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65年夏末，四川省高考榜单前挤满了踮脚张望的人。当“彭云”两个字稳稳挂在理科榜首时，没人想到这个瘦小的男孩接下来会撞上一堵叫“体检”的墙——身高162厘米、近视800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校医大笔一挥，盖了个“不合格”。消息传回巴蜀中学，老师们面面相觑：状元读不了书，这可比落榜更扎心。
好在故事没断。哈军工院长刘居英少将把档案截了回去，批了六个字：“烈士后代，破格。”就这么轻轻一圈，命运的裂缝被重新黏上。对彭云来说，这不是从天而降的幸运符，而是一张更严苛的入场券：每天六点，操场薄雾里准时出现他跑圈的影子，教室第一排永远预留他的厚眼镜盒。旁人以为他在补身体的短板，他说自己是在跟亲生父母较劲——江姐在渣滓洞都能把《新民主主义论》背得滚瓜烂熟，他这点近视算啥。
1969年毕业，彭云背着行李去了沈阳一家编号都打不出来的军工厂，做的项目至今没解密，问他只说“跟算术有关”。后来恢复研究生考试，他一口气考进中科院计算所，再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读博。马里兰大学的机房冷气开得足，他裹着毛衣给国内写信，说“芯片这玩意儿，咱们迟早得有自己的”。1987年学位一到手，他把硅谷猎头名片原封不动退回去，连信封都没拆，转身上了回国的飞机。
有人替他算过，如果留在美国，薪水能翻十倍。彭云听完笑笑，转头给学生上课去了。退休之后，他反而更忙——四川老家山里的中学请他讲座，他倒了几趟绿皮火车，拎着淘汰下来的旧电脑，给娃娃们演示什么叫“二进制”。有学生问：“彭爷爷，您后悔过吗？”他掏出手帕擦眼镜，慢悠悠地说：“我养母到死都没穿过一件新棉袄，她都没后悔，我哪敢。”
谭正伦不是他的生母，却把他从托儿所的小木床背进大学的铁架床。三年自然灾害，她把仅有的一点粮票换成鸡蛋，蒸在碗里给彭云补脑子。组织上几次说要照顾烈士子女，她摆手：“孩子读书的钱，我这双手挣得来。”彭云后来把第一笔科研奖金给她买了一件羊毛衫，老太太转手就塞给了邻居的孕妇，说自己“穿惯了补丁”。
如今在重庆红岩纪念馆，彭云小时候的练*本被压在玻璃板下，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只是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小字：“今天算术只考了95，还要努力。”参观者常在这行字前站很久，突然意识到：所谓传奇，不过是有人把每一次“差一点”都当成“还差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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