的问责太冤”。这两种声音的背后，是我们对“学校责任边界”的模糊认知。
校长的“无限责任”：从教学到安全，从食堂到心理
在很多人眼里，校长是“学校的当家人”，但这个“当家人”的责任早已被无限放大：教学质量要抓，校园安全要管，师生矛盾要调解，甚至学生的心理健康、食堂的饭菜质量、校门口的交通秩序，都成了校长的“责任田”。
我认识一位县城中学的校长，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凌晨接到家长电话是常事：“我家孩子没回家，是不是在学校？”“食堂的饭太咸，你管不管？”有次学生在体育课上崴了脚，家长闹到学校，要求校长“亲自道歉”，理由是“你没管好体育老师”。
这种“出了事就找校长”的思维，让校长成了学校的“第一背锅人”。学生自杀，校长免职；食堂出问题，校长撤职；甚至老师和家长吵架，校长也要被约谈。某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很多校长不是在处理业务，就是在写检讨，能静下心来研究教学的，没几个。”
免职的“警示意义”与“副作用”
对校长追责，本意是强化“安全第一”的意识，可当“免职”成了处理事故的“标准答案”，就会产生副作用：很多校长开始“求稳怕乱”，把精力都放在“不出事”上——取消春游，怕学生出事；停上体育课，怕运动受伤；甚至连课间操都缩短时间，怕孩子打闹出问题。
西安这所中学的校长，或许在安全管理上有疏漏，比如楼道堆放砖头未及时清理、学生心理疏导机制不健全等，这些确实该被追责。但如果只是为了“平息舆论”而免职，那这样的处理只会让更多校长陷入“防御式管理”：只要能保证学生不出事，哪怕牺牲教育质量、压缩活动空间也在所不惜。
可教育从来不是“圈养”，孩子的成长需要试错，需要面对挫折，需要在磕磕绊绊中学会承担。当学校变成“无菌室”，当校长的首要任务是“不出事”而非“育好人”，教育就失去了它该有的活力。
主观之见：校长的责任，应该明确且具体——若在安全制度、设施管理、应急处理上存在失职，追责无可厚非；但不能让校长为所有意外“买单”。模糊的责任边界，只会让“免责”成为比“教育”更重要的目标，这对学校发展、对学生成长，都不是好事。
小军事件最让人痛心的，是一个13岁的少年，会因为一次普通的批评就放弃生命。这背后，除了教育者的责任，更有值得整个社会反思的“成长教育缺失”。
被“过度保护”的一代：批评成了“稀缺品”
现在的孩子，大多在“表扬声”中长大。在家里，父母怕“打击孩子自信”，很少说“不”；在幼儿园，老师为了“不引发家长不满”，批评都变成了“委婉提醒”；甚至连考试成绩，都用“等级制”代替“分数制”，怕孩子有压力。
这种“零批评”的成长环境，让很多孩子失去了“被拒绝”“被指出错误”的免疫力。有位心理咨询师朋友告诉我，她接待过一个高中生，只因老师在作文评语里写“逻辑混乱”，就拒绝上学，觉得“老师针对自己”。
小军的悲剧，或许也与这种“抗挫折能力缺失”有关。一次批评，在他看来可能不是“修正”，而是“否定”；老师的要求，可能不是“规则”，而是“压迫”。当孩子的世界里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当他们*惯了“顺心”而受不了“不顺”，一次小小的挫折就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稻草。
家庭与学校的“断层”：心理疏导成了“盲区”
事件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小军是放学后选择轻生的。从被批评到坠楼，中间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的情绪变化、心理挣扎，家长是否察觉？学校是否有相应的心理干预？
现实中，很多家庭和学校在“心理疏导”上存在严重断层：家长忙于工作，很少关注孩子的情绪细节，甚至觉得“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事”；学校的心理老师往往身兼数职，没精力做深入的个体辅导，心理咨询室成了“摆设”。
小军看的课外书，或许是他排解压力的方式；老师的批评，或许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学校有及时的心理疏导，如果家长能敏锐地发现孩子的异常，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可现实是，我们的教育太关注“分数”，却忽略了“心灵”；太强调“规则”，却忘了“共情”。
社会对“悲剧”的态度：除了追责，更需要“预防”
每次类似事件发生，舆论总是迅速分成“挺老师”和“挺家长”两派，争论谁对谁错，谁该负责。可吵来吵去，除了让更多人陷入焦虑，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更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批评教育的规范”，让老师知道“怎么说”才恰当；如何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孩子能正确面对挫折；如何构建“家校沟通的桥梁”，让批评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家校共同的引导。
就像有位网友说的：“开除一个老师，换不了下一个孩子的平安；免掉一个校长，也保证不了所有学校的安全。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教育的认知——教育不是‘不出错’，而是在错误中学会成长；不是‘零风险’，而是在风险中学会保护自己。”
最后想说：教育是场“共同的修行”，没人能置身事外
西安的这场悲剧，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教育的诸多困境：老师不敢批评，校长怕担责任，孩子扛不住挫折，家长焦虑不安。可教育从来不是某一方的事，它需要老师有“恰当批评”的智慧，需要学校有“明确责任”的担当，需要家长有“放手让孩子成长”的勇气，更需要社会有“包容不完美”的心态。
那位被开除的老师，或许在某个深夜会问自己“我错了吗”；那位被免职的校长，或许会叹息“为什么是我”；小军的父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如果当初”的悔恨里。但比追责更重要的，是从这场悲剧中吸取教训：
——给老师“恰当批评”的权利和底气，让他们敢管、会管；
——给校长“明确责任”的边界，让他们能专注于教育本身；
——给孩子“经历挫折”的机会，让他们在摔打中学会坚强；
——给家庭“关注心灵”的提醒，让父母不只看到成绩，更看到孩子的情绪。
教育的路上，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共同的守护。愿小军的悲剧能警醒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都需要老师的“严”与“爱”，需要学校的“管”与“护”，需要家庭的“放”与“陪”。只有这样，类似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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