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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村里的初中才办了一年多，公社就开始办高中班。各村初中的学生都可以报名提前进入高中班，那些年纪大些，成绩好些的学生大都报了名，公社组织统一考试，最后大概有四十多名考进了高中班。刚开始，学校设在公社所在地村子里，是一所旧民房，第二年才搬进公社新盖的高中校舍。新校舍在村外，与粮站相邻，占地有十来亩，两排红砖红瓦的新房子，教室、办公室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大操场。教室里有新课桌、新凳子、新木制黑板。最初的高中只有一个班，三名老师。第二年，又招了两个班，是各村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免试升上来的；同时又调入了几个老师，这才成了有三个教学班的高中学校。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课程与初中相同，还是五门。只是教学远不如初中抓得紧，上课了，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讲，不留作业，也不考试，学生们的学*全凭自觉；有几个浪荡学生，连经学*本都没有。
　　两名中年男老师，是从县城中学“发配”来的，两个人在文革前，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据说教学水平都很高，因为在文革初期参加的造反派，是后来掌权的造反派的对立面，才调到这所边远的公社中学，一个教体育，一个教音乐，课不多，两人也不大与人交往，整天在操场玩篮球，课间与学生们一起玩，学生们上课了，剩下两个人继续玩，很是逍遥。
　　有一名数学老师就累多了。此人从外地刚调回原籍，与公社里管文教的副主任是亲戚，才安排到高中教书；据说他原来一直在南方一个国营林场当技术员，还是学林业专业的大学生；喜欢跟学生讲他上学时，学*成绩如何如何的好，在临场时他如何如何的能干。学生们大多不以为然，有几个调皮的，故意搜罗一些数学难题，写在纸条上，拿来“请教”于他，他也经常作不出来，憋一个大红脸；后来学聪明了，收到纸条不立即作，带回办公室慢慢琢磨着作出来，第二天再给学生看。恐怕还不知道学生们是在耍弄他。
　　学生们都是走读，早饭、晚饭在家吃，带一顿干粮，中午在学校吃，冬天喝学校预备的开水，夏天大多喝凉水。中午吃干粮，多是一个村的学生凑在一起吃，轻易不跟别村的同学凑。因为村与村的生活水平有差别，学生们带的干粮也自然有不同档次：齐村大队的干部胆子大，分得自留地最多，社员家里粮食充裕，尤其是麦子收的多，学生大多带白面饼，里面还会卷上炒鸡蛋；南刘庄就差多了，学生大多带棒子面窝窝头，窝头眼里塞咸菜条，就是家里好一点的，也是白面饼里掺了白棒子面，炒鸡蛋里加了咸菜丝，表面好看，吃在嘴里却变了味。
　　学生们经常参加农业劳动。全公社十个大队，经常请高中的学生们帮助干活。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已经是壮劳力了，干活还不知道耍滑，又不要报酬，因此很受生产队长们的欢迎。学生们在家吃过早饭，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带着工具，直接到参加劳动的大队集合，然后集体到某个小队的地里干活；中午吃自带的干粮，小队给送两桶菜汤；下午接着干活，天黑才各自回家。除此之外，每年三个假期：麦收时放半个月的麦假，学生们要回自己的生产队收割麦子；秋收时放一个半月的秋假，回队参加秋收种麦；只有春节放假，才没有多少活干。一年下来，干农业活的日子要比上课的日子还多。
　　这高中有一条好处，就是不向学生收学杂费。其实不只高中，文革开始后，小学、初中也都不再向学生收学杂费。那时你只要想上学，家长肯让你上，一般就能如愿。当然不包括大学，1970年前后，全国的大学还都停着课。过了两年，大学恢复招生，但不举行高考，由各大队推荐。但一个公社最多分到一、两个名额，名义上是由贫下中农推荐，其实都是公社的一、二把手说了算，一般农家子弟是轮不到的。前两届的毕业生，有两名学生留校任教，两名参军，其余的都回到了自己的大队，继续当人民公社的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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