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莎士比亚
（接上期）二十一 难忘在十一中工作的十六年
太原十一中始建于1956年，与当年的十二中（地址在新建路，校长乔明五）、十三中（地址在万柏林，校长刘丹枫）同时兴建。
十一中位于太原市北郊迎新街地区，离市区有30多里。我到11中上任之初，整个迎新街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这里过去是阎锡山时代的飞机场，离市内有3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满地都是荒草没径，战争时代留下的战壕纵横，炮台遗址遍地。
当时有几个化工厂正在此地建厂，有新华化工厂，江阳化工厂，兴安化工厂，还有太原化工学校。正在兴建的有七座大楼，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几年后才建起新华化工厂宿舍区和青楼红楼工厂宿舍，迎新街俱乐部商场，后来这里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工矿、学校、居民于一体的热闹的小城镇。
我过去一直搞小学教育，对办中学是没有经验的，好在上级给我任命了有经验的教导主任郭强，总务主任常韦春。我开始去11中上班时，一同到校的还有炊事员张雨，还有史锦林，秦桂等人。
1958年校长郝甦生同十一中教工们在晋祠合影
初到学校的时候，校内只有一座能容纳20多个班级的三层小楼。教室和办公室都在一起。我们只能暂住在没有门窗和玻璃的房子里，用床板挡住窗户，新招来的学生也住在空空的教室里。
我们新招了8个班的学生，后来又合并成6个班。
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附近农村，北至上兰村、向阳店、阳曲北坂；西到呼延村、马头水乡，崛涠山脚；东至皇后园、涧河乡。还有不少是从南郊来的学生（大多是因为老家乡亲们知道我在这里任教，就把学生托付给我）。另外还有忻县的几个。
学生们除了附近的新城，南北固碾村的跑校生以外，大都住校，师生们都在一起吃住。
几百名学生都只能一边上课一边在业余时间自己劳动建校，我亲自率领大家搬砖、填土，植树、种花，在一片荒地上，自己动手修建了大操场，盖起了体育器材库房，后来有了教工食堂、学生宿舍楼等。
师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在业余时间自己劳动建校
通过建校劳动，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后来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除了升入高中以外，有不少进入了厂矿，成为太钢、化工等兵工企业的骨干力量。
新来的教师大多是本年度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如王丽彬、樊冠亚、姚玲贞、高凤春、霍丽娟、张琇、韩丽娟；教导处有黎金钟、董良琦等。以后陆续来了教导员赵锐等。
校长郝甦生1958年在太原新城照相馆留影
第二年又招了四个班，第三年招了六个班，以后又调来红旗班主任。大约是1959年，来了支部**孙兆昌。
回顾建校初期的十年，当时我虽然已经50多岁，但觉得自己身体还算健壮，心气也高，我带领全校师生参加了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到周边农村收割小麦、谷子、玉米、高粱，到太钢化工厂等车间当工人劳动。
在三年困难时期，师生们一起吃粗粮，常常是饿着肚子学功课。环境虽然非常艰苦，但是那时候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心情还是很舒畅的，真乃：师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记得1959年，我去北京参加学*，全校师生们热情相送、合影留念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十年，可以说是辛勤工作心情舒畅的十年，是团结一心为培养国家栋梁之材而努力奋斗的十年。
和我一起搭班子的孙兆昌**，是河北籍干部，心直口快，性格爽朗，为人正直。教导主任郭强是灵石县的书香门第的后代，对教学管理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是我工作上的好助手。还有后勤上的史道京、吴会计，教工队伍中的董良琦、黎金忠、张琇、尚登云，丁伯文，王庆梅等都是教育教学中的骨干力量。
另外有一批从南方分配来的教师，如印尼归国华侨吴水莲、江浙地区的徐光前等，他们都克服了地区差距带来的困难，与学生们融为一体，全身心致力于教学。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十一中成为当时太原北部地区的名校。
校长郝甦生1960年的留影
从1964年到1966年初，可以说是学校发展的辉煌阶段，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考入太原五中、十中、十二中、六中等重点高中（当时十一中还没有高中）或各类中等专业学校，进入厂矿的也都是骨干力量。从而改变了城北学生上学难、上中学更难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的女儿一华也考入十一中，读完初中以后又于1964年考入重点中学太原十中。妻子玉仙为照顾年逾半百整天忙于工作的我，抛下老家的残疾老母，从家乡来到新城小学任教。并生下了小儿子一锋。大儿子一鸣在大学毕业后也结婚成家，有了两个女儿，在十中任教和居住。
十一中建起教工宿舍以后，我们全家才搬进来，结束了长期住办公室吃食堂的历史，生活渐渐趋于安定和正规。
谁都没有料到的是，1966年夏文革爆发，北大贴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学校中高考停止，学生们中断了学业，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开始了狂热的造反游行和串联，破四旧、打走资派，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剃头游街……作为校长，我也首当其冲，被打成了走资派。
在狂热的运动中，还有人翻出解放前我坐过牢的事情，说我是叛徒特务，让我和其他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教工们一起挨批斗，参加劳动。
1967年，一些学生外出串联返回了校园，他们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们钩挂起来，在学校不学*瞎起哄，整日无所事事，对我们这些人严加审讯，逼我们承认和交代自己莫须有的问题。我多次遭到毒打，身心伤痕累累，数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又放心不下妻儿老小一家人。
儿子一鸣当时看到我非常痛苦的惨状，就悄悄找到在省委工作的老乡王钦俊，以及我过去教过的学生王仁、张世鸿等人商量，他们认为我与其被这样折磨而死，不如拼着性命一逃了之。
就这样在严冬到来之际，由我的侄女须奋陪同，辗转经北京、大同，逃到了内蒙的五原县，投奔到内兄的家中暂避。妻子玉仙也带着一双儿女，抛下新城小学的工作，回到了老家郜村。
在文革中避难的那几年，我辗转躲避，流连在内蒙、晋中一带。我没有工资，全家人靠妻子玉仙一人的微薄工资维持生计。还要不时的应付造反派们上门来搜捕质问我的下落，心中整日担惊受怕，仿佛是阎匪时期我被捕时的情景再现。
好在到了1969年下半年，学生们开始离校，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参军，有的招工进了工厂，国家也开始抓生产促稳定。
“七.二三”布告公布以后，一些正直的老教工开始组成革委会管理学校，对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放松了看管，这时候我才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学校。
原来在新城宿舍的家早已被查封，室内东西已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一个残留的大箱子和几套被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搬到新城小学幼儿园内一间九平米的小房子里暂时度日。妻子玉仙也回到了幼儿园工作。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
记得当时我每天都要走好几里路到学校来报到，参加劳动，写一些会议材料，后来还允许看一点报纸。
女儿一华也当上了小学教师，学生们开始复课，学校又招收了一些初中的新生，慢慢走向正轨。
1971年，太原市教育局宣布给我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虽然无职无权，但也安定顺心了。
从1956年进校到1972年调离，我一共在11中待了整整16年。
1964年太原十一中初27班师生毕业合影留念
1972年，组织上将我调入二十七中，担任领导职务，从此结束了在十一中的教学生涯。走上了新的岗位。
总结在十一中的16年，基本上是前10年心情舒畅，后6年漂泊动荡。期间的经过波澜曲折，难以尽述。
未完待续。此自传文稿由珍尔根据传主本人亲笔写的手稿整理而成。请继续关注下一章节：回忆在二十七中的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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