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八六年的夏天,好像比哪一年都长。
太阳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化,踩上去,脚底板都发软,黏糊糊的,像是踩在化开的麦芽糖上。

我叫李卫国,刚满二十,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跟着王师傅学电工。
王师傅是个老油子,手艺好,但懒。厂里*小小的活儿,他能推的都推给我。
他说,这是锻炼我。
我信了。
所以那天下午,厂办公室的电话打到车间,说家属院陈老师家的灯坏了,王师傅毫不意外地把单子塞给了我。
“卫国,去一趟。”
他躺在藤椅上,摇着大蒲扇,眼皮都懒得抬。
“又是陈老师?”旁边钳工组的刘哥探过头来,一脸坏笑。
我脸一热,没接话,默默收拾工具箱。
陈老师。
陈静。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她不是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人,听说是从上海来的,身上那股子味道,跟我们这儿的女人都不一样。
不是香味,也不是什么怪味,就是……干净。
像新发的书本,带着油墨香,又像雨后刚长出来的青草。
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上她的课。
她讲课,声音不大,但能钻到你心里去。讲《荷塘月色》,我们就好像真的看到了月光下颤动的荷叶。
她会念诗,念徐志摩,念戴望舒。
那时候,我们这帮半大小子,懂个屁的诗。
但我们就爱看她念诗的样子。
她会微微仰着头,眼睛看着窗外,好像窗外不是我们厂那根冒黑烟的大烟囱,而是康桥的柔波。
她很少笑,但一笑起来,眼角会有细细的纹路,像湖面荡开的涟e。
我学*不好,脑子笨,但我的作文本,永远是班里最高的甲上。
因为我写的都是她。
写她在讲台上不小心被粉笔灰呛到,微微皱眉的样子。
写她穿的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风一吹,裙摆贴在腿上,勾出来的线条。
我当然不敢写得这么直白。
我把她写成“丁香一样的姑娘”,写成“我心中一座遥远的灯塔”。
她每次都在我的本子上批注:文笔细腻,情感真挚。望继续努力。
那“继续努力”四个字,我能看一整天。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进了厂。
她还特意来我家找过我一次。
那天我爸妈都在,她跟我爸妈说,卫国这孩子聪明,就是没开窍,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我爸蹲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说,家里穷,供不起了。
我妈一个劲地叹气,搓着围裙。
我站在他们身后,头埋得快到胸口里,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陈老师也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临走的时候,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get it,以后有出息。”
她的手很软,很凉。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说过话。
就是偶尔在路上碰到,她会对我点点头,我也赶紧低下头,快步走开。
厂里人都知道我以前是她学生,所以她家里有什么水电上的小毛病,办公室主任第一个就想到我。
“卫国,你跟陈老师熟,你去方便。”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提着工具箱,在全车间男人暧昧的目光里,走出车A。
家属院离厂区不远,就隔着一条马路。
是那种老式的红砖筒子楼,一共五层,墙皮都斑驳了。
陈老师家住三楼。
我站在楼下,往上看。
她家的窗户开着,挂着一幅洗得发白的碎花窗帘。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子燥热压下去,走了进去。
楼道里黑漆漆的,一股子潮湿发霉的味道。
墙上贴满了治牛皮癣的小广告。
我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工具箱里的扳手钳子,随着我的脚步,叮叮当当响。
好像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
三楼。
302。
门是虚掩着的,里面透出一点光。
我抬起手,想敲门,又放下了。
手心全是汗。
“陈老师?”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是小李吗?进来吧,门没锁。”
是她的声音。
还是那么好听。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地上是那种老式的水磨石地面,擦得锃亮。
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客厅里,陈老师正站在一个小板凳上,仰着头,捣鼓着天花板上那盏老掉牙的吸顶灯。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了手肘,露出两截白皙的小臂。
下面是一条黑色的长裤,把她的腿衬得很长,很直。
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她回过头。
“小李,你来了。”
她想从板凳上下来,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赶紧扔下工具箱,一步跨过去,扶住了她的胳D。
“小心!”
我的手,隔着薄薄的裤子,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和弹性。
我的脸,“刷”一下就红透了。
“没事,没事。”她站稳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人老了,不中用了。”
“您不老。”我下意识地反驳,话说出口才觉得唐突,又赶紧把头低下。
她好像愣了一下,然后轻声笑了。
“就你嘴甜。”
她从板凳上下来,给我倒了杯水。
是那种玻璃杯,里面泡着几片茶叶。
“喝水。天这么热,辛苦你了。”
“不辛苦,应该的。”我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了大半。
凉白开,带着一点茶叶的清香,总算把心里的那团火浇下去一点。
“又是这个灯,”她指了指天花板,有点无奈,“三天两头坏,怎么也修不好。”
我抬头看了看。
灯罩已经发黄了,里面的灯管一闪一闪的,像个快断气的老头。
“我看看。”
我把工具箱打开,拿出验电笔和胶布。
“您家有梯子吗?这个板凳太矮了。”
“有,在阳台。”
她转身去阳台搬梯子。
那是一把很沉的木头梯子。
她一个女人家,搬得很吃力。
“我来!”我赶紧过去,从她手里接了过来。
她好像又愣了一下。
“谢谢。”
她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神,有点复杂。
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把梯子架好,爬了上去。
离天花板近了,才闻到一股子线路烧焦的糊味。
“应该是镇流器烧了。”我一边拆灯罩,一边说。
“镇流器?那是什么?”
“就是……灯管的控制器,容易坏。”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只能含糊地说。
“哦。”她仰着头,看着我,“那能修好吗?”
“我看看,要是烧得不厉害,我能修。要是彻底坏了,就得换个新的。”
“换个新的得多少钱?”
“十几块吧。”
她沉默了。
八十年代,十几块钱,不是个小数目。
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块。
“我尽量给您修修。”我说。
“嗯。”
我拆开灯罩,里面的景象比我想的还糟糕。
镇流器已经烧得漆黑,几根电线都粘在了一起。
这灯,岁数比我还大。
“烧得挺厉害,”我皱了- 皱眉,“我试试看能不能把线头分开。”
我拿出小刀,一点一点地刮着粘在一起的电线。
这是个细致活,得有耐心。
我干得很专注。
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答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她一直站在梯子下面,没走开。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这让我有点不自在。
“陈老师,您去歇着吧,这儿脏。”
“没事,我不累。”
她不仅没走,还往前站了一步,帮我扶着梯子。
“我给你扶着,安全点。”
她的手,就搭在我小腿边的梯子横杆上。
我一低头,就能看到她乌黑的头发,和白净的脖颈。
我的心,又开始不听话地乱跳。
“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觉得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突然开口。
我的手一抖,刀尖差点划到自己。
“啊?”
“别的孩子,下课了就疯玩,就你,喜欢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看书。”
“我……我学*不好。”
“不是学*好不好的问题,”她说,“你心里有事。”
我没说话。
我心里能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那些少年心事,见不得光,说不出口。
“你那会儿写的作文,我都还留着。”
我浑身一僵,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
“还……还留着?”
“嗯,写得真好。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不应该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地方,你应该去外面,去读大学,去写东西。”
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爸妈觉得我能进厂当工人,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王师傅觉得我能把电线接对,不出事故,就是个好徒弟了。
只有她,只有她觉得,我应该有另一个样子。
“我……我考不上。”我的声音有点闷。
“是不想考,不是考不上。”她一针见血。
我沉默了。
也许,她是唯一看穿我的人。
我不是笨,我只是……害怕。
害怕考不上,让所有人都失望。
害怕就算考上了,家里也拿不出钱。
害怕走出这个小县城,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当个工人,挺好。
虽然累,虽然脏,但每个月有工资拿,饿不死。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卫国,”她轻轻地喊我的名字,“别把自己的心给锁起来。”
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我赶紧仰起头,假装在看灯。
“线……线头分开了,我重新接一下试试。”我岔开了话题。
我不敢再跟她聊下去。
我怕我心里那点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墙,会就这么塌掉。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线头重新接好,缠上胶布。
“好了,您开一下开关试试。”
她走到墙边,按下了开关。
灯管“滋滋”地响了两声,闪了几下,然后,亮了。
虽然光线还是有点暗,有点黄,但总归是亮了。
“亮了!”她有点惊喜。
“嗯,亮了。”我从梯子上爬下来,心里松了口气。
“太谢谢你了,小李。”
“没事,应该的。”我开始收拾地上的工具。
“我给你拿点东西吃吧,冰箱里还有西瓜。”
“不用了,陈老师,我得回厂里了。”
我想快点离开这里。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别急着走啊,”她拉住我的胳-膊,“吃块西瓜再走,解解暑。”
她的手,还是那么凉。
我没法拒绝。
她从一个很小的单门冰箱里,拿出了半个西瓜。
西瓜已经切好了,用保鲜膜包着。
她拿了两块最大的,放在盘子里,递给我。
“吃吧。”
“您也吃。”
“我吃过了。”
她就坐在我对面,看我吃。
西瓜很甜,很冰。
是我那年夏天,吃过的最甜的西瓜。
我吃得很快,三两口就解决了一块。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她笑着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放慢了速度。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我啃西瓜的声音,和窗外传来的几声蝉鸣。
“你……一个人住吗,陈老师?”我没话找话。
问完就后悔了。
这不是我该问的。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
“嗯,一个人。”
“您爱人呢?”我又犯蠢了。
“他……他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
她的眼神,黯淡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她在撒谎。
厂里早就传遍了。
她男人,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授,跟她一起来的我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后来,他一个人回了上海,再也没回来。
有人说,他是在外面有人了。
有人说,他是嫌我们这儿太穷,受不了。
总之,就是不要她了。
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长得又好看的女人,一个人留在这里。
背后的闲言碎语,能把人淹死。
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
“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埋头啃西瓜。
“你呢?有对象了吗?”她突然问我。
我被西瓜籽呛了一下,咳了半天。
“没……没有。”
“你这个年纪,也该谈了。”她说,“厂里那么多小姑娘,没看上哪个?”
“没有。”我摇摇头。
那些小姑娘,涂着鲜红的嘴唇,穿着紧身的喇叭裤,凑在一起,叽叽喳喳。
我觉得她们……很吵。
跟她,完全不一样。
“眼光还挺高。”她又笑了。
这一次,笑得有点勉强。
我们又沉默了。
我吃完了西瓜,把瓜皮放在盘子里。
“陈老师,我真得走了。”
“嗯。”她站起来,“我送你。”
她送我到门口。
我换鞋的时候,她就站在我身后。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好闻的肥皂味。
“以后灯再坏了,还来找你。”
“行。”
我打开门,正准备走。
突然,一双胳膊,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整个人,像被电打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是她。
她的脸,贴在我的后背上。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很快,很乱。
我也能感觉到,我的后背,湿了。
“别回去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在我耳边响起。
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一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
我能听到的,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的心跳声。
扑通,扑通。
像两面快要被敲破的鼓。
“陈……陈老师……”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想转过身,但她抱得太紧了。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
她好像在用尽全身的力气。
“求你了,别回去。”
她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带着哀求。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推开她,然后逃走。
跑得越远越好。
她是我的老师。
她比我大将近十岁。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可是,我的身体,却不听使唤。
我能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滚烫的情绪,从我的小腹,一直烧到我的喉咙。
我贪恋她怀抱的温暖。
我心疼她声音里的无助。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
她没有回答。
只是把头,更深地埋在我的背上。
我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浸透了我的衬衫。
她在哭。
无声地,剧烈地,哭泣。
一个平时那么骄傲,那么坚强的女人,此刻,在我的怀里,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了。
疼。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
我看到了她的脸。
一张梨花带雨的脸。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像两颗熟透的桃子。
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她看着我,眼神里,是绝望,是挣扎,是最后一丝,抓住救命稻草的希冀。
我的心,彻底软了。
我抬起手,用我那粗糙的,沾满机油味道的手指,轻轻地,擦掉了她脸上的泪水。
“别哭了。”我说。
我的声音,很轻,很柔。
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她没有躲。
她就那么看着我,任由我的手指,在她的脸上游走。
她的皮肤,很滑,很嫩。
像上好的丝绸。
“你……你不懂。”她抽噎着说,“你什么都不懂。”
“我是不懂。”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但我想懂。”
她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也没想到。
这些话,就像不是我脑子想出来的,而是自己从嘴里蹦出来的。
“你还小。”她说。
“我不小了。”我固执地说,“我二十了。”
“二十岁……二十岁能做什么?”她苦笑了一下,“二十岁,你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能养活自己!”我有点急了,“我有工作,我每个月有四十五块六的工资!”
“四十五块六……”她喃喃地重复着,眼神里,是无尽的悲凉,“四十五块六,能做什么呢?”
“能吃饭,能买衣服,能……能养家。”我说。
“养家?”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拿什么养?就靠你这双手吗?”
她抓起我的手。
我的手,又大,又粗,上面布满了老茧和伤疤。
是一双标准的,工人的手。
“卫国,这不是你该走的路。”她松开我的手,摇着头,“你应该去读书,去考大学,去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走。”我说,“我哪儿也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
话一出口,我们两个都愣住了。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慢慢地,涌上了一层水雾。
“你……傻不傻?”
“我不傻。”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伸出手,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很瘦,很软。
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
她没有挣扎。
她顺从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抱着。
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好像,我们天生就应该这样抱着。
窗外的蝉鸣,渐渐弱了下去。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了进来,在地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
“我……我丈夫,他不会回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在我怀里,轻声说。
“嗯。”我应了一声。
“他看不起我,也看不起这个地方。”
“嗯。”
“他觉得我,就是个教书匠,没出息。”
“他才是没出息。”我忍不住说。
她在我怀里,轻轻地笑了。
“你啊……”
“他配不上你。”我说。
“就你配得上?”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促狭的笑意。
我脸一红,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
“好了,不逗你了。”她又把头靠回我的肩膀上。
“我其实……早就想走了。”她说,“回到上海,或者去别的地方,都好。就是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那为什么不走?”
“我怕。”
“怕什么?”
“怕一个人。”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走了,还能去哪儿。”
“我……我陪着你。”我说。
“你?”她笑了,“你怎么陪我?”
“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傻话。”
“不是傻话。”我认真地说,“陈老师……不,陈静。”
我第一次,喊她的名字。
她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我喜欢你。”
我说出来了。
那句在我心里,藏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话。
我说出来了。
说完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不敢看她的表情。
我怕看到她嘲笑,或者惊恐的眼神。
但是,没有。
她只是,把抱住我的手,又收紧了一些。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我愣住了。
“从你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
“那……那你……”
“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她说,“我能怎么样?”
“我现在不是孩子了。”
“嗯,不是了。”她叹了셔气,“是个小伙子了。”
“是个……能让你依靠的男人。”我补充道。
她没说话。
只是,眼泪又开始往下掉。
这一次,不是悲伤的眼泪。
我能感觉到。
“你让我想想,好不好?”她说,“这太突然了。”
“好。”
我松开她。
“我……我先回去了。”
“嗯。”
我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明天,我还来给你看灯。”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笑了。
那是我见过的,她最美的笑容。
像雨后初晴的彩虹。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我的小床上,翻来覆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她。
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身上的味道,她怀抱的温度。
还有她说的那句,“别回去了”。
我的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活蹦乱跳。
又甜,又慌。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醒了。
我把我的确良衬衫,又洗了一遍。
把我的那双回力鞋,刷得干干净净。
我还对着镜子,把我的头发,梳了又梳。
王师傅看到我,啧啧称奇。
“哟,卫国,今天要去相亲啊?”
我没理他,心里美滋滋的。
一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
我跟王师傅请了个假,说家里有事。
王师傅挥挥手,让我滚蛋。
我提着空空的工具箱,几乎是跑着,冲向了家属院。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跟她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要跟她说,我可以为了她,去考大学。
我要跟 she says,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甚至,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如果是男孩,就叫李想。
如果是女孩,就叫李慕。
我站在302的门口。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
我抬起手,用力地敲了敲门。
咚,咚,咚。
没人应。
我又敲了敲。
还是没人。
门,是锁着的。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怎么回事?
她不在家吗?
我趴在门上,想从门缝里,看点什么。
但什么也看不到。
我又绕到楼下,抬头往上看。
窗户,是关着的。
那幅洗得发白的碎花窗帘,也不见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全身。
我疯了一样,跑到家属院门口的传达室。
“大爷,302的陈老师呢?”
看门的大爷,正打着瞌睡。
被我吓了一跳。
“哪个陈老师?”
“就是那个,上海来的,教语文的。”
“哦,她啊,”大爷恍然大悟,“走了。”
“走了?”我的声音都在发抖,“去哪儿了?”
“不知道,今天一大早,提着两个大箱子,坐着一辆吉普车走的。听说是回上海了。”
回……上海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
怎么会?
为什么?
她昨天,还抱着我,让我别回去。
她昨天,还对我笑。
为什么今天,就走了?
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我不相信。
我冲回楼上,用力地砸门。
“陈静!你开门!你给我出来!”
我像个疯子一样,又踢又踹。
邻居的门,打开了。
一个大妈探出头来,骂道:“干什么呢!奔丧啊!”
“她人呢?”我抓住她问,“302的人呢?”
“走了!一大早就走了!你再敲,门都要被你敲坏了!”
大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无力地,靠在门上,慢慢地,滑了下去。
我坐在冰冷的地上,看着紧闭的房门。
我明白了。
她骗了我。
她说的所有话,都是骗我的。
她让我别回去,不是真的想让我留下。
她只是……太孤独了。
她只是,需要一个临时的,温暖的拥抱。
而我,就是那个恰好出现的,傻子。
她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有什么未来。
她的世界,在上海。
而我的世界,只在这个小小的县城。
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年龄。
是两个,永远无法交汇的世界。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无声地,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咸咸的,苦苦的。
我把头,埋在膝盖里,哭得像个。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直到天黑,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才扶着墙,站了起来。
腿,已经麻了。
我像个游魂一样,走出了家属院。
街上,华灯初上。
我提着我的空工具箱,走在人群里。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陈静。
我也没有再打听过她的任何消息。
我把她写给我的那些批注,连同那个作文本,一起,烧了。
烧的时候,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我开始拼命地工作。
厂里最脏,最累的活,我都抢着干。
我用汗水,来麻痹自己。
王师傅说,我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说,我想多挣点钱。
第二年,我用我攒下的钱,和我爸妈给的一点,在县城边上,盖了三间瓦房。
第三年,经人介绍,我结了婚。
我老婆,是隔壁村的,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姑娘。
她不识字,但很贤惠。
会给我做饭,会给我洗衣,会给我生孩子。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
他出生的那天,我看着他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突然,就想起了陈静。
想起了,那个我曾经想过的名字。
李想。
但我最终,给他取名叫,李平。
平安的平。
我希望他,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
不要像我一样,有过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不好不坏地过着。
我从学徒,变成了师傅。
我也开始像王师傅一样,躺在藤椅上,摇着蒲扇,指使着我的徒弟,去干这干那。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的头发,越来越少。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年油腻男。
我很少,再想起陈静。
她就像我青春期里,一场短暂的高烧。
烧过了,也就退了。
只是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还会回到八六年的那个夏天。
回到那个闷热的,蝉鸣不止的下午。
回到那个,充满肥皂香味的小屋。
然后,一双冰凉的手,从背后,抱住我。
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别回去了。”
每一次,我都会从梦里,惊醒。
然后,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墙上挂着的,我们一家的全家福。
我知道,我回不去了。
我早就,回不去了。
2008年。
我儿子李平,考上了大学。
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他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我正在跟几个老伙计,打麻将。
我“嗯嗯啊啊”地应了几声,说,知道了,好好念。
然后,就挂了电话。
旁边的人问我,谁啊?
我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他们都恭喜我,说我儿子有出息。
我笑着,把手里的牌,推倒了。
“和了,清一色。”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老婆说,我发酒疯,又哭又笑。
我拉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问她:
“你说,我是不是个?”
她一个劲地摇头,说,不是,你不是。
我知道,我醉了。
但我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去送儿子上学。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跟我那个小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看着那些,穿着时髦,一脸自信的年轻人。
我突然觉得,这里,才应该是陈静待的地方。
我帮儿子,安顿好宿舍。
临走的时候,我塞给他一沓钱。
“爸,你给这么多干嘛?”
“拿着,在外面,别省。”
“爸……”
“好好念书,”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像我。”
我没让他送。
我一个人,背着个小包,在偌大的上海街头,漫无目的地走。
我走过了南京路,走过了外滩。
我看着黄浦江上的船,来来往往。
我不知道,陈静,在不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儿孙满堂?
我想去找她。
但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里找?
况且,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跟她说,嗨,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那个,二十年前,给你修灯的小电工。
太可笑了。
我在外滩的台阶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
我对自己说,李卫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从上海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之后,我跟厂里,递了辞职信。
我用我这些年的积蓄,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五金店。
我自己当老板。
不用再看谁的脸色。
生意,不好不M。
赚的钱,不多,但够一家人开销。
我很满足。
我以为,我的这辈子,就会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直到,那一天。
那天,店里快要打烊了。
我正准备拉卷帘门。
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我店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
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
“请问,您是李卫国,李师傅吗?”
“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有点警惕。
“我姓张,”年轻人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是上海XX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律师?
找我干什么?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张谦,合伙人律师。
“我……不认识你。”
“您不认识我,但您应该,认识我的委托人。”
“你的委托人是谁?”
“她叫,陈静。”
轰!
我的脑子,又一次,炸开了。
陈静。
这个,我已经埋在心里,快三十年的名字。
“她……她怎么了?”我的声音,又开始发抖。
“她去世了。”
“……”
我感觉,我的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擂鼓般的心跳。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
“她……得的什么病?”
“胃癌,晚期。”
“……”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又掉了下来。
我赶紧转过身,假装在整理货架。
“她……找我,有什么事?”
“陈静女士,在临终前,立下了一份遗嘱。”张律师说,“您,是她的,遗产继承人之一。”
“什么?”我猛地回过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遗嘱的复印件,您可以看一下。”
张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我颤抖着手,接了过来。
白纸,黑字。
写得很清楚。
“……本人名下,位于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弄XX号的房产,以及本人所有银行存款,在我去世后,全部赠予,李卫国先生……”
后面,是她的签名。
那笔迹,跟三十年前,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下的,一模一样。
娟秀,有力。
“为什么?”我看着张律师,问。
“我不知道。”张律师摇了摇头,“陈女士,没有说原因。”
“她……她没有家人吗?”
“她没有子女。她的丈夫,二十多年前,就跟她离婚了。她的父母,也早就去世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
“那……她这些年,一个人过的?”
“是的。”
一个人。
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她……她还说了什么吗?”
“她还留下了一样东西,让我亲手交给您。”
张律师,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不大,像一本书。
我接了过来。
很沉。
我一层一层地,打开牛皮纸。
里面,是一个,有点破旧的,笔记本。
是我的,那个作文本。
我以为,我早就把它,烧掉了。
原来,没有。
我打开本子。
第一页,是我歪歪扭扭的字。
《我的理想》。
在末尾,是她的批注:
文笔细腻,情感真挚。望继续努力。
我一页一页地,往后翻。
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有她的批注。
我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一页,是空白的。
但在最下面,有一行,很小的字。
是用钢笔,写的。
是她的笔迹。
“卫国,对不起。以及,我爱你。”
落款日期,是2008年9月3日。
是我送我儿子,去上海读书,离开的那一天。
原来,那天,她也在。
她就在,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看着我。
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黄浦江边,坐了一整夜。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决了堤的洪水。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个本子,嚎啕大哭。
像个,丢失了心爱玩具的,孩子。
我老婆,闻声,从里屋跑了出来。
看到我这个样子,吓坏了。
“卫国,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我没有理她。
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本子上的那行字。
“卫国,对不起。以及,我爱你。”
对不起。
我爱你。
这六个字,她迟了三十年。
我也,等了三十年。
后来,我跟张律师,去了上海。
办理了,遗产继承的手续。
她留给我的,是她在上海市中心,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
还有,银行卡里,七十多万的存款。
我站在那套,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房子里。
仿佛,还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肥皂香。
我在她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我的照片。
是我高中毕业时,拍的黑白寸照。
照片上的我,一脸的青涩和倔强。
照片,已经泛黄了。
但被她,保存得很好。
我还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
里面,是一沓,被翻得起了毛边的,稿纸。
是我当年,写的那些,幼稚的,可笑的作文。
原来,她一直,都带在身边。
我在上海,待了三天。
第三天,我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卖了。
连同那些存款,我以她的名义,在我们县,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
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家里穷,但想读书的孩子。
我只,留下了一样东西。
那个作文本。
和那张,我的照片。
我老婆,问我,那个陈静,到底是我什么人。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我。
我看着她,笑了笑。
我说,她是我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点亮了我生命,又悄然离开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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