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8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青虫，吭哧吭哧地把我从乡下的闷热，载进了城里的燥热里。
我爹托人捎信，说我大姨身子不得劲，表哥国强又要考大学，家里缺个跑腿打杂的，让我去搭把手。
我娘往我帆布包里塞了两件旧衣裳，又偷偷掖了二十块钱，反复叮嘱：“到了大姨家，眼明手快，少说话多干活，别惹人嫌。”
我揣着这二十块钱，心里沉甸甸的，像是揣着我娘全部的叮咛和不放心。
火车到站，一股混着煤烟和人汗的复杂气味扑面而来，这就是城里的味道。
大姨夫来接的我。他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软垫子。
“小军，来了。”他话不多，笑起来眼角的褶子能夹住蚊子。
我喊了声“大姨夫”，就笨手笨脚地跨上后座。
自行车穿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被晒得蔫头耷脑。街上的人都穿着的确良的衬衫，不像我，还穿着我爹的旧汗衫，洗得发了白。
大姨家住在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五层高的红砖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空气里飘着一股腌菜和油烟混合的味道。
“到了，自个儿家，别客气。”大姨夫帮我把包拎上三楼。
门一开，一股热浪夹杂着饭菜香涌了出来。
大姨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她比我娘胖一些，头发烫着当时城里流行的小卷，但脸色确实不大好，有些蜡黄。
“小军来了啊，”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嗓门还是那么亮，“快去洗把脸，马上开饭。你姨夫，带他去小屋。”
那间小屋，其实是阳台隔出来的，放下一张单人板床，就只剩下转身的空。一张小小的书桌挤在床尾，上面堆满了旧杂志。
我把包放在床下，摸了摸那张铺着凉席的板床，硬邦邦的，但有股阳光晒过的味道。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总算凑齐了。
大姨把最好的一块红烧肉夹到表哥国强的碗里，“多吃点，耗脑子。”
国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瘦瘦高高的，埋头扒着饭，不怎么说话，浑身透着一股“全家希望”的压力。
表姐静文就坐在我对面。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朵根。她很瘦，下巴尖尖的，显得那双眼睛特别大，但没什么神采，像蒙着一层薄薄的雾。
她不怎么夹菜，只是小口小口地喝着碗里的绿豆汤。
“静文，给你弟盛碗汤去。”大姨使唤她，语气很自然。
静文“哦”了一声，站起来，拿着国强的碗走进了厨房。她的背影，像一片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叶子。
我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感觉自己像个闯入别人生活的不速之客，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晚上，我躺在那张小板床上，楼下院子里的吵闹声，邻居家的夫妻吵架声，混着夏夜的蝉鸣，一股脑儿地钻进我的耳朵。
城里的夜晚，比我们乡下热闹多了。
在乡下，天一黑，世界就安静得只剩下狗叫和蛙鸣。
我就这样在大姨家住了下来。
我的任务很明确：买菜、拖地、洗碗、烧开水，所有不让国强分心的活儿，都是我的。
大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厨房里叮叮当当，给我们准备早饭。然后她就去上班，她是副食品店的售货员。
大姨夫在一家国营厂里当个小组长，早出晚归。
国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上厕所，轻易不出来。他的房门像一道神圣的结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鸡毛蒜皮。
家里最清闲，也最没存在感的，就是表姐静文。
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附近的一家纺织厂上班。三班倒，有时候我起床了，她还没回来。有时候我睡着了，她才拖着疲惫的步子进门。
她总是很安静，安静得像这个家里的一个影子。
大姨对她，总是不那么客气。
“地都拖不干净，留着养鱼啊？”
“你看你那没精神的样子，厂里活儿那么累？谁上班不累？”
“女孩子家家的，也不知道打扮打扮，整天灰头土脸的给谁看？”
静文从来不还嘴，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把大姨指出的错处改好。
有时候我看着她，心里会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难受。我觉得她不像这个家的人，更像一个寄宿的远房亲戚，比我这个真正的远房亲戚还要客气疏离。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她才会对我笑一笑，问我：“小军，*惯吗？”
我点点头。
她又会说：“我弟快考试了，家里是有点紧张，你别介意。”
她的声音轻轻的，像羽毛拂过心尖。
那个夏天特别热，也特别爱下雨。
常常是前一刻还晴空万里，太阳毒得能把地上的石子烤化，下一刻，乌云就毫无征兆地堆了过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
那天晚上，就下了一场这样的大雨。
雨点狠狠地敲打着我小屋的玻璃窗，像是要把那层薄薄的玻璃敲碎。闪电把天空劈成两半，惨白的光一闪而过，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雷声，整个楼似乎都在发抖。
我睡得迷迷糊糊，被一个响雷彻底惊醒了。
我睁着眼，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心里有点害怕。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敲门声。
“笃，笃笃。”
很轻，很犹豫，差点被雷声盖过去。
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竖起耳朵又听了听。
“笃，笃笃。”
又来了。
这么晚了，会是谁？
我心里嘀咕着，翻身下床，趿拉着拖鞋走到门边。
“谁啊？”我压低了声音问。
门外传来一个同样压低了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小军，是我。”
是表姐静文。
我愣了一下，赶紧把门拉开一条缝。
走廊里的灯没开，只有窗外偶尔闪过的电光，照亮她苍白的脸。
她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身上穿着睡衣，肩膀在微微发抖。
“姐，你怎么了？”我吓了一跳。
她咬着嘴唇，眼睛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慌乱和无助。
“小军……”她顿了顿，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我屋顶漏水了，床上都湿了……我能，能跟你挤一晚吗？”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向她房间的方向。
她和国强一人一间房，她的房间在另一头。
漏水？
我心里闪过一丝怀疑。这楼虽然旧，但也没听说谁家屋顶漏得这么厉害。
可看着她那副样子，像一只被大雨淋透了的小猫，我又说不出拒绝的话。
“哦……好，那你进来吧。”我把门完全打开。
她闪身进来，我赶紧把门关上。
小屋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空气里多了一股她身上带来的潮湿气息。
我的床很窄，一个人睡刚刚好，两个人，只能侧着身子。
我把靠墙的位置让给她，自己睡在外面。
“姐，你先睡吧。”我说。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躺下，背对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和冰冷，即便是隔着薄薄的被单。
外面的雨还在下，雷声一阵接着一阵。
小屋里一片漆黑，我只能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还有她压抑着的、极细微的抽泣声。
那哭声，像一根小小的针，一下一下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屋顶漏水，是假的。
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不敢问，也不敢动，只能僵硬地躺着，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
枕头上有一小块湿漉漉的痕uc迹，像是被泪水浸泡过。
我起床，走到客厅，静文已经像往常一样，坐在桌边喝粥，仿佛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大姨还在数落她：“喝那么点能顶什么用？下午上班又要没精神。”
静文低着头，没有回答。
我看着她，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开始特别留意静文。
我发现她吃得越来越少，脸色也越来越差。好几次，我看见她捂着嘴冲进厕所，传出一阵阵干呕的声音。
大姨问她是不是病了，她只说是肠胃不好。
大姨撇撇嘴：“就是你挑食挑的。”
她的夜班也好像变多了。有时候一连好几天，我都见不到她的人。
有一天下午，大姨让我去买酱油。
我提着酱油瓶往回走，在家属院门口，看到了一个不想看到的人。
是同院的王婆。
王婆是院里出了名的“广播站”，谁家有点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全院都知道。
她一见我，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
“小军啊，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跟你大姨说是我说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王婆，啥事啊？”
“我前天晚上起夜，看到你表姐了。”她压低了声音，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跟一个男的，在楼下那棵大槐树底下。”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男的，不是咱们院的。个子不高，头发长长的，穿着个喇叭裤，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王婆撇着嘴，一脸的鄙夷，“你姐可得当心啊，别被那些小混混给骗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小混混……
喇叭裤……
这些词，在1988年，可不是什么好词。
我敷衍了王婆几句，提着酱油瓶，脚步沉重地回了家。
晚上，静文上夜班没回来。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王婆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我想起那天晚上，她在我房间里压抑的哭声。
我想起她苍白的脸，和日渐消瘦的身体。
一个可怕的念头，模模糊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不敢再想下去。
又过了几天，我撞见了静文和一个男人说话。
就在我们楼下不远的一个拐角。
那天我帮大姨去粮店买米，回来抄了条近路。
隔着老远，我就看见了静文的背影。她对面站着一个男人，果然像王婆说的那样，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头发有点长。
他们好像在吵架。
男人的情绪很激动，不停地比划着什么。
静文只是站着，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我吓得赶紧躲到一堵墙后面，心跳得像打鼓。
我看到那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塞到静文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静文捏着那几张钱，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像**没有灵魂的雕像。
直到天快黑了，她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挪。
她的每一步，都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那天晚上，她又来敲我的门。
还是那个借口：“小军，我屋里漏水了。”
我把她让进来，关上门。
这次，她没有躺下，而是坐在我的小书桌前，背对着我，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黑暗中，我能听到她绝望的、压抑不住的哭声。
“姐，”我终于鼓起勇气，轻轻地喊了她一声，“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行吗？”
她没有回头，哭声却更大了。
那哭声里，充满了委屈、害怕和走投无路的绝望。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手足无措。
“姐，你别哭了。有啥事，咱们一起想办法。”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她终于慢慢地转过身。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眼睛里两点微弱的反光，像是被水浸泡过的星星。
“小军……”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断断续续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那个男人叫阿强，是她厂里的同事。
他很会说话，会逗她开心，会给她买城里时髦的零食。
在那个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工厂里，阿强就像一束突然照进她灰色生活里的光。
她陷进去了。
然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我听到“怀孕”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比谁都清楚。
那意味着毁灭。
是名声的毁灭，是未来的毁灭。
“他呢？”我咬着牙问，“那个阿强呢？”
“他说……他也没办法。”静文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凄凉的笑，“他家里穷，自己工作也不稳定，他让我……让我自己想办法把孩子打掉。”
“他今天给我的钱，就是让我去医院的。”
我的拳头，一下子攥紧了。
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绝望。
她被那个男人抛弃了，却不敢告诉家里人。
她怕大姨的责骂，怕大姨夫失望的眼神，更怕这件事传出去，让全家在院子里抬不起头，让正在冲刺高考的弟弟分心。
所有的压力，都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而她，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出头，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
“姐，你别怕。”我蹲下来，看着她，“有我呢。”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从乡下来、寄人篱下的穷小子。
可是，在那一刻，我看着她无助的样子，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给她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安慰。
她看着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小军，谢谢你。”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她把所有的委屈和恐惧，都倒给了我这个临时的“树洞”。
我听着，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我痛恨那个叫阿强的男人，也心疼我这个可怜的表姐。
我把我娘给我的那二十块钱，从帆布包的夹层里掏了出来，塞到她手里。
“姐，我的钱不多，你先拿着。”
她拼命摇头，想把钱推回来。
“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必须拿着！”我把她的手攥住，“这是我自愿的。你要是不拿着，就是不把我当弟弟。”
她终于不再挣扎，握着那几张被汗水浸湿的钞票，哭得更凶了。
从那天起，我和静文成了秘密的同盟。
我开始想尽办法帮她。
她早上孕吐，我就故意在厕所门口大声咳嗽，或者弄出点别的动静，吸引大姨的注意。
她想吃点酸的，我就借口说自己想吃，跑大老远去给她买酸杏。
看着她把酸杏塞进嘴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时，我心里既心酸，又有一丝小小的成就感。
我们像两个地下工作者，每天都在家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潜伏”。
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静文的身体变化，越来越明显。
她开始嗜睡，脸色也越来越差。
大姨虽然嘴上厉害，但毕竟是亲妈。她看出了不对劲。
“你这孩子，到底怎么了？要不让你姨夫带你去医院看看？”有一次吃饭时，大姨终于忍不住说。
静文吓得筷子都掉在了地上。
“不……不用了，妈。我就是……就是最近夜班多，太累了。”她慌忙解释。
我赶紧帮腔：“是啊大姨，我姐厂里活儿肯定很累，让她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大姨狐疑地看了我们俩一眼，没再说什么。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地生根发芽。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国强的高考越来越近，大姨的神经也绷得越来越紧。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对静文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你看你，一天到晚病怏怏的，别把晦气过给你弟！”
“让你去买个菜都磨磨蹭蹭，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每一句责骂，都像一把刀子，扎在静文心上，也扎在我心上。
我好几次都想冲上去，把真相告诉大姨。
但静文拉住了我。
“小军，别说。”她红着眼睛求我，“再等等，等我弟考完试。求你了。”
我看着她，只能把话又咽了回去。
我不知道她在等什么，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只是在用这种方式，一天一天地拖延着，幻想着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转机没有来，毁灭却先到了。
那天，静文上白班。大姨休息，在家洗洗涮涮。
我在帮她收拾静文的房间时，一张化验单，从静文枕头底下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大姨已经眼疾手快地捡了起来。
她不识多少字，但“妊娠试验”和那个刺眼的“阳性”，她还是看懂了。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静止了。
我看到大姨的脸，瞬间变得惨白，然后又涨成了猪肝色。
她的嘴唇哆嗦着，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这……这是什么？”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
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这是什么！”她猛地把化验单摔在我脸上，声音尖利得刺耳。
我被打得一个哆嗦，结结巴巴地说：“大姨……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冷笑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你们俩，天天眉来眼去的，你当我瞎了吗？说！那个野男人是谁！”
我拼命摇头。
“不是的，大姨，你误会了……”
我的辩解是那么苍白无力。
大姨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墙上。
“我养了她二十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她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她怎么敢！她怎么敢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她嘶吼着，眼泪顺着她蜡黄的脸颊流下来。
那不是伤心的泪，是愤怒和羞耻的泪。
“我们家的脸，都被她丢尽了！我以后还怎么在院子里做人！你弟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是让他知道了，这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她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在小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咒骂着。
我靠在墙上，浑身冰冷。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所谓的“脸面”，比亲生女儿的幸福，甚至生命，都更重要。
那天下午，时间过得无比漫长。
大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说话，也不动，像**石像。
整个家，安静得可怕。
傍晚，静文下班回来了。
她推开门，看到客厅里的情形，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就褪尽了。
她看到了茶几上的那张化验单。
“妈……”她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大姨猛地抬起头，冲过去，一个耳光狠狠地甩在她脸上。
“啪”的一声，清脆响亮。
静文被打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你还有脸叫我妈！”大姨指着她的鼻子，浑身都在发抖，“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说！那个畜生是谁！”
静文捂着脸，趴在地上，身体缩成一团，不停地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不说是吧？好！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大姨说着，就抄起了墙角的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地朝静文身上抽去。
“妈！别打了！”我疯了一样冲过去，抱住大姨的胳膊，“大姨！你别打了！会出人命的！”
“滚开！”大姨把我甩开，“这是我们家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
“外人”两个字，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我的心脏。
是啊，我只是个外人。
就在这时，大姨夫和国强回来了。
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你这是干什么！”大姨夫冲过来，夺下大姨手里的鸡毛掸子。
国强也吓得脸色发白，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干什么？你问问你的好女儿，她干了什么好事！”大姨指着地上的静文，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
大姨夫看到了那张化验单。
他捡起来，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趴在地上的女儿。
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身体晃了晃，仿佛瞬间老了十岁。
他没有骂人，也没有打人，只是慢慢地走到沙发边，坐下，然后用手捂住了脸。
我听到了他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大姨夫的沉默，比大姨的打骂，更让人心碎。
那是一个父亲，最深沉的绝望。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吃饭。
国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再也没出来。
大姨、大姨夫和静文，在他们的房间里，关着门，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能隐约听到大姨的哭骂声，和静文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我坐在我的小板床上，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冰窖里，从里到外都冷透了。
后半夜，争吵声终于停了。
门开了，大姨走了出来。
她走到我的小屋门口，敲了敲门。
“小军，你出来一下。”她的声音，嘶哑又疲惫。
我跟着她走到客厅。
她给我倒了杯水，说：“小军，大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这件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
“你姐……她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她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我带她去医院，把这个孽种拿掉。”
我的心，猛地一揪。
“不能声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就说是……就说是得了阑尾炎，要做个小手术。”
“等事情过去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等你弟考完大学，我就托人给她介绍个好人家，嫁出去，这辈子也就安稳了。”
她平静地，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地，安排好了静文的“未来”。
仿佛那不是一个生命，只是一个需要被处理掉的“麻烦”。
“大姨……”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说，“要不……要不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那毕竟是一条命啊。”
大姨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
“生下来？你说得轻巧！”她冷笑，“生下来谁养？她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带着个拖油瓶，这辈子就毁了！我们全家，都得被人戳脊梁骨！你弟的前途，也得被她毁了！”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不准再多说一个字。要是敢传出去半个字，我就打断你的腿，把你从这个家赶出去！”
她的眼神，冰冷又决绝。
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姨就带着静文出门了。
静文穿着一件宽大的旧衣服，戴着一顶大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她大半个脸。
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怕看到她眼睛里的绝望。
她们走后，家里安静得可怕。
大姨夫一早就去上班了。
国强还在房间里。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感觉空气都凝固了。
中午的时候，我做了饭，敲了敲国强的门。
“哥，吃饭了。”
门开了，国强走了出来。
他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我们俩默默地吃着饭，谁也没说话。
吃完饭，他突然开口了。
“小军，我姐……她会没事的，对吧？”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点点头：“嗯，会没事的。”
傍晚，大姨扶着静文回来了。
静文的脸，白得像一张纸，没有一丝血色。
她走路的姿C势很奇怪，一步一步，挪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牵动着剧烈的疼痛。
大姨把她扶进房间，让她躺下。
然后，她走出来，对我和国强说：“你姐得了急性阑尾炎，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这几天，你们都别去打扰她。”
一个谎言，就这么被说了出来。
一个生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而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这个谎言的同谋。
从那天起，静文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大姨把饭菜端到她床前，她看也不看。
“你这是要作死吗！”大姨气得骂她，“你不吃饭，身体怎么好？身体不好，以后怎么嫁人！”
静文就像没听见一样，只是睁着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
她的世界，好像在那一天，就已经死了。
我偷偷去看她。
她瘦得不成样子，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地凸起。
我把一个洗干净的苹果递给她。
“姐，吃点东西吧。”
她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
看了很久，她突然开口了，声音像生了锈的铁片在摩擦。
“小军，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如果我当初再勇敢一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我看着她，心如刀割。
我只能说：“姐，都过去了。你还年轻，以后……以后会好的。”
“会好吗？”她凄凉地笑了笑，眼泪顺着眼角滑落，没入鬓角，“回不去了。什么都回不去了。”
是啊，回不去了。
有些伤口，看似愈合了，但里面已经烂掉了。
高考那天，天气很好。
大姨夫特意请了假，骑着自行车送国强去考场。
大姨在家里，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菩萨保佑”。
没有人再提起静文。
她就像这个家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落满了灰尘。
高考结束，国强考得很好。
成绩出来那天，大姨高兴得又哭又笑，在厨房里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甚至破天荒地，给静文也夹了一筷子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静文，多吃点。你弟考上了，咱们家的大喜事！”
静文看着碗里的排骨，没有任何反应。
那顿饭，吃得热闹又诡异。
大姨和大姨夫开心地笑着，说着国强未来的光明前程。
国强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只有我，看着对面的静文，觉得那笑声，无比刺耳。
一个人的前途，是用另一个人的毁灭换来的。
这样的喜悦，是不是太残忍了？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
国强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也该回家了。
走的那天，还是大姨夫送我。
临走前，我跟大姨告别。
她往我兜里塞了五十块钱。
“小军，这个夏天，辛苦你了。拿着，回去给你娘买点东西。”
我推辞不过，只能收下。
我去看静文。
她坐在窗前，正在织一件毛衣。是给国强上大学准备的。
阳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虚幻的金边。
她的动作很慢，很机械。
“姐，我走了。”我说。
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
那是那个夏天，我见过的，她最真实的一个笑容。
虽然，那笑容里，依然带着化不开的悲伤。
“小军，路上小心。”她说。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发热。
我转过身，不敢再看她。
我怕我再多看一秒，眼泪就会掉下来。
坐在大姨夫的自行车后座上，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红砖楼。
静文还站在窗前，像一个模糊的剪影。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看我。
回到乡下，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我把大令给的钱交给我娘，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没有跟我爹娘说起静文的事。
一个字都没有。
那成了我心里，一个永远不会对人言说的秘密。
很多年过去了。
我也考上了大学，毕了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国强大学毕业后，进了一个很好的单位，后来还出了国，定居在了国外。
大姨和大姨夫，成了院子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他们总是把“我儿子在美国”挂在嘴边，一脸的骄傲。
静文呢？
在我回家的第二年，她就嫁人了。
是她厂里一个车间主任的儿子，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我后来见过她一次，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她胖了一些，脸上也有了血色。她给我介绍她的丈夫，她的孩子。
她笑得很得体，很温和，像所有结了婚的女人一样。
只是，她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光。
那种，哪怕是蒙着一层雾，也依然存在的，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我们默契地，谁也没有提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像一场被大雨冲刷过的梦，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了。
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留在了那个闷热的、拥挤的小屋里。
留在了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
留在了那张冰冷的手术台上。
有时候，我午夜梦回，还会回到那个夏天。
我还会看到表姐静文，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站在楼下的拐角，捏着几张被揉皱的钞票，像**绝望的雕像。
我还会听到她在我耳边，用沙哑的声音问我：“小军，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依然不知道答案。
我只知道，那一年，屋顶没有漏水。
漏水的，是一个女孩的心。
那道裂缝，太深，太长，用尽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完全弥补。
它就那样，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或者孤单的深夜，隐隐作痛。
提醒着她，也提醒着我，我们曾经，以爱的名义，杀死过一个生命，也杀死过一个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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