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96年12月12日的深夜，武汉同济医院的一声闷响，震碎了中国文坛的宁静。82岁的报告文学泰斗徐迟，推开病房的窗户，从六楼纵身一跃，将自己辉煌的一生摔得粉碎。
人们无法理解，这位曾写出《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文学巨匠，为何会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选择如此惨烈决绝的方式离场？
现场没有遗书，只有一双摆放整齐的拖鞋，仿佛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无声抗议。
所有的谜团，最终都指向了四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选择。
78岁那年，耐不住丧妻之痛的徐迟，不顾子女的苦苦哀求，执意走进了一段备受争议的“黄昏恋”。他以为自己抓住了迟来的春天，殊不知，却是踏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黑洞。
短短四年，从不顾一切的结合，到狼狈不堪的收场，再到深夜里的纵身一跳，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一时糊涂的冲动，还是人心难测的算计？遇人不淑是否为诱因？
01
1985年的春天，对于徐迟来说，世界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颜色。他的发妻，也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灵魂伴侣——陈松，因癌症撒手人寰。
葬礼那天，徐迟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嚎啕大哭。他穿着黑色的中山装，身形单薄得像一张纸片，站在灵堂的一角，眼神空洞地盯着那张黑白遗像。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握着他的手说“节哀”，有人拍着他的背说“保重”，他都只是机械地点头，仿佛灵魂已经随着妻子一同躺进了那个冰冷的盒子里。
只有回到家里，面对空荡荡的房间，那种噬骨的孤独才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徐迟是个诗人，骨子里透着浪漫与纯真。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陈松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保姆、秘书、甚至是他与这个世俗世界之间的缓冲带。
陈松在世时，徐迟不需要操心柴米油盐，不需要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只需要坐在书桌前，用笔构建他的理想国。
如今，这道“缓冲带”断了。
那段时间，徐迟的状态极差。朋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他散心，几位老友硬是拉着他去参加一个文学界的聚会。
饭桌上，觥筹交错，笑语喧哗。大家都在谈论着当下的文学热潮，谈论着稿费和版税，徐迟却像个局外人，缩在椅子里，一言不发。满桌的山珍海味，他连筷子都没动一下。
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道甜点。
那是白瓷盘里盛着的几颗红樱桃，晶莹剔透，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
徐迟原本黯淡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他颤巍巍地伸出筷子，夹起一颗樱桃，并没有直接放进嘴里，而是举在眼前，看了许久，眼神温柔得像是在看情人的眼眸。
“老徐，吃菜啊，这樱桃有什么好看的？”旁边的朋友劝道。
徐迟没说话，只是轻轻把樱桃送进嘴里，细细地抿着。那一瞬间，两行浊泪顺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众人皆是一愣，不知所措。
“陈松……她最爱吃这个。”徐迟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哽咽，“五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就在笑，笑声像风铃，又像这樱桃一样甜。”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1936年的南浔中学。
那时候的徐迟才22岁，风华正茂，是学校里的才子教员。而陈松，是17岁的女学生，灵秀得像江南水乡里的一株白莲。
那天清晨，操场上有雾。徐迟正拿着一本诗集在漫步，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笑声。他抬起头，透过薄雾，看见了正在和同学打闹的陈松。
那一刻，徐迟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得香甜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样美丽的笑的乐音，听得人毛孔畅通，连气流也被感染得欣欣然。”
那个年代的爱情，就像车马邮件。徐迟没有贸然表白，而是把这份爱意写进了日记里。一天，两天，十天……每一页都写满了对那个女孩的思慕。
十天后，他鼓起勇气，把这本厚厚的日记本，像交作业一样，交到了陈松手里。
陈松打开日记，看到的不是露骨的情话，而是一个天才诗人晶莹剔透的心。少女的心弦，被这无声的文字狠狠拨动了。
一个月后，他们在《南浔周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那时的徐迟，意气风发，坚信自己拥有了世界上最完美的爱情。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之后的动荡岁月里，陈松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后。她为他生儿育女，为他缝补衣裳，在他翻译《瓦尔登湖》最艰难的日子里，是她省吃俭用，给他哪怕多弄一个鸡蛋补身子。
没有陈松，就没有后来的徐迟，更没有那篇轰动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
可现在，那个懂他、护他、爱他的人，走了。
“彼岸有什么可怕呢？有最有情义的你在渡口等着我呵……”徐迟在《挽陈松》里这样写道。
那时候的他，虽然痛苦，但内心是干净的，悲伤也是纯粹的。他以为自己会守着这份回忆，孤独而高贵地度过余生。
但他低估了孤独的可怕，也高估了人性的单纯。
作为一个享誉全国的大作家，徐迟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巨大的声望、地位，以及某种隐形的财富。在很多有心人眼里，此时丧偶、孤独、单纯且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徐迟，不再是一个可怜的老人，而是一座无人看守的金矿。
就在徐迟最脆弱、最渴望温暖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
谁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出现，不仅没有抚平他的伤痛，反而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02
1989年，徐迟75岁。
这一年，他的身体还算硬朗，但精神世界的城墙已经摇摇欲坠。子女们忙于工作，有的还在国外，虽然孝顺，却无法填补老人日复一日的空虚。徐迟开始渴望交流，渴望那种能产生灵魂共鸣的对话，甚至，渴望一种新的热度。
机会在一个作协举办的联谊活动上降临了。
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主宾，徐迟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依然保持着那种矜持的微笑，听着周围人的恭维，直到一个穿着鲜艳、举止大方的中年女性走到他面前。
“徐老您好，我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陈彬彬，也是您的忠实读者。”
女人的声音洪亮、自信，带着一股子辣味。徐迟抬起头，透过老花镜打量着眼前这个人。
陈彬彬，那年50岁。她保养得当，脸上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里透着一股精明和活力。她曾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身段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风韵。
“哦，你好，你好。”徐迟礼貌地回应。
“徐老，我在创作上也遇到了一些瓶颈，特别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陈彬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说完客套话就走，而是顺势坐在了徐迟旁边，身体微微前倾，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崇拜和专注。
对于一个寂寞已久的男人来说，这种崇拜是一剂猛药。
陈彬彬很会聊天。她不谈柴米油盐，专谈文学、谈艺术、谈理想。她知道徐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她用自己在中文系任教的身份作为切入点，把话题引向了徐迟最擅长的领域。
那个下午，徐迟说了很多话。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候，那种被女性仰视、被理解的感觉，让他枯萎的心似乎又泛起了一丝绿意。
然而，徐迟不知道的是，这位“仰慕者”的背景，远比她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
陈彬彬离异多年，带着一个女儿生活。
她的女儿白灵，后来成了著名的影星，但在当时，母女俩的生活虽然体面，却始终渴望着更高的阶层跃迁。陈彬彬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不甘心只做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她渴望名望，渴望聚光灯。
在遇到徐迟之前，陈彬彬的目标其实并不是他，而是另一位文坛大佬——曾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因。
当时的唐因，境遇和徐迟颇为相似。早年丧偶，感情坎坷，正如同一块等待被人捡起的浮木。陈彬彬曾对唐因发起过猛烈的攻势，两人甚至一度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唐因是个老实人，以为自己遇到了晚年的知己，还曾深情款款地为陈彬彬写过不少情诗，赞美她是“迟来的春天”。
但陈彬彬很快就发现，唐因虽然有名，但能带给她的实际利益和光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唐因性格耿直，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她谋取私利。这让陈彬彬大失所望。
就在这时，名气更大、地位更高、且刚刚丧偶不久的徐迟出现了。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力是全国性的，徐迟是那个时代的顶流。在陈彬彬看来，徐迟无疑是比唐因更粗、更亮的一根高枝。
于是，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骑驴找马”戏码上演了。
一边维持着与唐因的婚姻关系，陈彬彬一边开始频繁地给徐迟写信。
信里，她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而是一个多愁善感、渴望灵魂救赎的知性女子。她倾诉自己的孤独，表达对徐迟才华的无限景仰，甚至隐晦地透露出自己婚姻的不幸，暗示自己正在寻找真正的灵魂伴侣。
徐迟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他的一生，都被陈松保护得太好了。他眼中的世界，非黑即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人的文字可以是热滚滚的，但心却是冷冰冰的算计。
每一封来信，徐迟都认真阅读，并郑重回信。
他在日记里写道：“她的信，像火一样，烧得我坐立难安。”
这种“坐立难安”，被徐迟解读为了爱情的复苏。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在晚年丧妻后的补偿，赐给他第二个“陈松”。
朋友们开始察觉到了不对劲。有人委婉地提醒徐迟：“老徐啊，这个陈彬彬情况比较复杂，听说她那边还没断干净呢，你要慎重。”
徐迟听不进去。此时的他，就像著名的“老房子着火”，烧起来没救。他反驳道：“你们不懂，她是懂我的，我们是灵魂的契合。”
而在成都那边，陈彬彬眼看时机成熟，果断地与唐因办理了离婚手续。唐因虽然痛苦，但也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只得放手。
摆脱了羁绊的陈彬彬，立刻飞往武汉。
那一刻，徐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甚至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子女：“我要结婚了。”
子女们大吃一惊。大女儿坚决反对，小女儿更是气得直哭。他们不是反对父亲再婚，而是反对这个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陈彬彬的为人，知道这个女人太强势、太功利，根本不适合性格内敛、清高的父亲。
“爸，她看中的是您的名气，不是您这个人啊！”女儿苦苦哀求。
但徐迟把桌子一拍，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怒容：“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好！陈松走了，我就不能再有个伴吗？我就活该一个人孤独死吗？”
这是徐迟晚年发过的最大的火。为了这个女人，他不惜与最疼爱的子女冷战，甚至将劝阻他的老友拒之门外。
1992年，78岁的徐迟，牵着陈彬彬的手，再次走进了婚姻的围城。
婚礼办得很简单，但徐迟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他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殊不知，那扇关上的门背后，等待他的不是温柔乡，而是一场长达两年的噩梦。所有的光环、体面、尊严，都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一点点撕碎。
03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徐迟想象中的琴瑟和鸣。
蜜月期的滤镜一旦褪去，生活就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徐迟很快发现，眼前这个女人，和信里那个温婉知性的“灵魂伴侣”，完全是两个人。
陈彬彬的强势和虚荣，在婚后彻底爆发了。
徐迟喜欢安静，喜欢在书房里读书写作，那是他的命。但陈彬彬喜欢热闹，喜欢交际，更喜欢拉着徐迟出去“展示”。对她来说，徐迟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个行走的“勋章”，一个能让她在社交场合大出风头的工具。
冲突，开始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滋生。
有一次，两人去外地参加活动。那是夏天，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嘈杂声混杂在一起，让人窒息。徐迟毕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站了一会儿就有些体力不支，脸色苍白。
如果是陈松，一定会默默地用手帕给他擦汗，或者轻声细语地请求旁边的年轻人帮个忙。
但陈彬彬的做法，让徐迟终身难忘，也终身难堪。
她突然站在车厢过道中间，气沉丹田，用那练过声乐的大嗓门喊道：“同志们！静一静！大家都看过来！”
原本嘈杂的车厢瞬间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她。
陈彬彬指着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徐迟，高声说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家，《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先生！他是国家的宝贝！现在他没有座位，哪位同志能发扬一下优秀品格，给徐老让个座？”
那一刻，徐迟感觉自己像是个被牵出来耍猴的动物。
虽然立刻有人热心地让了座，但徐迟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四周投来的目光，有崇拜，有好奇，也有看戏般的审视。陈彬彬却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凭本事给丈夫争取到了待遇，是能干的表现。
这种价值观的错位，像一把钝刀子，每天都在切割着徐迟的神经。
更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文学笔会上。
那是各地诗人、作家云集的盛会。主办方在安排名单时，只列了徐迟的名字，并没有列陈彬彬。这在文学圈很正常，毕竟受邀的是作家本人。
但这触碰了陈彬彬的逆鳞。
在签到处，当陈彬彬发现名单上没有自己名字时，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人吗？”陈彬彬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质问。
工作人员尴尬地解释：“徐夫人，这是按惯例安排的……”
“惯例？我是徐迟的夫人！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当着众多文坛老友、晚辈的面，陈彬彬一把抓起那张签到名单，“嘶啦”一声，撕得粉碎，然后用力甩在桌子上，扬长而去。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徐迟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笔，整个人僵住了。他看着满地的碎纸屑，看着周围人惊愕、尴尬甚至带着一丝怜悯的眼神，他感觉那一刻被撕碎的不是名单，而是他徐迟这辈子积累起来的体面和尊严。
那天晚上，徐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写作，他开始怀念陈松，怀念那个总是温温柔柔，永远知道如何维护丈夫面子，永远得体大方的发妻。
“我是不是错了？”这个念头一旦在脑海里生根，就疯狂生长。
但陈彬彬并没有就此收敛。她开始插手徐迟的财务，要求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她对徐迟的子女充满敌意，认为是他们挑拨了夫妻关系。
徐迟夹在中间，痛苦万分。
小女儿从国外打来电话，听到父亲疲惫的声音，心疼地问：“爸，如果过得不开心，就离了吧。”
徐迟握着话筒，久久没有说话。
离婚？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派知识分子来说，这不仅是家庭破碎，更是一场巨大的丑闻。他丢不起这个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初的“眼瞎”。
可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孤独更可怕。它正在一点点抽干徐迟的生命力。
1993年的一个深夜，徐迟坐在书桌前。此时的他，已经很少动笔写那些激情澎湃的诗句了。
窗外黑漆漆的，像一张巨大的嘴。
他翻开日记本，手颤抖着写下了一段话，字迹潦草而绝望：
“我来到了我生命的最后几页上，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已经到了孤立无援的旷野上，一切支持我的力量都不见了……悬崖没有勒马，我正在向一个深渊下坠，我是一个自由落体，谁也不能拉住我了……”
写完这段话，他抬起头，看向书桌角落里那一台刚刚买回来不久的电脑。
那是他为了逃避现实，新找的一个“寄托”。
屏幕泛着幽幽的蓝光，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没有争吵，没有虚荣，只有无穷无尽的数据和宇宙的奥秘。
徐迟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他觉得这个世界不仅没有爱，甚至变得不再真实。他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哪怕那个出口，是通向毁灭。
而在隔壁房间，陈彬彬正睡得香甜，她根本不知道，枕边人的灵魂，已经开始了一场没有归途的流浪……
04
1994年，徐迟终于下定决心离婚。
这场离婚并不体面，甚至可以说是狼狈。陈彬彬并不是一个容易打发的女人，即便到了最后关头，她依然试图在这位大作家身上榨取最后的价值。
争吵、拉锯、甚至涉及财产的分割，对于一个一辈子视金钱如粪土、只谈风花雪月的诗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凌迟。
当红色的离婚证终于拿到手时，徐迟并没有像朋友们预想的那样如释重负。
他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周围是陈彬彬搬走后留下的凌乱痕迹。他老了，真的老了。这短短两三年的折腾，耗尽了他积攒了一辈子的精气神。
那个曾经写出《哥德巴赫猜想》、意气风发地赞美科学春天的徐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涣散、对人类情感彻底失望的老人。
朋友们来看他，试图用“解脱”来宽慰他。
“老徐啊，离了就好，以后清净了，正好安心写你的回忆录。”
徐迟只是苦笑，摆摆手：“晚了，一切都晚了。”
由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徐迟对“人”这种生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老人都还看不懂的东西——电脑。
那是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大潮刚刚在中国拍打出一点浪花。徐迟花重金买回了一台电脑，他像个着魔的孩子一样，废寝忘食地学*打字、学*上网。
在朋友们看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连走路都颤颤巍巍，却整天对着一个发光的屏幕发呆。
“老徐这是中邪了？”有人私下议论。
但徐迟觉得，只有在电脑里，他才能找到安全感。机器是不会撒谎的，代码是逻辑严密的，不像人心那样鬼蜮伎俩。
然而，这种沉迷并没有让他好转，反而让他滑向了更深的深渊。
他在网络上接触到了大量关于宇宙、未来、人类毁灭的负面信息。他那原本浪漫主义的大脑，开始被一种悲观的宿命论所占据。
他不再关心文学，不再关心诗歌。当老友冯亦代写信问候他时，他回信的内容让人摸不着头脑，满纸都是关于“地球即将毁灭”、“人类将被信息高速公路吞噬”的呓语。
“我看到了未来，未来是一片黑暗。”他对来访的客人说，眼神直勾勾的，让人心里发毛。
曾经那个热爱生活、连一颗樱桃都能品出诗意的徐迟，变成了一个预言末日的“疯子”。
1996年11月，随着冬天的临近，徐迟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
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幻觉。深夜里，他常常惊恐地大叫，指着空无一人的角落说：“有人！有人要偷我的书稿！”
或者就是抓着保姆的手，瑟瑟发抖：“她们又来了，她们要来害我……”口中的“她们”，谁都知道是指那段失败婚姻留下的阴影。
那段黄昏恋，就像一剂慢性毒药，虽然已经停药了，但毒素已经渗透进了他的五脏六腑，摧毁了他的神经系统。
子女们吓坏了，赶紧将他送进了武汉同济医院的高干病房。
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血管性痴呆”和“老年躁动症”。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大脑血管因为长期的情绪压抑和高龄而硬化，导致了认知功能的错乱。
但在清醒的时候，徐迟又是那个儒雅的学者。
住院期间，他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儿女们轮流来陪床，尤其是他在国外的儿子，特意赶回来在他身边伺候。看着儿孙绕膝，徐迟脸上偶尔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朋友们也络绎不绝地来探望。面对老友，徐迟不再谈那些可怕的宇宙毁灭论，而是变得异常通透，甚至通透得有些反常。
他对一位来访的作家朋友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这些时候就问不着了。”
朋友心里“咯噔”一下，忙说：“徐老，您身体硬朗着呢，别说丧气话，等出院了我们还等着看您的新书呢。”
徐迟笑了笑，没接话，转头看向窗外。窗外是枯黄的树叶，正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他喃喃自语。
在徐迟那看似好转的表象下，大家都以为徐迟摆脱了陈彬彬，回到了子女身边，又有最好的医疗条件，他应该能安度晚年了。
甚至连徐迟自己，似乎都在为未来做打算。他让家人把他的冬衣找出来，说等出院了要去海南过冬，那里暖和，适合养病。
他还特意嘱咐儿子，要把那个他最喜欢的电动剃须刀带到医院来，他要每天刮胡子，保持干净。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觉得，那个噩梦般的坎，终于迈过去了。
可谁也没注意到，徐迟在跟医院里一位热爱文学的年轻女医生聊天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那天阳光很好，女医生给他量血压，徐迟突然问：“小同志，你知道一个人事业到了顶峰，再也上不去了，最好的收场是什么吗？”
女医生一愣，摇摇头。
徐迟伸出干枯的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姿势，那是一个并不标准的、像鸟儿展翅一样的动作。
他轻声说：“是飞起来。”
没人听懂这句话的含义。直到那个寒冷的深夜来临。
05
1996年12月12日。
这一天，武汉的天气阴沉得厉害。病房里的暖气虽然开得很足，但那种湿冷的寒意仿佛是从墙壁里渗出来的。
徐迟这一天的状态出奇地好。他早早地起了床，用那个黑色的电动剃须刀仔仔细细地刮了胡子，甚至还让护士帮他理了理有些乱的头发。
中午，他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胃口比往常都要好。下午，几个学生来看他，他兴致勃勃地聊了半个多小时，思路清晰，谈吐幽默，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被诊断为“老年躁动症”的病人。
傍晚时分，儿子陪他聊了一会儿天，见父亲精神不错，便放心地回家去取换洗的衣物，准备晚上再过来陪夜。
病房里只剩下徐迟一个人。
夜幕降临，医院的走廊里渐渐安静下来。偶尔有护士推着小车经过，发出轻微的轮轴滚动声。
徐迟坐在床边，并没有开电视。他把那个电动剃须刀插在床头柜的插座上充电。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一只疲惫的眼睛。
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了无数人推测他死因的一个谜点。如果一个人早就预谋要自杀，为什么还要给剃须刀充电？这分明是准备明天继续使用的迹象。
或许，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他的一半灵魂，眷恋着儿女的温情，眷恋着这个世界的烟火气；而另一半灵魂，却被那巨大的虚无和孤独感死死拽住，拖向那个他口中的“黑洞”。
他在一张废纸片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行字。那是英文和中文的杂糅，潦草得像是一种古老的符咒。
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
这是他在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一次求救，也是最后的告别。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精神正在一点点崩塌，那个清醒、睿智的徐迟正在死去，留下的将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躯壳。
对于一个一生追求完美、追求极致美感的诗人来说，苟延残喘地活着，比死亡更可怕。他无法容忍自己变得狼狈、变得丑陋、变得不仅不能思考，反而成为儿女的累赘。
那段失败的黄昏恋，虽然已经结束，但它像一把锤子，敲碎了徐迟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也敲碎了他对晚年生活的美好幻想。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既然无法优雅地老去，那就优雅地飞翔。
深夜12点。
病房的门关着，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正在低头整理病历。整个大楼都沉睡了。
徐迟慢慢地脱下了脚上的棉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床边。这是他一贯的*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整洁。
他赤着脚，踩在冰凉的水磨石地板上。寒意顺着脚底板直冲头顶，但他似乎毫无知觉。
他走到了窗前。
这里是六楼。窗外是漆黑的夜，远处有零星的路灯，像鬼火一样闪烁。寒风呼啸着拍打着玻璃，发出呜呜的声响。
徐迟推开了窗户。
一股刺骨的冷风瞬间灌了进来，吹乱了他刚刚梳理好的银发，吹得他那件单薄的病号服猎猎作响。
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那个正在闪烁的充电器。
他爬上了窗台。
那一刻，在他的脑海里，是否浮现出了1936年那个雾蒙蒙的清晨？那个有着如山泉般笑声的女孩？
“彼岸有什么可怕呢？有最有情义的你在渡口等着我呵……”
他在心里默念着这句写给亡妻的诗。
他闭上眼睛，张开双臂，像他在年轻时写过的诗句那样，像他在不久前对女医生比划的那样——飞了起来。
“咚”的一声闷响，打破了冬夜的死寂。
这声音并不大，但在那个深夜，却沉重得足以震碎人心。
值班护士听到声响，跑出来查看，发现6楼的窗户大开着，风正呼呼地往里灌。她探头往下看，楼下的水泥地上，一团黑影静静地趴在那里。
徐迟走了。
这位中国报告文学的泰斗，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他82岁的传奇人生。
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遗言，也没有控诉任何人的血书。现场只有那一双摆放整齐的拖鞋，和那个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着红灯的剃须刀。
消息传出，文坛震动。
人们无法相信，那个乐观、热情、写出《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一代人的徐迟，竟然会自杀。
关于死因的猜测，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病痛的折磨，有人说是创作的枯竭，但所有人都无法否认，那段仅仅维持了三年的荒唐黄昏恋，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剥夺了徐迟的安全感，摧毁了他的尊严，让他看清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从而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
在整理遗物时，儿女们发现，父亲的钱包里，依然夹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陈松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温婉动人。
那是他一生的挚爱，也是他心中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净土。
徐迟的骨灰，最终被带回了他的故乡——浙江南浔。
那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天，水晶晶的日月星辰。
他终于不用再面对尘世的喧嚣与算计，不用再面对人心的险恶与凉薄。他回到了那个最初的地方，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渡口。
在那里，或许正如他诗中所写，那个最有情义的人，正撑着一把油纸伞，在烟雨朦胧中，微笑着等他回家。
这也是徐迟留给世人最后的谜底：在这个喧嚣复杂的时代里，一颗纯真而敏感的心，究竟该何处安放？
他用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无处安放，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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