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去年夏天,天津市中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以下简称“ 中华职专”)两个新设的综合高中班引发报名热潮,最终的录取结果显示,最低分数625.6分,最高达680分,已略高于当地公办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并整体优于新的民办高中。这样的热度也蔓延至全市:天津首批5所综合高中招生远超预期。今年,天津的试点校将扩至11个区14所学校,成为中职学校转型发展的“ 新出口”。
而在一千公里外的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龙游二高”),综合高中的实践已近30年。党总支**余孝忠展示了一组数据:去年该校招生最低分569分,与当地重点高中仅差30余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届学生中考分差高达300分,却通过“普高+体艺+职普融通”三条路径实现了分层培养。该校药学专业甚至“一专难进”,成为学生分流的主动选择。
西南大学副教授常宝宁的调研揭示了更深层的变革: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以普高为主体的探索,当前综合高中办学主体已转向中等职业学校。四川、重庆、陕西、广东、黑龙江等地均出现职校开设“ 普高班”或与普高结对办学的模式。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趋势:综合高中不再是普高的附属品,而是职普融合的独立形态。
重启逻辑:从分流焦虑到育人重构
为何要重启综合高中建设?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中小学处处长龙祖胜列出四重动因:国家职教改革强化职普融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需要引导高中从单一分层发展转型为分类发展;综合高中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职普融通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有利于缓解中考分流焦虑;回应百姓对普通高中升学的需求。“最终指向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他强调。
“传统高中教育过度强化筛选功能,普职分流让中考成为‘小高考’。”常宝宁分析,综合高中可以延缓分流、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但综合高中的重新兴起绝非应对分流焦虑的权宜之计,而是教育理念从“注重筛选”到“注重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
在育人方式变革层面,综合高中承载着打破学科壁垒、培养综合素养的使命。“终身学*理念要求我们从学术性能力向综合性素养转化。”常宝宁引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德洛尔报告》指出,综合高中通过课程整合,可将文化素养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可转移技能和职业技术技能。更为深刻的是,综合高中正在重塑人才培养的时间维度。“以往是‘苦三年换一生’,现在是要为终身发展奠基。”常宝宁强调,当大学毛入学率超过60%,学龄人口持续减少,高中阶段教育进入“ 后普及时代”,其功能将从“筛选精英”转向“赋能全体”,综合高中恰好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制度载体。
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综合高中的价值同样显著。龙游二高紧扣当地产业和“新工科”发展需求设置专业,毕业生中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省级发明创造奖获得者等杰出人才。“我们培养的不是‘穿长衫的孔乙己’,而是能扎根产业的技术人才。”余孝忠的表述揭示了综合高中的在地化价值——既满足学生升学需求,又为地方经济注入人力资本。这种“ 升学+就业”的双重导向,使其区别于单纯的普高或职校,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新型纽带。
前行挑战:从体制障碍到认知偏差
综合高中承载着育人方式变革的深层期待。然而,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办好综合高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综合高中建设涉及管理体制、作用机制、课程、师资和学生出路等问题。”常宝宁总结,“谁来管、谁来办、怎么办”是制约综合高中发展的核心问题。
首先,“谁来管”的问题悬而未决。国家顶层设计未能清晰界定综合高中隶属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导致管理职责在基教司与职成司之间模糊不清。这种管理主体的缺失直接造成投入机制不明,无法简单套用普通高中(投入少)或职业教育( 投入多)的模式,经费保障成为难题。
其次,“谁来办”的主体不明。普通高中对承办综合高中普遍缺乏积极性,担心影响生源且视其为职业教育范畴;职业高中虽更积极,但背后的主要动机在于解决生源问题,其实施普通高中课程的能力也存疑。
最后,“怎么办”缺乏系统支撑。关键问题包括:课程设置僵化,直接沿用原“精英教育”模式下的普通高中课程,与“全面普及”模式下学生的实际需求,尤其是综合高中学生的实际需求不太吻合;师资结构特殊,教师需要同时具备文化课教学和职业技能教学双重能力,师资来源与培养困难;学生出路(升学或就业)定位模糊;相较于普通高中已建立的规范化指导,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综合高中的办学标准和质量评价标准。
社会认知的偏差同样不容忽视。“家长选择综合高中更多是无奈之举,而非价值认同。”余孝忠观察到,即便在综合高中,学生和家长仍将“转向普高”作为优先选择。中华职专校长邢纪钢亦谈到,学校的首批90名综合高中班学生,经过一年的学*后,目前仅11人表达了转向职业教育的意愿,其余均希望通过普高通道升学。
常宝宁以“陀螺模型”阐释:顶尖学术人才和技能大师仅是陀螺两端尖角,占社会主体的“陀螺中部”人群需兼具学术与职业素养,但家长“用脚投票”的选择,让综合高中在实践中很容易变形为“ 普高替代品”。
突围之路:从政策破壁到观念转身
面对深水区改革难题,各地正从不同维度寻求突破。
龙祖胜介绍,天津市推进综合高中试点确立了三大原则:坚持整体统筹与局部试点相结合,强化市级统筹,率先出台建设方案,推动区域行政、教研、普高与中职联动;以生为本,通过学生发展指导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兴趣、能力与职业规划等因素,自主选择适宜的发展方向;坚持试点先行,在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发展体制机制,动态优化探索路径,指导本地区综合高中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体实施中,天津市聚焦七项核心任务:确立普职融合的特色育人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整合利用普职教育资源;强化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依据课标实施教学,同时强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与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创新“1+1+N”师资联盟(综合高中+教研机构+N所普高),通过招聘一批、区域内合理流动一批、自主培养一批三渠道解决师资问题,特别是利用普高选课走班带来的“教师潮汐现象”实现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的教师互补;优化学籍管理制度,允许学生高一后双向自主选择;推行全员导师制,精准指导学生发展;探索增值评价体系,组建市级综合高中联盟共享建设经验、共谋优质发展策略。
除了区域层面的统筹谋划,一些学校也进行了因校制宜的探索。例如,师资方面,中华职专借助地理优势,与仅一路之隔的市重点高中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深度共建,形成常态化跨校授课、教研。龙游二高则通过成立跨学科教研组、重构课程群等措施缓解师资结构性矛盾。
综合高中的循序发展有赖地方和学校的实践创新,但更深层的突破还需政策护航。
聚焦师资瓶颈,余孝忠建议为综合高中教师设立专属培养与评定通道,并加强实训基地等方面的投入。邢纪钢则认为:“招生批次与升学出口决定将来综合高中能不能办好。”他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试点的招生名额,天津市的综合高中每年招生仅千余人,占比微弱。而当前天津综合高中被划入中职招生批次,导致优质生源优先报考普高。若将其纳入普高批次录取,生源质量将跃升。同时,普通高校和职业本科院校若向综合高中倾斜招生,将极大增强吸引力。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综合高中扮演了‘救火队’的角色,一度为升学无望学生或生源困难职校解围而存在。”常宝宁分析,现阶段办好综合高中,要把其从“救火队”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从政策与资源配置层面作出调整,包括:明确管理体制,厘清综合高中在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部门间的归属,解决学籍管理、投入机制等问题,避免管理真空;制定实施细则,建立准入标准,明确课程、师资、投入等具体要求,防止办成低质量职中或生源兜底班;强化投入保障,根据职业技能训练需求,明确实训仪器、场地等投入标准,保障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凸显职普融通特色;等等。
“现在中职学校的发展,面对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怀进鹏部长提出的举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邢纪钢提到,当前,尽管转型综合高中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家长对更高层次、更灵活教育选择的诉求愈发明确,提前转身已成为中职学校的生存之选。同时,邢纪钢预判了一个关键窗口期:未来8年内,综合高中的存在有“很大必要性”。
常宝宁同样坚信综合高中的长远价值:“当高校招生真正融合学术与职业双轨,当‘大国工匠’获得社会认同,综合高中才能从‘分流缓冲带’升华为人才培育新范式。”夹缝中的突围,既需政策破壁的勇气,更待社会观念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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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教育家》2025年6月第1期,原标题《综合高中:在夹缝中探寻职普融通新路径》
作者 | 周丽
统筹 | 周彩丽
校对 | 齐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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