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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地理与文献的综合考辨

摘要

传统史观多将大禹治水地理范围锚定于黄河流域及江淮。本文通过系统整合出土文献、传世典籍、历史地理考据及考古学文化分布，提出并论证新观点：大禹治水的关键区域之一，乃山东半岛之沂、沭、潍河流域；郯城马陵山之“龙门”遗迹，系该治水工程记忆的历史层累与地理附会。本文首先考辨《容成氏》“禹通淮与沂”之“淮”当为“潍水”，结合石泉教授对《汤诰》四渎“东为江”即沂河的考证，夯实大禹治水的东方流域框架；继而论证大禹“东巡狩至于会稽”之会稽应在今日照境内；再系统梳理该流域姒姓古国网络作为传说的信史背景，兼顾鄅国姓氏争议的多元解释；最后从水利遗产角度分析“龙门”传说与“导沭整沂”工程的历史文脉。本研究旨在为理解夏初历史、夷夏关系及上古历史记忆的地域化形成，提供一个基于鲁东南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性新解。

关键词

大禹治水；沂沭潍流域；龙门；马陵山；《容成氏》；姒姓古国；历史地理；《汤诰》四渎；鄅国姓氏

引言

“大禹治水”乃奠基华夏文明之核心叙事，然其地理考辨历来聚讼。既往研究多依《尚书·禹贡》体系，将禹迹框于“四渎”。然新出文献与考古发现，尤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提供异说，山东地区密集的夏代姒姓古国遗存，以及石泉教授对《汤诰》四渎“东为江”的颠覆性考证，促使学界重新审视治水传说的地理边界与地方化过程。

本文认为，大禹治水存在一长期被忽视的“东方现场”。通过多重证据互证，本文主张：大禹治水之关键工程涉及山东之沂、沭、潍水系；该传说在鲁东南之固化，与夏代姒姓族群于此地的密集分布直接相关；郯城马陵山之“龙门”传说，乃此历史记忆在地理景观上之附着。兹从文本、地理、历史、遗产四维，层层考辨如次。

一、文本正源：“淮”即潍水、“江”即沂河考——基于《容成氏》与《汤诰》的双重释读

核心文献障碍在于对大禹治水相关典籍中关键水系名称的误读，厘清《容成氏》之“淮”与《汤诰》之“江”的具体所指，是定位东方治水现场的双重基石。

（一）《容成氏》“淮”即潍水的三重证据

对《容成氏》简文“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中“淮”字的释读，旧说皆指江淮之淮，然于地理扞格难通。今考，此“淮”当指潍水，证据链坚实：

1. 古文献通例与辨正

《汉书·地理志上》琅邪郡“箕”县条下明载：“《禹贡》潍水北至都昌入海”[11]卷二十八上，第156页，此乃“潍水”见诸正史之基。关键辨正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潍水》：“《地理志》曰：琅邪箕县之潍水……非《禹贡》之淮水”[4]卷二十六，第489页，此注清晰区分山东之潍与南方之淮，为吾说之铁证。清人及近世文字学者于“潍”“淮”通假多有考证，足资佐证。

2. 地名之活态遗存

在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汪湖镇，潍河上游两岸现存“南淮河村”与“北淮河村”。其名直接源于潍河古称“淮水”，民间“上淮下潍”之口语传承，乃古称于地方性知识中顽强存续之明证。

3. 地理逻辑之自洽

释“淮”为潍河，则“通淮与沂”即疏导潍、沂二水。二者为山东半岛东部平行独流入海之主干河流，流域相邻，协同治理符合上古水利之系统思维，且与简文“竞州、莒州始可处”所指鲁东南地理范围完全契合[7]第192页。

（二）《汤诰》“东为江”即沂河的核心考据

石泉教授在《古文献中“江”不是长江的专称》等研究中，系统考证《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的“东为江”，其“江”非长江，实为沂河，为大禹治水的东方流域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疆域界定依据[15]第89-106页：

1. 方位与地理逻辑硬证

若“江”指长江，《汤诰》“东为江、南为淮”的方位完全矛盾——长江在淮河之南，不可能称“东为江”。而沂河位于海岱东部，是商汤北亳（山东曹县）以东的独立入海大河，与“东为江”的方位、“四渎咸在山东”的《史记·封禅书》记载完全吻合[1]卷二十八，第1366页，且与大禹治水在沂沭潍流域的文献记载高度呼应。

2. “江”字非长江专称的文献通例

古“江”为大河泛称，非长江专属。《尔雅·释水》“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沂河发源鲁中南山地、独流入海，符合四渎“发源注海”的核心定义；而长江远在淮水之南，不符合商初官方文书对夏朝核心疆域的界定尺度。

3. 治水与族群语境的双重契合

沂河是沂沭潍流域核心水系，与《容成氏》“禹通淮（潍）与沂”的治水范围直接对应[7]第195页；流域内密集的姒姓古国与东夷族群背景，为“东为江”指向沂河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印证夏朝核心在海岱的地理框架。

结论：《容成氏》此句当重新标点为“禹通淮（潍）与沂，东注之海”，结合《汤诰》“东为江”即沂河的考证，可明确大禹治水的东方核心流域为沂、沭、潍三水，此系重新定位大禹东方治水活动的双重文献基石。

二、地理坐标：大禹“东巡狩至于会稽”新考——兼论“日照说”之合理性

大禹活动之东方终点，文献指向“会稽”。《史记·夏本纪》载：“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卷二，第83页旧说固于浙江绍兴，然从先秦交通、巡狩范围及考古文化影响力论，颇可商榷。笔者认为，“日照会稽山说”于理更协：

（一）文献与方志线索

《墨子·节葬下》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12]卷六，第159页“九夷”即东夷，其核心区在海岱，浙地非其传统范围，今日照境内确有山名会稽。《淮南子·修务训》载禹“东至会稽、浮石”[13]卷十九，第1121页，清康熙《日照县志》指县东南海中“浮石”即此，旧为“岚山八景”之一[8]卷一，第32页，文献与方志形成地理对应。

（二）地理与交通理性分析

自泰山或假定之夏初中心区域东行约200公里抵日照会稽山，其可行性远胜南行近900公里至浙地。此距离方符合上古帝王“巡狩”之实际政治辐射能力与行程尺度。

（三）学术定位说明

必须指出，将大禹所至会稽定于日照，乃是对传统“绍兴说”之学术挑战，属有待深入讨论之新说。传统“绍兴说”虽有《史记》《越绝书》《水经注》等文献支撑，称大禹曾两次至越，更名茅山为会稽山并最终葬于此，且有禹王庙、禹穴等文化遗存佐证[1]卷二，第84页；[4]卷四十，第1689页。然其与本文所述之治水区域、姒姓网络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内在逻辑自洽之“东方活动”解释框架，值得提出以供学界批评。

结论：大禹“东巡狩”乃至“葬会稽”之记载，极有可能指向以日照为中心之鲁东南沿海。此与其治理潍、沂、沭之事业地域衔接，构成“治水-东巡-归葬”于东夷之地的完整性叙事。

三、历史背景：东夷语境下的权力更迭与姒姓族群网络

理解大禹治水伟业何以深植于鲁东南，须先厘清其发生的独特政治文化语境。此语境之核心，在于上古权力的“东夷背景”。据《孟子·离娄下》所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此说将圣王舜定位于东夷，意味着其时联盟之权力中心位于东方。而《尚书·舜典》所载“殛鲧于羽山”，更将因治水失败而施行的重大政治裁决，明确置于东夷之地的羽山（今苏鲁交界一带，邻近沂沭流域）。由此，鲧、禹父子两代所肩负的治水使命，其受命、问责与功成之舞台，自始便与东夷山川紧密交织。大禹在此地疏导潍、沂、沭水，不仅是应对自然挑战，亦是在此特定政治地理格局下，承续并光大家族使命的必然。下文所述沂沭潍流域之姒姓古国网络，正是此一伟大事业成功后的历史沉淀与族群结晶。

该流域乃夏代姒姓族群于东方最密集之分布区，构成传说赖以附着的坚实社会基础，具体如下：

- 斟鄩、斟灌：姒姓，地望在潍坊西南至寿光，为夏同姓诸侯，是少康中兴的重要倚靠，其兴亡见于《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1]卷二，第59-60页。

- 杞国：姒姓，地望在山东新泰、安丘等地，为大禹直系后裔，世代奉祀夏室。《左传》等文献有明确记载[2]襄公二十九年，第1158页，新泰周家庄贵族墓葬群、安丘黄旗堡杞国故城遗址，以及杞伯每亡壶等青铜器，均为其存在的考古实证[5]第376-382页。

- 鄫国（缯）：姒姓，地望在临沂兰陵，为夏王少康之子曲烈的封国，是文献明确记载的夏后氏直系封国[2]僖公十四年，第347页。

- 鄅国：关于其姓氏，学界存在妘姓与姒姓之争。主流观点依《世本·氏姓篇》《说文解字》及《左传·昭公十八年》杜预注，认为鄅国属“祝融八姓”之妘姓[16][17][2]昭公十八年，第1395页。然本文结合地域文化语境，更倾向其与姒姓的关联性：清代《沂州志·藩封志》明确记载鄅国为“夏后氏之后”，虽有“郧姓”（妘姓之误）的文字混淆，但直指其大禹后裔身份[18]卷三，第41页；“鄅”字从“禹”得声，《广韵》载鄅国后裔“去邑从禹”为姓，暗示与大禹的族源关联[19]；从地理格局看，鄅国地处沭水流域核心，与斟鄩、杞、鄫等姒姓古国相邻共生，文化上深度交融，在地方记忆中形成“夏后氏后裔”的认同，其姓氏争议本质是早期夷夏族群融合的体现[5]第410-413页。

阐释：此姒姓古国网络（含鄅国的姒姓文化认同），遍布潍、沂、沭三河流域。其长期存续，构成一传承共祖记忆之血缘-文化共同体。大禹作为族群共祖，其治水伟业自然成为凝聚认同之核心叙事。地理治理（治水）与族群存在（封国）于此高度统一，为传说之“在地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社会温床。区域内并存之薛、寒等东夷古国，及鄅国姓氏争议所反映的族群交融，更印证“夷夏之交”的文明格局，为舜（东夷）、禹（夏后）传说在此地的融合提供了更深层的历史合理性。

四、从记忆到景观：“龙门”传说之层累与现代水利回响

地方传说乃历史记忆之具象化。郯城马陵山“龙门”即为一典型个案。

（一）传说之文本化与层累

清乾隆《郯城县志》载：“龙门桃浪，城东十五里，禹凿山口，以通沭水。”[9]卷三，第67页《大清一统志》云：“世传神禹治水时，凿马陵山，引沭水归海，筑台于此。”[14]沂州府部，第23页此二记载，将大禹治水之宏大叙事，附着于马陵山一具体险要之地理节点，“龙门”之名赋予其典范意义。

（二）记忆内含之工程逻辑

从流域系统观之，疏导沭水东流（凿龙门），可有效减轻其西泛对沂河之压力，乃稳定整个沂沭河水系之关键。传说准确捕捉了此一水利要害，与《容成氏》《汤诰》所载的东方治水系统思维一脉相承[7]第198页；[15]第98页。

（三）历史记忆之现代回响

1949年启动之“导沭整沂”工程，其核心正是在马陵山地区开凿新沭河，实施“沂沭分流”。此现代科学工程，在目标、地点上与“禹凿龙门”传说高度重合[10]第214-218页。

此非巧合，实为同一地理空间内，人类应对相同水文挑战之连续技术应对与文化记忆的现代表达。古代传说与现代工程，共同书写了该地区跨越数千年的“治水史诗”。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多学科证据之串联与互证，构建如下新解释框架：

1. 文献层面：考定《容成氏》“淮”即潍水，结合石泉教授对《汤诰》“东为江”即沂河的考证，双重文献互证，将大禹治水东线精准定位於沂、沭、潍流域。

2. 地理层面：论证大禹东巡所至“会稽”更可能在日照，与其治水区域相连，构成完整之东方活动地理图景。

3. 历史层面：首先明确舜（东夷）殛鲧（于羽山）这一权力更迭发生于东夷，继而揭示该流域密集之姒姓古国网络（含鄅国的姒姓文化认同），为禹继父业、功成于斯并传说地方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前提与社会基础。

4. 遗产层面：剖析马陵山“龙门”传说及其现代工程回响，体现了历史记忆、地理景观与现实实践之三重互动。

故，“大禹治水在沂沭潍河流域：龙门在马陵山”之命题，非地方性之牵强附会，乃一于文献、地理、历史背景上能自洽，且能丰富吾辈对夏初史、夷夏关系及上古历史记忆形成过程认知之建设性学术假说。它提示，中华早期文明之宏大叙事，或由多个区域性、地方性之“史诗”层累交融而成，而鲁东南之山水与古国，正保存着其中失落已久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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