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高中宿舍那个藏着助听器的同学,他的父母只把爱给了弟弟
上高中第一天搬宿舍,我就注意到了陈默。

不是因为他长得特别,也不是因为他性格外向,恰恰相反,他是那种扔在人群里根本不会被注意到的人。中等身高,皮肤有点黑,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头发剪得短短的,说话声音特别小,跟蚊子哼似的。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县城,刚开学那几天,大家都热热闹闹地互相介绍自己,聊初中的趣事,只有陈默坐在靠窗的上铺,抱着一本课本,假装在看,其实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偷偷瞟我们,却一句话也不说。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内向,怕生,也没太在意。高中宿舍的生活很规律,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熄灯,大家一起上课、吃饭、去小卖部,慢慢就熟络起来了。可陈默始终像个局外人,我们喊他一起去食堂,他要么摇头说自己带了面包,要么就点点头跟着走,却很少主动说话,别人问他问题,他也总是半天回应一句,声音小得让人得凑近了才能听清。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不善言辞,直到开学后半个月的一次晚自*,我才发现他藏在沉默背后的秘密。
那天晚自*下课,我忘带了英语课本,跑回宿舍去拿。宿舍里没人,只有陈默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背对着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刚想喊他,却看到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看起来很旧的助听器。他小心翼翼地把助听器塞进耳朵里,然后抬手按了按,接着拿起桌上的手机,点开了一段语音,反复听了好几遍,眉头紧紧皱着,手指在屏幕上慢慢打字。
我当时愣住了,站在门口没敢动。原来陈默不是内向,他是听不清。
我怕吓到他,轻轻咳嗽了一声。陈默猛地回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手忙脚乱地把助听器从耳朵里取出来,塞进盒子里,飞快地放进抽屉,还上了锁。他的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我…… 我忘拿英语书了。” 我赶紧打破尴尬,走到自己的书桌前翻找课本。
“嗯。” 他低声应了一句,声音比平时还要小。
我拿着课本准备走,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句:“那个…… 没关系的,我不会告诉别人。”
陈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感激,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他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意陈默。我发现他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腰板挺得笔直,眼睛死死地盯着老师的嘴,手里的笔不停歇地记着笔记。老师提问的时候,他很少主动举手,就算被点名,回答问题也总是结结巴巴,因为他根本没听清老师问的是什么,全靠看口型猜。有一次数学老师提问一道函数题,喊了陈默的名字,陈默站起来,半天没说话,脸憋得通红,老师以为他不会,说了句 “坐下吧,上课认真听讲”,陈默坐下后,肩膀垮了下来,偷偷抹了抹眼睛。
我知道他不是不会,是没听清。下课后,我把自己的笔记递给了他,他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句 “谢谢”。那天晚上,熄灯后,宿舍里的人都睡着了,我听到上铺传来轻轻的啜泣声,是陈默。我没敢说话,只是在心里叹了口气。
慢慢的,我和陈默成了朋友。他虽然话少,但人很实在。我帮他占座位,把笔记借给他抄,他则会在我忘记带饭卡的时候,默默把自己的饭卡递过来,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打水、买退烧药。我们很少聊他的耳朵,也很少聊他的家里,直到有一次周末,他的父母来学校看他,我才知道他沉默的根源。
那天是周六下午,我们刚上完自*,陈默的父母就来了。他的父亲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袖口磨得发亮,母亲穿着花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他们见到陈默,脸上没有太多的笑容,母亲先开口了:“钱还够不够用?”
陈默点点头:“够。”
“够就好,” 母亲说着,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个保温杯,“这是给你弟炖的排骨汤,他最近感冒了,我顺便给你带了点,你赶紧趁热喝。”
陈默接过保温杯,没说话。我站在旁边,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暗了一下。
父亲这时开口了:“你在学校好好学*,别想那些没用的。你弟明年就要小升初了,家里得攒钱给他报补*班,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早点出来打工,帮衬家里。”
陈默的头埋得更低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知道了。”
“还有,” 母亲补充道,“你那个耳朵的事,别跟同学说,怪丢人的。家里也没闲钱给你治,你自己忍着点,别影响学*,也别影响你弟。”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他的父母知道他耳朵有问题,却不愿意给他治。
陈默没说话,只是紧紧攥着手里的保温杯。他的父亲又说了几句 “好好学*”“别惹事” 之类的话,就拉着母亲走了,走的时候,母亲还回头叮嘱了一句:“记得给你弟打电话,问问他好点没。”
他们走后,陈默站在原地,手里的保温杯还是热的,但他的脸却冷得像冰。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往心里去。”
他抬起头,眼里含着泪,却倔强地没掉下来:“我从小就听不清。”
这是陈默第一次跟我说起他的耳朵。他说,他五岁那年发了一场高烧,烧到四十度,持续了三天三夜。那时候家里穷,他的弟弟刚一岁,身体不好,父母把所有的精力和钱都花在了弟弟身上,根本没顾上他。等他烧退了,就发现自己听不清了,别人说话要很大声,他才能勉强听到一点。
父母带他去镇上的医院看过一次,医生说可能是高烧损伤了听力,需要去大城市的医院做详细检查,可能还要配助听器,甚至做手术。但那时候弟弟刚好得了肺炎,需要住院,家里拿不出钱,父母就说:“男孩子,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忍忍就过去了。”
从那以后,就没人再提给他治耳朵的事。他就这样带着一只听不清的耳朵,慢慢长大。上学后,因为听不清老师讲课,他的成绩一直不好,小学的时候,还有同学嘲笑他是 “聋子”,他跟父母说,父母却骂他 “事多”“不省心”,让他别跟同学计较,专心学*。
“我弟出生后,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他的,” 陈默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好吃的给他,新衣服给他,父母的注意力也都在他身上。我耳朵听不清,他们觉得是小事,可我弟就算是摔一跤,他们也会紧张半天。”
他说,他现在戴的这个助听器,是他初中毕业那年,打暑假工攒钱买的二手货,花了他整整一个夏天的工资。他不敢让父母知道,怕他们把助听器没收,或者骂他乱花钱。他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藏着,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敢拿出来用。
“我想考上大学,去大城市,” 陈默看着远方,眼神里有一丝憧憬,“我想自己赚钱,给自己配一个好一点的助听器,再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治好。”
我看着他,心里酸酸的。同样是父母的孩子,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重男轻女的思想,竟然能让父母对孩子的痛苦视而不见。
从那以后,我更心疼陈默了。我开始主动帮他,上课的时候,如果老师说话声音小,我就会在旁边轻轻复述给他听;下课的时候,同学们聊天,我也会把有意思的事情讲给他听;宿舍里的人有时候会开玩笑,我怕他听不清会误会,就会特意解释给他听。
宿舍里的其他四个人,慢慢也发现了陈默的情况。一开始,有人觉得奇怪,问我陈默为什么总是不说话,反应也慢半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陈默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前提是让他们不要歧视他,也不要到处说。
还好,宿舍里的人都很善良。知道真相后,大家都很同情陈默,也开始主动照顾他。比如,喊他吃饭的时候,会特意走到他面前,大声喊他的名字;晚上聊天的时候,会尽量说得慢一点,声音大一点;有同学买了零食,也会主动分给他一份。
陈默感受到了大家的善意,慢慢变得开朗了一些。他开始主动和我们说话,虽然声音还是不大,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他会跟我们聊他喜欢的球星,聊他想去的大学,聊他对未来的规划。我们都觉得,他其实是个很聪明、很努力的人,只是被家庭和生理上的缺陷困住了。
但好景不长,高二下学期,陈默的家里出了变故,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是周三下午,我们正在上物理课,班主任突然走进教室,喊陈默出去。陈默站起来,一脸疑惑地跟着班主任走了出去。我们都以为是他家里有什么事,没想到,他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上课。
直到晚上,班主任才来宿舍找我们,跟我们说了情况。陈默的弟弟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马上做手术,手术费要十几万。陈默的父母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想到了陈默,让他辍学打工,赚钱给弟弟治病。
“陈默一开始不愿意,” 班主任叹了口气,“他哭着求他父母,说他想高考,想上大学,可他父母根本不听,硬是把他从学校拉走了。”
我们听了,都愣住了。十几万的手术费,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可就算如此,也不能让陈默辍学啊?他还有半年就高三了,他那么努力,成绩也一直在进步,考上大学是他唯一的希望。
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我拿出手机,给陈默发微信,问他在哪里,他没有回复。我又给他打电话,电话也打不通,提示已关机。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联系不上陈默。宿舍里的气氛也变得很沉重,大家都在为陈默担心。有人说,陈默的父母太过分了,重男轻女也不能这么偏心;也有人说,毕竟是亲兄弟,陈默帮衬弟弟也是应该的。我们为此争论了好几次,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周后,我终于收到了陈默的微信。他说他在广州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工资一个月四千多块钱。他说他的父母把他的身份证收起来了,不让他回学校,也不让他联系我们。他还说,他很想念学校,想念我们,想念教室里的书桌,想念图书馆的书。
我看着微信,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给他回微信,让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放弃希望,等我们高考结束,就去找他。他回复我说:“谢谢,你们一定要好好学*,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替我完成愿望。”
从那以后,我和陈默就只能通过微信偶尔联系。他很少主动跟我说话,每次都是我问他近况,他才会简单回复几句。他说工厂的工作很累,每天都要加班,宿舍的环境也很差,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夏天热得睡不着。他还说,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会被父母拿走,只给他留几百块钱的生活费。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的助听器坏了,听不清别人说话,工作的时候经常出错,被主管骂了好几次。他想自己攒钱买一个新的,可他根本攒不下钱。我想给他打钱,他拒绝了,说:“不用了,你好好学*就行,我自己会想办法。”
高三这一年,我和宿舍的兄弟们都很努力,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陈默。我们想考上好大学,将来有能力了,就去帮陈默。
高考结束后,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宿舍里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考上了不错的学校。我们约好,暑假一起去广州找陈默。
可当我们到了广州,按照陈默给的地址找到那个电子厂时,却被告知陈默已经离职了。我们问工厂的人,陈默去哪里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们又给他发微信、打电话,还是联系不上他。
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收到了陈默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他说,他跑了,他拿着自己偷偷攒的几千块钱,离开了电子厂,也离开了他的父母。他说他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他想先找一份工作,攒够钱,去医院治疗耳朵,然后再考成人高考,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他还说,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很 “不孝”,父母肯定会恨他,弟弟的手术费也还没凑够,可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想为自己活一次。他让我们不要担心他,也不要去找他,等他稳定下来了,会主动联系我们。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陈默的消息。他的微信再也没有更新过,电话也一直打不通。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治好耳朵,有没有考上成人高考。
上了大学后,我经常会想起陈默。想起高中宿舍里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想起他上课时专注的眼神,想起他偷偷抹眼泪的样子,想起他说想考大学时眼里的憧憬。
有人说,陈默太自私了,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不顾弟弟的死活,为了自己的梦想,抛弃了家人。也有人说,陈默的父母太偏心了,是他们把陈默逼走的,陈默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是陈默,我会怎么做?是乖乖听话,辍学打工给弟弟治病,一辈子活在家庭的阴影里?还是像他一样,勇敢地逃离,为自己活一次?
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
但我始终觉得,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父母平等对待,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重男轻女的思想,不应该成为摧毁一个孩子人生的枷锁。而陈默的选择,到底是自私还是勇敢,恐怕只有他自己,还有那些经历过同样困境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打开陈默的微信对话框,看看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能过得好,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像陈默这样的孩子,少一些因为重男轻女而造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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