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八六年的夏天，黏糊糊的，像一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粘在人身上，甩都甩不掉。
知了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喊，喊得人心烦意乱。
我叫林卫东，那年十九，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待业。说好听点是待业，说难听点，就是个混子。
我们家住在一栋苏联人五十年代盖的筒子楼里，灰砖墙，木头窗，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煤球、白菜和杂物，一到饭点，油烟味、饭菜味、厕所味混在一起，能把人熏个跟头。
我爸是轧钢厂的，我妈没工作，就靠我爸那点死工资，养活我们一家四口，日子过得紧巴巴。
我呢，除了在家挨我妈的骂，就是跟着院里几个同样待业的哥们瞎晃悠。抽烟、喝酒、打台球，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有点手艺，我爸教的，会摆弄点电工活。谁家灯不亮了，保险丝烧了，喊我一声，我拎着个帆布工具包就去了。
不要钱，就图个脸熟，有时候能蹭根烟，或者一碗绿豆汤。
在院里，我算是个“能人”。
那天下午，我正跟大头他们凑在楼道口打扑克，浑身被汗浸透了，就穿个大裤衩，光着膀子。
“卫东，卫东！”
我听见有人喊我，声音清清脆脆的，不像院里的大妈。
我一抬头，愣住了。
是陈老师。
陈老师叫陈漱，是我们这片儿新分来的初中语文老师，不住我们这栋楼，住后面那栋新一点的教师公寓。
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长得特别好看，不是那种妖艳的好看，是那种干净、清爽的好-看。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
酒窝。
她平时总穿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走路不快不慢，像教科书里的插图。
院里的小年轻，没几个不偷着瞄她的。
我赶紧把手里的牌扔了，站起来，觉得光着膀子有点不合适，手在裤子上胡乱擦了擦。
“陈老师，您喊我？”
大头他们几个也安静下来，挤眉弄眼地看着我。
陈漱的脸有点红，可能是热的，也可能是被我们这群光膀子的小伙子看得不好意思。
“嗯，林卫东，我听王阿姨说，你……你会修电灯？”她说话声音不大，有点犹豫。
“会啊！怎么了陈老师？您家灯坏了？”我拍着胸脯说，感觉自己特有面子。
“嗯，我……我房间的灯泡总是一闪一闪的，换了个新的也不行，可能是线路的问题。你……你有空吗？”
“有空！必须有空！”我立马说。
我转身对我妈的窗户喊了一嗓子：“妈！我工具包呢！”
我妈的脑袋从窗户里探出来，一看是陈老师，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麻利地把那个油乎乎的帆布包递给我。
“快去快去，给陈老师好好看看！”
我拎着包，跟着陈漱往她家走，感觉背后大头他们的目光跟探照灯似的。
我心里有点美，还有点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去陈老师家。
教师公寓比我们那筒子楼强多了，至少是单元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楼道里也干净，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陈老师家在三楼。她打开门，一股淡淡的、说不出来的香味飘了出来。
不是花露水的味儿，也不是雪花膏的味儿，就是一种……很好闻的味儿。
“进来吧，家里有点乱，你别介意。”她侧身让我进去。
我一脚踏进去，感觉像是进了另一个世界。
她家不大，一室一厅，但收拾得特别整洁。地上是水磨石的，擦得锃亮。家具不多，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张床，椅子，但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书架上塞满了书，书桌上放着一个笔筒，一支钢笔，还有一沓作文本。
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宁静致远”。
整个屋子都透着一股“文化”的气息。
“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陈漱说着，就去拿暖水瓶。
“不用不用，陈老师，我先看灯。”我赶紧说。
屋里光线有点暗，窗帘拉着一半，只有客厅的灯亮着，卧室的门开着，里面的灯果然在一闪一闪，跟鬼火似的。
“就是那个。”她说。
我走进卧室，一股更浓的香味扑面而来，是她身上的味道。
我有点不敢乱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那个造反的灯。
“我得踩个东西。”我说。
“用这个吧。”她搬过来一把木椅子。
我看了看那椅子，有点细，不怎么结实的样子。
“陈老师，您这椅子……结实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应该……还行吧。”
我心里没底，但又不好意思说不行。
我脱了鞋，小心翼翼地踩了上去。椅子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墙。
陈漱也紧张起来，赶紧走过来，扶住椅子的两条腿。
“我……我帮你扶着。”
她的手就扶在我脚边，我一低头，就能看见她白净的脖子和微微蹙起的眉头。
我心跳得厉害，脑子里嗡嗡的。
“卫东，你小心点。”
她一开口，热气好像都喷到了我脚脖子上。
我“嗯”了一声，不敢再往下看，赶紧抬头研究那个灯。
老式的拉线开关，灯口也是老式的，里面的铜片可能接触不良了。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螺丝刀和钳子，开始摆弄。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我捣鼓灯口的声音，还有我们俩的呼吸声。
她的呼吸很轻，但我觉得特别清楚。
我额头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掉。有一滴，正好掉在她的手背上。
她好像抖了一下，但没动。
我也抖了一下，手里的螺丝刀差点掉了。
“对……对不起，陈老师。”
“没事。”她声音很低。
我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
一个待业小混子，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卧室里，她还扶着我踩的椅子。
这场景，怎么想怎么暧昧。
我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起了电影里那些情节。
我赶紧摇了摇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
“林卫东，你是来修灯的，不是来想女人的！”我心里骂自己。
我集中精神，三下五除二，把铜片掰正，又把线头紧了紧。
“陈老师，您把那个新灯泡递给我。”
“哦，好。”
她把灯泡递给我，我接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指。
她的手很软，有点凉。
我的手跟触电一样，赶紧缩了回来。
灯泡差点掉地上。
“小心！”她惊呼一声。
我稳住身形，把灯泡拧了上去。
“好了，您拉一下开关试试。”
她伸手去拉那根绳子。
“啪嗒”一声。
整个卧室瞬间亮如白昼。
那光亮的，有点刺眼。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因为太亮，还有点不适应，眯了眯眼。
“好了，真好了！卫东，你太厉害了！”陈漱一脸惊喜，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被她这么一夸，我心里那点得意又冒出来了。
“小意思，小意思。”我摆摆手，开始收拾工具。
“多少钱？我给你钱。”她说。
“不要钱，陈老师，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把工具一股脑塞进包里。
“那怎么行，你费了这么大劲，还出了一身汗。”她说着，就要去拿钱包。
“真不用！”我拦住她，“您是老师，我们当学生的，给老师帮个忙，应该的。”
虽然我早就不上学了。
她看着我，没再坚持，眼神里有点复杂的东西。
“那……那你喝口水再走吧。”
“行。”这次我没拒绝。
我跟着她走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才感觉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是凉白开，放在一个带花纹的玻璃杯里。
我接过来，一口气喝了半杯。
“慢点喝。”她在我对面坐下，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客厅里又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停地喝水。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她先开了口。
“没上班呢，在家待着。”我有点不好意思。
“哦，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
“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呗。”我含糊地说。
其实我爸托了关系，想让我也进轧钢厂，当个学徒工，我不愿意去。我觉得那地方没劲，一辈子就看到头了。
“你还年轻，不能总这么待着。”她说，“有手艺是好事，可以去考个电工证，以后也能有个正经工作。”
她说话的语气，真就像个老师，在教导学生。
但我没觉得烦。
“再说吧。”我说。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你爸妈身体还好吗？”她换了个话题。
“挺好的，天天骂我。”我自嘲地笑了笑。
她也笑了，那两个酒窝又露了出来。
“那是关心你。”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发现，陈老师其实挺能说的，不像平时在院里看到的那样，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她跟我说她老家在南方，是自己一个人考到我们这个北方小城来的。
她说她喜欢看书，喜欢听收音机里的广播剧。
她说她当老师，有时候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又觉得特别累。
我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就是听着。
我觉得她心里好像憋了很多话，没人说。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的侧脸轮廓很柔和，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
我突然觉得，她其实……挺孤独的。
一个人，在这么个陌生的地方。
丈夫呢？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
院里的大妈们八卦过，说她结婚了，丈夫在部队，是个军官，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
怪不得。
不知不觉，天都黑了。
楼道里传来邻居们炒菜的声音和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都快七点了。
“哎呀，这么晚了！”我站起来，“陈老师，我得回去了，我妈该找我了。”
“哦……”她也站起来，眼神里好像闪过一丝失落。
“那……我送你。”
“不用不用，就两步路。”
我走到门口，穿上鞋，拎起我的工具包。
“陈老师，您留步吧。以后再有这事儿，您随时喊我。”我回头对她说。
“嗯。”她点点头，站在门里，看着我。
我拉开门，正准备迈出去。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感觉身后一阵风，然后，一具温热、柔软的身体，从背后抱住了我。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
是陈漱。
她抱得很紧，脸贴在我的后背上。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快得像打鼓。
我的心跳得比她还快。
楼道里昏暗的声控灯亮着，能听到邻居家的电视机声和夫妻吵架的声音。
世界好像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在我耳边响起。
“别走了。”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陪陪姐，行吗？”
她自称“姐”。
这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能感觉到，我的后背，被她的眼泪浸湿了。
我十九岁，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
彻头彻尾的害怕。
这是陈老师啊！是那个所有人都尊敬、所有小年轻都幻想的陈老师。
是军嫂。
这要是被人发现了，我的腿都得被打断。她呢？她的工作，她的名声，就全都毁了。
我的身体僵硬得像块铁板，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陈……陈老师……”我嗓子干得冒烟，“您……您别这样……”
“我求你了。”她的声音更咽着，“就一会儿，就陪我说说话。”
她的胳C161抱得更紧了，好像怕我跑了。
她的身体很软，隔着薄薄的衬衫，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马上，推开她，然后逃走，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
那种绝望和无助，透过她的身体，传到了我的身上。
我心里那个叫“理智”的小人，被另一个小人一脚踹开了。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
她抬起头，满脸是泪，眼睛又红又肿，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灯光从客厅照过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看着我，眼神里是乞求，是脆弱，是 loneliness。
那一刻，我心软了。
什么害怕，什么后果，都他妈的被我扔到了脑后。
我抬起手，有些笨拙地，擦了擦她脸上的眼泪。
她的皮肤很烫。
“姐，”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沙哑得不像话，“我不走。”
我把门，轻轻地关上了。
“咔哒”一声，隔绝了门外那个喧嚣、正常的世界。
屋里很安静。
她还靠在我怀里，身体还在微微发抖，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僵硬地站着，任由她抱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地松开我，退后一步，低着头，不敢看我。
“对……对不起，”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我失态了。”
她用手背胡乱地擦着眼泪，但那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擦不干净。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慌。
“没事。”我说，“姐，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她不说话，就是摇头，然后眼泪掉得更凶了。
我把她拉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又给她倒了杯水。
她捧着杯子，肩膀一耸一耸地，无声地哭着。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一个女人，尤其还是陈老师这样的女人。
我只能坐在她旁边，默默地递给她一张手帕。那是我妈非要塞在我口袋里的，说男孩子出门在外，得讲究点。
她接过去，说了声“谢谢”。
又过了很久，她才渐渐平静下来。
“让你见笑了。”她红着眼睛说。
“没有。”我摇摇头，“谁还没个不顺心的时候。”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不怕吗？”
“怕什么？”我故作镇定。
“怕……怕别人说闲话。”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虚。
她苦笑了一下，“你不懂。”
“那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能好受点。”
她沉默了。
客厅里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也不催她，就静静地等着。
我觉得，她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倾听者。
“我丈夫……他叫李建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嗯。”
“他是军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
“前天，我收到了他的信。”
她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
“信上说，他……他申请了去前线。”
我的心一沉。
八十年代，前线，那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清楚。
“他说，那是军人的职责。”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的讽刺，“他说，让我照顾好自己。”
“他甚至……甚至没问我同不同意。”
她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努力不让眼泪再掉下来。
“我给他写信，求他，求他不要去。可是信寄出去，就像石头掉进海里，一点回音都没有。”
“今天下午，我去邮局，想给他打个长途电话。接线员说，往那个方向的线路……都断了。”
“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白天在学校，我要对着那群孩子笑，我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晚上回到家……回到这个空荡荡的屋子……”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捂着脸，痛哭起来。
那一刻，我所有的紧张、害怕、旖旎的幻想，全都烟消云散。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助、绝望的女人。
一个妻子，在为她可能永远也回不来的丈夫而哭泣。
我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会没事的。”我干巴巴地说，“李……李大哥是军人，肯定很厉害，他会平安回来的。”
我自己都不信这话。
她哭得更伤心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
我就坐在她身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讲她的故事。
她和李建国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毕业后，他选择了参军，她选择了当老师，跟着他来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北方小城。
她说，她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可以战胜距离和时间。
但她现在发现，她错了。
她太孤独了。
这种孤独，就像白蚁，一点一点，啃噬着她的心。
她说，今天下午，当她从邮局回来，看到屋里那个一闪一闪的灯泡时，她觉得自己的世界也像那个灯泡一样，马上就要熄灭了。
她说，她看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卫东，”她抬起哭肿的眼睛看着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心里一惊。
“你可别胡思乱想！”我急了，“为了一个……为了一个男人，不值得！”
话说出口，我又觉得不对。
那不是“一个男人”，那是她的丈夫。
“你还小，你不懂。”她摇摇头。
“我是不懂，”我梗着脖子说，“但我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那些学生怎么办？”
“再说了，万一……万一李大哥回来了，发现你不在了，他得……”
我没说下去。
她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的话起了点作用。
我们就这么说着，哭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我忘了我是怎么从她家离开的。
好像是下半夜，天快亮的时候。
我像个做贼的，蹑手蹑脚地溜下楼，心里慌得一批。
回到家，我妈已经睡了。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脑子里全是陈漱那张带泪的脸。
从那天以后，我和陈漱之间，好像有了一根看不见的线。
我们俩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再提那天晚上的事。
在院里碰到，她还是那个陈老师，会对我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走开。
我还是那个林卫东，会挠挠头，说一声“陈老师好”。
但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不再跟着大头他们瞎混了。
我真的去考了个电工证。
我开始找活干，给附近的工厂、商店做点临时的电工活，虽然挣得不多，但至少不是个纯粹的混子了。
我妈都觉得奇怪，说我像变了个人。
我有时候会借口说路过，去她学校门口转转。
隔着铁栅栏，看她给学生们上课，或者在操场上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阳光下，她笑得那么灿烂，好像那天晚上的眼泪，从来没有流过。
但只有我知道，那笑容背后，藏着多深的孤独。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一天傍晚，我刚收工回家，在楼下碰到了她。
她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些蔬菜。
“下班了？”她问我。
“嗯。”
“最近……挺忙的吧？”
“还行。”
我们俩站在楼道口，像两个不熟悉的邻居，说着客套话。
“那个……”她犹豫了一下，“我……我明天要回一趟老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
“哦，回去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我弟弟结婚。”
“那挺好的。”
“我……我怕家里没人，万一……”她没说下去，但我明白了。
那时候的治安，不算好。
“没事，我帮你看着。”我说，“我天天在家。”
“嗯。”她点点头，把一把钥匙递给我。
“这是我家的备用钥匙，你拿着。要是有什么事，你……你方便进去看看。”
我看着那把黄铜钥匙，在夕阳下闪着光。
我觉得它有千斤重。
但我还是接了过来。
“行。”
第二天，她就走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她家门口转一圈。
我用钥匙打开门，进去，打开灯，检查一下窗户有没有关好，然后出来，再把门锁上。
屋子里还是那股好闻的香味。
书桌上的作文本已经批改完了，整整齐齐地摞在那里。
一切都和我上次来的时候一样。
但又好像不一样了。
我站在这空无一人的屋子里，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孤独。
一个星期后，她回来了。
给我带了她老家的特产，一包笋干。
“谢谢。”我说。
“你才应该说谢谢。”她笑了笑，把钥匙接了回去。
我们的关系，好像又近了一点，但又依然隔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秋天的时候，我爸托的关系终于有了结果，我进了轧钢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每天累得像条狗，但心里踏实。
我很少再能碰到陈漱了。我上班早，下班晚，和她的时间完全错开。
有时候，我会特意在周末，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楼道口待着，希望能碰到她。
但好几次，都失望而归。
我开始觉得，我和她，可能就要这么错过了。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天晚上的相遇，不过是一场意外。
直到那天。
那是一个周六，我休息。我帮我妈去买醋，回来的路上，看到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教师公寓楼下喊：“陈漱！陈漱的信！”
我心里一动，跑了过去。
“是陈老师的信吗？”
“对，你是……”
“我是她邻居，我帮她拿吧。”
邮递员看了我一眼，也没多想，就把信给了我。
是一封很薄的信。
信封上的字，龙飞凤舞，充满了力量。
寄信地址，是云南。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知道，这是李建国的信。
我捏着那封信，像捏着一块烙铁。
我不知道该不该给她。
我怕，怕信里又是什么坏消息。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上了三楼。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她。她穿着一件毛衣，头发随便挽着，看到我，愣了一下。
“卫东？你怎么来了？”
我把信递给她。
“你的信。”
她看到信封，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她接过信，手指都在发抖。
她没有立刻拆开，而是看着我。
“你……你陪我一会儿，好吗？”
“好。”
我跟着她进了屋。
她坐在椅子上，拿着那封信，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过了好几分钟，她才用一把小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
她拿出信纸，展开。
信纸很短，只有寥寥几行字。
我站在她身后，看不清写的什么，但我看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了信纸上。
不是嚎啕大哭。
是无声的，绝望的流泪。
我心疼得厉害。
我走上前，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她。
就像那天晚上，她抱我一样。
“姐，”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转过身，扑进我怀里，这一次，她终于哭出了声。
那哭声，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充满了委屈和痛苦。
李建国在信上说，他在一次任务中，负了伤。
伤到了腿。
他说，他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说，他是个废人了，配不上她。
他在信的最后，提出了离婚。
我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打湿我的胸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安慰的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只能紧紧地抱着她，希望我的体温，能给她一点点的温暖。
那天，我没有回轧钢厂的宿舍。
我留了下来。
我们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她哭累了，就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看着她熟睡的脸，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我在心里发誓，我林卫东，这辈子，一定要对这个女人好。
第二天，她醒了，眼睛肿得像桃子。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卫东，”她说，“我要去找他。”
我愣住了。
“去云南？”
“嗯。”
“可……”
“我要去看看他。”她打断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陪你去。”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不行，你还要上班。”
“我可以请假。”
“卫东，这是我自己的事。”她的态度很坚决，“你……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看着她，知道自己拗不过她。
“那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这么快？”
“我等不了了。”
那天，我请了假，陪她去买火车票，陪她去商店买路上吃的东西，陪她回家收拾行李。
她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小小的皮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带上了。
临走前，她把那把备用钥匙，又一次交给了我。
“卫esd，这个家，就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眼圈有点红。
“姐，你……你到了那边，给我来个信。”
“好。”
第二天，我去火车站送她。
站台上，人山人海。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在人群中显得那么瘦小。
汽笛声响起。
“我走了。”她说。
“嗯。”
她转身上了火车，没有回头。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那列绿皮火车缓缓开动，越开越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的心，也跟着那列火车，一起走了。
陈漱走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只是心里，空了一大块。
我每天都会去她家看看，打扫一下卫生，给窗台上的那盆吊兰浇浇水。
我幻想着，有一天，我打开门，她会笑着对我说：“我回来了。”
我开始等她的信。
每天下班，我都会去传达室问问。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
我开始慌了。
她一个女人，人生地不熟的，会不会出什么事？
我甚至想过，干脆辞了工作，去云南找她。
但我连她具体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信来了。
信是从云南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小县城寄来的。
信封上的字，是她的，娟秀，但有点抖。
我颤抖着拆开信。
信很短。
她说，她找到李建国了。
他在一家部队医院里。
腿……确实是保不住了。
她说，她不打算离婚。
她说，她要留下来，照顾他。
信的最后，她说：
“卫东，对不起。忘了我吧。”
忘了她。
多简单的三个字。
我看着那三个字，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一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蹲在轧钢厂的宿舍里，哭得像个。
我没回信。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说“祝你们幸福”？我说不出口。
说“我等你回来”？她已经做了决定。
日子还得过。
我把那封信，连同那把钥匙，一起锁在了一个小铁盒里。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学得很快，师傅很喜欢我。
半年后，我转正了。
一年后，我成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我很少再想起陈漱。
或者说，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她。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拿出那个小铁盒，看着那把不会再有用的钥匙，发一会儿呆。
两年后，我二十一岁。
我妈开始着急我的婚事，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见了好几个，都觉得没意思。
她们都很好，会关心我冷不冷，饿不饿。
但她们都不是她。
她们的眼睛里，没有那种让我心疼的孤独。
她们的身上，没有那种让我安心的香味。
一天，我下班回家，我妈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
“儿子，你猜谁回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敢想。
“谁啊？”
“就是以前住咱们院的那个陈老师！”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她……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嗓子发干。
“就今天下午！哎呀，你是没看见，可怜见的，一个人，还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个男的，应该就是她男人，腿没了……”
我妈还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
我冲出家门，跑到教师公寓楼下。
三楼，那个熟悉的窗户，亮着灯。
我站在楼下，像个傻子一样，站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不该上去。
我怕看到她，又想看到她。
最终，我还是没有上去。
过了几天，我在院里碰到了她。
她瘦了，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看到我，也愣住了。
“卫东。”她先开了口，声音有点沙哑。
“……姐。”我喊了一声。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相对无言。
“你……还好吗？”她问。
“挺好的。”我说，“你呢？”
“也挺好。”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我先回去了，建国他……”
“嗯，你快去吧。”
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楼道。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我们就像最普通的邻居。
碰到面，点点头，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我见过她的丈夫李建国。
他坐在轮椅上，人很清瘦，但精神还不错。看到我，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他是个英雄，我打心底里佩服他。
但每次看到他和陈漱在一起，我心里就跟针扎一样。
我知道，我不该有这种想法。
但我控制不住。
又过了一年。
厂里要选派一批年轻技术员，去德国学*。
我报了名。
经过层层选拔，我入选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
我拿出那个小铁盒，拿出那把钥匙。
我走到教师公寓楼下。
三楼的灯，还亮着。
我能看到窗户上，有两个人影。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很温馨。
我把那把钥匙，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
然后，我转过身，大步地走了。
没有回头。
八十年代，就像一列轰隆隆的绿皮火车，载着我们这代人，一路向前。
有的人上了车，有的人下了车。
而我，和陈漱，只是在某个小站，短暂地相遇，然后，又奔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那晚她身上的温热，那句“陪陪姐”的哭腔，那个明亮又刺眼的灯泡，都成了我青春里，一个滚烫的，再也无法触碰的秘密。
它提醒我，我曾经那么真切地，爱过一个人。
虽然，那份爱，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局。
但我不后悔。
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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