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高考阅卷最后一天，我正准备提交语文组的分数。
鼠标悬在“确认”按钮上时，突然看到一篇作文。
字迹歪斜如蚯蚓，却写着一个山村少年背着瘫痪母亲上学的事。
“娘说人活着就像山上的毛竹，压得再弯也要弹起来。”
我抬手把28分改成了42分——恰巧超过本科线1分。
十年后同学会，已经成为医生的他举着酒杯找我：
“老师，当年那篇作文……我其实漏写了最后一行。”
“我知道。”我笑着抿了口酒，“你母亲早就在你高一时去世了，对吗？”
他眼眶突然红了：“那您为什么还……”
“因为改分数那晚，我梦见我早逝的母亲说，毛竹弯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高考阅卷点设在市郊一所中学的旧实验楼里。七月的江南，暑气蒸腾，窗外蝉鸣聒噪，搅得人心头发慌，头顶的老式吊扇“嘎吱嘎吱”地转，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卷着试卷和旧木头混合的、沉闷的气味。我是语文阅卷组的组长，老方，在这间弥漫着汗味、咖啡残渣和纸页陈旧气息的机房里，已经连续伏案了七天。最后一天，截止时间近在眼前，系统后台的确认提交按钮，像一个沉默的红色句号，悬在所有尚未最终锁定的命运之上。
手腕和脖颈早已僵硬酸痛，眼前密密麻麻的字迹开始浮动、粘连。我揉了揉太阳穴，强打精神，滚动着鼠标滚轮，进行最后一次浏览。大部分作文分数早已尘埃落定，剩下的多是“问题卷”——篇幅过短、严重跑题、字迹无法辨认，或是像眼前这篇，需要再三斟酌的“擦边卷”。屏幕的光映在我起了雾的镜片上。我点开下一份扫描件。
首先攫住目光的，是那手字。谈不上书法，甚至谈不上工整，一个个字歪歪扭扭，像被暴雨冲散了根的蚯蚓，在泥泞的田埂上艰难地蠕动，深一笔浅一笔，用力处几乎戳破纸张的虚拟影像，虚浮处又淡得快要消失。卷面说不上干净，有几处涂抹的黑色疙瘩。这样的卷面，在成千上万份整洁的答卷里，先天就矮了一截。按照常规，扫一眼，给个切入分，甚至再低些，也就过去了。毕竟，这是高考，规则与效率至上。
然而，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或许是那笨拙笔画里透出的执拗，或许仅仅是老教师近乎本能的多看一眼，让我没有立刻跳过去。我定了定神，凑近些，开始读那内容。
题目是“压力与韧性”，很常规。他开篇平铺直叙，甚至有些笨拙，写一个山村少年，父亲早逝，母亲在他初三那年一次山洪后意外摔伤，瘫痪在床。家里顶梁柱倒了，亲戚疏远，乡邻叹息。少年想过辍学，去镇上打工，被母亲用唯一还能动的胳膊，抓着枕头狠狠砸了一下。“砸”这个动词用得突兀又真实。母亲说：“人活着，就像咱后山崖缝里的毛竹，看着细，风来了雨来了，雪压上去了，弯得都快贴了地，可根抓着石头缝呢。只要根不断，压得再弯，时候到了，也得弹起来。”
“弹起来”，他用了个方言词，后面用括号小心地标注了拼音。就是这个简单的比喻，像一根极细的针，猝不及防地刺了我一下。我仿佛看见黝黑瘦小的少年，天不亮就爬起来，烧水，给母亲擦洗、翻身，熬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自己胡乱扒几口，然后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打着补丁的书包，跑十几里山路去乡里的中学。放学了，又跑回来，砍柴、挑水、做饭，伺候母亲吃饭，然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摊开课本。煤油灯熏得他眼睛发红，母亲在床上一声声压抑的咳嗽，是夜里唯一的背景音。
作文里没有渲染苦难，只是白描，写他如何学会给母亲按摩僵硬的腿，如何因为买不起轮椅，用旧木板和轴承给自己钉了个简陋的“拖车”，在天气好时把母亲抱上去，拉到家门口晒晒太阳，看看山。写他成绩的起伏，写同学的议论，写深夜独自面对*题的茫然。也写母亲眼睛里的光，写山上毛竹在春天里拔节的声音。字里行间，没有怨艾，只有一种被生活磨砺出的、粗粝的韧劲。
最后一段，他写道：“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不知道能不能走出这座山。但娘说，毛竹弯了，是在攒劲。我不知道攒的劲够不够，可我想试试，试试看，能不能把自己弹得高一点，把娘带出去看看山外面的样子。”
没有华丽的结尾，甚至有些仓促，句子就断在那里。卷面上，最后一行下面，有一小片不自然的空白，扫描出来的颜色比周围略深一点，像是曾经写过什么，又被用力涂掉了，只留下一点无法完全遮掩的痕迹。通常，这可能被视为卷面瑕疵，但那一刻，一种奇异的直觉攫住了我。我盯着那片小小的、颜色略深的污迹，心里某个角落微微一动。
我瞥了一眼屏幕右上角系统自动给出的建议分数区间：20-30分。以这手字和略显平实的文风，给28分，算是中规中矩，甚至可以说没有亏待那份真挚的情感。我移动鼠标，光标落在评分框，敲下了“28”。
“确认提交”的红色按钮，在屏幕下方无声地闪烁着。整个机房里，只剩下键盘偶尔的敲击声和窗外永不停歇的蝉鸣。汗珠顺着我的鬓角滑下来。我端起旁边早已凉透的浓茶，喝了一大口，苦涩的滋味在舌尖蔓延。目光不由自主地，又飘回那篇文章，飘回“弹起来”那三个字，飘回那片小小的、谜一样的涂改痕迹上。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曾是个山村少年，也有一个沉默而坚韧的母亲，在贫瘠的土地上，用佝偻的背，为我扛起一条隐约的路。我想起她冬日里裂开血口子的手，想起她目送我离开山村去县城读师范时，站在村口老槐树下，久久不动的、越来越小的身影。她没说过毛竹，她只说：“好好念书，别回头。”
手指在鼠标上无意识地摩挲。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涩。我点开这名考生的其他题目得分，快速心算。如果他作文是28分，总分将距离本科线差15分。如果……如果能到40分以上，或许，就刚好能擦着边。一分，就能压过成千上万的人。
我的手心有些汗湿。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是一个阅卷老师绝不该有的念头。公平、规则、铁律……这些词汇在脑中轰鸣。可是，那歪斜的字迹，那“毛竹”，那涂掉的最后一行，还有我心里那个早已远去、却从未模糊的，母亲站在槐树下的身影，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沉默而强大的力量，推着我的手腕。
我长长地、无声地呼出一口气，像要把胸腔里某种滞重的东西呼出去。然后，我移动光标，删掉了“28”，重新输入“42”。按键声在寂静的机房里，轻，却异常清晰。接着，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将鼠标箭头移动到那个红色的按钮上，点击。
“分数已提交，不可更改。”
系统冰冷的提示框弹出。我靠在椅背上，浑身虚脱，额头上全是冷汗，心里却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平静。我对自己说，就这一次，就为那山崖上的毛竹，就为那可能被涂掉的、某个更残酷的真相。窗外，暮色四合，蝉声不知何时歇了。
……
时光如湍急的河水，十年不过一瞬。我从教学一线退下来有些年头了，偶尔参加一些校友活动。这次是当年我带过的那届学生毕业十周年聚会，在一家酒店宴会厅。灯火辉煌，衣香鬓影，当年的青涩少年少女，如今多是社会中坚，意气风发。酒杯碰撞，笑声喧哗，往事在略带夸张的追忆中变得朦胧而温馨。
一个穿着得体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身形挺拔的年轻男子端着酒杯，穿过喧闹的人群，径直走到我面前。他笑容温和，眼神明亮，早已褪去任何可能的怯懦与局促，只余下沉稳与自信。但我还是在他眼角细微的纹路和举杯时那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里，认出了他。或者说，认出了那双可能曾在煤油灯下熬红、却执拗地望着远方的眼睛。
“方老师，好久不见。您身体还好吗？”他语气恭敬。
“好，好。你是……”我笑着，等待他自报家门。其实心里已猜出七八分。
“我是陈河。可能您不记得了，我语文不太好，尤其是作文。”他微笑着，语气寻常，像在说一件趣事，但目光却紧紧锁着我。
“陈河……”我沉吟，点了点头，“有印象。听说你现在是医生了，很好，很好。”
“是，在省医，主要做脊柱外科。”他顿了顿，指尖微微转动着晶莹的酒杯，里面的液体晃动着细碎的光。周遭的喧闹似乎自动退远了一些。他抬眼，目光清澈见底，直直看进我眼里：“老师，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您说声谢谢。为了……很多。尤其是，当年高考那篇作文。”
来了。我心里那片沉寂了十年的湖面，仿佛被投入一颗小石子。我面上依旧平静，只是看着他。
他似乎斟酌了一下词句，声音压低了些，确保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那篇作文……我写完主体部分，时间就很紧了。最后其实，我还匆匆写了一句结语，但写完后觉得……觉得太消极，也太像卖惨，怕影响分数，就抢在打铃前，拼命把它涂掉了。涂得很黑。我一直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复杂的意味，“后来我估算分数，语文成绩比我预想的高了不少。尤其是作文……我后来反复想，只有一种可能。是您……高抬贵手了吧？”
他用了“高抬贵手”这个词，带着小心翼翼的探询，和深切的感激。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拿起自己的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酒液微涩，带着时光发酵后的醇厚。放下酒杯，我看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
“你母亲……是在你高一时去世的，对吗？不是高三，也不是瘫痪。是意外，山体滑坡，很突然。”
这句话像一道无声的霹雳，击中了陈河。他脸上那精心维持的、属于成功医生的从容镇定，瞬间崩开一丝裂缝。瞳孔急剧收缩，举着酒杯的手指蓦地收紧，指节泛白。眼眶几乎是立刻就红了，一层清晰的水光迅速弥漫上来，在他镜片后积聚。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了，没能立刻发出声音。周围的欢声笑语、杯盘轻响，仿佛都隔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变得模糊而不真切。良久，他才极其艰难地，用一种近乎气声的语调问：
“您……您怎么知道？那您为什么还……”
为什么还在明知他虚构了部分经历、甚至可能涉嫌博取同情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扣分，反而给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他命运的高分？
我看着这个瞬间被拉回十年前、那个背负着巨大秘密和苦痛的少年面前的年轻医生，心里涌起一股深沉的叹息。我示意他稍安，又啜了一口酒，让那微灼的液体滑入喉咙，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改完分数提交上去的那天晚上，我累极了，回到家倒头就睡。却做了一个很短的梦。梦见我母亲，她去世很多年了。梦里她还是我离开山村时的样子，站在老屋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然后叹了口气，说：‘毛竹弯得太久，根要是锈死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我顿了顿，目光越过他，看向宴会厅窗外璀璨的城市灯火，那灯火之下，是无数个沉默的、蜿蜒的来路。
“梦里醒来，我坐在床上，想起你那篇作文，想起那片涂黑的痕迹。我想，一个孩子，要在作文里虚构母亲还在，要让她‘瘫痪’而不是‘离去’，或许不是因为不诚实。而是因为，‘失去’太彻底，太绝望，他需要有一个‘负担’，才能找到继续‘弹起来’的理由和力气。他涂掉的，或许不是一个句子，而是那份不敢直视的、冰冷的‘轻松’。”
我转回目光，看着早已泪流满面、紧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呜咽出声的陈河。
“规矩是冷的，但毛竹是活的。我改那分数，不是因为你写得多么好，更不是鼓励虚构。而是觉得……那根被压弯的、差点就要锈死的毛竹，或许，还值得再给一次拼命往上弹的机会。现在看来，”我微微举起酒杯，向他示意了一下，“它弹得不错。”
陈河再也抑制不住，他猛地低下头，摘下眼镜，用手背狠狠抹了一把眼睛，肩膀微微耸动。尽管没有哭声，但那无声的颤抖，比任何嚎啕都更具冲击力。周围有人似乎注意到这边异样的安静，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很快又被同伴拉回热闹的交谈中。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戴上眼镜，眼眶和鼻尖依然红着，但眼神已经不同，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碎裂后又重新凝固，变得更为坚硬，也更为清澈。他拿起酒瓶，将自己和我的酒杯重新斟满，然后双手捧杯，举到齐眉的高度，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老师……”他的声音依旧沙哑，却无比清晰、无比沉重，“我敬您。”
我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自己的酒杯，与他轻轻一碰。两只玻璃杯发出“叮”一声清脆的鸣响，悦耳，悠长，仿佛穿过了十年的山风与光阴，终于在此刻，轻轻的回荡开来。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