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打磨一个黄铜的阀芯。砂轮机发出刺耳的嘶鸣，细密的铜屑在灯光下跳跃，像一群金色的飞虫。手机在沾满油污的工装裤里震动，像一颗焦躁的心脏。
是母亲打来的。她的声音隔着两千多公里的距离，带着线路传输的微弱电流声，显得有些失真：“文斌啊，老房子……要拆了。”
我关掉机器，车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排风扇的嗡嗡声。我“嗯”了一声，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栋住了快二十年的红砖筒子楼，终于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吧。”母亲的声音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补充道，“主要是你那屋的东西，你舅他们早就搬走了，可你那些书啊、零件啊，都还堆着。拆迁队的人说，下个月就得清空。”
“我那屋……”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指尖摩挲着手里那个只有拇指大小的阀芯。它光滑，冰凉，带着金属特有的沉重质感。为了这个东西，我曾经跟人拍过桌子，熬过无数个通宵。可此刻，它的分量，似乎还不如母亲口中那间早已不住人的小屋。
记忆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十几年光阴筑起的堤坝。那年夏天，蝉鸣聒噪，空气里满是毕业季的躁动与不安。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志愿表，像捏着一张奔赴战场的地图，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我对坐在饭桌对面，脸色铁青的父亲和眼圈泛红的母亲说：“爸，妈，我决定了，就报南边那所大学。”
父亲手里的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震得碗碟一阵脆响。他瞪着我，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两千多公里！李文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就为了你那间破屋子？”
01
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结束了黑色的高考。整个人像一根被拉到极致又猛然松开的皮筋，带着点劫后余生的疲惫和对未来的茫然憧憬。家里气氛却比高考前还要紧张，像一口烧着温火的高压锅，盖子盖得严严实实，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呲”的一声，喷出滚烫的蒸汽。
一切的源头，就是我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小屋。
我们家住在城东的老国营厂生活区，两室一厅的格局，是当年厂里分的。我和爸妈住了快二十年，每一块墙皮的剥落，每一道地板的划痕，都刻着时间的印记。我的房间朝北，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夏天能挡住大半的日头。屋子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我爸亲手用三合板打的书桌，还有一个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塞满了我的书、各种模型零件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工具。那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独立王国”。
变故发生在我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舅舅赵国良和舅妈带着表弟从乡下提着大包小包来了。表弟比我小三岁，要在市里读高中，而且是我们区最好的那所重点中学。
晚饭桌上，气氛热烈而微妙。父亲李建华把酒杯倒得满满的，和我舅碰得叮当响。母亲赵桂英则一个劲地往表弟碗里夹红烧肉，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壮壮，到了城里可不能让人欺负了。”
酒过三巡，舅舅涨红着脸，终于说到了正题：“姐夫，桂英，你看……壮壮这上学的事，就拜托你们了。我们乡下地方，实在是没法跟城里比。就是这住处……”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缠了上来。
果然，父亲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目光却不看我，而是看着桌上的那盘花生米：“国良，你放心。咱们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文斌这不是马上要去上大学了嘛，他那屋子就空出来了。让壮壮住，正好。离学校也近，我们也能照应着。”
我猛地抬起头，手里的筷子差点没拿稳。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瞟向我。舅舅和舅妈脸上是那种混合着感激、期待和一丝尴尬的复杂表情。表弟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耳朵尖却红了。
母亲赶忙打圆场，推了我一把：“文斌，你舅跟你说话呢。你上大学了，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天，屋子空着也是空着，给你弟住，你没意见吧？”
我没说话，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又闷又胀。那不是一间空屋子，那是我的房间。我的书还在书架上，我熬夜做的航模还摆在窗台上，我偷偷藏在床底下的武侠小说还没看完。那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私人空间，是我所有秘密和梦想的容器。现在，他们当着我的面，轻描淡写地，就要把它送给别人。
“我不同意。”
三个字，我说得很轻，但在嘈杂的饭桌上，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父亲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眼神变得锐利：“你说什么？”
我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重复：“我说，我不同意。那是我屋。”
“嘿你个小兔崽子！”父亲的火气“噌”地就上来了，“什么你的我的？这房子是厂里分的！我是你老子！我说了算！你上大学走了，人都不在家，占着个屋子干嘛？给你弟住怎么了？”
“我放假不回来吗？我东西不要放吗？”我梗着脖子，声音也大了起来。十八年来，我很少这样顶撞他。
“放什么放？几本破书，扔了算了！你上了大学，出息了，还在乎这点东西？”父亲的声音像打雷。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反了你了！”
眼看就要吵起来，舅舅赶紧站起来拉架：“姐夫，文斌，别别别，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文斌要是不愿意，我们……我们再想别的办法。”话是这么说，但他和舅妈脸上的失望是藏不住的。
母亲也急了，一边给我使眼色，一边按住我爸的胳膊：“建华你少说两句！孩子刚考完试，你吼什么！文斌，听妈说，你弟来城里上学不容易，咱们当哥的，是不是得帮一把？那屋子你不住，借给你弟住三年，等你大学毕业了，他还给你，不就行了？”
借？说得好听。我心里冷笑。这就像有人要抢走你最心爱的玩具，还告诉你只是“借”去玩几天。我知道，一旦让出去，这间屋子就再也不属于我了。我的痕迹会被一点点抹去，直到彻底变成“表弟壮壮的房间”。
那顿饭最终不欢而散。舅舅一家人尴尬地告辞，临走时，舅妈还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文斌啊，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得想清楚，别让你爸妈为难。”
我没吭声。我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委屈和愤怒包裹着我。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我的对立面，用“亲情”、“懂事”、“大局”这些词语来绑架我。他们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是在小题大做。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捍卫的，不仅仅是一间十平米的屋子，而是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最后那一点点可怜的领地和尊严。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父亲在外面擂门，吼声震天。我靠在门上，听着他愤怒的咆哮和母亲低声的劝解，心里一片冰凉。我看着这个我无比熟悉的空间，墙上贴着球星海报，书桌的角落里刻着我的名字缩写，窗外的梧桐树叶在夜风里沙沙作响。
一个念头，像一颗种子，悄然在我心里破土而出。
我要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填报志愿那天，我故意等到最后时刻。当着爸妈的面，我平静地在第一志愿栏里，一笔一划地填上了那所南方大学的名字和代码。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泪眼婆娑。
“就为了个房间？”父亲指着我的鼻子，手指都在发抖，“你至于吗？跟家里置气，拿自己一辈子的前途开玩笑？”
我看着他，心里很平静，甚至有一丝报复的快感。我轻声说：“爸，那所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全国排名前三。”
这是实话，但这所学校并不是我最初的第一选择。我只是在所有顶尖的工科院校里，选了那个离家最远的。两千一百三十五公里，火车要坐三十多个小时。这个数字，让我感到一种近乎残酷的安全感。
我就是要用这两千多公里的距离告诉他们：那个房间，我宁愿它永远空着，也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出去。
0
02
家里的冷战，从我填完志愿那天起，一直持续到我离家。
空气里像是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稍微一碰，就是剧烈的震颤。父亲不再跟我说话，每天黑着脸进，黑着脸出。饭桌上，他把碗筷墩得山响，夹菜的动作都带着一股子狠劲。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愤怒和失望。母亲则成了家里的“传声筒”和“消防员”，她一会儿劝劝我，一会儿劝劝爸，两头受气，眼角的皱纹都深了许多。
“文斌，你爸也是为你好。离家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我们怎么放心？”她会趁我爸不在的时候，悄悄溜进我房间，坐在我床边，声音里满是疲惫。
“妈，我都十八了，能照顾好自己。”我一边整理着书架上的书，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可你舅那边……你爸已经答应人家了，现在怎么交代？你让你爸的脸往哪儿搁？”她叹了口气，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面子。人情。
这两个词，像两座大山，压在父亲那一代人的脊梁上。在我父亲看来，儿子的前途可以商量，但对兄弟的承诺，在亲戚面前的面子，是断断不能丢的。为了这个，牺牲我一个房间的“使用权”，是理所应当的。
而我，恰恰最反感的就是这个。我凭什么要为他的“面子”和“人情”买单？
期间，舅舅和舅妈又来过一次。这次他们没提房子的事，只是带来了乡下的土鸡蛋和自家种的蔬菜，堆了半个厨房。舅妈拉着我妈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又旁敲侧击地问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没有。
我躲在房间里，隔着门缝，能听到客厅里他们刻意压低的说话声。
“……这孩子，就是犟脾气，随他爸。”是我妈无奈的声音。
“没事没事，小孩子嘛，闹点情绪正常。等他想通了就好了。姐夫也是，别跟孩子一般见识……”是我舅圆滑的腔调。
我听得心里一阵烦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我的反抗只是一时冲动。他们不明白，这根刺一旦扎进心里，就很难再拔出来了。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是个阴天。邮递员骑着绿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我飞奔下楼，从他手里接过那个印着大学校徽的牛皮纸信封，心脏“怦怦”直跳。
回到家，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烟雾缭绕。我把通知书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他瞥了一眼，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烟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那动作，仿佛摁灭的不是烟头，而是他心里最后一点希望。
母亲拿过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哎哟，真考上了……这么远的学校……”她眼圈又红了，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转过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我听见母亲在外面小声对父亲说：“孩子考上了，是好事，你别老绷着个脸了。”
父亲的声音闷闷地传来：“好事？跑那么远，四年见不着几面，算什么好事！我看他就是存心要跟我们断了关系！”
我的心沉了下去。原来在他眼里，我的远行，等同于背叛。
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带的，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些专业书。我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拿下来，擦干净灰尘，分门别类地装进纸箱。那些陪伴了我整个青春期的读物，此刻摸上去，都带着告别的温度。
我那个用易拉罐和马达做的风扇，那个没完工的航母模型，那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半导体收音机……我都小心翼翼地用旧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我心里存着一丝幻想，也许等我寒假回来，它们还在这里，这间屋子，还姓“李”。
收拾到一半，父亲进来了。这是冷战开始后，他第一次主动进我房间。他没看我，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书桌上那个台灯上。那个台灯是我初中时参加物理竞赛得的奖品，灯座上刻着我的名字。
“东西……不用都带走。”他声音干涩地说，“家里给你留着。”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说：“你妈……都跟我说了。你觉得我们是为了面子，委屈了你。”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想抽一根，又放了回去。“你舅当年，帮过我大忙。我刚进厂那会儿，被人排挤，差点被开掉。是你舅，托了他老丈人的关系，找了车间主任，才把我保下来。这份人情，我记了一辈子。”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无奈，有歉疚，还有一丝不易察察觉的恳求：“文斌，爸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做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家里人，就是要相互拉扯着过日子。今天我帮你舅，明天你舅就能帮你。人情，就像存款，得攒着，不能说不要就不要。”
我沉默着。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解释。我能理解他的逻辑，那是他们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生存法则。但我无法认同。为了偿还一份陈年的人情，就要牺牲我的空间和感受，这在我看来，是一笔不公平的交易。
“爸，”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如果我留在本地上大学，这屋子，是不是就不用让了？”
他愣住了，随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这孩子……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
我明白了。在他眼里，我上大学离开家，房间的“使用权”就自然失效了。既然我不在，那这块“闲置资源”就应该被利用起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用来还人情。我的感受，我的归属感，在这盘“人情”的大棋里，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棋子。
我们的谈话，再次不欢而散。他没能说服我，我也没能让他理解我。两代人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谁也跨不过去。
我只知道，那趟南下的火车，我非坐不可了。
03
父亲是厂里的八级车工，是那种闭着眼睛都能听出车床转速差了零点几转的老手艺人。他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但这双手，能把一块铁疙瘩，变成精度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零件。
我从小就在他那间充满机油味的单身宿舍里长大，后来才搬进生活区的楼房。印象里，他总是在忙。他很少对我笑，也从不说什么温情的话。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给我打一个结实的书桌，修好我弄坏的玩具，或者在我考试考砸了的时候，用那双粗糙的手，在我屁股上留下几个巴掌印。
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和“手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希望我能像他一样，踏踏实实，学一门技术，将来有个铁饭碗。所以，当我告诉他我报考的专业是机械工程时，他那铁青的脸上，难得地闪过一丝慰藉。这或许是这场家庭风暴中，唯一让他感到满意的地方。
临走前一天，他破天荒地对我说：“下午，跟我去趟厂里。”
我没问为什么，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八月的午后，太阳毒辣得像个火球。厂区里空荡荡的，只有高大的烟囱在默默地吐着白烟。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他的背影像一座沉默的山，投下的影子，把我完全笼罩。
走进车工车间，一股热浪夹杂着浓烈的铁锈和机油味扑面而来。几十台绿色的老式车床在轰鸣，发出震耳欲聋的交响。穿着蓝色工装的师傅们，戴着护目镜，专注地盯着飞速旋转的工件，手里的车刀稳稳地移动，银亮的铁屑像瀑布一样飞溅出来。
这就是我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嘈杂，闷热，甚至有些脏乱。但这里的一切，都遵循着一种严谨到近乎苛刻的秩序。
父亲领着我，走到他那台C620车床前。那是一台老伙计了，绿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但被他擦得锃亮。他没有说话，只是拿起一块毛坯料，熟练地装夹，开机。车床轰鸣起来，他戴上老花镜，身体微微前倾，像一个准备决斗的剑客。
他的眼神专注而平静，手里的转轮在他操控下，时快时慢，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车刀在工件上游走，或轻或重，或疾或徐。我看着那些飞溅的铁屑，看着那块粗糙的铁料在他手下，一点点地被剥去外壳，露出光滑精准的内在。
那不仅仅是技术，那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人与机器，人与金属之间，长年累月磨合出的默契。
过了许久，他关掉机器，取下那个已经成型的轴套，用卡尺仔细地测量着每一个尺寸。然后，他把那个还带着温度的轴套递给我。
“拿着。”
我接过来，入手温热而沉重。表面光滑如镜，每一个倒角都均匀利落。我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精准和力量。
“文斌，”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严厉，而是一种复杂的，我读不懂的情绪，“你选的专业，跟爸干的是一回事。将来，你可能会用电脑，用更先进的机器。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轴套：“做东西，跟做人一样，不能差一毫一厘。来不得半点虚的、假的。你心里有谱，手里有准，走到哪儿，都饿不着。”
他又指了指周围那些轰鸣的机器和忙碌的工友：“这个厂子，养活了我们几代人。靠的是什么？就是这门手艺，就是这份实在。你舅当年帮我，不是因为我李建华多会说话，是因为他知道，我李建华干活，靠谱，不会给他丢人。”
我握着那个轴套，突然有些明白他了。
他的世界，是由这些坚硬的、实在的、有明确规则的东西构成的。人情，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类似零件的“标准件”，有来有往，有恩必报，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虚无”的房间，去挑战这个他信奉了一辈子的“规矩”。
“爸……”我喉咙有些发干。
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路是你自己选的，好坏，都得自己担着。”
他脱下沾满油污的手套，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有新有旧。他把钱塞到我手里，不容我拒绝。
“穷家富路。出门在外，别亏了自己。也别……总惦记着家里这点事了。”
他的手掌粗糙而温暖，钱上还带着他身体的温度和淡淡的烟草味。我捏着那沓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看着他转身回到车床边，重新戴上手套和护目镜，佝偻着背，又开始了他日复一日的工作。车床的轰鸣声再次响起，淹没了一切。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和父亲之间的那场战争，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只是站在各自的世界里，用各自的尺子，丈量着这个我们都无法完全理解的人生。他的尺子，刻度是人情、责任、生存；而我的尺子，刻度是自我、尊严、边界。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我只能选择离开。
04
在火车站站台上，离别的气氛被无限拉长。绿皮火车像一条巨大的钢铁长虫，懒洋洋地趴在铁轨上，发出沉重的喘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有泡面的香气，有汗水的酸味，还有离别的苦涩。
母亲一直在掉眼泪，拉着我的手，翻来覆覆就是那几句话：“到了学校要给家里打电话，钱不够了就说，跟同学好好相处，别跟人吵架，注意身体，南边潮……”她的手心湿漉漉的，攥得我手疼。
父亲则站在一旁，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穿了一件半新的白衬衫，是他最好的衣服。烟雾模糊了他的脸，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检票的哨声尖锐地响起，催促着人们上车。
“妈，爸，我走了。”我挣开母亲的手，提起沉重的行李。
母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走到父亲面前，低声说：“爸，我走了。您……保重身体，少抽点烟。”
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然后，他突然上前一步，给了我一个笨拙的拥抱。他的胳膊很有力，勒得我有点疼。他身上浓烈的烟味和汗味，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味道。
“外面……照顾好自己。”他在我耳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再也忍不住了。
我转过身，不敢再看他们，随着拥挤的人流，登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我放下行李，挤到车窗边。我看到母亲在父亲的搀扶下，站在月台上，还在朝我挥手。父亲则站得笔直，像一棵树。
火车缓缓开动，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两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站台的尽头。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哐当哐当”的火车声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那是一座和我生长的北方工业城市完全不同的城市。空气总是湿润的，带着草木和江水的味道。到处都是高大的榕树，把天空切割成细碎的绿影。人们说话的口音软糯，像是在唱歌。
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听不懂本地的方言，吃不惯甜腻的饭菜，无法适应宿舍里没有暖气的冬天。在每一个喧闹的集体活动里，我都像一个局外人。
我开始疯狂地想家。想念母亲做的打卤面，想念北方干燥清爽的秋天，甚至想念父亲那张不苟言笑的脸。
我每周都会给家里打电话。电话亭里，我捏着IC卡，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钱还够花吗？”这是母亲每次必问的。
“够了够了。”我总是这样回答。
“学*怎么样？跟得上吗？”
“挺好的，老师讲的都能听懂。”
“那就好，那就好……”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们之间，隔着两千多公里的距离，隔着那间我誓死捍卫的小屋。那个话题，像一道伤疤，谁也不敢去碰。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妈，我那屋……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母亲的声音才传来，带着一丝不自然：“挺好的，我每周都给你打扫。你那些书，都用塑料布盖着呢，一点灰都落不上。”
我知道她在撒谎。
真正的答案，是在一个月后，我无意中从一个老家的高中同学那里听到的。他和我舅舅家是远房亲戚。在一次QQ聊天中，他随口问我：“哎，李文斌，听说你表弟住你家了？住你那屋？怎么样，他没把你那些宝贝模型给弄坏吧？”
我的心，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原来，在我离开后的第二个星期，舅舅一家就把表弟的行李搬了进去。母亲在电话里对我编织的那个“为你保留着”的谎言，瞬间被戳破。
我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力。我赢了那场战争，我用两千多公里的距离，换来了选择的自由。但最终，我还是失去了那个房间。它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被悄无声息地占领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坐了一整夜。南方的夜空，星星又低又亮。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一个为了一个早已失去的阵地，而把自己流放到异国他乡的傻瓜。
我开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和实践中。图书馆、实验室、实训车间，成了我的三个据点。我像父亲一样，沉浸在机械的世界里。那些冰冷的金属、精密的图纸、轰鸣的机器，能让我暂时忘记现实中的烦恼。
我开始理解父亲说的那句话：“你心里有谱，手里有准，走到哪儿，都饿不着。”当我独立完成第一个复杂的零件设计时，当我操作铣床加工出的成品得到老师的赞扬时，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成就感，填补了我内心的空洞。
这门手艺，这份技术，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它不像那个房间，会被人拿走；也不像那份亲情，会附加那么多沉重的条件。它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伙伴。
05
大二那年，为了赚点生活费，也为了多学点真本事，我经师兄介绍，在校外一家私人机械作坊找了份兼职。
作坊不大，藏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写着“高氏精工”。老板姓高，大家都叫他高师傅。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不爱说话，但一双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高师傅的手艺，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据说有些大厂解决不了的精密加工难题，最后都得拿到他这里来。他的作坊里，有几台德国进口的旧机床，被他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每天都擦得一尘不染。
我第一天去，高师傅什么也没让我干，就扔给我一块铁块和一把锉刀，让我把它锉成一个标准的正方体，要求是六个面都平整光滑，尺寸误差不能超过0.02毫米。
这是钳工最基本的功夫。我以前在学校金工实*的时候练过，觉得不是什么难事。我埋头苦干了整整一个下午，累得腰酸背痛，终于把那个铁块锉得方方正正，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我把成品拿给高师傅看。他没说话，拿起游标卡尺和角尺，仔仔细细地测量检查。他的手指很稳，眼神专注得像是在鉴定一件稀世珍宝。
良久，他放下工具，看着我，淡淡地说：“小伙子，手劲不错，就是心急了点。”
他指着其中一个面：“这里，高了0.05毫米。还有这个角，不是标准的90度，差了大概一度。”
我有点不服气：“师傅，这……这用眼睛根本看不出来啊。”
高师傅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淡然：“东西是做给机器用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机器不会骗人，差一丝一毫，它就跟你闹脾气。我们做手艺的，讲究的就是一个‘准’字。这个‘准’，不光在手里，更在心里。”
他拿起我锉的那个铁块，扔进了废料桶。“明天，继续。”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那块铁疙瘩较劲。锉了磨，磨了测，测了再锉。我的手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老茧。我开始慢慢体会到高师傅说的那种“心里的准”。那是一种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一种对毫厘之差的敬畏。
当我终于做出一个让他点头的方块时，我感觉比期末考试得了满分还要高兴。
高师傅这才开始真正教我东西。他教我怎么听机床的声音，判断刀具的磨损程度；教我怎么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最合适的转速和进给量；教我怎么在没有先进测量仪器的情况下，用最土的办法，做出最精密的活儿。
他身上有一种和我父亲相似的气质，那种老一辈手艺人的执着和骄傲。但他比我父亲更温和，更有耐心。他会跟我讲他年轻时学徒的故事，讲那些零件背后的门道。
有一次，我们一起加工一个医疗器械上的微型零件，精度要求极高。我负责其中一道工序，因为一时疏忽，一个尺寸稍微超了差。虽然在允许的公差范围内，但已经接近上限。我觉得问题不大，就准备交差。
高师傅拿过去，只看了一眼，就放到了一边。“重做。”他说，语气不容置疑。
“师傅，这个……在公差范围内，能用的。”我小声争辩。
他抬起头，锐利的目光看着我：“小李，我们做的是什么？是给人治病的器械。这个零件，将来会装在手术刀上，还是装在呼吸机里，我们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们手里差的这一丝，到了医生手里，可能就是一条人命的差别。”
他拿起那个不合格的零件，在砂轮机上直接磨掉了。“做东西跟做人一个道理，不能差一毫一厘。不光要对得起给你钱的人，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一刻，我父亲在车间里对我说的话，和他此刻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重叠在了一起。
“做东西，跟做人一样，不能差一毫一厘。”
“人情，就像存款，得攒着。”
我忽然明白了，他们信奉的是同一种哲学。只是父亲把这种哲学用在了处理人际关系上，而高师傅，把它用在了对待手艺和良心上。他们的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对“规矩”和“标准”的绝对遵守之上。
而我，曾经因为反抗这种“规矩”，而选择了逃离。
在高师傅这里，我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学会了沉静和专注。我开始理解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坚守和固执。他们或许不懂得年轻人的“自我”和“边界”，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恪守着一份朴素的责任和道义。
那年寒假，我没有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在作坊里帮忙，多赚点钱。母亲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也好，在那边，有师傅带着，我们也放心。”
我知道，那个家，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房间，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回去，只会徒增尴尬。
除夕夜，高师傅的爱人做了一大桌子菜，留我在他家吃年夜饭。我们喝了点酒，高师傅的话也多了起来。他问起我的家人，问起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面过年。
我沉默了很久，第一次对一个外人，讲起了那个关于房间的故事。我以为他会觉得我小题大做，或者会像我父亲一样，觉得我不懂事。
没想到，他听完后，只是给我满上酒，轻轻碰了下我的杯子，说：“孩子，没做错。人的心，也得有个安放的地方。那间屋子，就是你心里的那块地。地要是没了，心就没根了。”
他喝了一口酒，看着窗外的烟花，悠悠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犟。为了点手艺上的事，跟师傅拍桌子，好几年不来往。后来才明白，有些东西，得争；有些东西，得放。关键是，你得想明白，你争的到底是什么。”
我争的到底是什么？
我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陷入了沉思。最初，我争的是一个物理空间。后来，我争的是一口气，一份不被随意支配的尊严。而现在，我似乎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争夺那个房间来证明什么了。
因为我找到了另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它就在我的手里，在我的技术里，在高师傅教会我的这份“心里有谱，手里有准”的从容里。
06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老家，留在了这座南方城市。
靠着大学期间积累的技术和在高师傅作坊里攒下的一点钱，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了一家小小的精密加工工作室。创业的路很艰难，我们接过大厂看不上的小订单，也接过个人爱好者稀奇古怪的定制活。没日没夜地画图、编程、操作机器。
那几年，我几乎没回过家。过年的时候，也只是打个电话，寄点钱回去。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那条长长的电话线，连接着，却始终隔着一层听不见的电流声。我知道，那个房间，仍然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根刺。表弟考上了大学，去了别的城市，但那间屋子，舅舅一家并没有“还”回来，而是被当成了他们在城里的一个落脚点，堆放杂物，偶尔来住。
母亲在电话里提过一次，语气很愧疚：“文斌，你舅他们……哎，你爸说，算了，反正你也不回来住……”
我打断她：“妈，没事。我这边挺好的，住得宽敞。”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住的是城中村的握手楼，房间只有七八平米，比我老家那间小屋还小。窗外就是邻居的厨房，油烟味能直接飘进来。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窘迫，更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在用自己的“惨”，来控诉他们的“错”。我已经不是那个需要用一间屋子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少年了。
工作室的生意，在我们玩命的打拼下，渐渐有了起色。我们靠着过硬的技术和“死磕”精神，赢得了一些客户的口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接到了一个修复古董钟表的活儿。那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座钟，里面的齿轮组磨损严重，已经无法修复，必须重新制作。
没有任何图纸，没有任何参数。我们只能靠着卡尺和显微镜，一点点地测量、反推、绘图。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擒纵轮，结构极其复杂，对材料和加工精度的要求高到变态。我们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想到了高师傅。我已经很久没去看他了。
我带着那个磨损的擒纵轮，找到了“高氏精工”。作坊还是老样子，只是高师傅的背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
他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对着那个小小的零件，看了足足半个小时。然后，他抬起头，对我说了两个字：“能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就住在了作坊里。高师傅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从选料、热处理，到每一个齿的切削角度，每一个轴孔的打磨。他不用任何先进的数控设备，就凭着那几台老掉牙的机床和一双巧手。
他说：“做这种活，机器靠不住，全凭手感和经验。心要静，手要稳，人跟刀，要合成一体。”
在最后一道打磨工序时，他让我来操作。我的手在抖，生怕一不小心，就毁了这几天的全部心血。
他把手搭在我的手背上，那双手，干燥、温暖，布满老茧，却稳如磐石。“别怕。跟着心走。”
当那个崭新的、闪着金属光泽的擒纵轮完美地嵌合进机芯，当古老的座钟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再次发出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高师傅却很平静，他只是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额头的汗，淡淡地说：“手艺这东西，一代传一代，不能断了香火。你小子，有天分，别糟蹋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手艺人，一个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车床和零件的人。他守着他的厂，守着他的手艺，就像高师傅守着这个小小的作坊一样。他们是同一个时代，被浪潮抛在后面的匠人。他们固执，守旧，不懂变通，但他们身上，有着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敬畏和坚守。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第一次，不是在节假日。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苍老。
“爸，是我，文斌。”
“嗯……知道。”他顿了顿，问道，“有事？”
“没事。就是……想问问您，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死不了。”还是那副硬邦邦的口气。
我笑了笑，说：“爸，我最近在做一个活儿，遇到点难题。想请教您一下，关于一种特殊合金材料淬火的温度控制……”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有些粗重的呼吸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压抑着激动，又故作平静的声音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找我的笔记。”
那是我和父亲之间，第一次，像两个平等的成年人，像两个手艺人一样，进行了一场纯粹的技术交流。我们聊了很久，从材料学聊到加工工艺，从老式的车床聊到最新的五轴联动。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很高兴。那种高兴，不是因为我赚了多少钱，或者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而是因为，我终于，真正地走进了他的世界，理解了他的骄傲和坚守。
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南国的月亮，忽然觉得，那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似乎，也不是那么遥远了。
07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回家的，是父亲的那场意外。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文斌……你快回来吧！你爸……你爸出事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父亲在操作一台老旧的冲床时，机器突然失灵，防护装置也坏了，他的右手被卷了进去。虽然抢救及时，手保住了，但三根手指粉碎性骨折，神经也严重受损。以后，别说开车床了，可能连拿筷子都费劲。
我买了最快一班的飞机票。十几个小时后，我站在了阔别多年的城市。还是那片灰蒙蒙的天，还是那股熟悉的，夹杂着煤灰味的空气。一切好像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父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头发白了大半。他那只曾经能操控精密仪器、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吊在胸前。
看到我，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别过头去，不看我。
母亲在一旁，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抹眼泪。“都怪我，没让他早点退下来……那破厂子，效益不好，机器老得掉牙，还让他去顶班……”
我走到床边，看着父亲。几年不见，他老了很多，背也驼了，像一座被风雨侵蚀的山。
“爸。”我叫了他一声。
他没理我。
我坐下来，默默地给他削了一个苹果。我的手很稳，刀下的苹果皮，薄而不断。这是高师傅教我的，他说，能削好苹果皮，才能控制好车刀。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到他嘴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张开了嘴。
那几天，我就在医院里陪着他。我们之间的话依然不多。但我会给他喂饭，帮他擦身，扶他去上厕所。他没有拒绝，也没有感谢。我们就这样，用一种笨拙而沉默的方式，修复着父子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
厂里的领导来看过他。带来的消息是，厂子要进行最后一次改制，其实就是破产清算了。那片养活了几万人的老厂区，连同那些轰鸣了一辈子的机器，都将成为历史。
父亲听着，一言不发，只是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我知道，他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有一天晚上，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手……废了。”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也好。”他自嘲地笑了笑，“反正，厂子也没了。我这身手艺，留着也没用了。”
他的目光转向我，仔细地打量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你……在外面，还好吧？”
“挺好的，爸。”我点点头，“开了个小作坊，跟您和高师傅学的，手艺还在，饿不着。”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那屋子……委屈你了。”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
我等了这句话，等了快十年。我曾经以为，我会带着怨恨，记一辈子。可当它真的从父亲口中说出来时，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酸楚。
“爸，都过去了。”我握住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他的手很凉，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粗糙。“我那时候，也不懂事。”
他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一层水光。“是我……太要面子。总觉得，老子说的，就得是理。其实……什么理不理的，一家人，让你受了委屈，就是我没做好。”
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第一次，真正地敞开了心扉。他讲了他对厂子的感情，讲了他对未来的迷茫。我讲了我在南方的打拼，讲了高师傅的教诲，讲了我对“手艺”两个字新的理解。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点。我们都一样的固执，一样的骄傲，一样的，把手里的活儿，看得比天大。
出院那天，我去办手续。在缴费单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李建华。
建华。建设中华。
多么富有时代烙印的名字。我忽然明白了，他那一代人，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国家的建设，奉献给了那些轰鸣的机器。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行为准则，都是在那个集体主义的年代里塑造的。他们*惯了奉献，*惯了牺牲小我，*惯了用“人情”和“关系”来维系社会的运转。
而我，生在一个强调个人价值的时代。我的反抗，我的逃离，其实是两个时代价值观的碰撞。
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我们都老了。时代，也变了。
08
老房子拆迁的日子，定在一个周末。
我提前一天回到了家。那栋红砖筒子楼，已经人去楼空，墙上用红漆刷着*的“拆”字，像一道道伤疤。楼下堆满了废弃的家具和杂物，一片狼藉。
我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熟悉的家门口。门没锁，虚掩着。我推开门，一股尘封已久的味道扑面而来。
客厅里空荡荡的，家具都搬走了，只剩下墙上褪色的奖状和地上的印子，记录着曾经的岁月。
我径直走向我的那间小屋。
门开着。屋子里，我的那些东西，还整整齐齐地码在角落里。书箱，模型，工具盒……上面盖着一层塑料布，就像母亲在电话里说的那样。
舅舅赵国良和表弟赵壮壮也在。他们是特地过来帮忙搬东西的。
几年不见，舅舅苍老了许多，两鬓斑白。表弟已经长成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看见我，有些靦腆地笑了笑，叫了声：“文斌哥。”
舅舅搓着手，一脸的歉意：“文斌，你看这……当年，是舅不对。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笑了笑：“舅，都过去了。壮壮现在怎么样？工作了吗？”
“毕业了，在设计院上班。”舅舅说起儿子，脸上有了光彩，“多亏了当年在这儿住了三年，不然，哪有今天。”
表弟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低声说：“哥，对不起。那时候我小，不懂事。你的那些模型，我一个都没敢动，怕给你弄坏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所有的怨气，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我走进那间熟悉又陌生的小屋。墙上球星海报的胶带痕迹还在，书桌在墙上留下的划痕也清晰可见。窗外的梧桐树，比记忆中更加枝繁叶茂。
这里，曾经是我的战场，我的堡垒，我青春期所有敏感和叛逆的寄托。我为了它，奔赴了两千公里之外。
可现在站在这里，我心里却异常平静。它不再是一个需要我誓死捍卫的阵地，而更像一个收藏着我青涩过往的纪念馆。
在床底下，我找到了那个我和父亲一起做的木头箱子。打开它，里面是我小时候的弹珠、小人书，还有几张泛黄的成绩单。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信封。信封已经黄脆，上面是父亲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文斌收。
我拆开信，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
“文斌：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爸没文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
那天在车站，爸没跟你说几句话，怕你妈看着更难受。其实爸心里，舍不得你走。
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从小就犟。这次的事，爸知道，你心里有疙瘩。爸承认，这事办得，是有点硬。但你舅那边，人情在那儿，爸也是没办法。
你选的路，你自己走。爸只希望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跟人置气，也别委屈了自己。做人，要像我们做的零件一样，方方正正，实实在在。
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
爸：李建华”
信的落款日期，是我离家的第二天。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洇开了一片模糊的字迹。原来，在他那坚硬的外壳下，也藏着这样一份笨拙的温柔。这份迟到了十年的父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最后一扇尘封的门。
我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回口袋。
第二天，挖掘机的轰鸣声响起。我们一家人，还有舅舅一家，都站在警戒线外，看着那台钢铁巨兽，挥舞着巨臂，砸向那栋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红砖楼。
墙体倒塌，砖石飞溅，尘土弥漫。
母亲靠在我身上，轻轻地啜泣。父亲站在我身边，那只受伤的手插在口袋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胳膊。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如释重负的平静。
那间承载了我们父子十年隔阂的小屋，在轰鸣声中，化为了一片废墟。
我忽然明白了高师傅的话。
我争的，从来都不是一间屋子。我争的，是理解，是尊重，是一个少年渴望被看见的内心。而这场长达十年的远行，也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寻找一条回家的路。
房子没了，但家还在。
我看着身边鬓角斑白的父母，忽然觉得，这两千多公里的路，我走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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