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朝曾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之光，镌刻下浓墨重彩的辉煌印记。
然而，命运的轨迹总是充满变数，无情的齿轮悄然转动，将明朝一步步拖入覆灭的黑暗深渊。曾经的辉煌逐渐黯淡，盛世的繁华瞬间化为泡影。
若深入探寻明朝衰败的根源，文官集团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堪称最好的 “背锅侠”。
明朝末期，朝堂成为了权力的角斗场，文官集团之间的党争近乎疯狂。
万历年间，东林党与浙党纷争不断。
东林党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冀望革新朝政，实则暗藏私心。在 “京察” 这一关键考核中，双方矛盾频发。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东林党打着整顿吏治的旗号，实则借机大肆排挤异己，将与其理念不合的官员纷纷罢黜，浙党成员首当其冲。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明史・顾宪成传》
在“矿监税使”、立国本” 等问题上，双方也是分歧不断。
党争的不断升级，让政治生态逐渐恶化，官员变得无心政务，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崛起，进一步加剧了朝廷混乱，曾经强盛的王朝，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逐渐走向衰落！
在财政方面，文官集团同样难辞其咎。
明朝后期，税收制度弊病丛生，而文官们却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张居正改革推行的 “一条鞭法”，初衷是简化税制、增加财政收入、减轻百姓负担。
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明史・食货志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文官为谋私利，他们在田赋征收环节巧立名目，肆意破坏这一制度。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增赋五百二十万。
崇祯三年，又加赋一百六十万，先后共增八百八十万，时称‘辽饷’。
——《明通鉴》
当时，除了为了应对边患加征的 “辽饷”，还有为镇压农民起义加征的“剿饷” 和为练兵征收的 “练饷”。沉重的赋税使得大量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民，这让明朝的税收基础受到巨大冲击。
有司迫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
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
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
——《豫变纪略》
一些流民在野心家的煽动下，还会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军。
比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领袖，他们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流民。这些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直接冲击明朝的统治秩序，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明朝后期，商业已然蓬勃兴起。而在商业税征收上，文官集团要么目光狭隘，固执地秉持着“重农抑商” 观念，一味地墨守成规。要么私心膨胀，为了家族之利益而决然反对增添商业税。最终，在国家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节点，却未能从繁荣的商业领域获取充足的税收。
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继光、居正相继殁，而税使四出，毒流海内。
——《明通鉴》
明朝末年，国家财政形势急转直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此时的文官集团，面对严峻的财政危机，表现出令人失望的短视与无能。他们既未从长远着眼，积极探索开辟新财源的可行途径。也未在节流上采取有效措施，未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明朝财政在他们的不作为下，一步步走向崩溃，大厦将倾，轰然崩塌。
而在军事领域，文官集团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明朝实行文官节制武将的制度，这无疑是外行指导内行，后果可想而知。
萨尔浒之战，便是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身为文官的杨镐被任命为统帅，他制定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全然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将兵力分散为四路，贸然进攻后金。由于缺乏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各路军队之间既无紧密的协同机制，也无有效的沟通配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卷入战斗，最终一败涂地。
萨尔浒之败，由分兵所致。镐非大帅才，且骤膺节钺，兵未集而仓卒出师，诸将各怀异志，败不相救。
——《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
后金军队敏锐地抓住明军的破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因此遭受重创，损失惨重。此役过后，明朝在辽东的局势急转直下，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文官们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却牢牢掌控着军事决策权，在战场上肆意瞎指挥，导致无数士兵白白牺牲，明朝的军事力量也在一次次的错误决策中被消耗殆尽。当外部强敌如狼似虎般压境之时，明朝已然无力回天，只能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
明朝的覆灭，文官集团罪责难逃。他们在党争中疯狂内耗，在财政上目光短浅，在军事上胡乱指挥。正是他们的种种恶行，将明朝一步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明王朝，就这样在他们的折腾下，黯然地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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