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上世纪六十年代，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争先恐后报名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在广阔的农村建功立业，用青春和汗水建设我们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76年秋天，我只有八岁，当时还是偏僻农村的我的家乡—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北村生产大队迎来了来自青岛市四方区刚刚高中毕业的第一批知识青年共37人。当时的农村家乡，生产力极为落后，基本是一穷二白，人均可耕地不足四分，电农机没有，我所在的北村第一生产队仅有一老一少两头耕牛，三、四匹骡子及骡车，一头毛驴，人力和蓄力是农活的主力。村里农民住的房子大都还不太宽敞，有相当部分家庭还住的是用麦草打的草顶房，每户两间、三间、四间不等，在当时每户上有双老、下有三至六个孩子的情况下，住的确实不宽敞。口粮严重不足，日常生活中白面极少见，麦子、白面是亲戚、街坊人情往来及物物交换的“硬通货”，玉米面是过节改善生活才可以吃到的“细粮”，常年基本是地瓜、地瓜干。即便如此，每遇长春或庄稼歉收，地瓜干也不够吃，得吃掺和着野菜、干萝卜缨子等做成的菜团子才能勉强度过“春荒”。当年农村地里的扁柱芽、荠菜、灰菜、扫帚菜、野菠菜、“大车轱辘”等野菜，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都如数家珍，挖野菜是我们下午放学后的主要任务，野菜饭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而现在，这些野菜通常是城里人用来改善生活的美味佳肴。
受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限制，每次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或工作队背着背包被褥来村里调研蹲点，村里都会按照惯例安排吃住在普通农民家里，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生产，晚上吃住在农民家里，农民家里吃啥干部就跟着吃啥，每天傍晚收工后，跟农民一家盘腿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抽袋旱烟，拉拉家常，干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像极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甚至连较大规模的部队到村驻训，也是安排三五人住在一户农民家这样的保障模式。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崂山县有个盲人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大约由五、六个男性盲人组成，自带二胡、快板等简单乐器，定期轮流到各公社农村里利用晚上的时间作巡回演出，演出形式大都是吕剧、山东快书、柳腔等艺术形式，内容大多是宣传党的现行政策、农村新貌、好人好事等等，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极为贫乏的年代，有盲人宣传队来村里，都是可以奔走相告的大事和喜事。这些盲人宣传队队员也是自背背包，晚上就住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几张课桌拼凑起来就是床，吃饭也是分配到普通的各家各户里，分配到谁的家里，谁家的孩子就会喜滋滋地来到小学，手牵着盲人的导盲棍，小心翼翼领回家，饭后再负责送回小学。
第一批知青的安排也是这个模式，我家当年就安排了两个知青吃住，时间虽已过去四十多年，至今我仍能记住两个知青的名字，一个叫王玉平，一个叫杨伟洲。王玉平个子高高的，体型魁梧，年轻英俊，相貌堂堂，知书达理，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据说他还是知青队的团干部，篮球打得很棒，是球场上受人尊崇的“球星”；杨伟洲个子不高，略显消瘦，印象中烟瘾挺大，抽烟抽得挺厉害。这批知青的到来及安置，是上级交给北村的一项政治任务，也是村里的大事，当时的村支书--我的大伯王修明亲自带领村干部们敲锣打鼓热情迎接，并脱稿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讲话，知青领队管勇也发表了表态致谢讲话，村干部敲锣打鼓把每个知青送到居住的农户家中，锣鼓队热热闹闹来到每户门口，这些住户家人也个个倍感光荣和自豪，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个个小脑袋翘得高高的，十分得意。
这批37名朝气蓬勃的男女知青，给村里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由于他们正当青年，男的身体好，体力壮；女的洋气，有文化，活泼可爱，劳动的过程就是开心的过程，所以农田里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他们配合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修水利、建水库、整农田、积农肥，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劳动之余，知青中的文艺体育骨干在活跃农村文体生活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搞演出、打篮球、办比赛，到处都有他们青春、靓丽、活泼、大方的身影，很受老百姓喜欢。住在我家的王玉平和杨伟洲非常勤快，上工之余，家里的挑水、分粮等力气活儿都被他们包了，特别是生产队分地瓜、玉米、玉米秸这些我们最愁的力气活（当年即使我大哥也只有12岁，母亲体弱，父亲作为党员常年在石老人海上给生产队养海带不在家），终于不愁了！每到晚上，在我家昏暗的灯光底下，两个知青大哥哥看着我们做完当天的功课，我们一大家围坐在炕上一起谈古论今、家长里短，是极难忘的快乐时光……
今天，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火热的年代已过去50周年，但洋溢在青岛12万知青血液里的那种豪情依然澎湃，包括当年还年少的我在内的人们仍在时时回味着那段终生难忘的知青岁月，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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