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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是最常用的字，凡是会汉语的，几乎人人都认识。说“读书”，也人人皆知其义。不过，如果细说，那么还是相当曲折而且有趣的。

要想读白话文，查《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了。如果要读古书并确知其义，那么还得追本求源，读东汉许慎所作《说文解字》。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下略为举例以说明。

首先，请看《说文解字》言部三个与读有关的字：“讽，诵也。”“诵，讽也。”“读，诵书也。”在徐铉（大徐）等受宋太宗之命校订的版本里就是这样写的。按《说文》大徐本直至清代还算是最好的传世版本。如果只看这些文字，我们大概还难以说明其中异同。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大司乐的职责之一是“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以古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贾公彦进一步指出：“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合郑、贾二人的解释，倍文是背诵，讽是直言，诵是吟咏。因此，读书不是默念，而是要发出声音，犹如今天所说的朗诵或者背诵。

朗诵重要吗？朱熹曾说，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到最重要，若心不在焉，不走脑子，眼、口所做的仅是简单的机械运动，对理解和记忆无补。但是，我想通过自己的读书体会来说明朗读和背诵的重要性。过去的私塾教育，学子少不了要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等书。先生授课，教幼童识字，但不重内容的讲解，主要是在课本上标出句读和平仄，带学生读；下次上课，检查其背诵情况。幼童背书，就是背对着课本和先生。与任何事一样，背书有优点，也有缺点。先说缺点。很多学子对课本内容缺乏了解，又因内容多，压力大，背了后面忘了前面，只求勉强及格，甚至糊弄先生。有位学者朋友告诉我，他儿时背《三字经》，对“逞干戈，尚游说”一直不理解，只是机械背诵。按私塾教育的规矩，体罚是必要的手段。当时的儿歌就反映了这一点：“《大学》《大学》，打得手心脱壳；《中庸》《中庸》，打得屁股血红。”

背诵经典的重要性从多个古代文明的传统中体现出来。声音是人与人之间，甚至很多种动物之间交流对话的媒介。今人面对面交流工具是语言，今人与古人的交流靠文字，但不单纯靠文字本身，还有文字的声音，也就是背诵。背诵先人的东西是多个古代文明的特点。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口传了数百年；古代印度的《摩奴法论》口传的时间更长，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起初也是代代口传背诵，直到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古代印度教认为经典诵读出来的声音比文字更重要，因为经文的声音直接来自神，有“天启”（revelation）的性质。中国古代的经典也有过靠背诵流传的传统，尤其是《诗经》和《尚书》。《诗经》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官府派人去采风，才以文字形式出现。孟子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指的就是周王室衰微，无人采风，先王之道才由《春秋》继承下来。秦焚书，《诗》《书》幸亏有口传，才得以保留。

口传经典的缺点是容易失真，语言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再有各地区口音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内容的精准性。《摩奴法论》基本上每两百年就要重新注一次。汉初伏生口授《尚书》，因有口音，晁错以文字记录下来。

背诵传统的优点有如下三点。

第一，既然人际交流是从语言开始，那么，各类情感语调就尽在其中。出声朗读无疑可以欣赏语言的优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韵文，《幼学琼林》是骈体文，读起来声韵多变，有平有仄，抑扬顿挫，十分优美。学子即使对内容的理解有限，也仍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美感享受。背诵使内容在脑子里留下声音的记忆，能够帮助学子对古诗的写作规则留有一定的印象，并为将来写诗作对子打下良好的基础。“口到”的这一优点，单靠“眼到”是很难达到的。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精通文字是理解典籍的首要方法，这是对的，其实，诵读也能够帮助理解内容。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经典都有断句，中国的古书没有，这就逼迫学子下功夫去掌握断句的本领。诵多了，对古文的语感有了深刻的领悟，对断句无疑有帮助。即使读一篇新出土的文献，也能凭借语感读得顺畅，做出比较准确的断句。中国文字，包括形声字，不能标出准确的读音，从而在意思上容易失准。古文没有词性变格的语法规则，不同词性的字书写相同，而功能不同。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中“恶恶”二字的写法相同而读法相异，因为词性不同，而诵读就可以准确表示这两个字的不同。

第三，背诵就是代替古人朗读，也可以说是使古人再现，从而更能体会作者当时的情感和心境。当然，这需要对文章内容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我读私塾时，对课堂上不懂的内容，总是在课后阅读辅助读物来弥补。《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初级读物的内容主要是历史典故，我是在理解其内容的情况下背诵的，从而学到不少知识。对古书内容的理解不仅能够帮助背诵，而且能够拉近与作者的距离。我小时候喜欢背诵古诗古文，这一爱好后来有增无减。对偏爱的作品，经常是反复背诵，无厌倦感，有时甚至还有新的发现。这与喜欢一首经典名曲一样，每次听都能发现新的欣赏层面，所以才会百听不厌。按照古文的韵律、节奏、平仄朗读某篇作品，仔细玩味作品的内容，使当时的情景并现，你会感觉到自己与作者融为一体。读《湘夫人》，你就是屈原；读《过秦论》，你就是贾谊；读《石钟山记》，你就是苏轼。《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下读为虎音）。”这是多美的意境！作者当时的情怀与思想还原在你身上，你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艺术手法，也达到了作者的精神境界。这样的背诵能带来艺术上的享受和思想上的熏陶，增强兴趣，提高学*效果。

下面谈谈“读”。“读”字的本义，除上述的直言背诵或吟咏外，还有更深的一层。《说文》：“籀，读书也。”段玉裁论证说：古书中很多地方出现的“籀”字就是“抽绎”的“抽”；“讽籀”二字连文指“讽诵而抽绎之”。从音韵上考察，“籀”与“抽”古音同属幽部澄母，二字相通。“读”的韵母属于侯部，与“籀”相近，可以对转。也就是说，抽绎是读书（籀书）的另一层含义，无论是无声的阅读还是出声的朗读。那么，抽绎什么呢？当然是抽出书中的意义，这就需要读者用心思考，近于朱熹所说的“心到”。

阅读能否抽绎书中的深层含义是学*质量的关键。我们读书，肯定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解决读书中的问题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就是荀子说的“解蔽”，也近似于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aletheia一词。这是古希腊文，词根lethe的意思是处于忘却或糊涂的状态，前面加上a则构成它的反义词；英文中的对应词是unclosedness（揭开），unconcealedness（除去掩盖），或truth（真理）。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意在论述本体世界是如何被揭示给人们的。我们读书时经常以为自己懂了，其实不懂。而遮蔽我们的一个障碍正是过去已经获得的知识。这一点，荀子早已明察，在他所列举的各种“蔽”中就有“古为蔽”一项。他还明确指出：“志也者，藏也……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志藏”指知识记忆的储备，“所已藏”指已经获得的知识，“所将受”指尚未获得的知识。下面举例说明。

我小时候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一句理解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谓语由三个动词与名词的组合构成。如此断句是受到《论语》“己欲达而达人”的影响，孔子的“达人”是动词加名词，而王勃文中的“达人”是名词，该句应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对仗工整。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这一“古为蔽”的错误，作为“所已藏”的达人之义蔽障了“所将受”的达人之义。饶有趣味的是，知识居然成为求知路上的障碍。

这一错误表明，我们读书学*会经常处于懂与未懂之间，而通过抽绎或者思考去认识并纠正这种错误是有意义的。懂与未懂之间，或从已知到未知这一中间段非常重要，它孕育着新知识，是知识的增长点。通过读书，我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是永恒的。“讽诵”方面，有能够背出来的，有背不出来的，永远不可能记住所有的内容。“抽绎”方面，有理解的，有未理解的，永远不可能理解所有的内容。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因此，在学*的道路上我永不能满足，经常以此一时的我否定彼一时的我，不仅“觉今是而昨非”，而且“望明是而今非”。如果不这样认识自己，就难以排除学*道路上的蔽障，用句医生常说的话：“预后不良。”

另一方面，我们在背诵古文的同时，仔细玩味其内容，能够抽绎出很多其他的含义，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我们读《孟子》，都熟悉他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在反复背诵这段话之后，发现其中有省文。“其事则齐桓、晋文”句后应该有“为之”之类的话，“其文则史”之后应该有“记之”之类的话。我的根据是：在战国时代，“史”字指史官，而非史书，“其文则史”的“史”是史官。《史记》当时叫作《太史公书》，其英译本书名为“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意思非常到位，将“史”译为史学家。

我们阅读学术大家的作品，即刻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出手点”很高。这表现在他们语言文字根底的深厚与他们思维逻辑的严谨，这两方面构成他们的知识结构。语言文字的功底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要通过长期的读书*惯方可达成。读书，就包括了讽/诵、籀。我们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开采自然资源时，精打细算，非常节约；而获得资源后消费时，则非常浪费（比如，美国许多办公大楼在员工下班后仍然整夜灯火通明）。正因为开发资源下了大功夫，后来的浪费才成为可能。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正相反：开采资源时非常浪费，只顾当前的利益，缺乏长远计划，这是虐待性开采。在学术界，我们看到有些人尚未打好语言文字的基础就急于追求成果，不去下功夫提高自己的理解力而任意“宰割”材料，胡乱猜测地解释材料，如同虐待性开采资源。这种出手点低的现象从反面体现了诵与读的重要性。

读书的本质有两方面。其一，“讽诵”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传统在背诵中延续。声音是内容的本源，文字符号必须符合本源。不能形成声音，古文就缺乏生命。其二，“抽绎”也是一个改错或者否定的过程。抽绎不是一次即可的，而是永久的。对经典之作必须反复研读，每次都会有新收获。新知识是对旧知识的肯定兼否定，肯定其中一部分，否定另外一部分，因为知识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错误的知识；所有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在不断否定自身。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层意义上的读书之道。

做学问涉及一个胆大与心细的问题。胆越大，心就要越细。做学问是可以犯错误的，当然最好是在成果发表之前。不要怕碰头，要敢于犯错误。读古书，理解错了，没关系，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读错了，从中吸取教训。胡适讲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考证方面的。我读历史人物传记，经常读一段以后停下来，猜测人物的命运。在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之后，对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有了归纳，才可以这样判断。然后接着读，检验自己的判断，对很多情况判断错了，因为各种因素太复杂。这是一种训练，能够帮助自己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我最开始用这种方法是在江南大学唐至中先生给我们讲《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时候，她深入分析韩信的性格和命运。我非常同情韩信，感觉他属于知识分子类型，与我自己很像。他有理想有抱负，虽然有超人的军事天才，但不擅长搞政治；感情脆弱，没有心计，对别人的小恩小惠，由衷感激，完全相信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真诚。反观刘邦，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读书应该遵循《中庸》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重要的是提高能力，将知识变成能力，将能力迅速变成效率。时间有相对的，有绝对的。每人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时，这是绝对的、公平的，但读书效率高的人的时间相对就多，一天读十卷书没有困难。

我读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作，尤其重视史书的注。《三国志》裴松之的注、《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补充了大量材料，非常有价值，不可忽视。

现在欧洲的汉学研究水平比起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情况，衰落很多。那时的汉学家非常了不得，都是通才。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从知识结构方面，从看问题的角度方面。

小时候为了学作古文，我听从老师的建议，背《孟子》、《韩非子》和《庄子》，读“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批注的《孟子》，但后来换了老师，《孟子》没有背完就停止了。为写古文，学*《孟子》的语言气盛、《韩非子》的思想严密、《庄子》的想象丰富、《荀子》的思考深刻、《史记》的豪气、《汉书》的端庄。当然也读《论语》《墨子》，但不喜欢《墨子》，因语言啰嗦。熟读《汉书》，有助于写对子、挽联、四六文，等等。

读书要像猫准备捕老鼠一样，在老鼠钻进洞里以后，猫一直守在洞口，保持着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全神贯注。我们要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来读书。在懒懒散散的状态下读书，半天不懂，没有效率；在猫的状态下读，很快就懂了。我们读书，由于知识局限，肯定会遇到内容很难懂的书。这样的书，即使在猫的状态下读仍然不懂，就先放下，等到我们的知识有了扩展和增加，再重新读，效果就会好一些。容易读的书，也是如此。过去我读《孙子兵法》，觉得很容易，年龄大了以后再读，发现不容易，这是因为理解的深度不同了。知识积累得多，理解也就相对深了。

教授给学生布置要读的书，学生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全读。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看目录，提纲挈领，了解大概，以便将来使用时细读有关内容。这好比新去一个城市，先买张地图，将几条主干道的位置搞清楚，心里有了底。如果去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就知道自己在几条主干道中的相对位置。读了目录，再读序言。看序言里作者介绍的本书的主要观点，这比学生自己读全书去掌握主要观点来得快，是一种捷径。然后对书中某些论述进行精读，分析其论述的逻辑是否合理，做出评判。这样可以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教授所期望的。最后，还要读书后的参考书部分。参考书也分层次，有一般的参考书，有稍微专门一点的，有专业的参考书，也有原始材料类的经典著作。从很大的程度上说，一本书的知识结构就体现在参考书里。

什么是“我的书”？有两个解释：经济上的，书归属于我；心灵上的，读书时与作者心灵交通，我的心已经在书里，边读边产生心灵感应，并将记录和批注记在书的空白处，因此，我与书成为一体。我的书就是与我对话的良师益友。比如，我手边的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我批注了很多内容，有他的东西，有我的理解，也有我对他的批评，所以，这本书已经不再是科林伍德一个人的了，我已经心在其中。这叫“我的书”。

背书也有窍门，我从小背书就快，关键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而不是死记硬背，效率就高。我背《幼学句解》，书中每一句都有解释，包括典故。所有的解释，我都读。搞清楚每句话的意思，然后背起来又有兴趣，又有效率。《幼学句解》的内容分很多类，天文、地舆、朝廷、文臣，等等。我第一天就从“混沌初开”一下子背到“望舒是月之御”，老师让我就背到这儿，这已经超出别的学生很多了。全书背下来以后有两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是增加了典故知识。北师大历史系的王桧林先生去世后，他的文集出版，他夫人让我起个名字。我想了想，决定叫《三余丛稿》。“三余”就是出自《幼学》的“月有三浣，学足三余”，指三种剩余时间：冬为岁之余，夜为昼之余，雨为晴之余。这是出自《三国志》的典故，我背下，就用上了。第二个收获是读出了语感，学会了四六体。以后读古文，即使看不懂意思，也能够断句，这对学*古文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百家姓》除姓以外，没有别的内容，我背得很熟。曾经遇到支姓、扶姓、堵姓，知道是《百家姓》中的。在新加坡的时候，遇到一位姓幸的，别人感到这个姓少见，其实《百家姓》里就有：“叶幸司韶。”《百家姓》只能帮助你知道古代的姓，而熟读《幼学句解》有更多的好处。

《千家诗》编得不是很好，据说是宋代末年谢枋得编的，后来明朝人续编，将程、朱的诗，明朝皇帝的诗也收进来，使它有政治色彩。《朱子语类》我也读，但很反感，主要原因是它束缚了思想，影响了我们的理性的发展。“天理”与“人欲”之分太糟糕了。

读书治学有三个层次。第一，求得知识。主观对于客观有了了解，客观（内容仍是外在的）正确地反映到主观中来。读书治学必自此层次开始。第二，客观进入主观以后，知识可以化为能力。知识不能直接成为能力，必须在头脑的知识结构中占有一个位置，与结构中其他部分发生联系，然后才能够用来解决问题。能力产生于知识的运用，有知识而不能运用，是产生不了能力的；犹如积累了大量燃料而未使之燃烧，是形成不了热能的。知识一旦能够运用，其内容就从外在的转化为内在的，其性质就从关于客体的转化为关于主体的。知识归属于结构就可以转化为能力。知识成为能力后，就属于我们自己。但是，知识用于解决问题，这是功利性的。第三，融为鉴识。知识是具体的，能力也是具体的，而鉴识却是一般的。一旦经反省而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有了自觉，就开始有了正确运用自己能力的修养与水平。要能够超越功利性，升华为鉴赏和喜好的境界。这就是《论语·雍也》中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三个阶段中，知转为能的时候，回到了自我，但这个“我”还在能力与客观的层面，到了鉴赏阶段才是回到了真实的自我，这时的我，不是自私的我，而是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我。

学通史甚至可以从读启蒙读物开始，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等，都包含丰富的典故。对典故追本求源，了解事件过程，就能获得一定的历史知识。有了中国通史的框架，再读断代史、专门史，将所读内容填充在框架中。如果对西方历史感兴趣，可以阅读欧洲通史。读书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这是好事。有问题，就会针对问题去寻找答案。问题解决了，知识就增长了。

学者治学，时时会有研究课题。有了研究课题，必然尽量搜集与之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因此知道自己读什么。然而，当我们暂时没有研究课题时，也就是没有特定的书要读的时候，应该读什么书？人类具有一个特点，即有好奇心，读书本身就是要满足好奇心。读什么书是由好奇心决定的，而好奇心在读书过程中会引出问题，问题必然带来思考，无论思考最终是否解决问题，都使我们获益。否定一个错误的假设也是一种进步。读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框架、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

我们都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不砍柴之时，当然就是磨刀之际。刀是砍柴的工具，那么，治学的工具是什么呢？我自己认为，是语言文字、逻辑、哲学。这三种学科与历史学合成一个结构，以后不论读什么书，都是向这个结构中充填内容。这样的结构无疑是一个大结构。仅从语言文字领域来说，就包括了中文与外文两大类。中文又包括认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外文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学*逻辑学，不仅要了解逻辑学各个流派的发展与理论，还要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自觉运用逻辑进行思维，确保自己的研究能够有充分的说服力。哲学内容复杂而且深奥难懂，我们起码要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在把握整体的情况下，可以专攻两三个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这样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扩大观察问题的视野，加深研究的层次。也就是说，建构这样的大框架不是短期的任务，而是持之以恒的工作，要不断充填内容。内容越丰富，越容易在读书过程中产生问题，也就越可以提高我们研究的水平。

读书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框架？这关系到知识结构的问题。对学历史的人来说，以上所提及的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这四位一体的框架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大体说来，后三者为前者服务。也许有人会问，为了研究历史，在后三者上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否值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后三者类比于砍柴的刀，刀快，砍柴效果自然就好。当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比喻过于简单，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多个学科领域组成的知识结构，肯定是广博的，但是，各个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相互交通的。《说文》：“博，大、通也。”这个“通”字，就涉及了结构问题。我们阅读历史典籍时，是将所读内容放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消化、分析的，由于知识结构的各领域有相通性，我们很容易产生联想。也就是说，联想的产生是由于两件事物之间有相关点，而知识结构越丰富，越容易产生相关点。联想的产生，来自知识结构横向的互动。知识结构也有层次，即纵向的，联想所带来的问题引导我们向深层思考，这是知识结构纵向的发展。

知识结构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上述的四个领域，不必同时建构，逐步形成也可以。知识结构的层次也一样，可以逐步加深。总之，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一个知识结构，关键是要将结构的各个部分激活（activate），产生更多的联想，更多的兴趣和问题。

人的认识是里应外合的，新读到的某些东西与头脑里已有的知识发生碰撞，产生新的想法。内应能力越强，想法越有深度。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搞世界古代史，我给自己定下了三个领域：中国、希腊、印度。后来在匹兹堡大学，许倬云先生推荐我读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关于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论著，雅斯贝尔斯就是讲中国、希腊、印度，所以我的知识结构马上里应外合，涌出许多想法。

治史的人不仅要有目录学知识，还要掌握版本的知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谈：如何找书的问题，找到的书如何在自己的知识网中定位的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好的版本中错误就少。古书为什么会有错误？古人在著书时会出错，抄写时会出错，注释时会出错，刊行时会出错。下举数例。《春秋》襄公九年，记“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戏”，杜预根据他的历法知识指出，是年“十二月无己亥，经误”。杜预还指出，同年《左传》记录的“闰月”二字，应该是“门五日”三字之误，抄者误将“五”字写进“门”字，二字合为“闰”，后来的学者也就将“日”字改为“月”，以合前文之意。二十世纪末，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阅读刚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发现“天”字在多处被误抄为“而”字，不仅在儒家的篇章中错，在道家的文章中也错。当时篆书的“天”与“而”，形近易混，抄者不是作者，对所抄文章的内容不甚了解，很容易抄错。上述诸例表明，如果学者使用了不好的版本，所引材料的错误就会增加，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找什么书来读的问题与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某书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的定位问题。对于一本书，上知其属于哪类，下知其本身的结构。分类是学历史的基本功夫，这不仅是逻辑的训练，也是将书置于自己知识结构中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益于研究，即当我们对某个课题进行研究时，可以从自己的知识网中迅速调出与之相关的信息。训练有三个步骤。第一，每看到一本书，一定从序开始读，了解此书是在什么背景中产生的。第二，细读其目录，了解内容的大概、内容的结构框架。第三，判断自己对这本书的内容熟悉多少，以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衡量此书内容的深浅；然后查看《四库》是否有此书，如果有，看看前人是如何评论的，以此检验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如此训练，就可以使一本书的网与自己头脑里的知识网联系在一起。

读书时应该有个写读书札记的本子。我刚毕业时，去听杨钊先生讲先秦诸子的课，他说先秦诸子有阶级性，有学术传承性。这两点，中宣部的杨耳（许立群的笔名）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听白寿彝先生还指出一点：先秦诸子在对立中相互渗透。我知道黑格尔讲过哲学家的思想在对立中既排斥又渗透，所以我就记下了白先生的话。1996年，我去见白先生，他已经老了，提到他说的这第三点，他已经忘了，问我：“是我讲的吗？”我说：“是您讲的，没有错。我觉得讲得很深刻，就记下了。”他感叹自己过去的学*心得没有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从那以后，我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将平时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

我喜欢读书，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尽量找机会读。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参加《史通》的标点和注释工作。《史通》的标点很容易，注释非常难，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为了搞懂，我认真画了很多图，写下公式。《史通》的稿子写好后，交给北京的出版社，但因为1976年的地震，稿子找不到了，成果付诸东流。不过，我很高兴在这段时间学了不少东西。除了《史通》，我还读了不少中国的“武经”，包括宋代曾公亮编的《武经总要》。学*马列著作，正好是学*外文的机会，但一定要配有中文译本，这样，别人知道你在读什么外文书。我带去两本袖珍的外文字典，放在口袋里，一本是《英俄词典》，一本是《德俄词典》。我利用午休的时间读外文。对真正想读书的人来说，机会总是可以争取的。

《史记》的序，即《太史公自序》，在书的最后。班固《汉书》的序也放在最后。这是古人的*惯。书写完了，作者交待家世，包括祖先、父亲、自己，说明作这部书的原因、安排书的内容的原因。这体现了“读其书，知其人”的传统。现在的书，序放在前面，目录也在前面。在过去，法文书、俄文书的目录是放在后面的。中国的目录学中，“史部”的目录也放在后面，如同你把自己的藏书放在仓库的架子上以后，做一份清单交出去。不论放在前还是在后，我们读书一定要先读序和目录。

我的关于《日知录》的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因为被认为不属于我的专业领域。后来这篇稿子遗失了。《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其实是黄震说的，我误认为是顾炎武说的。陈垣老读了我的文章后，指出这一错误。后来我发现，不仅我错了，其他一些学者也理解错了，比如侯外庐先生。我有理由原谅自己，因为我当时毕竟才二十多岁，但是，我实际不能原谅自己。我反省后认识到：研究顾炎武，必须了解他的学术来源。我如果没读过黄震的《黄氏日钞》，没有读过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根本不配研究顾炎武。对其他人的研究也同样。黄震和王应麟都是南宋末年的学者，黄震研究义理，王应麟重在考据，他们对后来的学术有很大的影响。我接受了史源学缺失的教训。师傅点了一下，修行就在个人了，不能启而不发。

兴趣，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别人只能给你一定的启发，你需要里应外合，激发出兴趣。我对逻辑的兴趣，是牟宗三先生激发出来的，但我自己先前对几何学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兴趣。这是兴趣的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对不懂的东西，自己去琢磨，去解决，每次成功一点，最后搞清楚了，就是一种享受，就有了兴趣。我自己去搞清楚古代文献中不懂的地方，后来发现清人早已说过，这时我仍然很高兴，感觉自己达到了清人的水平，兴趣自然就有了。

小时候听到歌曲《燕双飞》，觉得歌词很美，但很多字不易听懂，我就一字一字地揣摩，竟然都猜出来了。“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绿芜庭院，细雨湿苍苔。雕梁尘冷春如梦……楼台静，帘幕垂，烟似织，月如眉……”多美的意境！我的一位老师上课时，读一段古文，让学生写出来，能听懂多少写多少，然后再听写一遍，最后公布答案。学生可以对照答案检查自己错在哪里。这种训练能够增强对古文的掌握，有助于提高古文写作的能力。认真使用这一方法，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就会有进步。有了进步，兴趣肯定就培养出来了。

我在五十七岁之前，遇到一句不知出处的话的时候，先估计大概会出自哪本书，然后去查书，印证我的记忆。我不用索引，这也是一种传统的训练。五十七岁时，出国访问，买了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汉学引得丛刊》（下称《引得》），为了节省时间，就开始使用《引得》。

读书、做学问不能掉进陷阱，掉进陷阱就动不了了，应该如同进入新疆的“坎儿井”，各个井的下面是通着的。

读书千万不要像一把斧头，将所有的都砍掉，这就是“掠夺性开采”。要精开采，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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