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小娟，下个月，咱们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星海湾’的楼盘吧。”
我把最后一口米饭扒拉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对老婆说。
她正低头给儿子挑鱼刺，闻言抬起头，眼睛里没什么波澜。
“又看？上次那个‘阳光花园’不挺好的吗？你有钱烧的。”
“那能一样吗？”我把碗一放，靠在椅子上，摸了摸肚子，“‘阳光花园’那是刚需盘，咱们要去就去‘星海湾’，那叫改善盘。”
我特意把“刚需”和“改善”两个词咬得很重。
儿子碗里的鱼刺被我老婆耐心地夹干净，堆在旁边的小碟子里，像一座小小的白骨山。
“就咱们，还改善？”她笑了一下，不是嘲笑，就是觉得有点不真实。
“怎么就不是咱们了？”我声音大了一点，“我一个月一万九，周末双休，从来不加班。深圳哪个厂里能找到我这样的？你问问你那些小姐妹，她们老公哪个有我舒服？”
这话我说得底气十足。
这是我身上最硬的鳞甲。
我，陈阳，三十五岁，高中文凭，在深圳一家外资工厂做质检主管，月薪一万九千块，税后。
这个数字，在我老家县城，是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在深圳，这个遍地都是本科生、硕士生的地方，我一个高中生能拿这么多，还不用996，简直像个神话。
老婆没再接话，只是默默给儿子喂饭。
我知道她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我们结婚十年，从一无所有，到现在银行卡里有了一笔不敢说多，但足够让我们去看房的存款，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我这份工作。
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的天，是我这双在工厂里戴着防静电手套的手撑起来的。
吃完饭，老婆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六岁的儿子在客厅地垫上玩乐高。
他搭得歪歪扭扭，但很专注。
客厅不大，六十平米的两房一厅，租的，一个月五千。
但被老婆收拾得很干净，阳台上的绿萝长得都快垂到楼下去了。
手机响了，是我老家的发小，王胖子打来的。
“阳子，干嘛呢？”他那大嗓门，隔着电话都震耳朵。
“还能干嘛，当大爷呗。”我开了免提，扔在茶几上。
“又显摆你那神仙工作了是吧？”王胖子在那头笑，“说真的，你那厂子还招人不？我这天天在工地上搬砖，累得跟狗一样，一个月才八千。”
“招啊，怎么不招。”我翘起二郎腿，“不过人家要大学生，你进不来。”
“嘿，你个高中生怎么进去的？”
“我？我运气好呗。”
我没说实话。
我能进去，是因为我师傅老李。
十年前我刚来深圳，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是老李看我手脚麻利，人也算机灵，就把我推荐到了他所在的质检部门。
那时候，我们厂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工资也没这么高。
后来厂子被外资收购，升级改造，换了全新的生产线，淘汰了一大批人。
老李和我，因为是老员工，技术过硬，留了下来。
工资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坐着火箭一样往上涨。
一直涨到今天的一万九。
我和王胖子扯了一会儿淡，挂了电话，心里那点得意又多了几分。
人比人，确实能比出幸福感。
我拿起手机，*惯性地点开我们部门的微信群。
群里很安静，只有下午主管发的一条关于设备维护的通知。
我们部门加上我，一共就五个人。
除了主管，就是我，老李，还有两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大学生，小张和小王。
工作很简单。
我们生产的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凝胶材料，用在顶级的医疗设备和航空器材上。
整个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我们要做就是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确保每一项参数都在标准范围内。
车间里一尘不染，安静得只能听到机器轻微的嗡嗡声。
我们上班不用穿油腻腻的工服，而是白色的防尘服，看起来跟科研人员似的。
这就是我的生活，稳定、体面、收入高。
我觉得自己是深圳几百万打工者里的一个异类，一个幸运儿。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攒够首付，买下“星海湾”的房子，把儿子送进最好的学校，看着他长大，然后我安安稳稳地退休。
我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剧本。
直到一个星期后，老李出事了。
那天是周一，我刚到车间，就发现老李的工位是空的。
这很不寻常。
老李上班比谁都积极，十年了，我没见他迟到过一次。
我给老李打电话，没人接。
打到第二个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女声接了，声音带着哭腔。
“喂，你是李哥的同事吗？”
“是，我是陈阳，李哥怎么了？”
“他……他住院了，在市三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
等我赶到医院，看到老李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脸色灰败。
他老婆，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坐在旁边不停地抹眼泪。
她说，老李是昨天晚上在家里突然晕倒的，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
医生说情况很严重，病因不明，需要马上做各种检查。
我看着病床上的老李，那个平时总爱拍着我肩膀，叫我“阳子”的男人，现在像一片枯叶一样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我帮着他老婆跑上跑下，交了费，办了手续。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给主管打了个电话，说了老李的情况。
主管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你多费心，公司这边……我会处理的。”
第二天，公司行政部的人就来了医院。
他们带来了公司的慰问金，一万块钱。
然后，他们很客气地跟老李老婆说，老李是在家出的事，不属于工伤，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予一万元的慰问。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需要老李自己承担。
老李老婆当时就懵了，她拉着我的手，问我怎么办。
我说，别急，嫂子，咱们先治病，钱的事再想办法。
可是，办法哪是那么好想的。
ICU一天就是上万的开销，老李家那点积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我把我卡里的五万块钱取出来，塞给了他老婆。
她哭着不要，我说，嫂子，这是我跟李哥的交情，你必须收下。
回到公司，我心里一直堵得慌。
我觉得公司这么处理，太不近人情了。
老李在公司干了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人倒下了，公司就拿一万块钱打发了？
下午，主管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一关，主管递给我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
他叫王总，四十多岁，平时话不多，但很有威严。
“老李的事，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他缓缓吐出一口烟。
“王总，公司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
“有点冷漠，是吗？”他替我说了出来。
我没做声，算是默认了。
王总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陈阳，你来公司多久了？”
“快十年了。”
“那你应该知道，我们公司，规矩大过人情。”
他说，“老李不是工伤，按规定，公司确实没有义务承担他的医疗费。那一万块，已经是破例了。”
“可是……”
“没有可是。”他打断我，“陈阳，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跟你讨论公司规定的。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
他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
“老李的岗位，不能一直空着。”
他说，“我想让你顶上去。”
我愣住了。
老李是高级技师，我是主管，再往上，就是他那个生产部副经理的位子。
“我？”
“对，你。”王总看着我，“你技术过硬，人也稳重，这几年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提拔你，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顿了顿，又说：“工资，再给你加五千。”
一个月，两万四。
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我没有立刻感受到喜悦，反而觉得有点喘不过气。
“那……老李怎么办？”我问。
王总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公司会给他保留职位，等他病好了，随时可以回来上班。当然，是在他能回来上班的前提下。”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我觉得很冷。
“还有一件事。”王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这是一份补充保密协议，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了。”
我拿起来，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条款。
大致意思就是，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必须对公司的生产工艺、材料配方等所有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否则将面临巨额的赔偿和法律责任。
这种协议我以前也签过，但这份补充协议，比之前的要严苛得多。
最后一条，特别加粗了：无论在职或离职，终身有效。
“王总，这是……”
“常规操作。”他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职位高了，接触到的东西也更核心，公司的要求自然也更高。”
我看着那份协议，又想起病床上戴着呼吸机的老李。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我心里蔓延。
我总觉得，这两件事，被王总放在一起说，没那么简单。
但我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面对一个月两万四的工资，和一个副经理的职位，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我签了字。
走出王总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脚步有点飘。
回到工位，小张和小王凑过来，问我王总找我什么事。
我没说实话，只说是聊了聊工作。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么快就要“顶替”掉还在ICU里生死未卜的老李。
我心里有种负罪感。
晚上回到家，老婆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
我把公司要提拔我，给我涨工资的事说了。
她听完，并没有我预想中的那么高兴。
她只是看着我，问：“那李哥呢？公司怎么安排他？”
“保留职位，等他病好。”我重复着王总的话。
“那医药费呢？”
“公司说不是工伤，给了……一万块慰问金。”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不敢看她的眼睛。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儿子已经睡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
“陈阳，”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觉不觉得，你们公司……有点怪？”
“哪里怪？”
“说不上来。”她摇摇头，“工资高得不像话，还从来不加班。现在李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公司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总感觉……不踏实。”
她的话，说到了我心坎里。
是啊，不踏实。
这份“神仙工作”，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不真实感。
但我一直被那一万九的工资蒙蔽着，不愿意去深想。
现在，老李的事，像一根针，扎破了这个完美的泡沫。
“别想那么多了。”我强打起精神，对她说，“可能是外资企业文化不一样吧。他们只讲规定，不讲人情。”
我这么安慰她，也像是在这么说服自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老李那张灰败的脸，和王总那张看不出情绪的脸。
还有那份加粗的终身保密协议。
我开始回忆，回忆和老李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想起有一次，老李跟我说，他最近总是觉得累，闻到车间里那股特殊的甜香味，就有点头晕。
当时我没在意，还开玩笑说他是年纪大了，身体虚。
现在想来，那股甜香味，是生产线上那种高分子凝胶材料散发出来的。
虽然我们都穿着防尘服，戴着口罩，但那味道还是若有若无地飘在空气里。
公司一直说，这种材料是无毒无害的，通过了欧盟最严格的环保认证。
我们也都信了。
可是，老李的病，真的和这个没有关系吗？
一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害怕，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瞬间崩塌。
我选择了逃避。
我告诉自己，老李的病只是个意外，和工厂无关。
我升职加薪，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和老李无关。
我用这些理由，给自己砌了一堵墙，把自己牢牢地保护在里面。
我开始接手老李的工作。
我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能接触到更多核心的数据和资料。
我的工资卡上，也准时收到了第一个月两万四的工资。
我把其中一万，转给了老李的老婆。
我跟她说，这是公司发的奖金，我用不上，就当是给孩子们的学费。
她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收下了，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负罪感，似乎减轻了一点点。
我用钱，来换取心安。
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我开始更努力地工作，我想向公司证明，提拔我，是正确的选择。
我想让我老婆和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又去看了“星海湾”的房子。
这次，销售小姐看我们的眼神，都热情了很多。
我老婆也动心了，我们甚至开始讨论哪个户型更好，哪个朝向的阳光更足。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我预想的轨道前进。
老李的事，被我刻意地压在了心底。
我以为，只要我不去碰，它就会自己慢慢地消失。
直到有一天，老李的老婆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老李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在他的血液里，检测出一种罕见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是导致他肝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
医生问她，老李平时接触什么特殊的东西没有。
她想到了工厂。
她问我，陈阳，我们厂里，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她报出了一长串拗口的化学名称。
我拿着电话，手心瞬间全是冷汗。
那个化学名称，我见过。
就在我前几天整理的一份原材料清单上。
它是我们生产的那种高分子凝胶的核心成分之一。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砌起来的那堵墙，轰然倒塌。
我所有的侥幸和自我麻痹，都成了一个笑话。
“嫂子，你……你听我说，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我的声音在发抖。
“陈阳，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她很敏锐。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的脑子里，闪过那份终身保密协议。
闪过王总那张平静的脸。
闪过我银行卡里两万四的月薪。
闪过我儿子天真的笑脸和“星海湾”的售楼广告。
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心脏。
如果我说了，会怎么样？
我会失去工作，会被公司起诉，要赔偿天价的违约金。
我的家，我好不容易撑起来的家，就全完了。
“陈阳，你李哥平时待你不薄啊！”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现在躺在床上，人都快不行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告诉我实话吧！”
“嫂子，我……”
我喉咙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好，你不说是吧？”她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陈阳，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算是看错你了。”
她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做出了我的第一次选择。
我选择了沉默。
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老婆已经做好了饭。
她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问我怎么了。
我没敢说实话，只说工作有点累。
她给我盛了一碗汤，说：“累就别干了。咱们回老家，钱少点，也踏实。”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她什么都不知道，但她的话，却像一把锥子，扎在我心上。
是啊，踏实。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个词的滋味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
上班的时候，我总是走神。
看着那些精密运转的机器，闻着空气里那股甜香味，我总觉得它们像一只只张着嘴的怪兽，随时会把人吞噬。
我开始失眠，做噩梦。
梦里，老李躺在病床上，看着我，不说话。
他的眼神，和那天他老婆在电话里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瘦了，眼窝深陷，整个人都脱了相。
老婆很担心，带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我压力太大，神经衰弱，给我开了一堆安神的药。
吃了药，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我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
我开始主动地去查一些东西。
我不敢在公司的电脑上查，就用自己的手机，在下班后，躲在城中村出租屋的卫生间里查。
我查那个化学物质的资料。
网上的信息很少，大部分都是专业的化学论文，我也看不懂。
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关键词：肝毒性、神经毒性、长期接触可能导致不可逆损伤。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锤子，敲打着我的神经。
我还查到，生产这种材料的几家国外大公司，都曾因为员工健康问题，支付过巨额的赔偿金。
而我们公司，作为他们的下游供应商，却一直宣称自己的产品是“绿色、安全”的。
我把这些信息，一张一张截图，存在手机的加密相册里。
我不知道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或许，只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完全麻木的人。
我的思考模式，已经从“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变成了“我到底该怎么做”。
是被动地守着这份有毒的安逸，直到下一个倒下的是我自己？
还是……做点什么？
我开始留意车间里的其他同事。
我发现，不止老李，好几个老员工，脸色都不太好，经常说累，没精神。
以前我以为是年纪大了，现在看来，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试探着跟其中一个叫老张的聊起这事。
老张比老李还早进厂两年，平时沉默寡言。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说，老样子，就是肝不太好，医生让他少喝酒。
我说，我们这工作，天天闻着那味儿，也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老张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
他说：“小陈，有些事，心里明白就行了，别说出来。”
说完，他就走开了。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沉。
他显然是知道些什么的。
他们这些老员工，可能早就心知肚明，只是和我一样，选择了沉默。
为了那份高薪，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拿自己的健康在赌。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网上的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都在假装一切正常。
而老李，就是那个不小心从网里掉下去的人。
一个星期后，老李的老婆，带着几个人，来厂里闹了。
她拿着医院的诊断报告，复印了很多份，在工厂门口发。
她说工厂使用有毒化学品，害得她丈夫生命垂危，要求公司给个说法。
保安很快就出来，把他们赶走了。
但这件事，还是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当天下午，王总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他的脸色，比上次难看多了。
“陈阳，老李老婆来闹事，你知道吧？”
“……听说了。”
“你跟她，还有联系吗？”他盯着我的眼睛。
“没有了。”我撒了谎。
他没再追问，但眼神里的不信任，让我很不舒服。
“公司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他说，“老李的病，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和工厂有关。她想打官司，百分之百会输。”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一些。
“陈阳，我知道你和老李关系好，心里同情他。但是，你要分清主次。”
“什么是主次？”我忍不住问。
“主次就是，这家工厂，养活了我们几百号人。如果因为这件事，工厂声誉受损，订单减少，甚至关门，那倒霉的是谁？是我们所有人。”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
“现在，公司需要你做一件事。”
他说，“你去跟其他员工说一下，就说老李的病，是他自己喝酒喝出来的，跟工厂没关系。让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安心工作。”
我看着他，感觉浑身发冷。
他不仅要我沉默，还要我帮他去撒谎。
“王总，我……”
“怎么，有困难？”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鼓起勇气说。
他笑了。
“陈阳，你现在是副经理，稳定团队情绪，就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做不了，可以，你现在就可以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不过，我得提醒你。你签了保密协议，就算你走了，敢把公司的事说出去一个字，你知道后果。”
“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深圳，甚至整个珠三角，都找不到第二份工作。”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动物，无路可逃。
我珍视的一切，我的高薪，我的家庭，我的未来，都压在了这个选择上。
我的人生，被推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那天，我是怎么走出王总办公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外面的天，是灰色的。
我没有按照王总说的去做。
我做不到。
我无法面对那些和我一样，每天都在用健康换钱的同事，去说那些昧着良心的话。
我选择了最消极的抵抗方式——装病。
我请了几天假，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不敢出门，不敢见人，甚至不敢看我老婆和儿子的脸。
我觉得自己很脏。
我拿着一份别人看来光鲜亮丽的工资，却活得像个小偷。
老婆看我这样，大概也猜到了几分。
她没有追问我，只是默默地给我做饭，陪着我。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崩溃了。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突然就哭了。
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从老李生病，到王总的威胁，到那个有毒的化学品，我全都说了。
我说的时候，没有看她。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
我说完了，屋子里一片死寂。
过了很久，她才走过来，从后面轻轻地抱住了我。
她的手，很暖。
“陈阳，”她说，“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
“你每天回来，眉头都锁着，睡觉说梦话，喊的都是李哥的名字。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事。”
我转过身，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没有失望，没有责备，只有心疼。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我怕……我怕给不了你和孩子好的生活。”
“傻瓜。”她帮我擦掉眼泪。
“我们刚来深圳的时候，住地下室，你天天去工地上找活干，一天挣不到一百块钱。那时候，我们不也过来了吗？”
她说，“钱是好东西，但它不能把人变成鬼。”
“咱们要的是好日子，不是有钱的日子。要是每天都提心吊胆，良心不安，那挣再多钱，又有什么意思呢？”
“陈阳，辞职吧。”
她说，“我们回老家。房子小点，钱少点，都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安安稳稳的，比什么都强。”
她的话，很朴素，没有一句大道理。
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心里最黑暗的角落。
是啊，我到底在怕什么？
我怕的，不是没钱，而是回到过去那种一无所有的状态。
我被这份高薪的工作，养出了我的虚荣和懦弱。
我忘了，我来深圳的初衷，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仅仅为了一个银行卡上的数字。
真正的安稳，不是来自一份随时可能让你丧命的工作，而是来自内心的坦然和安宁。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就想通了。
我心里那块一直压着我的大石头，被搬开了。
我看着我的妻子，这个陪我吃了十年苦的女人，心里充满了感激。
是她，在我迷失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第二天，我回到了公司。
我没有去找王总，而是直接去了人事部。
我递交了我的辞职信。
人事经理很惊讶，问我为什么。
我说，个人原因。
办完手续，我把我的工牌，办公桌的钥匙，都交了回去。
然后，我去了王总的办公室。
我敲了敲门。
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意外。
“想通了？”他问。
“想通了。”我说，“王总，我不干了。”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离职协议，你看一下。”
我接过来，又是密密麻麻的条款。
除了常规的保密条款，还多了一条：自愿离职，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劳资纠纷，放弃追究公司任何责任的权利。
下面，是赔偿金额。
如果我违反协议，需要赔偿公司三百万。
“签了吧。”王总说，“签了，公司会把这个月的工资和补偿金，一分不少地打给你。”
“也算是，好聚好散。”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
他也被困在了这张网里，而且，比我陷得更深。
我拿起笔，没有在协议上签字。
我把它推了回去。
“王总，这份协议，我不会签。”
“老李的事，还有厂里其他员工的健康问题，我相信，总会有一个说法的。”
“保密协议我签过，我不会主动去泄露公司的技术秘密。但是，如果有关部门来调查，我会说实话。”
说完，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陈阳！”他叫住我，“你这么做，想过后果吗？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回过头，看着他，很平静地说：
“我得到了安宁。”
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工作了十年的建筑。
它在阳光下，看起来依然那么现代化，那么光鲜亮丽。
但我知道，在那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
我掏出手机，把我之前保存的所有截图和资料，匿名发给了一家专门做劳动权益报道的媒体。
然后，我把手机卡拔出来，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一身轻松。
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小娟，我辞职了。”
“嗯。”她在电话那头，声音很温柔，“回来吧，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好。”
我挂了电话，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穿过深圳繁华的街道，两边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我看着窗外，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份月薪两万四的工作。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买不起“星海湾”的房子。
我知道，我未来的路，会比以前难走很多。
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
回到家，老婆已经把饭菜摆好了。
儿子看到我，跑过来抱住我的腿。
“爸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我摸了摸他的头，把他抱起来。
“爸爸以后，都有很多时间陪你了。”
我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吃饭。
是很普通的家常菜，但我觉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吃。
晚上，我和老婆躺在床上。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们刚来深圳的时候，聊我们怎么攒钱，聊儿子的未来。
我们决定，过几天就回老家。
深圳很好，但这里不属于我们。
“陈阳，你会不会怪我？”她突然问。
“怪你什么？”
“怪我让你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
我笑了，把她搂进怀里。
“傻瓜，我感谢你还来不及。”
我说，“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不是钱，不是房子，不是那些别人眼里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家人的健康，是内心的安宁，是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底气。
一个月后，我从一个老乡那里听说，我们那个厂，被查了。
据说，是媒体曝光了他们使用有毒化学品，导致员工健康受损的事情。
工厂停产整顿，罚了一大笔钱。
王总，也被带走调查了。
老李和其他几个生病的工友，都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听说，那笔钱，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老家县城的一个小装修公司里，跟着师傅学贴瓷砖。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地上。
一天下来，浑身都像散了架一样。
一个月，三千块钱。
和我以前的工资比，连个零头都不到。
但是，我每天吃得香，睡得着。
我老婆在县城找了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儿子也上了家门口的小学。
我们的生活，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点还要低一些。
但我们的心，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有时候，老婆也会开玩笑地问我：“喂，陈师傅，还想不想你那月薪一万九的日子？”
我就会笑着说：“想啊，怎么不想。不过，我更想现在这样，每天能看见你和儿子，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我们都笑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们小小的出租屋里，暖洋洋的。
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它不一定光鲜亮丽，不一定大富大贵。
但它真实，温暖，让人心安。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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