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第一章：冰冷的木板
一九六八年，冬天来得特别早。
卡车拉着我们这批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在光秃秃的山路上颠了整整两天。
最后停下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一个穿着旧棉袄，脸上沟壑纵横的男人跳下车，冲我们喊：“都下来！这里就是红星林场三号哨点了！”
我叫陈建山，十九岁，背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
我跳下车，一股夹着雪籽儿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疼。
眼前，除了连绵不绝的黑黢黢的山，就是几间歪歪扭扭的木头房子。
烟囱里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烟，像是这片死寂里唯一活的东西。
那个男人是场长，姓王。
王场长清了清嗓子，挨个给我们分派活儿和住处。
轮到我的时候，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头不怎么结实的牲口。
“陈建山，是吧？”
“是，王场长。”我站直了身子，尽量让自己显得有点力气。
“你，以后就负责守夜，看护工具房和苗圃。”
我心里一沉。
守夜，意味着要一个人熬过这山里漫长又寒冷的黑夜。
“是。”我没得选，只能答应。
王场长似乎很满意我的顺从，他朝最边上那间最破的木屋扬了扬下巴。
“住处，就那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心又沉了半截。
那间木屋比别的都要矮小，屋顶的木板有好几块都翘起来了，像是随时会被风掀掉。
王场长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在这空旷的山野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以后，你就跟林秀英一个屋，值夜方便。”
空气好像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周围几个还没走远的知青，都停下脚步，回头看我，眼神里有惊讶，有同情，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幸灾乐祸。
林秀英。
这个名字我来之前就听说了。
她是场里的一个寡妇，年纪不大，二十出头。
听说她男人是场里的伐木工，去年冬天上山，被一棵倒下来的大树砸死了。
一个年轻的城里学生，跟一个本地的年轻寡妇，住一间屋子。
这话在六八年的冬天，分量有多重，我心里清楚。
王场长说完，背着手，慢悠悠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没得选。
我拖着行李，一步一步挪向那间小木屋。
门没锁，我推开一条缝，一股混杂着潮湿木头和烟火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屋里很暗，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糊着发黄的旧报纸。
借着门外的天光，我看见屋子中间拉着一道布帘子，帘子是用好几块颜色不一的破布缝起来的，从房梁上垂下来，把这小小的空间隔成了两半。
帘子那边，有轻微的响动。
然后，一个女人从帘子后头走了出来。
她就是林秀英。
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比我想象的要瘦。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絮。
头发很长，在脑后梳成一个简单的辫子。
她的脸很干净，只是没什么血色，一双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眼神很静，静得像一潭深水。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往旁边让了让，给我腾出进门的地方。
我低着头，把行李拖进屋。
“我……我叫陈建山。”我小声说，声音干巴巴的。
她“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然后指了指帘子我这边空着的地方。
那里，靠着墙，放着几块厚木板，勉强拼成一个床的样子。
“你睡那儿。”她说。
她的声音很轻，有点沙哑，像这山里的风。
我点点头，把包放在木板床上。
屋里很小，我这边除了这张“床”，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木墩子，算是桌子。
帘子把我们隔开，也把这屋里唯一的一点光亮隔开了一大半。
我这边，更暗。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冷。
木屋四处漏风，风从墙壁的缝隙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是鬼哭。
我把我带来的被子，还有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冻得牙齿打颤。
木板床硬得硌人，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隔着那道破布帘子，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
很轻，很均匀。
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蜷缩在被子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她的呼吸声，心里一片茫然。
这就是我未来的日子吗？
在这个冰冷的木屋里，和一个陌生的女人，隔着一道帘子，度过一个又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夜晚。
半夜，我被冻醒了。
我感觉我的脚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像是两块冰坨子。
我坐起来，想活动活动，让血液流通一下。
就在这时，我听到帘子那边有动静。
她好像也醒了。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我听到她窸窸窣窣地穿上衣服，然后是火柴划亮的声音。
一小点昏黄的火光，透过帘子的缝隙照了过来。
她点亮了那盏我进屋时就看到的、放在她那边一个小木箱上的煤油灯。
灯光下，她的影子被投射在布帘上，显得又高又瘦。
我看到她的影子弯下腰，好像在捅炉子。
屋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炉子，烟囱从屋顶伸出去。
很快，我听到炉子里传来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一股暖意，慢慢地，慢慢地，从帘子那边渗透过来。
虽然还是很冷，但那种刺骨的感觉，好像被这微弱的暖意包裹住，变得柔和了一些。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半夜起来生火。
也许她也冷。
也许……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重新躺下，把头埋进冰冷的被子里，听着炉火的噼啪声，和她偶尔翻动柴火的声音。
那一晚，我后半夜睡得很好。
第二章：一碗野菜粥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山里单调的风景，没什么变化。
白天，我去工具房和苗圃那边干活，都是些零碎的体力活，搬木头，修工具，给树苗浇水。
山里的活儿比我想象的要累得多。
没几天，我手上就磨出了血泡，肩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又酸又疼。
每天收工的时候，我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晚上，我回到那间小木屋。
林秀英总是在。
她好像很少出门，除了去食堂打饭，或者去山里挖些什么。
我们之间的话很少。
“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吃了。”
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
说完，我就回到帘子我这边，她留在她那边。
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做着自己的事。
我看书，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补衣服。
我能听到她那边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很有规律。
那道破布帘子，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隔得清清楚楚。
我们之间，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我从来不主动掀开帘子，她也从来不踏足我这边一步。
就连炉子，虽然是屋里唯一的取暖来源，但因为它放在帘子中间靠她那边的位置，所以一直都是她在打理。
每天晚上，她都会把炉子烧得很旺，让整个屋子都暖和起来。
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炉子里的火还温着，屋里也不至于太冷。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
因为我来之前，听场里的老人说，林秀英一个人过冬的时候，为了省柴，很少把炉子烧得这么旺。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声“谢谢”。
这两个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显得特别突兀，甚至有点危险。
人和人之间，除了“同志”，好像不应该有别的称呼和情感。
所以我只能沉默。
我把这份感激，藏在心里。
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做一点小小的回报。
比如，我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如果看到有肉，就会偷偷多打一份，回来放在她那边的桌子上。
我放下东西就走，什么也不说。
她看到了，也什么都不说。
但是第二天，我会在我的木墩子上，发现多了一双干净的、缝补得整整齐齐的布鞋垫。
我们就像两个在黑夜里打哑谜的人，用这些无声的动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山里下了一场大雪，封了山。
场里的食物供应开始紧张起来。
食堂的饭菜，从窝窝头配咸菜，变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干那么多体力活，那点东西根本填不饱肚子。
每天晚上，我都饿得睡不着，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不停地抓。
那天，我收工回来，推开门，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那是一种食物的香味，很淡，但在这只有霉味和柴火味的木屋里，显得格外诱人。
我看到林秀英正坐在炉子边，炉子上架着一口小锅，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那香味，就是从锅里飘出来的。
她看到我回来，站起身，从锅里盛出一碗东西，放在我这边的木墩子上。
那是一碗稠稠的粥，颜色有点发绿，上面还飘着几粒金黄的玉米粒。
“吃吧。”她说，“刚熬好的，还热着。”
我看着那碗粥，愣住了。
“这是……”
“野菜粥。”她轻声说，“前几天雪小的时候，去山里挖的。掺了点玉米面，能顶饿。”
我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脸被热气熏得有点红晕，不像平时那么苍白了。
她的眼睛里，好像也多了一点东西，不再是那种古井无波的沉静。
我端起碗，一股暖意顺着碗壁传到我冰冷的手上。
我用勺子舀了一口，放进嘴里。
很香。
野菜有一种淡淡的苦味，但和玉米面的甜香混在一起，味道出奇的好。
最重要的是，它是热的，是稠的。
一口下去，我感觉我的胃，我整个身体，都被这股暖意熨帖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几口就把一碗粥喝完了。
这是我来到林场之后，吃得最饱、最舒服的一顿。
我把空碗放在桌上，看着她，想说点什么。
“谢谢”两个字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
我只是看着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好像看懂了我的眼神。
她笑了笑。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那笑容很淡，像冬日里偶尔露出来的一点阳光，不耀眼，但很暖。
“锅里还有，不够再盛。”她说完，就转身回到了帘子那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没有感觉到饿。
胃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
我看着那道破布帘子，它在炉火的映照下，微微地晃动着。
我忽然觉得，这道帘子，也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厚，那么冷。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好像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话还是不多，但不再是那种刻意的沉默。
有时候，我晚上看书累了，会揉揉眼睛，对帘子那边说一句：“灯光有点暗，别把眼睛看坏了。”
她会“嗯”一声，然后过一会儿，我就能听到她放下针线活的声音。
有时候，她半夜起来添柴，动静大了点，会隔着帘子小声说一句：“吵着你了？”
我就会回答：“没有，风大，睡不着。”
我们依然遵守着那条无形的界线，从不越过雷池一步。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地改变。
我们不再是两个被硬塞进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我们更像是两个在暴风雪里相依为命的同伴，用彼此身上仅有的一点温度，温暖着对方。
第三章：墙上的眼睛
好景不长。
我和林秀英之间这种平静的相处模式，很快就被打破了。
打破它的人，是王场长。
王场长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山沟里的土皇帝。
林场就是他的天下，他在这里说一不二。
他看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轻蔑和审视。
好像我们天生就比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低一等。
尤其是对我，他似乎格外“关照”。
自从我被安排和林秀英住在一起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更不对劲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嫉妒、怀疑和一丝猥琐的眼神。
我后来听场里的老伐木工老张私下里说，王场长早就对林秀英有意思。
自从她男人死后，王场长没少借着“关心困难群众”的名义往她那儿跑。
只是林秀英一直不冷不热的，他没得手。
现在，我这个年轻的城里小伙子，和他觊觎的女人住在一个屋里。
他心里能舒服才怪。
他开始变着法地找我的茬。
今天说我工具擦得不干净，罚我多擦一遍。
明天说我给树苗浇水浇多了，要写检查。
这些我都忍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熬过这几年，然后回城。
但王场长似乎并不想让我安生。
他开始把矛头，同时对准了我和林秀英。
场里每周都有一次政治学*会，所有人都要参加。
会上，王场长会拿着报纸，念一些我们都听不懂的社论。
念完了，就让大家“结合实际，谈谈感想”。
有一次开会，王场长念完报纸，放下，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陈建山，你来说说。”
我心里一咯噔，站了起来。
我能说什么？我只能把报纸上的话，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一遍。
我说得很小心，尽量不出错。
等我说完，王场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说得不错，不愧是城里来的高中生，有水平。”
他的话听着是夸奖，但语气里的嘲讽谁都听得出来。
然后，他话锋一转。
“但是，光说得好听没用，关键要看行动！我们革命队伍里，最要不得的，就是那种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资产阶级作风！”
他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我和林秀英坐的方向。
林秀英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我感觉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了起来。
“有些人，白天看着人模狗样的，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王场长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厉。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叫什么？这叫生活作风问题！这是腐朽的、堕落的资产阶级情调！我们无产阶级队伍里，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几乎是指着我的鼻子在骂了。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反驳，我想说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在这种场合，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我只能咬着牙，把头埋得低低的，承受着所有人的指指点点。
那次会后，整个林场的气氛都变了。
人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之前那种单纯的好奇或同情。
那里面，多了鄙夷和防备。
就连之前跟我关系还不错的老张，见到我，也只是叹口气，摇摇头，然后躲开。
我和林秀英，成了林场里的瘟疫。
回到那间小木屋，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坐在我的木板床上，她坐在她的炉子边。
那道布帘子，好像又变回了那堵冰冷的墙。
甚至，比以前更厚，更冷。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默契，正在被外面的流言蜚语一点点侵蚀。
那间曾经让我感觉到一丝温暖的小屋，现在变成了一个囚笼。
一个四面都是眼睛的囚笼。
我感觉墙壁上，屋顶上，甚至那道布帘子上，都长满了眼睛。
那些眼睛，冷冰冰地，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们。
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我开始变得神经质。
晚上，我不敢再跟她说话。
就连她添柴火的声音大了一点，我都会心惊肉跳，以为是王场长带人来“抓现行”了。
她也一样。
她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整天整天地不说一句话。
她不再对我笑，看我的眼神，也恢复了最初的平静，或者说，是麻木。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甚至，比原点还要糟糕。
王场长的打压还在继续。
他开始给我们俩派一些最苦最累的活儿，而且总是把我们俩派到一起。
比如，去最远的山坡上清理积雪。
或者，在冰天雪地里，给新种的树苗搭防风棚。
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俩整天待在一起。
他就是要坐实我们的“罪名”。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活在一种巨大的恐惧和屈辱里。
我甚至想过，要不就去找王场长，求他给我换个住处。
哪怕让我去住牛棚，也比现在这样强。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打消了。
我知道，我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等于承认了我和林秀英之间有什么。
这不仅会毁了我自己，更会把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寡妇，在那个年代，如果再背上一个“作风问题”的罪名，那她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只能忍。
咬着牙，一天一天地忍下去。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从山上回来，都累得快散架了。
那天风特别大，我们在山顶上搭棚子，手和脸都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
回到屋里，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想躺下。
就在我脱鞋的时候，我听到帘子那边，传来一声压抑的、极轻的抽泣。
我愣住了。
是她在哭。
那哭声很小，小得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呜咽。
如果不是屋里太安静，我根本听不到。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认识她这么久，从来没见过她流露出这么脆弱的一面。
她在我心里，一直像山里的松树，坚韧，挺拔，不畏风雪。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是因为白天的劳累？还是因为王场长的刁难和别人的白眼？
我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听着她的哭声。
我想过去安慰她，想跟她说几句什么。
但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我怕。
我怕我一掀开那道帘子，就会打破某种禁忌，给我们俩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只能坐着，无声地，陪着她。
她的哭声，断断续רוב，持续了很久。
最后，慢慢地，停了。
屋子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一夜无眠。
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我们回不去了。
第四章：救命的药草
日子在压抑和煎熬中，一天天滑向深冬。
山里的冬天，冷得不讲道理。
一场接一场的大雪，把整个世界都埋成了白色。
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瞬间就能在眉毛和睫毛上结成白霜。
就在这个时候，我病倒了。
那天，我和林秀英被王场长派去巡山，检查有没有被大雪压断的树枝，威胁到下面的电线。
我们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跋涉了一整天。
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贴在身上，又湿又冷。
晚上，我就开始发烧。
起初只是觉得冷，后来就开始全身发烫，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
我躺在木板床上，裹紧了被子，还是抖得像筛糠。
我迷迷糊糊地想，我可能是要死了。
在这个鬼地方，得了重病，跟被判了死刑也差不多。
林场里只有一个卫生所，里面只有一个赤脚医生，平时看看头疼脑热还行。
真要是得了肺炎什么的，根本没救。
更何况，现在大雪封山，想去县城的医院，门儿都没有。
我在一片混沌中，失去了意识。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推我。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一张模糊的脸。
是林秀英。
她掀开了那道我们谁都不曾逾越的布帘子，站在我的床边。
她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焦急。
“陈建山，陈建山，你醒醒！”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喉咙又干又疼，像是在冒火。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啊”地惊叫了一声，猛地把手缩了回去。
“这么烫！”
我看到她转身，匆匆地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手里端着一碗雪。
她用一块干净的布，蘸着雪水，敷在我的额头上。
冰凉的触感，让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一点。
我看到她就在我的床边，不停地给我换着毛巾。
她的眉头紧紧地皱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怎么办，怎么办……”
外面的风雪，呼啸了一整夜。
屋里的炉火，也烧了一整夜。
她就那么守了我一整夜。
第二天，我烧得更厉害了。
开始说胡话。
我好像回到了城里的家，看到了我的父母。
我又好像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怎么也爬不出来。
在那些混乱的幻觉碎片里，我总能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
那双手，在给我擦身体，在给我喂水。
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草药味。
那味道，很苦，但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清香。
不知道过了几天，我的意识终于清醒了一些。
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木屋熟悉的屋顶。
我感觉身上有了一些力气，头也不那么疼了。
我转过头，看到林秀英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
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窝深陷，下巴也尖了。
她身上那件蓝色的旧棉袄，显得更空了。
煤油灯还在亮着，灯油已经快要耗尽，火苗一跳一跳的。
炉子里的火也还旺着，上面温着一个小瓦罐，那股草药味，就是从里面飘出来的。
我的目光，落在她放在床边的手上。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
又瘦，又干，布满了裂口和冻疮。
有好几个指甲盖都是青紫色的。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记得老张说过，有一种能治风寒的药草，长在背阴的悬崖峭fen上。
现在这种大雪封山的天气，要去采那种药，跟玩命没什么区别。
我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也许是我的目光惊动了她，她动了一下，醒了过来。
她看到我醒了，眼睛里立刻露出了惊喜。
“你醒了？”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太好了，烧退了。”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像是卸下了一个千斤重担。
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发出了沙哑的声音：“你……”
她好像知道我想说什么。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
“别说话，你刚好一点。”
她站起身，从炉子上的瓦罐里倒出一碗黑乎乎的药汁，端到我面前。
“来，把药喝了。”
药很苦，但我一口气喝了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碗药，是她用命换来的。
喝完药，她又从一个布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干巴巴的红薯干。
在当时，这也是精贵的东西。
她把红薯干放在嘴里，慢慢地，慢慢地嚼着。
嚼成糊状，然后用一个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喂到我的嘴里。
“你好多天没吃东西了，先吃点软的，养养胃。”
我看着她，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眼角滑了下来。
我一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就那么躺在床上，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流着泪。
她没有劝我，只是安静地喂我吃完那块红薯干。
然后，她用她那双粗糙的手，轻轻地，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
“别哭。”她轻声说，“活下来，就好了。”
那一刻，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脸，看着她眼睛里的疲惫和关切。
我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冷了。
在我病倒的那些天里，王场长一次都没有来过。
后来我才知道，他巴不得我病死在屋里。
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把林秀英怎么样了。
但是，我活下来了。
是林秀英，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她不仅救了我的命。
她还用她的行动，击碎了那些流言蜚语，击碎了王场长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污蔑。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所有那些“作风问题”、“资产阶级情调”，都显得那么可笑和微不足道。
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比任何言语都更坚固的联系。
那是一种，可以把命交到对方手里的，信任。
病好之后，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低头忍耐的懦弱学生了。
我看着林秀英因为照顾我而日渐消瘦的脸，看着她手上新增的伤口。
我在心里发誓，我不能再让她受任何委屈。
如果有人想伤害她，必须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第五章：无声的辩护
我的病，养了半个多月才好利索。
这半个多月里，林秀英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病人，一个孩子来照顾。
她把她省下来的口粮，都做给我吃。
她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生怕我再着凉。
那道隔在我们中间的布帘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一直被撩在一边，再也没有放下过。
我们之间，好像已经不需要那道帘子了。
我们的关系，在整个林场的人看来，变得更加说不清道不明。
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之间，干净得像山顶的雪。
那是一种超越了男女之情的，相依为命的亲情。
王场长看我非但没死，反而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气得脸都绿了。
他看我们的眼神，也从之前的猜忌和猥琐，变成了赤裸裸的怨毒。
他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随时准备给我们致命一击。
这一天，终于来了。
那天下午，场部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通知所有人，立刻到食堂门口开“批判大会”。
我和林秀英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安。
我们有预感，这次的大会，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们跟着人群来到食堂门口，那里已经临时搭起了一个小小的台子。
王场长黑着脸，站在台子上。
他旁边，还站着两个平时跟他走得最近的积极分子。
看到我们俩走过来，王场长用手指着我们，厉声喝道：“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上来！”
立刻，就有几个人上来，推搡着我们，把我们押上了台子。
台下，黑压压的，站满了林场所有的人。
他们看着我们，眼神各异。
有幸灾乐祸的，有麻木不仁的，也有少数几个，像老张，眼神里带着担忧和不忍。
“同志们！”王场长开口了，声音洪亮，充满了“正义”的激情。
“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就是要揭发和批判我们队伍里的一对败类！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
他一开口，就给我们定了性。
台下一片哗然。
“陈建山，一个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满脑子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
“林秀英，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不思本分，不守妇道，竟然和一个年轻学生勾搭成奸，败坏我们林场的风气！”
王场长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的心上。
林秀英的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我站在她旁边，能感觉到她的恐惧。
我伸出手，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全是冷汗。
我用力地握紧了它，想把我的力量，我的温度，传给她。
她感觉到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惊慌，但也有了一丝安定。
“他们两个，借着同住一屋的便利，背地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王场场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
“他们甚至还合起伙来，偷盗我们林场的集体财产！把我们辛辛苦苦砍伐的木柴，偷偷卖给山下的老百姓，换钱来满足他们腐朽的个人享受！”
这个罪名，比“作风问题”更严重。
在那个年代，破坏集体财产，是天大的罪过。
“人证物证俱在！”王场长一挥手。
他旁边的一个积极分子，立刻从台下拖上来一捆木柴。
“这就是从他们屋后的柴火堆里搜出来的！比他们分到的份例，整整多出了一倍！大家说，这不是偷的是什么！”
台下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很多人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打倒狗男女！”
“严惩小偷！”
口号声，此起彼伏。
王场长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看着我们，就像看着两只已经掉进陷阱，再也无法挣扎的猎物。
他清了清嗓子，准备做最后的宣判。
就在这时，我开口了。
“王场长，我想说几句话。”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王场长。
他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还敢说话。
他眯起眼睛，看着我：“你还想狡辩什么？”
“我不是狡辩，我只是想把事实说清楚。”
我向前走了一步，面对着台下所有的人。
我的心里，一点都不害怕。
当我握住林秀英的手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把所有恐惧都抛在了脑后。
“首先，关于作风问题。”我平静地说。
“我承认，我和林秀英同志，孤男寡女，同住一屋，确实容易引人非议。但是，我们之间，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我刚来的时候，是林秀英同志，把屋里唯一的炉子烧旺，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不至于被冻死。这是不是同志之间的关怀？”
“前段时间，我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差点死掉。是林秀英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顶着风雪去悬崖上给我采药，衣不解带地照顾了我半个多月，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算不算革命同志之间，阶级友情的体现？”
我的声音，在寂静的会场上回荡。
台下的人，都安静了下来，认真地听着。
林秀英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没有停，继续说道：“如果说，这种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无产阶级情谊，就是王场长口中的‘勾搭成奸’，那我无话可说。”
我的目光，转向王场长。
他的脸色，已经开始变得难看。
“其次，关于偷盗木柴的问题。”
我指着台上的那捆木柴。
“这些木柴，确实是我们屋后的。但是，它们不是偷的，而是林秀英同志，一根一根，从山里捡回来的。”
“场里分的木柴，根本不够一个冬天的取暖。为了照顾我这个病人，不让我再受冻，林秀英同志每天干完场里的活，还要自己去山里捡那些伐木剩下的，没人要的树枝和木块。”
“她那双手，大家可以看看，就是为了捡这些木柴，被划得，冻得，没有一块好地方！”
我拉起林秀英的手，高高地举起，展示给所有人看。
那双布满伤痕的手，在惨白的日光下，像一个无声的控诉。
台下，一片死寂。
很多人都低下了头，不敢再看。
“王场长，你也是林场的领导，你应该知道，一个女人，要靠这些没人要的废木料，维持一个冬天的取暖，有多不容易。”
“你不但不体恤她的困难，不安慰她失去丈夫的悲痛，反而处处刁难她，给她扣上‘不守妇道’的帽子。”
“你甚至，在我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心里巴不得我早点死掉！”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厉。
“王场长，我倒想问问你，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维护所谓的‘革命风气’，还是因为你自己的私心没有得到满足，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最后一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场长被我问得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指着我，“你……你血口喷人！你……”
台下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看王场长的眼神，已经从之前的信服，变成了怀疑。
老张在人群里，第一个喊了出来：“小陈说得对！秀英是个好女人！她不容易啊！”
“是啊，王场长是有点过分了……”
“一个寡妇人家，我们应该多照顾她才是……”
风向，变了。
王场长看着台下议论纷纷的人群，看着我坦然无畏的眼神，他知道，他输了。
他想毁了我们，结果，却毁了他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信”。
那场批判大会，最后不了了之。
我和林秀英，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下了台。
没有人再敢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们走回那间小木屋，一路无话。
推开门，冬日的阳光，从那个小小的窗口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屋子里，很亮堂。
第六章：最后的对视
批判大会之后，王场长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见到我们，总是绕着走，再也不敢找茬。
林场里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里，不再有鄙夷和怀疑，取而代之的，是尊敬，和一丝愧疚。
有些嫂子大娘，会偷偷地给我们送来一些自己家种的土豆，或者几个鸡蛋。
老张更是隔三差五地，扛着一捆上好的松木，放到我们屋后。
“拿着，小陈，秀英。这木头干，耐烧。”他憨厚地笑着说。
我和林秀英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平静。
甚至，比以前更平静，更安稳。
我们依然住在那间小木屋里。
那道布帘子，再也没有挂起来过。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白天，我出去干活。
她就在屋里，洗衣，做饭，缝补。
晚上，我回来，总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
吃完饭，我坐在桌边看书，她就坐在炉子边，借着灯光，做她的针线活。
我们之间的话，依然不多。
但那种默契，已经深入骨髓。
有时候，我书看累了，一抬头，正好对上她的目光。
我们会相视一笑，什么都不用说，但心里都暖暖的。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我离开林场，回到城里。
但是，我错了。
我低估了王场长的卑劣。
他虽然表面上不敢再对我们怎么样，但暗地里，他一直在向上级写我的黑材料。
说我思想顽固，不服从管理，顶撞领导，拉拢群众，搞小团体。
这些罪名，在那个年代，任何一条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途。
春天快要来的时候，场部下了一纸调令。
我被从三号哨点，调去了林场最偏远、最艰苦的十三号伐木队。
那里在深山老林里，离场部有几十里山路，不通车，只能靠两条腿走。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王场长对我的报复。
是变相的流放。
接到调令的那天，我心里很平静。
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
我唯一放不下的，是林秀英。
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王场长肯定还会想方设法地欺负她。
那天晚上，我收拾着我那点可怜的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是一个帆布包，几件换洗的破衣服，几本书。
林秀英坐在炉子边，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着柴火。
炉火烧得很旺，映得整个屋子通红。
也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
“我走了以后，”我终于还是开口了，声音有点干涩，“你要照顾好自己。”
她没有看我，只是盯着跳动的火焰，轻轻地“嗯”了一声。
“王场长那边，你尽量躲着他。别跟他硬顶。”
她又“嗯”了一声。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
只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
“你也是。”
“到了那边，山里冷，要多穿点。”
“别再像上次那样，把自己弄病了。”
“那边……没人给你采药了。”
说到最后一句，她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哽咽。
我的心，又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
我想跟她说，等我回了城，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接她。
我想跟她说，让她等我。
但是，这些话，我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未来太渺茫了。
我连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片大山都不知道，我拿什么给她承诺？
任何承诺，在现实面前，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
我只能蹲下身，看着她。
“秀英，”我叫她的名字，“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一碗热粥。
谢谢你，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救了我的命。
谢谢你，让我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感受到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温暖和善良。
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然后，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和她第一次对我笑的时候一样，很淡，但很暖。
第二天一早，我就要走了。
场里派了一个老乡，用马车把我的行李拉到山路口。
我背着我的帆布包，站在小木屋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将近一年的地方。
林秀英站在门口，给我送行。
她穿得还是那件蓝色的旧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这个，你带上。”她把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张烙得金黄的玉米饼，还有一双崭新的、纳得厚厚的千层底布鞋。
“路远，带着路上吃。”她说。
我接过布包，感觉沉甸甸的。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走了。”我说。
“嗯。”她说。
我转过身，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我怕我一看，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我大步地向前走，没有回头。
走出很远，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她还站在那里。
在清晨的薄雾里，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孤单。
像一棵倔强的小树。
我们隔着遥远的距离，最后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没有言语，没有声音。
但我们都看懂了对方。
那里面，有感激，有牵挂，有不舍，还有……祝福。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回到了城里，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都成了模糊的记忆。
王场长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那个一九六八年的冬天。
留给那间漏风的小木屋，那道破布帘子，那碗滚烫的野菜粥。
还有那个叫林秀英的女人。
她教会了我，在最黑暗、最寒冷的绝境里，人的心中，依然可以有光，有暖，有不屈的尊严和善良。
那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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