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你以为高考就是两天的考试吗？错—那两天就像一台压缩机，把三年时光给吸进一道题里去。有人把它当作唯一的出路，也有人把它当成必经的一道关卡。你会看见理想被逼成小字，也会看见性格在紧绷中开出花来。
故事要从2004年讲起，那一年纪录片导演周浩跟着福建武平县一所普通中学的高三班走一路、吃一顿、睡一觉、考一场，拍成了《高三，这部片子算是恢复高考之后最早一批镜头对准考场的记录片。它把课堂之外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大成时代的符号：黑板角落里写着励志的话，桌面上堆满了比人还高的试卷，教室里的过道只容一个人通过；班主任经常一脸严肃，可眼神里透着好意，教室里有埋头苦读的尖子生，也有在中间徘徊的孩子，还有早早放弃冲刺的人影…这些画面没有那么华丽，却真实得让人窒息—高考在很多人心中是一扇必须迈过去的门，过了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不过去就像人生少了一条路。
我好像记得有人说过，高考是一枚硬币，抛到天上去就决定了下一程。周浩的出发点就是想把这枚硬币拍下来，在荧幕上让它旋转起来，听到它落地前的最后一阵颤动。闲话一句，谁家的高考不是既然是希望又像是赌注呢？这话听着老，可真是对头。
时间来到2012年，导演张琳在周浩的监制下开始了另一段跟拍，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北京海淀区十一中学三名学生，纪录片叫做《真实生长，如果说《高三》是记录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高三样本，真实生长》就像又在旁边挂了一面镜子一样。学生们都是北京中产的孩子们，学校施行导师制、走班制，允许孩子更多的自主安排课程，下午四点一刻放学成为常态，高三是可以有社团活动的，学*形态更像大学而非应试工厂。而导演也十分明确，就是想把这层中产教育的神秘面纱揭开看看，在没有被“鸡娃”压榨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是如何走到名校门口的？
被跟的三个人，像不同试剂倒进同一个培养皿里产生的反应不尽相同。周子其是第一个，“学霸不是苦读出来的”，成绩轻轻松松地就能走在前面的那种人，在学校有个“刺头”的外号：上课玩着电脑打游戏、和老师针尖对麦芒。“当年我们军训的时候动员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嘛，当时我和老师的就讨论说啊这个训练不能擦汗，然后能不能增强我的毅力。”那是一句非常犀利的问题，就是当公共意志跟自己的感受产生了矛盾时怎么办：“你是听谁的呢？”这不是废话，他把这一大推不满做成一封信写了一万多字交给校方，细数理由为什么要改革军训，又画出来一套可行的新流程图，最后结果是什么？初中军训取消了，高中军训减少两天—别小看了这个事儿！它展示了一个学生在制度中运用逻辑去争取改变的能力，也能看到规则并不那么铁板一块的东西。
学业上，周子其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次海淀区的语文模拟考，平均分45分，他只考了35分。老师说要学会在应试中妥协，在卷面上写阅卷人想看到的东西。他的家里对他要求也不低，爷爷带着全家从农村到城里，爸爸又带着一家人从淮安搬到北京，希望他学经济进金融圈。但是周子其喜欢历史，常常镜头外引经据典，引用宋代大儒的话来表达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实里可能有人会因为你上了银行而愿意嫁给你。” 这句话让人发笑，也戳中了周子其的理想。高考分数一出，他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看得出来，这人不是特别狂喜的类型；大学四年他自己说是一个“幻灭的过程”，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后来去美国芝加哥读经济学，生活的话题和事情慢慢绕到了股市、现实利益上—那份要“为天地立心”的理想，跟后来的生活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位是陈楚乔，感觉比前面两个更早熟也更独立，学校把她当大人一样看待，任由她去做选择。十五六岁的时候她冲着量子力学和宇宙学选了理科，想碰一碰那些大命题的震动，结果就是每天作业题把时间占得满满的，成绩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这就是“被当成大人的代价”，选择了就得承担后果。慢慢地她发现还是艺术文学更适合自己的心性，就把重心转到了电影上，开始自己拍微电影，在语言班上课的同时也在准备拍摄道具，后来去了纽约电影学院继续深造。片子里展现的是那种兴趣变成职业会有的甜和苦，陈楚乔身上有着自我驱动的倔强也有在现实与梦之间平衡的疲惫。
第三位是李文婷，来自山西大同。因为户口问题被父母转到北京十一中，她看起来像是个“乖孩子”，把学*放在第一位，听父母的话，父母希望她能走一条比较稳妥的路子，当医生或者老师之类的职业。但其实她的内心有不一样的声音：想学法律、信息工程；意外加入街舞社…和周子其他们那种挑战姿态不同的是，她更*惯于适应规则，“我们应该去适应而不是挑刺。”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反差—她怀念家乡教育给的压力与动力，在适应的过程中一点点挣脱掉自己的自卑感。毕业那天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时，从曾经那个羞怯的女孩变成如今可以自信地陈述自己，这种变化比任何录取通知书都要真切。
这三个人像三条线，被《真实生长》放在同一个背景里观察：一边是制度的变革，走班、导师、自主课程；另一边是个体的应对，叛逆、务实、顺从。纪录片不断重复着选择的张力—左手理想，右手现实，书桌下偷偷写的梦想日记和桌上摊开的模拟试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演没有提供模板，也没有强调某一种成功路径，她想问的是，当制度改变了之后，个体内心与行为会变得怎样？
高考的两天在片子里被拉长成一个仪式，对于每一个被摄者而言，那两天承载了三年的时间和家人的期盼，结果公布之后，三个人的去向都是具体的—周子其北大历史系、陈楚乔纽约电影学院、李文婷首都经贸大学精算专业—但纪录片在他们跨过那一道门之后就戛然而止。很多人很好奇他们后来有没有“赚大钱”或者“安稳当老师”，导演的回答很耐人寻味：知道他们后来是不是按照那个成功公式活下来，对观众来说真的很重要吗？纪录片关注的从来不是最后的结果之光，而是那段被摄者真实生长的过程：面对选择时的犹疑、深夜灯光下的坚持、破茧之前的迷茫与疼痛。
看完这俩片子你就知道导演们不是找样板间的成功秘籍，他们记录的是一种成长的质地，真实的生长不会那么华丽，有时候是妥协，有时候是胜利，有时候被现实温柔地或者粗暴地改变。但是每次挣扎都会在性格上留下痕迹，我们也许无法用一张录取通知书去定义一个人，但是在他们的目光里你能看到求索和妥协共存的那种复杂。
最后留给看过这些镜头的你：有人问你高考改变了你什么，别急着说分数。或许它真正改变的是你在有限规则中为自己留出一块能发声的地方吧？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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