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7年的夏天，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墙角缝里的蚂蚁都懒得动弹。
我叫李文良，十八岁。
这一年，我的人生被一张薄薄的成绩单劈成了两半。
中专落榜。
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直直地扎进我的脑子里。
我拿着那张揉得快要烂掉的成绩单，从镇上的邮电所走回家。
短短三里路，我走了快一个小时。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我的后背，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钻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但我没觉得热。
心是凉的，从里到外，凉得透透的。
推开家门，一股混合着饭菜和汗味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
我爹正蹲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我娘在厨房里忙活，锅铲相碰的声音，叮叮当当，比平时更响，也更乱。
大哥大嫂坐在堂屋的小方桌边，没开腔，但那气氛，沉得能拧出水来。
我把成绩单递给我爹。
他没接，只是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一扫，然后又垂了下去。
“知道了。”
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超了还是没超？”我娘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还沾着水渍，脸上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期盼。
我摇了摇头。
那丝期盼瞬间就熄灭了，像被风吹灭的油灯。
她没再问，转身回了厨房，锅铲声停了。
整个屋子，死一样地寂静。
只有我爹抽旱烟的“吧嗒”声，一下，又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晚饭的气氛更是压抑。
一盘炒土豆丝，一盘咸菜，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没人说话。
大哥“呼噜呼噜”地喝着糊糊，头埋得比谁都低，好像那碗里有金子。
大嫂用筷子尖，一根一根地挑着土豆丝，吃了半天，碗还是满的。
我爹的烟一根接一根，饭没吃几口，脚下的烟屁股已经落了一地。
我娘时不时地看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又咽了回去，眼圈红红的。
我一口也吃不下。
胃里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堵。
“我吃饱了。”
我放下筷子，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没人抬头，也没人应声。
我逃也似的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是我和大哥隔出来的小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窗户小得可怜，糊着发黄的报纸。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黑乎乎的屋顶。
隔壁堂屋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早就说了，他不是那块料……”是我爹压抑着火气的声音。
“老三，你少说两句！”我娘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少说？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家里什么光景你不知道？钱都让他拿去念书了，念出个什么名堂？屁！连个中专都考不上！”
“那能怪孩子吗？今年题难……”
“题难？题难人家怎么就考上了？隔壁王二愣子，平时看着傻乎乎的，这次不也考上了？分配到县里的食品厂！铁饭碗！”
“铁饭碗”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砸得我耳朵嗡嗡响。
是啊，王二愣子都考上了。
我，李文良，在我们村，从小也算是个“读书种子”。
我竟然连王二愣子都不如。
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和挫败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枕头有一股汗味和霉味。
我无声地哭着，肩膀一抽一抽。
我恨自己不争气。
更怕的，是未来。
考不上中专，我能干什么？
跟着我爹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这身板，从小就弱，干农活从来不是一把好手。
还是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南下打工？
可我连去县城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全然的陌生和恐惧。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幽灵一样在家里飘荡。
我不敢出门，怕看见村里人同情又带点轻蔑的眼神。
怕听见他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看见没，李家的老三，考砸了。”
“平时看着挺聪明的，没想到啊……”
“读书有啥用，还不如早点下地干活。”
这些话，我虽然没亲耳听见，但光是想象，就足以让我坐立不安。
家里，成了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中心。
我爹见了我，要么重重地哼一声，要么干脆把头扭到一边。
我娘总是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
大哥大嫂更是对我避之不及，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
只有我四岁的小侄子，虎头虎脑地跑到我跟前，仰着脸问：“三叔，你什么时候带我上山摸鸟蛋？”
我摸了摸他的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种日子，是真正的煎熬。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或许，我爹说得对，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
把家里的钱都花在我的学费上，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晚饭桌上，我爹清了清嗓子，终于打破了这死水一般的沉寂。
“老三。”
他叫我。
我心里一哆嗦，抬起头。
“你也十八了，不小了。”他磕了磕烟斗，“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就别钻牛角尖了。”
我娘在一旁附和：“是啊，良子，咱家这条件……你大哥过两年也该说媳妇了，到处都得用钱。”
我大哥埋着头，没说话，算是默认。
大嫂瞥了我一眼，嘴角撇了撇。
我爹继续说：“我跟你大伯说好了，过两天，你跟着他去镇上的砖窑厂干活。虽然累点，但好歹一个月能有几十块钱收入。”
砖窑厂。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知道那个地方，离我们村十里地。
终年烟尘弥漫，热浪熏天。
去那里干活的人，个个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脸上、身上，除了牙是白的，没一处干净地方。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
那是拿命换钱。
我的嘴唇哆嗦着，想说“我不去”。
可我说不出口。
我有什么资格说不？
我是一个失败者，是家里的累赘。
我看着我爹那张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看着我娘那双充满愁苦的眼睛，还有我大哥那双因为常年干农活而粗糙变形的手。
反抗的话，像一块石头，堵在我的喉咙里。
“……好。”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飘忽。
说出这个字，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爹似乎松了口气，脸色缓和了些。
“这就对了。人啊，得认命。”
我娘眼里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她赶紧用袖子擦掉，给我碗里夹了一筷子咸菜。
“快吃吧，都凉了。”
那一刻，我真的认命了。
未来，就像砖窑厂的浓烟一样，灰暗，没有一丝光亮。
就在全家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尘埃落定的时候，二姐回来了。
二姐叫李文秀，比我大三岁。
初中毕业，她就去了南方一家电子厂打工，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
她回来那天，没有任何预兆。
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姑娘，背着一个大帆布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那就是我二姐。
她瘦了，也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像天上的星星。
“爹，娘，我回来了！”
二姐的嗓门还是那么大，清脆，响亮。
我爹我娘都愣住了，随即脸上堆满了笑。
“秀儿？你咋这时候回来了？厂里放假了？”
“想你们了，就请假回来看看。”二姐笑着，把帆布包往地上一放，然后一眼就看见了我。
“良子！”她冲我喊。
我从屋里走出来，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二姐。”
二姐走过来，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
“臭小子，又长高了。怎么样，中专考上了没？录取通知书啥时候到？”
她一无所知。
她的问题，像一把刀，再次插进我的心里。
屋子里的喜悦气氛，瞬间凝固了。
我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我娘的笑容僵在脸上。
二姐何等聪明，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看看我，又看看爹娘。
“怎么了？出啥事了？”
没人回答。
还是我，低着头，声音发颤。
“二姐，我……我没考上。”
二姐愣住了。
她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那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失望，但没有责备。
“没考上……就没考上呗。”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次力道很轻，“多大点事儿，人又没事。”
那一晚，我娘特地杀了只鸡。
饭桌上，二姐问长问短，说着厂里的新鲜事，努力想让气氛活跃起来。
但所有人都心不在焉。
吃完饭，二姐把我拉到院子里。
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
天上的月亮很圆，很亮。
“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说说。”二姐说。
我再也忍不住了，把这些天的委屈、压抑、绝望，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
包括我爹让我去砖窑厂的事。
我说着说着，又哭了。
一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在我二姐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二姐没劝我，就静静地听着。
等我说完了，她递给我一块手帕。
手帕上有淡淡的洗衣粉香味。
“哭完了？”
我点点头。
“哭完就听我说。”二姐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砖窑厂，你不能去。”
我愣住了：“可是，爹他……”
“爹那边，我去说。”二姐的语气不容置疑，“李文良，你给我听好了，咱们家，就你一个读书的苗子。一次考不上，不代表你一辈子考不上。”
“可是……家里没钱了。”这是我最不敢面对的现实。
“钱的事，你不用管。”
“那……那我还能干啥？”我迷茫地问。
二姐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然后缓缓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吐出几个字。
“去读高中。”
读高中？
我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在原地。
在我们的村子，甚至在整个镇上，读高中都是一件奢侈得不敢想象的事情。
那意味着，要再多读三年书。
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
最关键的是，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那可不像中专，考不上就完了，高中读完考不上大学，连个“工人身份”都混不上，就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农民。
风险太大了。
“二姐，你疯了？”我失声说道，“读高中？那得花多少钱？再说，考不上大学，我不就全完了？”
“谁说你考不上？”二姐反问，“你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就是有点懒。中专没考上，是你自己没尽全力！你敢说你把所有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吗？”
我无言以对。
二姐说中了。
最后那半年，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都很有把握，我确实有点飘了，有点松懈了。
“至于钱……”二姐顿了顿，“我来想办法。”
“你？”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二姐，你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
“少废话。”二姐打断我，“我只问你一句，你想不想读？想不想走出这个村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不想以后过跟爹娘不一样的日子？”
她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声声重锤，敲打着我的灵魂。
想吗？
我当然想！
我做梦都想！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山村，不想一辈子跟黄土和泥巴打交道。
我想去看看书里说的北京、上海。
我想知道火车到底有多长。
我想知道，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渴望，像火山一样，开始在我心里喷发。
“想！”
我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这个字。
二姐笑了。
月光下，她的笑容，比星星还要亮。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剩下的，交给我。”
第二天，家庭会议再次召开。
或者说，是我二姐，单方面通知全家。
她把所有人都叫到堂屋。
我爹，我娘，大哥，大嫂。
我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站在二姐旁边。
“爹，娘。”二姐开门见山，“我昨天跟良子聊了。我有个想法。”
我爹吧嗒着烟，眼皮都没抬：“你能有啥想法。”
“我想让良子去读高中。”
一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屋里炸开。
“什么？！”我爹猛地抬起头，手里的烟斗差点掉在地上，“李文秀，你是不是在外面打工打傻了？！”
我娘也急了：“秀儿，你别跟着胡闹！高中是那么好读的？那钱……”
“钱我出！”
二姐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她把我拉到她身后，一个人面对着全家的质疑。
“你们别管钱从哪儿来。我只说，良子这个书，必须得念下去！”
“你出？你说得轻巧！”我爹气得笑了起来，“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够他吃还是够他穿？三年高中，你知道那是个多大的窟窿吗？”
“我知道。”二姐平静地回答，“我在厂里，现在是拉长了，一个月工资加奖金，能有一百多。我省着点花，每个月给家里寄八十，够良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一个月一百多！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1987年，对于我们这个小山村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我爹在砖窑厂累死累活，一个月也不过四五十块。
我看着二姐。
她才二十一岁。
我无法想象，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吃了多少苦，才挣到这么多钱。
她还说，她要省着点花。
我注意到，她身上那件蓝色连衣裙，虽然干净，但领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
我爹沉默了。
他被二姐的工资镇住了，但显然，他并不同意。
“不行！”他把烟斗在桌上重重一磕，“就算你有钱，我也不答应！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有啥用？白白浪费三年时间，浪费你的钱！到时候人也大了，啥也干不了，不是更废了？”
“谁说他考不上大学？”二姐的火气也上来了，“爹，你看扁良子，也别看扁我！我李文秀的弟弟，就不能是个废物！”
“他就是个废物！考个中专都考不上的废物！”我爹怒吼道。
这句话，像一根毒刺，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
我浑身发抖，脸色惨白。
“你再说一遍！”二姐的眼睛也红了，她死死地瞪着我爹。
“我说错了吗？！”
“你……”
“够了！都别吵了！”我娘哭着喊道，“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这样吵吵闹闹的！”
大哥大嫂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冷眼旁观。
屋子里，充满了火药味。
二姐看着我爹，又看了看满脸泪痕的娘，她突然转身，跑进了她的房间。
我们都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几秒钟后，她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走到桌子前，把手帕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一沓钱。
有大团结，有五块的，有两块的，也有一块的，厚厚的一摞。
二姐拿起那沓钱，没有任何犹豫，“啪”的一声，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
那声音，清脆，响亮，震得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颤。
桌上的灰尘都飞了起来。
“这里是五百块钱！”
二姐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这是我这两年，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我本来打算，存着以后当嫁妆！”
“现在，我不要了！”
“这钱，就给良子当学费！让他去读高中！”
“我供他！”
她挺直了胸膛，像一棵捍卫着自己领地的松树，环视着目瞪口呆的每一个人。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良子这个学，上定了！谁也别想拦着！他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养他一辈子！”
整个屋子，鸦雀无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所有人都被二姐这番话，这番举动，给震住了。
我爹张着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娘捂着嘴，眼泪流得更凶了，但这一次，似乎不是因为伤心。
我看着桌上那沓钱。
那不是钱。
那是我二姐的青春，是她的血汗，是她对未来的所有期盼。
现在，她把这一切，都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
我没有哭出声，但我能感觉到，有两行滚烫的液体，从我的脸颊滑落。
我走到桌子前，伸出颤抖的手，把那沓钱，紧紧地攥在手里。
钱很旧，很软，带着二姐的体温。
我抬起头，看着二姐，然后又看着我爹。
我用我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
“爹，我要去读高中。”
“我要考大学。”
那天晚上，我和二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谁也没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家，从今往后，不一样了。
我的命运，也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写了。
拿着二姐给的钱，我去镇上的高中报了名。
因为错过了统一招生，我只能作为插班生，被分到了高一最差的一个班。
我们班主任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不苟言笑。
他把我领进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唰”地一下集中在我身上。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好奇、探究，甚至还有一丝轻视。
毕竟，我十八岁了，比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要大上两三岁。
而且，我是个中专落榜生。
这个标签，像个无形的烙印，刻在了我的额头上。
“这是我们的新同学，李文良。大家欢迎。”王老师面无表情地介绍了一句。
稀稀拉拉的几声掌声。
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靠着垃圾桶。
我的同桌，是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叫马小军，他冲我友好地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高中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我初中的底子本就不算顶尖，又荒废了快一年，很多知识点都忘了。
尤其是英语和数理化，简直就像在听天书。
第一次月考，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三。
看着那张满是红叉的试卷，我的脸火辣辣的。
班上同学看我的眼神，更加不一样了。
那种“果然如此”的眼神，比直接骂我一句“笨蛋”还要伤人。
那段时间，我压力大到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怕。
我怕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我怕我辜负了二姐的期望。
我怕我最后真的会变成我爹口中的“废物”。
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拿出二姐写给我的信。
她的信，写在一种很薄的信纸上，字迹娟秀，但很有力。
信里，她从来不问我成绩怎么样，考了多少分。
她只是跟我讲她在厂里的事。
她说，她们车间的流水线，像一条永远不会停的河，人就像上面的零件，每天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万次，两万次。
她说，她为了当上拉长，每天下班后，别人都休息了，她一个人在车间里练*，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
她说，她们宿舍有个跟她一样大的女孩，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了工资，只会按手印。
信的最后，她总会写上同样一句话：
“良子，你要争气。我们俩，总要有一个人，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这句话，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身上。
我把信纸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然后拿出课本，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我把初中的课本全部翻了出来，从最基础的公式和单词开始补。
上课听不懂，我就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用一个破旧的录音机。
晚上回到宿舍，等大家都睡着了，我再戴上耳机，一遍一遍地听。
我的同桌马小军，是个热心肠。
他看我学得吃力，主动提出帮我补课。
每天晚自*，他都会耐心地给我讲那些我搞不懂的难题。
“良子，你别看这道题绕，其实就是个纸老虎。你把这个辅助线一做，你看，是不是就清楚了？”
“这个英语单词，你死记硬背肯定不行。你把它拆开，你看，‘pre’是前缀，表示‘在……之前’，‘view’是看，合在一起，‘preview’，就是预*的意思。是不是就好记了？”
在马小军的帮助下，我的学*开始慢慢走上正轨。
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计划，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背英语单词。
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刷题。
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不再去想结果，不再去想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我只有一个念头：学。
往死里学。
我不能输。
我输不起。
我身后，站着我的二姐。
第二次月考，我的成绩，从倒数第三，前进到了班级中游。
虽然还是不突出，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鼓舞。
王老师在班会上，第一次点名表扬了我。
“我们班的李文良同学，这次进步非常大。这说明，只要肯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但那天放学，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讲义，递给我。
“这是我以前整理的一些数学*题，你拿回去做做。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来问我。”
我接过那沓还带着油墨香味的讲义，感觉沉甸甸的。
“谢谢王老师。”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摆了摆手，推了推眼镜：“谢什么。我当老师的，就怕学生不想学。只要你想学，我就愿意教。”
从那以后，我成了王老师办公室的常客。
他不仅给我讲题，还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他当年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也经历过很多困难。
“读书，是你们这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他说，“这条路很窄，很苦，但只要你走过去了，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
王老师的话，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日子，就在这样苦涩但充实的学*中，一天天过去。
我跟家里的联系，只有每个月的一封信。
我报喜不报忧，只说我在学校一切都好，让家里放心。
二姐的钱，每个月都会准时寄到学校的收发室。
八十块钱。
每次去取钱，我的手都在发抖。
我知道，这八十块钱，是二姐用多少汗水换来的。
我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我每天的伙食，就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加一点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咸菜。
我身上的衣服，来来回回就那么两件，洗得都泛白了。
班上的同学，有时候会开玩笑，叫我“苦行僧”。
我不在乎。
别人的眼光，对我来说，早已不重要。
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学*，考大学。
高二那年，文理分科。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
因为我听人说，理科好找工作，将来能挣大钱。
我要挣大D钱，让二姐过上好日子。
分到理科重点班后，我的压力更大了。
身边的同学，个个都是学霸。
我那点进步，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我又一次成了班里的“吊车尾”。
但我没有气馁。
我知道，我笨，我就要比别人更努力。
别人花一个小时能搞懂的题，我花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我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上。
走路的时候，我在背化学方程式。
吃饭的时候，我在想物理模型。
甚至上厕所的时候，我手里都拿着一本英语单词小册子。
我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被扔进了知识的海洋，拼命地吮吸着。
渐渐地，我的成绩，开始稳步提升。
从倒数，到中下游，再到中游。
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十名。
当我在光荣榜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哭了。
我跑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放声大哭。
这两年的委屈，辛苦，汗水，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
我给我二姐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我告诉了她我的成绩。
我告诉她，我考了全班第十。
我告诉她，我离大学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很快，我收到了二姐的回信。
信里，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好样的，我的弟弟。别骄傲，继续加油。”
信纸上，有几个地方，字迹是模糊的，像是被水滴浸泡过。
我知道，那是我二姐的眼泪。
除了这封信，二姐还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
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崭新的棉衣，和一双厚实的棉鞋。
还有一张纸条：
“天冷了，别冻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抱着那件还带着南方阳光气息的棉衣，心里暖洋洋的。
整个冬天，我都没有感觉到一丝寒冷。
1990年，夏天。
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高考。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三年来，我做的准备，吃的苦，足以让我坦然面对任何结果。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
外面，是刺眼的阳光，和无数张焦急等待的脸。
我没有急着回家。
我一个人，走到了镇外的小河边。
河水清澈，缓缓流淌。
三年前，也是在这里，我因为中专落榜，一度想过跳下去，一了百了。
三年后，我站在这里，心境已完全不同。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无怨无悔。
因为我拼过，我努力过。
我没有辜负这三年的时光，更没有辜负我二姐。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漫长的。
我回到了家。
家里，还是老样子。
但我爹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
他不再对我冷言冷语，甚至还会在饭桌上，主动给我夹菜。
“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娘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整天哼着小曲。
我知道，他们在期待。
但他们不敢问。
怕给我压力，也怕希望再次落空。
终于，到了发榜的那一天。
我还是去了镇上的邮电所。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家邮电所。
我的心情，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
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张决定我命运的纸。
我的手，抖得厉害。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睁开。
纸上，赫然印着：
“李文良同学，恭喜你，你已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上海交通大学！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反复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生怕是自己看错了。
是真的！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大学了！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出邮电所，一边跑，一边放声大笑。
眼泪，笑得流了出来。
我冲回家，把录取通知书狠狠地拍在我爹面前的桌子上。
“爹！我考上了！是上海的大学！”
我爹愣住了，他扶了扶老花镜，拿起通知书，看了半天，手都在抖。
“上海……交通大学……孩他娘，快来看，良子，良子他考上大学了！”
我娘冲过来，抱着我，哭得泣不成声。
大哥大嫂也围了过来，脸上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们家，这个贫困的小山村里最普通的家庭，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而且是上海的大学生！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们家的门槛，快要被踏破了。
村长来了，小学校长来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来了。
他们提着鸡蛋，拿着点心，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哎呀，老李，你可真有福气啊！养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
“文良啊，从小我就看你聪明，果然没错！”
我爹，这个一辈子都沉默寡言，只知道抽旱烟的男人，那天，成了全村的焦点。
他挺直了腰杆，脸上泛着红光，一遍又一遍地给来人散着烟，嘴都合不拢。
“哪里哪里，是孩子自己争气。”
听着这些恭维，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想起了三年前，我落榜时，他们的冷眼和嘲讽。
人性，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我第一时间，给二姐打了电话。
是打到她们厂里的传达室，再转接的。
等了很久，电话那头，才传来二姐气喘吁吁的声音。
“喂？哪位？”
“二姐，是我，文良。”
“良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的声音很紧张。
“二姐，我考上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只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
“二姐？你在听吗？”
“……在。”她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考到哪里了？”
“上海交通大学。”
“好……好……好！”她一连说了三个“好”字，然后，我听到了压抑不住的哭声。
她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孩子。
我在电话这头，也早已泪流满面。
我们姐弟俩，隔着千山万水，用眼泪，分享着这份迟来的喜悦。
去上海上学，需要一笔巨款。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路费……
我爹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猪，鸡，还有几百斤粮食。
凑来凑去，也才三百多块钱。
离学校要求的八百块，还差得远。
就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姐，又一次像个英雄一样，从天而降。
她又请假回来了。
这次，她没有拍钱。
她把一个布包，放在我娘手里。
“娘，这里是一千块钱。给良子当学费，剩下的，你们留着家用。”
一千块钱！
我娘的手都在抖，那布包，像有千斤重。
“秀儿，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二姐笑了笑，风轻云淡地说：“我跟厂里预支了一年的工资。”
预支了一年的工资。
我知道，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年，二姐在厂里，将没有任何收入。
她要靠着什么生活？
我看着她，她的脸，比上次回来时更黑更瘦了，眼窝深陷，充满了疲惫。
但她的眼睛，依旧那么亮。
“二姐……”我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
“行了，一个大男人，别哭哭啼啼的。”她拍了拍我的背，“到了上海，好好学*。别想家，也别想我，更别想着省钱。钱没了，我再给你寄。你只要记住，你的任务，就是学*。”
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别被人看扁了。”
出发去上海那天，全家都来送我。
我爹，破天荒地，没有抽烟。
他帮我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扛到肩上，沉声说：“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
我娘给我煮了十个红鸡蛋，用布小心地包好，塞进我的口袋。
“饿了就吃。”她眼圈红红的。
大哥大嫂，小侄子，都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
最后，是二姐。
她把我送到村口的长途汽车站。
车子来了。
我上了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
车窗外，二姐冲我挥着手，脸上带着笑。
可我看到，她的眼泪，一直在流，一直在流。
汽车缓缓开动。
村庄，田野，树木，都在慢慢地向后退去。
二姐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再也忍不住，把头埋在膝盖上，嚎啕大哭。
我哭，不是因为离别的伤感。
而是因为，我终于，坐上了这辆开往未来的列车。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不再一样。
我将带着我们全家的希望，尤其是二姐的期望，去奔赴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录取通知书和那十个还带着余温的红鸡蛋。
我在心里，对自己，也对远方的二姐，郑重地发誓：
李文良，你一定要争气。
你一定要，看到那不一样的风景。
你一定要，让你姐姐，过上好日子。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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