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96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蛇，吞下整个北方的麦浪，慢吞吞地爬了三天三夜，才把我吐在东莞的站台上。
一股混着水腥味和工业废气的热浪，迎面扑来，差点把我闷一个跟头。
我叫刘强，十九岁，口袋里揣着爹妈凑的四百块钱，还有一张高中毕业证。在我们那个小山村，这就算文化人了。
“靓仔，进厂吗？包吃住，每个月六百块！”一个叼着烟的男人凑过来，牙齿黄得像地里的玉米。
我捏了捏口袋，点了点头。
工厂名叫“宏盛电子厂”，听着挺气派，其实就是个巨大的铁皮盒子。白天，太阳把它烤得像个蒸笼；晚上，几百台机器的轰鸣声，能把人的脑浆子搅成一锅粥。
我被分到宿舍楼302，一个能塞进十二个人的大通铺。
推开门，汗味、脚臭味、廉价烟草味，混成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男人味”，差点把我当场送走。
宿舍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大裤衩，蒲扇呼啦呼啦地扇。
“新来的？”一个黑胖子从上铺探出头，咧嘴一笑。
我局促地点点头。
“我叫王大鹏，你呢？”
“刘强。”
“找个空位随便睡吧，别客气。”他指了指最里面的一个下铺，床板上光溜溜的，连张草席都没有。
我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下，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
就在这时，宿舍门又开了。
一个瘦高个走了进来，戴着副眼镜，白白净净的，看着不像工人，倒像个教书先生。
他手里没拿行李，只拿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身上。
这人跟我们这群粗糙的汉子，实在是格格不入。
他没理会众人的目光，径直走到我对面的上铺，那也是整个宿舍最后一个空位。
他把布包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边，然后拿起搪瓷缸子，慢条斯理地喝水。
“喂，新来的，哪个学校的？”王大鹏又冒了出来，带着几分戏谑。
眼镜兄扶了扶眼镜，淡淡地说：“没上过大学。”
“切，装什么文化人。”角落里有人嘀咕。
眼镜兄没说话，从布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我伸长脖子瞅了一眼，封面上全是外文字母，一个都看不懂。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机器的噪音，舍友的呼噜声，还有蚊子在耳边开演唱会。
更让我睡不着的，是对面那个看书的眼镜兄。
他叫陈晋。
这是我第二天从宿舍长老张的嘴里知道的。
老张说，陈晋比我早来一个星期，也是被分在流水线上，做最简单的插件工作。
“那小子邪门得很，”老张压低声音，“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下了班就捧着那本破书看。跟个木头人一样。”
我深有同感。
在工厂里，人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每天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的任务是把红色的电容插进电路板的A3孔位。一天下来，眼睛是花的，手是抖的，脑子是空的。
这种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吹牛打屁，或者去镇上的录像厅看一晚上枪战片。
陈晋是个异类。
他永远安安静靜，下了班就洗漱，然后爬上床，打开他的小台灯，看书。
那盏台灯是他自己买的，花了十五块钱，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昏黄的灯光在他床头撑起一小片宁静的天地，与整个宿舍的喧嚣格格不入。
他看的书也越来越怪。
有时候是砖头一样厚的英文原著，有时候是鬼画符一样的数学公式，还有的时候是一些哲学或者历史类的。
王大鹏他们经常拿他开涮。
“状元公，又研究什么国家大事呢？”
“陈晋，给哥几个念念，这上面写的啥？是不是金瓶梅的英文版？”
陈晋从来不生气，最多就是抬起头，扶一下眼镜，然后继续看他的书，仿佛身边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有一次，王大鹏喝多了，抢过陈晋手里的书，作势要撕。
“天天看这玩意儿有啥用？能当饭吃？能多发二百块工资？”
整个宿舍的人都在起哄。
我有点看不过去，想上去拦一下。
陈晋却自己站了起来，他比王大鹏高半个头，但身板单薄。
他没去抢书，只是盯着王大鹏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把书还给我。”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王大鹏被他看得有点发毛，骂骂咧咧地把书扔回他床上，嘟囔着“装什么装”，悻悻地爬回了自己的铺位。
从那天起，再也没人敢轻易动他的东西。
我也对他越来越好奇。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巨大的矛盾感。他的气质和谈吐，明显受过高等教育，可他却和我们一样，在流水线上干着最没技术含量的活。
我开始偷偷观察他。
我发现他吃饭特别快，但吃得很干净，饭盘里从来不剩一粒米。
他洗衣服特别勤，哪怕是汗湿的工服，当天也一定会洗掉，晾在走廊上。
他的床铺永远是整个宿舍最整洁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
他还会在床头放一个小本子，每天睡觉前写点什么。
我猜，他肯定有故事。
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日子到了。
我拿到了五百八十块钱，扣掉了水电费和伙食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巨款。
那天晚上，宿舍里一片欢腾。王大鹏张罗着去镇上下馆子，喝酒。
几乎所有人都去了，除了陈晋。
我犹豫了一下，也没去。我把钱缝进内裤的口袋里，感觉心里踏实。
我从食堂打了两份饭，一份是我的，一份给陈晋带了回来。
“谢了。”他接过饭盒，对我笑了笑。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笑，有点腼腆，像个大男孩。
“客气啥。”我挠了挠头，“你不去跟他们喝酒？”
“不*惯。”他一边吃，一边说，“太吵。”
我们俩就这么安静地吃着饭。
“刘强，”他突然开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愣住了。
打算？我哪有什么打算。来东莞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媳妇，这就是我们村里所有年轻人的路。
“挣钱呗，还能有啥打算。”我实话实说。
“挣了钱之后呢？”他追问。
“回家盖房，娶媳妇。”
“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生娃，养娃，等娃长大了，再让他出来打工挣钱……”我说着说着，自己都觉得有点没劲。
这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陈晋问。
我没说话，心里堵得慌。
“你读过书，你应该知道，世界很大的。”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不应该只有工厂和流水线。”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陈晋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死水一般的心湖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从那以后，我跟陈晋走得近了些。
我发现他其实不是“木头人”，话不多，但都说在点子上。
工厂里新来了一批机器，说明书是日文的，几个技术员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陈晋下班路过，看了一眼，三言两语指点了一下，机器居然就转起来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张悄悄问他：“小陈，你懂日文？”
陈晋摇摇头：“不懂，但机械原理是相通的，我看图就能猜个大概。”
还有一次，宿舍里有个叫“小马”的工友，家里寄信来说他妈病了，急需用钱。小马不识字，急得团团转。
是陈晋帮他读了信，又帮他写了回信，还教他去邮局汇款。
慢慢地，大家对他的态度都变了。没人再叫他“状元公”来嘲讽他，有时候遇到点麻烦事，还会主动去请教他。
他就像我们这群“零件”里的一个异类，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和灵魂的异类。
我越来越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个周日的下午，宿舍里大部分人都出去玩了，只有我和陈晋在。
我假装在整理东西，磨磨蹭蹭地蹭到他床边。
他正在看书，又是那本砖头厚的英文原著。
“陈晋，”我鼓起勇气，“问你个事儿。”
“嗯？”他从书里抬起头。
“你……为啥来这儿啊？”我问得小心翼翼，“凭你的本事，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他沉默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因为我需要钱。”
“需要钱？”我更糊涂了，“很多人都缺钱，但你不一样。你可以去做翻译，去做家教，随便什么都比在流水线上强啊。”
“不够。”他说，“我需要很多钱，很快。”
他把书合上，放回布包里，然后从枕头下摸出那个小本子，递给我。
“看看吧。”
我迟疑地接过本子，翻开了第一页。
上面是一行清秀的钢笔字：
“1996年6月8日，我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爸，我一定会救你。”
我浑身一震。
“北京？”我失声问道，“什么机会？”
“没什么。”他想把本子拿回去。
我死死攥住，翻到了下一页。
那是一张被抚平了无数次的报纸，已经泛黄，边角都起了毛。
报纸的头版头条，一个加粗的标题刺痛了我的眼睛：
《本省高考状元出炉，寒门学子陈晋创历史新高》
下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穿着一件旧T恤，戴着黑框眼镜，笑得靦腆又灿烂。
就是他。
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省状元……
高考状元……
我拿着那张报纸，手不停地发抖。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身边这个每天跟我一样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插电容的工友，竟然是全省的第一名。
这比我在录像厅里看的任何一部电影都更具冲击力。
“你……你真的是……”我语无伦次。
“都过去了。”陈晋的表情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为什么？”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考了状元，应该去上大学，去北京，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从我手里抽回报纸，小心地折好，夹回本子里。
“高考前一个月，我爸查出了白血病。”
他的声音很轻，像一阵风，却在我脑子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需要骨髓移植，手术费，三十万。”
三十万。
在1996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等于宣判了死刑。
“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我跟我妈说我没考上，然后就跟村里人一起来了东莞。”
“那你妈……”
“她不知道，她以为我只是出来散散心。”
我彻底说不出话了。
我无法想象，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是如何顶着“省状元”的光环，做出这样决绝的选择。
那本该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金榜题名，前途无量。
他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最黑暗的路。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也许有人能帮你。”我问。
“帮？”他自嘲地笑了笑，“谁能帮？怎么帮？在绝对的困境面前，同情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我需要的是钱，实实在在的钱。”
他顿了顿，继续说：“而且，我不想像个乞丐一样，举着状元的牌子去博取怜悯。那是对我父亲的侮辱，也是对我的侮辱。”
那一刻，我感觉眼前的陈晋，不再是一个单薄的瘦高个，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的肩膀上，扛着的是一个家的希望，一个父亲的生命。
“那你现在攒了多少钱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加上今天发的工资，一共三千四百二十七块。”他记得清清楚楚。
三千四百二十七块。
离三十万，遥遥无期。
那天晚上，我把口袋里缝着的所有钱都掏了出来，一共一千二百块，塞到陈晋的枕头下。
他发现了，硬要还给我。
“刘强，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
“你必须拿着！”我按住他的手，急了，“我一个月还能挣五百多，我够用！你这可是救命的钱！”
“我说了，我不想……”
“这不是怜悯！”我打断他，眼睛有点红，“这是……这是投资！对，投资！等你以后出息了，十倍还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投资”这么个词。
陈晋看着我，眼圈也红了。
他没再拒绝，只是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成了真正的兄弟。
我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搞钱。
我知道，光靠流水线上的死工资，攒到猴年马月也攒不够三十万。
我拉着他去工地的夜市摆地摊。
我们从批发市场批了些袜子、裤衩、小饰品，晚上就在工地门口卖。
我负责吆喝，他负责算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纯棉的袜子，两块钱一双，五块钱三双！”
陈晋一开始很不好意思，涨红了脸，站在一边不说话。
我把一串钥匙扣塞他手里：“你别光站着啊，有人问就递一下。”
慢慢地，他也放开了。
他不像我只会扯着嗓子瞎喊，他会观察，会分析。
他发现工地上的工人，最需要的是结实耐磨的解放鞋和便宜的香烟。
第二天，我们就改卖这两样。
生意果然好了很多。
他还发现，工厂里很多工友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不高，想给家里写信都写不明白。
于是，他又在旁边支了个小摊子：代写书信，五毛钱一封。
一开始没人来。
后来，有个工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他写了一封。
陈晋问得很仔细，家里几口人，田里收成怎么样，老婆孩子身体好不好。然后用最朴实、最真挚的语言，把那个工友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那个工友拿到信，读了一遍，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一个劲地说：“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俺就是想说这些！”
一传十，十传百。
“状元郎代写书信”的名声，很快就在整个工业区传开了。
来找他写信的人络绎不绝。有给父母报平安的，有给老婆诉相思的，甚至还有给暗恋的厂妹写情书的。
陈晋从不拒绝，也从不敷衍。每一封信，他都当成一件作品来完成。
我看着他坐在小马扎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总感觉那不是一个地摊，而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他写的不是信，是无数个漂泊在外的灵魂，对家的思念。
我们的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点点多了起来。
除了摆地摊，陈晋还把他的“知识”变成了钱。
工厂的技术员搞不定新机器，他去帮忙调试，厂长一高兴，奖励了他两百块。
一个香港老板来视察，翻译临时拉肚子，陈晋被拉去救场。他一口流利的英语，把那个香港老板说得一愣一愣的，当场就要高薪挖他去做助理。
陈晋拒绝了。
他对我说：“做助理，一个月最多几千块。我的时间等不起。”
他需要更快的赚钱方式。
机会很快就来了。
90年代的东莞，遍地都是机会，也遍地都是陷阱。
股票，一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无比陌生的词，开始在工友之间流传。
有人说，隔壁厂的老王，买了什么“深圳发展”，一个月翻了三倍，辞职回家盖小洋楼了。
也有人说，楼下的李师傅，把全部家当都投了进去，结果赔得底裤都不剩，跳楼了。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和危险的游戏。
宿舍里的人，每天晚上都在激烈地讨论着各种“代码”和“内幕消息”。
陈晋一开始没参与，他只是默默地买了很多关于股票和经济学的书回来看。
那些书，比他之前看的任何一本都更厚，更复杂。
他一看就是一整个通宵，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照样去流水线上班。
一个月后，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刘强，我想炒股。”
“你疯了？”我吓了一跳，“那玩意儿是赌博！会家破人亡的！”
“不是赌博。”他眼神灼灼，充满了自信，“任何看似随机的波动背后，都有它的规律。我研究了很久，我有把握。”
“可我们哪有那么多本钱？”
“我算过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钱加起来，一共一万两千块。”他说，“够了。”
我看着他，心里天人交战。
一万两可不是小数目，是我们俩没日没夜，一分一毫攒下来的血汗钱。
万一赔了……
“刘强，”他按住我的肩膀，“相信我。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他的眼神，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咬了咬牙：“干了！”
我们俩揣着全部身家，跑到了镇上的证券交易所。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种地方。
大厅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盯着墙上红红绿绿的显示屏。
空气中弥漫着贪婪和恐惧的味道。
陈晋拉着我挤到柜台前，开了户。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着去追那些涨得最凶的“热门股”。
他在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拿出他的小本子，开始飞快地计算。
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口水没喝，一动不动。
下午开盘前，他终于站了起来。
“买‘深科技’。”他对我说。
“深科技？没听过啊。”我看了看大盘，那只股票绿油油的，跌得很难看。
“就买它，全仓。”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心里直打鼓，但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当我按下“确认”键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了。
那一万两千块，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地狱般的煎熬。
那只“深科技”，就像中了邪一样，天天都在跌。
第一天，跌了百分之五。
第二天，跌了百分之八。
第三天，一个“跌停”，我们的账户直接缩水了百分之十。
宿舍里，王大鹏他们买的股票天天涨停，晚上喝酒吃肉，大声吹牛。
“看见没？‘深发展’，我又赚了一千！跟着我买，没错的！”
每次听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
一万两千块，不到一个星期，就只剩下了八千多。
我好几次都想跟陈晋说，要不我们抛了吧，再跌下去，裤衩都剩不下了。
但每次看到他那张平静的脸，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每天照样上班，下班，看书，计算。
仿佛账户里亏掉的不是钱，而是一堆无关紧要的数字。
第五天，深科技又跌了。
我已经麻木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后悔了。我不该听他的，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
三十万的梦想，还没开始，就要破灭了。
我甚至开始有点怨恨陈晋。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陈晋突然从上铺探下头来。
“刘强，睡不着？”
“废话，家底都快赔光了，谁睡得着？”我没好气地说。
“别急。”他说，“明天，会是个好日子。”
我没理他，把头蒙进了被子里。
好日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第二天，奇迹发生了。
一开盘，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一片惨绿。
王大鹏他们哀鸿遍野。
“怎么回事？怎么全跌了？”
“完了完了，我的‘深发展’跌停了！”
就在这一片哀嚎声中，我们那只半死不活的“深科技”，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逆势拉升。
一条笔直的红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向上冲！
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整个交易所大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只妖异的股票上。
我的心脏狂跳，紧紧攥住陈晋的胳膊。
“涨……涨了……”
“别急，还没到。”陈晋的声音依然平静，但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上午十点半，深科技封死在了涨停板上。
我们一天，就把前几天亏的钱，全都赚了回来，还多赚了两千。
王大鹏他们脸都绿了，围过来看我们的账户，羡慕得眼睛发直。
“我靠！你们怎么知道它今天要涨？”
陈晋淡淡一笑：“猜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成了陈晋的个人表演秀。
深科技连续七个涨停板。
我们的账户，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一万二，变成了两万四，然后是四万八……
到第七天收盘的时候，我们的账户上，赫然显示着：十五万三千六百元。
我看着那一长串数字，感觉像在做梦。
不到十天，我们赚了十几万。
这比在流水线上干一辈子挣得都多。
整个宿舍都疯了。
所有人都把陈晋当成了股神，天天围着他，求他推荐代码。
“晋哥！晋哥！明天买哪只啊？”
“是啊，晋哥，带兄弟们一起发财啊！”
陈晋却在这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
“我们清仓。”他对我说。
“清仓？”我以为我听错了，“现在行情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
“盛极必衰。”他指着K线图，对我说，“你看这里，像不像一个悬崖？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抛掉‘深科技’，然后呢？”
“然后，我们离开这里。”
那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厂里递了辞职信。
厂长再三挽留，甚至许诺给我升拉长，给陈晋技术部主管的位置。
我们都拒绝了。
离开工厂的那天，王大鹏他们来送我们。
“晋哥，强哥，以后发财了，别忘了兄弟们啊！”
我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
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去的路上，陈晋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十五万，离三十万，还差一半。
但至少，希望的火苗，已经重新点燃了。
回到陈晋家，那是一个破败的小院子，几间土坯房，风一吹就掉土。
陈晋的母亲看到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地流泪。
“好孩子，好孩子，回来就好。”
陈晋的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看到陈晋，他浑浊的眼睛里，才亮起了一点光。
“阿晋……你……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在外面……”
“爸，我回来救你。”陈晋跪在床前，把一张十五万的存折，塞到他爸手里。
“钱，我挣到了。”
那一刻，这个撑起了一切的少年，终于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床边，嚎啕大哭。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带着陈晋的父亲，四处求医。
我们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找了最有名的专家。
专家说，有希望，但是要尽快找到匹配的骨髓。
我们把所有的亲戚都找来做了配型，但都失败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晋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
存折上的钱，也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
陈晋变得越来越沉默，他床头那些关于股票和经济学的书，被换成了厚厚的医学专著。
他又开始通宵看书，查资料，小本子上写满了各种医学术语和治疗方案。
他甚至开始跟专家探讨病情，提出的很多观点，连专家都感到惊讶。
但我知道，他心里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
一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
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孤单，那么无助。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会有办法的。”
他没回头，声音沙哑：“刘强，你说，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我愣住了。
“我读了那么多书，我考了全省第一，我能看懂最复杂的电路图，我能分析最诡异的K线，我甚至能跟医学专家讨论病情……可我救不了我爸。”
“我连最亲的人都救不了，我读那么多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迷茫和痛苦。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在生老病死面前，我们都太渺小了。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医院传来消息，找到了匹配的骨髓。
捐献者，是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
我们欣喜若狂。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还需要二十万。
我们手里只剩下不到五万块钱。
陈晋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把他“省状元”的身份，卖掉。
他联系了一家报社，说愿意接受采访，把他所有的故事都说出来。
条件是，他需要二十万。
报社的记者很快就来了。
《省状元为救父弃学打工，股市奇才十天狂赚十余万》
第二天，这篇报道，像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整个社会。
无数的电话打到医院，有表示同情的，有愿意捐款的，也有质疑炒作的。
一家本地的知名企业，找到了陈晋。
老板亲自来到医院，当场拍出二十万现金。
“你的孝心，感动了我。”老板说，“这二十万，不用你还。我只有一个要求，等你父亲病好了，来我的公司上班。”
陈晋看着那二十万现金，沉默了很久。
最终，他摇了摇头。
“钱，我可以借。但我的人，不能卖。”
他给老板写了一张二十万的欠条，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三年之内，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
手术很成功。
陈晋的父亲，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出院那天，陈晋的母亲拉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
“小强，谢谢你，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摇摇头，看向旁边的陈晋。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之后，陈晋开始履行他的承诺。
他没有去那个老板的公司，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方式——创业。
他用剩下的一点钱，加上我的一部分积蓄，在省城租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那个时候，电脑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软件开发更是天方夜谭。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只有我相信他。
因为他是陈晋。
创业的艰难，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我们没日没夜地写代码，跑客户，吃住都在公司。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俩一天只吃一顿饭，一包方便面掰成两半吃。
但陈晋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的小本子上，不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行行的代码和商业计划。
他的眼神，比在证券交易所的时候，更加明亮，更加坚定。
一年后，我们开发的第一款财务软件，成功了。
它以其简洁的操作和强大的功能，迅速占领了市场。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终于挖到了第一桶金。
第三年，我们还清了那位老板的二十万，并且额外支付了十万的利息。
老板拿着那三十万，感慨万千。
“我没看错你。”
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从一个小作坊，搬进了市中心的高级写字楼。
我这个当年的农村小子，也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成了别人口中的“刘总”。
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跟在陈晋身后的那个刘强。
2005年，我们的公司上市了。
敲钟的那一天，陈晋把我拉到一边。
“刘强，这是给你的。”
他递给我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上面写着，他把他名下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我。
我惊呆了。
按照当时的市值，这笔股份，价值超过十个亿。
“你干什么？我不能要！”
“你必须拿着。”陈晋的表情很严肃，“当年在东莞，你把所有钱都给了我。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只是‘投资’的回报。”
他加重了“投资”两个字。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从东莞那个又脏又乱的十二人宿舍，到今天灯火辉煌的交易所。
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了身家过亿的上市公司老板。
这十年，像一场梦。
如今，梦醒了，我却发现，一切都是真的。
上市庆功宴上，陈晋喝了很多酒。
他拉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唱着唱着，他哭了。
我知道，他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个在铁皮房子里挥汗如生的自己。
他也想起了，那个在昏黄的灯光下，为了父亲的生命，放弃了梦想的少年。
那个十九岁的省状元，陈晋。
后来，陈晋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他辞去了公司CEO的职务，重新回到了学校。
他考取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然后又去哈佛读了博士后。
他把公司的日常管理，全部交给了我。
他说，他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对父亲的承诺。
接下来的时间，他想为自己活一次。
他要去追寻，他当年放弃的那个梦想。
我们偶尔会通电话。
电话里，他不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商界巨子，而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他会兴奋地跟我讨论最新的经济学模型，也会苦恼于一篇论文的逻辑。
我听不懂，但我喜欢听。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他。
去年，他回国了，被一所顶尖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我去机场接他。
他还是那个瘦高个，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
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
我们找了个路边摊，就像当年在东莞的夜市一样，点了几瓶啤酒，几盘烤串。
“刘强，你知道吗？”他喝了口酒，“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遇到你，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学者，但肯定没现在有钱。”我笑着说。
“不。”他摇摇头，“我可能会死在东莞的某条流水线上。”
“别胡说。”
“是真的。”他看着我，很认真，“是你，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冷冰冰的现实，还有温暖的人心。”
“是你让我知道，即使身在阴沟，也有权利仰望星空。”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
如果不是遇到他，我可能现在还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守着几亩薄田，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是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是他，让我知道，命运，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的。
我们都改变了彼此的命运。
这就是兄弟。
酒过三巡，我问他：“后悔吗？为了救你爸，放弃了北大，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
他笑了，摇了摇头。
“不后悔。”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东莞那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生存，什么是人性。”
“它也让我，遇到了你。”
我们相视一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远处的霓虹灯，像1996年那个夏天的星空，模糊又清晰。
我知道，那个穿着旧T恤，戴着黑框眼镜，在全省成绩单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少年，从未远去。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这，就是我和我的省状元工友的故事。
一个关于选择，关于命运，也关于希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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