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佚名
窗台上积着薄灰的铁皮暖水瓶，五斗橱上摆着印有“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搪瓷缸，墙上镜框里的黑白结婚照——两张年轻的脸挨得很紧，笑容有些拘谨，却透着踏实的暖意。这就是我父母，一对典型的七十年代真夫妻。他们的故事里，没有玫瑰，没有钻戒，有的是一叠叠粮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句“组织批准了”的朴拙浪漫。
那个年代的婚姻，常常始于一句朴素的“同志，你好”。我父亲和母亲是在厂里的联谊会上认识的。父亲是钳工，母亲在纺纱车间。第一次约会，是在厂区露天电影院看《红灯记》，两人中间还隔着一个空位。散场后，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母亲回宿舍，一路上聊的都是工作和技术革新。三个月后，父亲用攒了半年的肉票，请食堂师傅帮忙做了一碗红烧肉，端到母亲面前，算是求婚。母亲点了点头，这事就算定了。没有山盟海誓，但“一起把日子过好”成了比任何誓言都郑重的契约。
结婚的排场简单到今人无法想象。两张单人木板床并在一起，铺上印着牡丹花的新床单，就是婚床。家具是父亲借了工具，和工友一起打制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外婆给的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婚礼就在厂食堂办，领导讲完话，同事们分食一些水果糖和瓜子，新人对着毛主席像鞠躬，就算礼成。他们收到的份子钱，是五毛、一块凑起来的，大多又以暖壶、脸盆、毛巾的形式回到了生活里。那份简朴，如今回望，竟有种洗尽铅华的庄重。
婚后的日子，是具体的，是一分一厘计算着过的。工资大部分要寄回各自老家，精打细算后剩下的，要应付柴米油盐。母亲会踩着那台珍贵的缝纫机，把父亲的旧工作服改成我的罩衫。父亲下班后，会默默地把全家人的自行车擦得锃亮。吵架也是有的，多是为了鸡毛蒜皮：这个月的豆腐票用超了，或者谁家的亲戚来了多住几天。但他们的和解也很快，往往是一方闷头把家里的煤球垒得整整齐齐，另一方默默多炒一个鸡蛋放在对方碗里。他们的感情，不挂在嘴边，都砌进了砖瓦里，揉进了面团中。
什么是“真夫妻”？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深植于苦难和匮乏中的共生韧性。他们没有太多选择，也没有那么多关于“自我实现”的焦虑。婚姻更像是一个经济与精神的共同体，是风雨来时唯一可以背靠背的堡垒。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没说过“爱”字，但父亲会在母亲夜班时，算准时间把温水瓶灌满；母亲会在我父亲胃疼时，年年腌好一罐舒坦的糖蒜。这种情意，是在漫长的、重复的、甚至沉闷的日常里，用耐心和责任一点点织就的布，厚重，耐磨，能御寒。
如今，时代天翻地覆。我们谈论婚姻，有太多关于激情、契合、个人空间的维度。这当然是进步。但我父母那代人的婚姻，像一本用简装纸印刷的老书，封面朴素，内页却写满了实实在在的笔画。它或许缺乏一些浪漫的注脚，但它所承载的“信”与“义”，那种一旦牵手便共担命运、绝不言退的笃定，恰恰是当下许多易碎关系里，最稀缺的基石。那不是爱情的完美范本，却是生活最坚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