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17世纪英国，在宗教战争的创伤后，出现了一股寻求稳定与理性的宗教思潮，即“理性超自然主义”。其核心信条是：真正的宗教必须与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相一致，任何所谓的神启，若违背了理性原则，便不值得相信。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提罗生是其杰出代表，他力图将基督教从狂热的信仰主义中解救出来。他区分了“真正的神迹”与“迷信的巫术”，认为神迹必须有一个合乎逻辑的、道德上可理解的目的（如耶稣治病救人），而非仅仅是超能力的炫耀。这一思潮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约翰·托兰在《基督教并不神秘》中主张，任何真正的启示都必须是清晰且合乎理性的；而威廉·科沃德则大胆地抨击灵魂不朽观念是“荒谬的……可憎的”异教发明。他们试图在理性的坚固堡垒内，为宗教信仰保留一席之地。
2、约翰·洛克在其《基督教的合理性》等著作中，成为理性宗教最系统的辩护者。他并不贬低信仰，而是试图为信仰划定一个理性的边界。他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提炼为几个在他看来不言自明的理性命题：只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人应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存在来世，届时会有奖惩。洛克认为，这套体系是宇宙间最完美的道德安排，因为它符合正义与功用的原则。关于神迹，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区分：神迹可能“超越理性”（即单靠理性无法发现），但绝不能“违背理性”（即与理性直接冲突）。然而，为了社会秩序，洛克本人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他拒绝将宽容延伸至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认为前者忠于外国势力（教皇），而后者则因其誓言不可信而会破坏社会契约。
3、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宗教观的最高发展形式，其思想脉络从英国的舍伯里勋爵（他提出了“共同观念”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础）一直延伸到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自然神论者深受牛顿科学世界观的影响，他们将上帝重新定义为一位伟大的“钟表匠”或“立法者”，他在创世之初设立了完美的自然法则后，便不再干预宇宙的运行。他们利用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作为论据：美洲、非洲的居民虽然从未听闻耶稣，却普遍拥有对造物主的信仰，这证明了一种基于观察自然和运用理性的“自然宗教”是普世性的，而特定的、依赖于超自然神迹的“启示宗教”则是局部的、可疑的。因此，真正的宗教应摒弃预言和神迹，成为一种所有理性存在者都能通过思考自然而后接受的“科学宗教”。
4、自然神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建制化的教士阶层抱有深刻的敌意，这种敌意也反映在他们大量使用的、风格辛辣的辩论性小册子中。他们认为，历史上所有的迷信、复杂的教条和繁文缛节的仪式，都是教士阶层为了自身权力和利益而精心编造的骗局。他们特别抨击“代祷”观念——即教士作为人与上帝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在自然神论者看来，这种观念将教士置于一个不正当的特权地位，在《圣经》中毫无根据，其目的是让平信徒在精神上依附于教士。因此，安东尼·科林斯和威廉·惠斯顿等人对《旧约》预言进行了精细的考据学分析，指出它们并未真正预言耶稣，从而抽掉了基督教教士权威的一个关键基石。
5、伏尔泰是自然神论在法国最伟大的宣传家与战士。他在流亡英国期间，深受牛顿科学和洛克哲学的影响，决心用这种理性的武器来摧毁他所认为的法国社会中的“败类”——即天主教会的专制、迷信和不宽容。他以无与伦比的才华和尖刻的讽刺，嘲笑了基督教的每一个方面：从《圣经》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如约拿和鲸鱼）到自相矛盾的神迹。他那句“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应憎恶基督教”的名言，表达了他对历史上以基督教之名犯下的迫害与愚行的极度愤慨。对他而言，唯一值得尊敬的宗教是“有神论”，即崇拜上帝、践行道德，而唯一的“福音书”就是上帝亲手所写、通过牛顿等人的科学发现而向人类展开的“自然之书”。
6、自然神论带来了上帝观念的根本性重塑，这或许是自犹太伦理一神教诞生以来最重大的神学转变。那个在《旧约》中时而嫉妒、时而愤怒、进行任意干预的“人格化”的部落神，被一个“更伟大、更高尚的上帝”所取代。这个上帝是宇宙的至高理性，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创立者和守护者。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其诗作《人论》中所总结的：“整个自然都是艺术，不过你不领悟；一切偶然都是规定，只是你没看清。” 这个上帝不再任性“武断”，他自身也遵守他所设立的法则。这种“守法”的上帝观，与牛顿式的、井然有序的宇宙图景完美契合，但它也直接挑战了基于上帝自由意志的传统神学，尤其是关于神意和三位一体的教义。
7、在伦理学领域，一场平行的革命正在发生，其目标是将道德从神令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托马斯·霍布斯率先提出了一个完全世俗化的道德心理学，主张人的行为根本上是受“自我利益”驱动，追求快乐而逃避痛苦。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和皮埃尔·培尔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道德可以独立于宗教而存在，无神论者同样可以拥有道德。大卫·休谟和保罗·霍尔巴赫男爵等人接受了这种享乐主义的人性观，但将其与社会性相结合，发展出了功利主义伦理的雏形。他们认为，人既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个体，也是需要合作的社会动物，因此最佳的道德原则应能促进“最大数量人的最大利益”。这一思想由克洛德·爱尔维修精炼表述，并为杰里米·边沁的系统化工作铺平了道路。
8、17世纪，一种全新的、将《圣经》视为历史文献的批判性学术兴起，这给了正统信仰致命的一击。路易·卡佩尔的文本考据证明《旧约》的部分原始文本是阿拉米文而非希伯来文，暗示其成书年代较晚。托马斯·霍布斯和巴鲁赫·斯宾诺莎则运用内部证据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摩西不可能是《摩西五经》的作者。随后，法国奥拉托利会修士里夏尔·西蒙首次提出了《旧约》的文献假说，认为它是由不同时期的文献编纂而成。这些研究在让·阿斯特吕克那里达到一个高峰，他通过分析“埃洛希姆”和“耶和华”两个神名的交替使用，提出《创世记》是由两个独立文献（即后来的J典和E典）拼接而成。从此，《圣经》被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置于历史学家的解剖台上。
9、新兴的地质学为怀疑《圣经》的直述历史提供了来自大地本身的证据。对法国奥弗涅火山区的考察证实，遍布欧洲的玄武岩是凝固的火山熔岩，其形成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对沉积岩层的观察表明，数万英尺厚的岩层是经年累月缓慢沉积的结果，绝非一次全球性大洪水能在短短40天内形成。罗伯特·胡克对化石的研究则揭示了已灭绝生物的存在，暗示了地球历史的深邃。在此背景下，布封伯爵勇敢地挑战教会权威，他在《自然纪元》中，根据冷却实验模型，先是将地球年龄测算为7.5万年，后修正至16.8万年（而他私下认为可能接近100万年）。他将地球历史分为七个地质时代，并惊人地预见了大陆漂移和生物演化的思想，彻底颠覆了乌瑟大主教所推算的公元前4004年创世说。
10、杰里米·边沁最终将先前零散的功利主义思想系统化为一套完整的伦理与政治哲学。他提出了著名的“幸福计算法”（或称“功利原理”），将“增进快乐、防止痛苦”作为衡量一切法律和制度价值的唯一标准，其目标直指“为最大数量人谋求最大幸福”。这一世俗化的伦理体系，其哲学基础不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基于人性的苦乐感受。这标志着道德与政治的彻底现代化转型：社会制度的好坏，不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神圣律法或古老传统，而取决于它能否在现世中产生可观察、可衡量的良好后果。这种思想不仅导致了信仰的衰弱，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一种全新的、面向现世改良的社会态度，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民主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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