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第一章 雨夜的钥匙
六月二十一日，周四，夜里十一点。
窗外是上海典型的梅雨，黏稠，无休无止。我按下保存键，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23:01。Word文档的最后一行，是致谢。我盯着“感谢我的爱人周诚”这几个字，感到一种近乎虚脱的平静。历时四年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
我拔下桌上那只银色的U盘，它外壳冰凉，像一块被遗忘的骨头。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将我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水泥地面上。我关掉电脑，把几本核心参考书摞整齐，准备回家。
伸手去摸挂在隔板上的帆布包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包里是空的。我每天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不见了，上面挂着家门钥匙、办公室抽屉钥匙，以及最重要的——我那只备用U盘，一只丑萌的蓝色猫爪造型，里面存着论文的所有历史版本和原始资料。
冷汗瞬间就下来了。我把包整个倒过来，书、笔、润唇膏、几张皱巴巴的发票散了一桌，没有钥匙。我开始疯狂地回忆。早上来的时候还在，我开了抽屉。之后……之后我好像就没离开过这间办公室。
我趴到地上，借着手机电筒的光，一寸寸搜索办公桌底下。除了灰尘和一根断掉的铅笔芯，什么都没有。心跳得越来越快，几乎要撞出胸腔。论文终稿虽然在银色U盘里，但那些访谈录音、田野笔记的原始数据，全在那个蓝色猫爪里。没有它们，这篇论文就是空中楼阁，答辩时任何一个细节追问都可能让我万劫不复。
我强迫自己冷静，拨通了周诚的电话。
响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有些嘈杂，像是地铁报站声。“喂，小舒？怎么这么晚还没回？”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飘。
“周诚，你今天来过我学校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嗯？没有啊。我一直在公司加班，刚下班，在回家的地铁上呢。怎么了？”
“我的钥匙不见了，带着备用U盘的那串。”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你再仔细想想，下午有没有顺路过来一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地铁的噪音似乎更清晰了。“哦……哦我想起来了！下午我去你们学校附近见个客户，想着你快写完了，就顺便去办公室看看你。你当时太专注了，戴着耳机，我就没打扰你。走的时候看你桌上乱，帮你收拾了一下，好像是……顺手把钥匙放我口袋里了。”
我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后背一片冰凉的黏腻。“吓死我了。那你现在到哪了？”
“快到家了，你别急，我回去给你开门。雨大，路上小心。”他的语气听起来轻松而体贴，像往常一样。
挂了电话，我重新把东西装回包里，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疑虑被回家的渴望压了下去。周诚就是这样，有时心细，有时又粗心得让人哭笑不得。
半小时后，我浑身湿透地站在家门口。周诚开了门，身上穿着干净的家居服，头发半干，一股沐浴露的清香。他接过我的包，递给我一条干毛巾。“快去洗个热水澡，别感冒了。”
“钥匙呢？”我一边擦头发一边问。
“哦，在这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我的那串钥匙，蓝色猫爪U盘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他把它放在玄关的柜子上，动作自然。
我盯着那串钥匙，心里那丝异样感又冒了出来。他说是从公司回来的路上，可他身上没有一点雨气，甚至没有一丝户外那种湿闷的空气味道。他看起来像是在家待了很久。
但我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去追问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许他到家早，已经洗漱过了。我拿起钥匙，检查了一下，猫爪U盘好好地挂在上面。
“快去洗澡吧，”他又催促了一句，然后转身走进厨房，“我给你热了牛奶。”
我走进浴室，热水冲刷着身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隔着磨砂玻璃门，我看到周诚的身影在客厅里晃动，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内容。
也许是论文完成后的精神反噬，我总觉得今晚的一切都有些不对劲。我甩甩头，把这些无端的猜疑归结为自己的神经过敏。四年的心血终于了结，我应该高兴才对。
洗完澡出来，周诚已经挂了电话，正端着牛奶从厨房出来。他看到我，笑了笑：“恭喜林博士，终于解放了。”
我接过温热的牛奶杯，指尖传来踏实的暖意。“还没答辩呢，别乱叫。”
“早晚的事。”他刮了下我的鼻子，眼神温柔，“这周末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吧，你想去哪？”
“再说吧，我只想先睡个天昏地暗。”我喝了一口牛奶，甜得恰到好处。看着他眼里的笑意，我为自己刚才的疑神疑鬼感到一丝愧疚。他一直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我怎么能怀疑他。
夜里，我睡得很沉，却被一个模糊的梦魇困住。梦里，我的那只蓝色猫爪U盘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水里，我拼命想去捞，却怎么也够不着。
第二章 冰镇西瓜
论文提交后的日子，像一台高速运转后逐渐冷却的机器，散发出慵懒的余温。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整理答辩PPT，重读论文，模拟评委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周诚对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几乎是寸步不离。
七月一日，周六，室外气温攀升到三十五度。周诚一大早就去买了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挖成一个个小球，放在玻璃碗里，插上银色的小叉子，端到我面前。
“歇会儿吧，林博士。”他把碗推到我手边，自己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PPT做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叉起一块西瓜，冰凉的甜意沁入心脾，“就是在想怎么把‘空间记忆的非线性叙事’这部分讲得更清楚，王教授说我这块的理论有点太前沿了，怕评委里有老师不熟悉。”
“哦？那你给我讲讲。”他饶有兴致地凑过来，“正好，我当你的第一个听众，看我这个外行能不能听懂。”
我有些意外，周诚是做金融的，对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抱着一种“虽然听不懂，但我支持你”的态度。今天这样主动，让我受宠若惊。我清了清嗓子，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把我的核心论点、田野调查中的关键案例、以及如何运用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都给他讲了一遍。
他听得格外认真，甚至在我讲到某个弄堂里“活的地图”——一位老先生的口述史时，还追问了几个细节。“那个姓丁的老先生，他的故事是你论文里独有的吗？”
“当然，”我有点自豪地说，“那是我磨了他快两个月，他才愿意跟我说的。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是这篇论文的根基。”
“厉害，”他由衷地赞叹，眼睛里闪着光，“我老婆太厉害了。”
我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低头继续吃西瓜。
他话锋一转，状似不经意地提起：“对了，我大学同学江若琳，你还记得吗？她最近回上海了。”
江若琳。这个名字像一根细小的针，轻轻扎了一下我的神经。我当然记得。她是周诚口中那个“像光一样”的女孩，是他们那一届的校花，也是周诚公开承认过的“白月光”。他们毕业后，她出了国，这事才算翻篇。
“哦，是吗。”我的语气平淡，听不出波澜。
“嗯，她在美国待得不太顺心，想回来发展。最近在看机会，想进一些大公司的战略研究部或者智库，对研究能力要求挺高的。”周诚一边说，一边观察我的脸色，“她正为这事发愁呢，说好多年没接触过正规的学术写作了，连格式都快忘了。”
我没作声，心里隐隐有些不快。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商量的、近乎讨好的语气说：“小舒，你看……你能不能把你的论文终稿发我一份？我想发给她参考一下，让她看看现在国内顶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水平，也算给她点信心。你知道的，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
我的心沉了一下。把自己的心血给丈夫的“白月光”当范文？这听起来无比荒谬。
“周诚，这不是教科书，是我的原创研究。”我放下叉子，严肃地看着他，“里面的数据和观点都是未发表的，按规定，在正式答辩和发表前，不能外传。”
“哎呀，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让她参考一下格式和行文逻辑，又不是让她抄。”他立刻解释道，显得有些急切，“我跟她说了，我老婆是复旦的博士，她佩服得不得了。就当是帮帮老同学，也让我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行不行？”
“让她去知网下载几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看不就行了？”我还是觉得不妥。
“那不一样！”他加重了语气，“下载的那些哪有你这个新鲜热辣？再说了，我就是想在我那帮老同学面前炫耀一下我老婆有多牛。你就满足我这点小小的虚荣心吧。”
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晃着，眼神里满是恳求。那种眼神，我很少能拒绝。我想起这四年来，我为了赶论文，几乎所有家务都是他包揽，他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的事业。现在，他只是提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似无伤大雅的要求。如果我拒绝，是不是显得太小气、太不近人情了？
也许，真的是我多心了。
“……好吧，”我听到自己妥协的声音，“但你必须跟她说清楚，绝对不能外传，一个字都不行。还有，把致谢和我的个人信息删掉。”
“没问题！太好了！老婆你真好！”他立刻眉开眼笑，在我脸上亲了一口。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让我心里那点不舒服又加重了几分。
晚上，我把删掉了个人信息和致谢的论文稿，打包发给了周诚。点击“发送”的那一刻，我仿佛听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轻微的碎裂声。
第三章 无声的裂纹
论文提交后，我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期。答辩时间定在七月二十八日，还有三周。这段时间，我像一只上紧了发条却被强制暂停的钟，浑身都是无处安放的焦虑。
周诚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陪我看电影、逛公园。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他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明显变多了，常常一个人对着屏幕，嘴角挂着我看不懂的微笑。我问他在看什么，他总是迅速地锁上屏幕，说是同事群里在聊八卦。
我们阳台上的那盆玉树，是我刚读博时买的，一直由我照料。最近忙于论文，便交给了周诚。我发现它的叶子开始发黄，边缘有些干枯，盆里的土也板结了。我问他是不是忘了浇水，他满口答应着“明天就浇”，但第二天，那盆土依旧是干的。
七月十五日，周一。我收到导师王教授转发的一封邮件，标题是“关于举办第五届‘青云杯’全国青年学者论坛的通知”。王教授在邮件里写道：“林舒，这个论坛质量很高，获奖者可以直接进入一些高校的招聘终面。你的论文水平足够，可惜截止日期是上个月底，不然可以让你试试。”
我有些惋ASpNetCore地打开了附件。这是一个面向全国四十岁以下青年研究者的学术竞赛，含金量极高。我点开官网链接，想看看今年的入围名单，学*一下别人的选题。
页面跳转，一行行黑色的宋体字映入眼帘。我从上往下浏览，社会学组的名单在中间位置。突然，我的目光凝固了。
“入围者：江若琳。单位：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论文题目：《城市空间与集体记忆：一项关于上海里弄社区的质性研究》。”
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击中。
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几乎就是我论文的翻版，只是用词上做了一些微调。我的论文全称是《空间、记忆与叙事：上海典型里弄社区的日常生活史考察》。
不可能。我对自己说。这只是巧合。上海里弄研究是个不算小的领域，题目相似很正常。
我的手颤抖着，点开了论文摘要的链接。
一段三百字左右的摘要文本弹了出来。我逐字逐句地读下去，血液一点点变冷。摘要里提到了“记忆的层积性”、“空间的社会生产”，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我自创的用以形容里弄复杂网络关系的比喻——“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
这个比喻，是我在一次田野调查后，对着一张手绘的社区关系图，苦思冥想了一整晚才想出来的。我只在最终的论文稿里，还有那天下午给周诚的讲解中用过。
我瘫坐在椅子上，电脑屏幕的光照得我脸色惨白。窗外阳光正好，我却如坠冰窟。
我拿着手机，想立刻打电话质问周诚，但手指却僵硬得不听使唤。我该问什么？“你是不是把我的论文给了她？”他一定会否认，会说我无理取闹，会像那天一样，说我小气、多疑。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有一腔冰冷的愤怒和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猜测。
那天晚上，周诚哼着歌回到家，手里提着我最爱吃的那家店的生煎包。
“老婆，快来吃，刚出锅的。”他把餐盒放在桌上，像往常一样准备拉我过去。
我没有动，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他。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怎么了？不舒服吗？”
“周诚，”我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你把我的论文，给了江若琳，对吗？”
他愣住了，眼神闪躲，随即换上一副被冤枉的表情：“小舒，你怎么又提这事？我都说了，就是给她参考一下格式。你别胡思乱想好不好？”
“她的论文入围了青云论坛，题目和摘要，都和我的高度雷同。”我一字一顿地说，努力控制着声音里的颤抖。
“是吗？那……那说明你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啊！这叫什么，英雄所见略同！”他干笑着，试图用玩笑把这件事带过去，“你应该高兴才对，说明你的研究方向是热点。”
“我自创的一个比喻，她也用上了。这也叫英雄所见略同？”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周诚的脸色终于变了。他避开我的目光，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我不知道！我就是把文件发给她了，她怎么用我怎么知道！也许她就是觉得你写得好，借鉴了一下思路，这在学术上不是很正常吗？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那不叫借鉴，那叫剽窃！”我终于忍不住，声音陡然拔高。
“你小声点！”他立刻紧张地看了一眼门口，“什么剽窃，说得那么难听！她就是想换个好工作，我帮她一把怎么了？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再说了，她要是进了大公司，以后对我的事业也有帮助，这不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吗？”
“为了我们家？”我气得发笑，“所以，偷我的心血，去给你的人情铺路，去给你换取未来可能的资源，就是为了我们家？”
“林舒，你能不能别这么偏激！”他恼羞成怒，“一篇论文而已，你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写！她就这一次机会！你就当帮帮我，行不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别再提了！”
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在他眼里，我四年来的呕心沥血，那些在闷热的夏天穿梭于老城厢的汗水，那些深夜里与理论搏斗的煎熬，都只是“一篇论文而已”。
那包还冒着热气的生煎，此刻在我眼里，充满了讽刺。我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裂开了一道这样深不见底的鸿沟？我甚至都不知道。
第四章 青云论坛
我和周诚陷入了冷战。
他大概以为，只要他坚持不承认，再冷处理几天，我就会像过去无数次争吵一样，自己慢慢消化，然后不了了지。他照常上班，回家后就躲进书房打游戏，我们一天说不上三句话。那个家，变成了一个只提供睡眠功能的旅馆。
但我这次过不去了。那篇摘要像一根毒刺，扎在我心里，日夜不得安宁。我无法专心准备答辩，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周诚那句“一篇论文而已”。
我开始疯狂地搜索关于“青云论坛”的一切信息。论坛的举办地在杭州，时间是七月二十二日，周日，就在我答辩的前一周。官网上公布了详细的议程，江若琳的发言被安排在上午第二场，社会学分论坛。
我必须去。
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她到底把我的论文“借鉴”到了什么程度。我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我的猜测，或者，来打醒我自己。
七月二十日，周五。我瞒着周诚，在网上订了去杭州的往返高铁票，又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奖学金，报了名，成了一名普通的参会听众。报名费八百元，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付款的时候，我的手有些抖，这笔钱，像是为一场未知的审判支付的门票。
晚上，周诚似乎是想和解，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小舒，周末去看个电影吧，新上映的片子，你之前不是说想看吗？”
“我周末有事。”我头也没抬，继续在电脑上看文献。
“有什么事？你现在不就是在家等答辩吗？”他有些不悦。
“去杭州。”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你去杭州干什么？”
“参加青云论坛。”我平静地抬头看他。
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一种被戳穿的恼怒和恐慌混杂在一起。“你去干什么？林舒，你别太过分了！你想去搅局吗？你想毁了若琳吗？”
“我只是去听一场学术会议，我是参会者，我有这个权利。”
“你就是想去闹事！”他终于撕破了脸，声音压抑着怒火，“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我这么做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若琳家里有背景，她叔叔是信托公司的高管，我最近正想跟他们公司合作一个项目！你把她得罪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
我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那个曾经在我感冒时整夜不睡照顾我、在我写不出论文时笨拙地安慰我的男人，此刻的嘴脸，竟然如此丑陋。
“所以，为了你的项目，为了你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可以被牺牲，是吗？”
“什么叫牺牲！不就是一篇论文吗？你至于上纲上线吗？”他暴躁地在客厅里踱步，“林舒，我警告你，你别去！你要是敢去，我们……我们就完了！”
“我们已经完了。”我说。
说完这句话，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他愣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也愣住了，这句话，像一把刀，不仅刺向了他，也刺穿了我自己。
那个晚上，他睡在了书房。我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我心里很清楚，周日去杭州，不仅仅是为了去验证一场剽窃，更是去给我这八年的感情，做一个最终的了断。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去。
第五章 一张门票
七月二十二日，周日，清晨六点。
天还没亮透，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我悄无声息地起床，像个贼一样，在自己的家里收拾东西。周诚还在书房里睡，门紧紧关着。
我背上了一个双肩包，里面只装了几样东西：身份证、充电宝、一瓶水，以及——我那本用最朴素的蓝色封面装订好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博士论文。我还带上了我的田野笔记，一个厚厚的、边角已经磨损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我两年来的所有访谈、观察和随感。它们沉甸甸的，压在我的背上，却给了我一种奇异的、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没有吃早饭，轻轻带上门，离开了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
清晨的地铁空空荡荡，车厢里冷气开得很足。我靠在冰凉的窗户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景象，心中一片茫然。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难堪和对峙。我只知道，我不能再退了。
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杭州东站。我跟着人流出站，转乘地铁，前往论坛举办的酒店。一路上，我都在反复翻看我的论文和田野笔记，那些熟悉的文字和潦草的记录，像是在给我注入力量。
论坛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水晶吊灯璀璨夺目，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香水的混合味道。周围的人都西装革履，或者穿着精致的套装，胸前挂着嘉宾或参会者的牌子，彼此微笑着点头致意，交换名片。
我穿着一件普通的棉质白衬衫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学生气的双肩包，站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在签到处报上名字，领到了我的参会牌。塑料的牌子上用宋体字印着我的名字和单位——林舒，复旦大学。我把它挂在胸前，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佩戴上自己的番号。
社会学分论坛在三楼的C厅。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选了后排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会议厅很大，能容纳两三百人，椅子上都套着白色的椅套，主席台上摆着一排桌签和麦克风。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我看到了一些在学术期刊上经常见到的名字，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大牛”。然后，我看到了江若琳。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西装套裙，化着精致的淡妆，长发优雅地挽在脑后。她一出现，就立刻成了焦点，好几个人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她应对自如，脸上挂着得体而自信的微笑，那种从容，是我在学校里苦读多年也学不来的。
紧接着，我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诚。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巧的公文包。他没有像我一样畏缩在后排，而是径直走到了第一排的预留嘉宾席，在江若琳旁边的位置坐下。他侧过头，对江若琳低声说了句什么，脸上带着鼓励的笑容。江若琳对他点了点头，那画面，像极了一对共同迎接荣耀的伴侣。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他说的“为了我们家”，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家”。
我低下头，死死地盯着自己膝盖上的那本蓝色封面的论文。封面上，我的名字，我的学号，我的导师，都清清楚楚。这是我的东西，是我用四年青春换来的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目光越过攒动的人群，直直地看向主席台。
主持人走上台，宣布论坛开始。第一位发言者讲的是关于数字劳工的研究，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的全部感官，都集中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
终于，主持人用洪亮的声音报出了下一个名字：“下面，有请来自南加州大学的青年学者江若琳女士，她报告的题目是——《城市空间与集体记忆：一项关于上海里弄社区的质性研究》。大家掌声欢迎！”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江若琳站起身，优雅地向台下鞠了一躬，然后迈步走上讲台。周诚坐在台下，仰头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欣赏。
我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
第六章 会场的灯
江若琳站在讲台上，背后巨大的LED屏幕上，映出了她PPT的首页。那是一个极具设计感的模板，深蓝色的背景上，用艺术字体写着论文题目，下方是她的名字和单位。背景图，是一张经过精心调色的、极具复古感的上海弄堂照片。
她开始讲了。她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标准，语速不疾不徐。她从选题的缘起开始，讲到研究的意义，再到理论框架。她的台风很好，自信、从容，偶尔还会和台下的听众进行眼神交流，甚至穿插一两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我坐在后排的阴影里，像一个幽灵。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我那本朴素的论文，对照着她的讲述。
结构，是我的结构。理论，是我的理论。甚至连PPT的逻辑递进，都和我预备答辩的版本有七八分相似。她只是换了一套更华丽的包装，用更娴熟的演讲技巧，把它展示出来。
她讲到田野调查的部分时，我尤其注意听。这是最考验功底的地方，也是最难伪造的部分。她展示了几张照片，拍得很漂亮，构图专业，像是出自商业摄影师之手。然后，她开始讲述访谈中的故事。
“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丁大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像一部活的社区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闭上眼睛，就能画出这条弄堂五十年前的地图。”
我的心猛地一沉。丁大爷，那个我磨了两个月，每天下午陪他下棋、听他抱怨儿子，才终于让他打开话匣子的独居老人。他说的原话是：“小林啊，侬晓得伐，我眼睛一闭，五十年前这条弄堂是啥样子，就在我脑子里，清清楚楚。”
江若琳用一种抒情的、带着些许感性的语调，转述着丁大爷的故事。她讲得很好，很有感染力，但她说错了一个细节。她说丁大爷的儿子在国外，所以他很孤独。但事实是，丁大爷的儿子就在浦东工作，只是因为家庭矛盾，很少回来看他。这个细节，是丁大爷在一次酒后，流着泪告诉我的，我并没有写在最终的论文里，只在我的田野笔记上有潦草的记录。
她不知道。她只是一个熟练的背诵者，背诵着一个不属于她的故事。
我看着台下的周诚，他听得一脸陶醉，仿佛台上的那个女人，是他一手打造出的杰作。他甚至在江若琳讲到动情处时，带头鼓起了掌。
我的愤怒，在那一刻，忽然奇异地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骨的寒冷和一种绝对的清醒。
这不是我的战场，这是我的刑场。而我，不能坐在这里，任人宰割。
十五分钟的陈述时间很快就到了。江若琳完美地卡着时间，做了一个漂亮的总结。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走上台：“非常感谢江若琳女士的精彩分享。下面是提问环节，各位老师和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话音刚落，前排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先生举起了手。我认得他，是国内社会学界的泰斗，李建华教授，以治学严谨、提问尖锐著称。
主持人立刻把话筒递了过去。
李教授站起身，扶了扶眼镜，目光锐利地看着台上的江若琳。“江女士，你好。你的研究很有趣，PPT也做得很漂亮。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他的语气很客气，但“PPT做得漂亮”这句评价，在学术圈里，几乎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批评。
“在你的论文摘要和刚才的陈述中，你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叫‘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这个比喻很新颖，也很有解释力。我的问题是，这个概念，它的理论源头是什么？是你对哪位社会学家的理论进行的引申和再创造？比如，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还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请你具体阐述一下，你是如何从经典的社会网络理论，过渡到这个更具生物学隐喻的原创概念上来的。”
李教授的问题，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切向了这篇论文的心脏。
“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这个比喻，是我在画社区权力关系图时，灵光一闪想到的。它没有任何理论源头，它就是我最直观的、最原创的感受和概括。
我看到，台上的江若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第七章 你讲解一下
整个会场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江若琳身上。她握着麦克风，嘴唇微微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那张精致的脸上，血色正在一点点褪去。
“呃……李教授，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发紧，“这个概念，它……它确实是借鉴了经典的社会网络理论，比如……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格兰诺维特……”
她的回答空洞而犹豫，像一个没做功课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突然点名。
李建华教授没有放过她，继续追问：“那么，具体是怎么借鉴的？‘毛细血管’这个意象，强调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渗透性的、非中心化的连接。这和‘弱关系’理论强调的跨群体信息桥梁功能，在逻辑上似乎有不小的差异。你能否从你田野调查中的一个具体案例出发，解释一下这个理论构建的过程？”
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江若琳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求助似的看了一眼台下的周诚。
周诚也慌了，他坐在第一排，脸色比江若琳好不了多少，嘴唇紧抿，双手在膝盖上紧张地握成了拳。他除了用眼神给她打气，什么也做不了。
会场里开始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和窃窃私语。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就在这时，坐在评委席中间的一位中年男教授，我的导师王德明教授，突然开口了。他的目光越过人群，准确地落在了我身上。他显然很惊讶会在这里看到我。
“林舒？”他叫了我的名字，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会场里却异常清晰，“你怎么在这里？”
所有人的目光，刷地一下，从江若琳身上，转移到了后排角落的我身上。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我迎着王教授探寻的目光，也看到了周诚和江若琳投来的、夹杂着震惊和恐慌的眼神。
王教授皱了皱眉，似乎瞬间明白了什么。但他没有点破，而是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正好，林舒，你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李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关于这个‘毛细血管式’的比喻，你有什么看法？不妨说来听听。”
他把一个机会，一个舞台，递给了我。
我攥紧了手里那本冰冷的、带着我体温的论文，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口。
然而，没等我说话，李建华教授身边的另一位评委，一位看起来颇有威严的女士，突然拿起了桌上的会议论文集，翻到了江若琳的那一篇。她抬头，锐利的目光在江若琳和我之间来回扫视，然后，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台上的江若琳说：
“江女士，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在你的论文正文第十五页，你引用了亨利·列斐伏尔的理论来分析空间的社会生产。但你引用的，是他晚期一篇非常冷僻的、关于‘节奏分析’的文章，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完整的英文译本，只有法文和德文版。评委会很好奇，你的法语或德语水平如何？现在，请你不要照着PPT，用自己的话，讲解一下，你是如何将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与上海里弄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结合的。”
这个问题，比李教授的那个更加致命。
因为那篇文章，是我托在法国留学的师姐，一页一页拍下来发给我，然后我用翻译软件和字典，磕磕绊绊啃了三个月才勉强读懂的。这是我论文里最得意，也最隐秘的理论武器。
我敢肯定，江若琳别说读过，她可能连这篇文章的名字都念不全。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江若琳的脸，刹那间白得像一张纸。她站在那里，像**被抽空了灵魂的雕像，一动不动。
台下的周诚，身体猛地一震，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台上的江若琳，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头顶上那盏巨大的水晶灯，发出冰冷而刺眼的光。
第八章 我的田野
在全场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没有去看周诚和江若琳，也没有等待评委的下一步动作。我抱着我的论文和田野笔记，从后排的座位上走出来，沿着过道，一步一步，走向了主席台。
我的脚步很稳。高跟鞋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笃定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在告别过去那个软弱、犹豫的自己。
所有人都看着我。有惊讶，有好奇，有同情，也有了然。
我没有直接走上台，而是在台前的空地站定，面向评委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林舒，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生。”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丝因为紧张而产生的轻微颤抖，但更多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平静。
“刚才几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或许可以尝试回答。因为，江若琳女士今天报告的这篇论文，从选题、框架、理论到核心观点，甚至包括刚才提到的‘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这个比喻，以及对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运用，都出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空间、记忆与叙事：上海典型里弄社区的日常生活史考察》。”
我说完，会场里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哗然。
我没有理会那些议论，而是打开了我那本厚厚的田野笔记。
“关于李教授提出的‘毛细血管’这个比喻的来源，”我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张用各种颜色的笔标注出的、极其复杂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图，“它并非源于任何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而是源于我的田野实践。在我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发现里弄社区的权力结构、信息流动和情感连接，并非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由几个核心人物或关键节点所主导。它更像一个生命体，权力与情感像血液一样，渗透在每一条毛细血管里，流淌在邻里之间每一次的寒暄、每一次的争吵、每一次的互助之中。比如，住在一号楼的张阿姨，她是楼长，但她能否成功调解三楼和四楼的漏水纠纷，不取决于她的身份，而取决于她昨天是否帮四楼的李奶奶带了菜，以及她和三楼王家的儿媳妇是不是同一个广场舞队的。这种复杂、琐碎、却又极具韧性的连接，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来概括，所以，我称之为‘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
我的讲述，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冷静的、基于事实的陈述。
然后，我转向那位提问列斐伏尔的女士。“至于‘节奏分析’，我之所以会用这个冷僻的理论，是因为我在田野中发现，单纯的‘空间生产’理论无法解释里弄生活的时间维度。我观察到，同一个物理空间，在清晨、午后和傍晚，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属性。清晨是属于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和送孩子上学的祖辈的，节奏是匆忙的；午后是属于退休老人和打盹的猫的，节奏是慵懒的；傍晚则是属于放学的孩子和归家的上班族的，节奏是喧闹而充满烟火气的。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给了我一个分析这种‘时空复合体’的理论工具。我论文的第四章，就是用这个理论，详细分析了‘德庆里’这个社区二十四小时的节奏变化。”
我说着，翻开了我那本蓝色封面的论文，递给了离我最近的王教授。
王教授接过论文，快速地翻阅着，脸色越来越凝重。他和其他几位评委交换了一个眼神，一切都已不言自明。
我抬起头，目光终于和台上的江若琳对上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自信和优雅，只剩下灰败的、彻底的绝望。
然后，我看向第一排的周诚。他低着头，双手捂着脸，肩膀在微微地颤抖。那个我爱了八年的男人，此刻，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陌生人。
王教授站起身，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他拿起话筒，用一种沉痛而严肃的语气宣布：“今天的会议议程暂时中止。组委会需要就刚刚发生的情况进行紧急会议。江若琳女士、这位……周诚先生，还有林舒同学，请你们三位，跟我们到后台的会议室来。”
灯光依旧明亮，但这场虚假的盛宴，已经结束了。
第九章 空白协议
后台的小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像要凝固。
我和周诚、江若琳分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两侧，彼此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评委会的五位老师坐在主位，表情严肃，像在进行一场审判。
“江若琳女士，”李建华教授率先开口，语气冰冷，“对于林舒同学刚才的陈述，以及她提供的论文原稿，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江若琳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她嘴唇哆嗦着，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妆都哭花了。“我……我承认……这篇论文……不是我写的。”她的声音细若蚊蝇，充满了羞耻。
“那是谁写的？”
江若琳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周诚，没有说话。
周诚猛地抬起头，脸色苍白，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各位老师，这是一个误会……天大的误会！若琳她……她只是想借鉴一下我爱人……林舒的论文思路，我们没想到会……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没跟她说清楚界限，我……”
“周诚先生，”王教授打断了他，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你也是名校毕业生，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借鉴’，这是性质极其恶劣的学术剽窃！你不仅偷窃了你爱人的学术成果，还把它拿到全国性的学术平台上，公然欺骗组委会和所有参会者！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周诚被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头埋得更低了。
评委会经过短暂的商议后，当场宣布了处理决定：一，立即取消江若琳的参赛资格和所有成绩；二，组委会将以官方名义，向江若琳的所谓“挂靠单位”美国南加州大学，以及她目前正在接洽的国内用人单位，通报此次学术不端事件；三，保留对二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至于林舒同学，”王教授转向我，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带着一丝歉意和赞许，“我们为你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也为你的勇气和正直感到骄傲。请你放心，学术界绝不容忍这种败类。你的答辩，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好好准备，我们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说完，评委们便起身离开了，留下我们三个人，在死寂的房间里面面相觑。
门关上的那一刻，江若琳突然转向我，带着哭腔说：“林舒，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当时鬼迷心窍了，我太想得到那个工作机会了，周诚说……他说你不会在意的……”
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任何波澜，既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丝毫同情。我只是觉得很累。
“你不必跟我道歉，”我平静地说，“你应该道歉的对象，是你自己的人生。”
说完，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小舒！”周诚猛地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声音里充满了恐慌和哀求，“小舒，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我就是想帮她一下，顺便……顺便也为我们以后多铺条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好好说，行不行？”
我挣开他的手，看着他那张写满悔恨和自私的脸。
“周诚，”我说，“从你把我的论文发给她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家了。”
我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他绝望的呼喊和江若琳压抑的哭声，但我没有回头。
外面的走廊里，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明亮得有些刺眼。我屏蔽掉身后的一切声音，一个人，默默地走向电梯，走向火车站，走向我那间空无一人的出租屋。
回到家，屋子里还维持着我和周诚冷战时的模样。他睡过的书房，沙发上还扔着他的外套。阳台上那盆枯黄的玉树，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更加没有生气。
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无声地提醒我，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我走到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空白的A4纸和一支笔。
我在纸的最上方，写下了四个字：
离婚协议。
第十章 玉树与尘埃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自己关在了家里。
手机被我调成了静音，屏幕上不断跳出周诚的名字，几十个未接来电，上百条微信消息。内容从一开始的疯狂道歉、解释，到后来的苦苦哀求，再到最后的威胁。
“林舒，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真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以为离婚了你就赢了吗？你一个女博士，快三十了，离了婚，你以为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起诉离婚，我就把这件事捅到你学校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个偷东西的老公，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我一条都没有回复。看着那些文字，我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在看一个歇斯底里的陌生人的表演。那些恶毒的、试图刺伤我的话语，已经无法再在我心里激起任何波澜。心死，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我开始收拾东西。
这是一个漫长而平静的过程。我把书架上属于我的书，一本本打包进纸箱，按照专业书、文学书、闲书的类别分好，用马克笔在箱子上做好标记。我打开衣柜，把他给我买的那些衣服、鞋子、包，全都整理出来，放在一边。我只留下那些我自己买的，或者我父母给我买的。
在收拾阳台的时候，我看到了那盆濒死的玉树。大部分叶子已经干枯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在靠近根部的一个侧枝上，竟然还倔强地挺立着几片小小的、肥厚的绿叶。
我找来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还带着生机的侧枝剪了下来。然后，我从厨房里找出一个闲置的玻璃杯，装上水，把这截断枝插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我把那盆枯死的母株，连同花盆，一起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
周五的下午，周诚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家门。我正在客厅里给最后一个纸箱封口。
他看到满屋子的纸箱，和我脚边那个小小的行李箱，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小舒……”他声音沙哑地开口，“你……你这是干什么？”
“我搬出去住。”我没有看他，继续手上的动作。
“你要搬去哪？你别闹了，好不好？”他走过来，试图抢下我手里的胶带，“我知道错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反省。是我混蛋，是我猪油蒙了心。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行不行？”
“周诚，我们回不去了。”我终于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信任就像这张纸，皱了，就再也抚不平了。”
“我可以改！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他急切地举起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摇了摇头，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到他面前的茶几上。
“我已经签好字了。财产我什么都不要，这套房子是你的婚前财产，我没资格要。我们两个的共同存款，我也算过了，刨去这几年我读书没收入，基本都是你挣的，我也一分不要。我只带走我自己的东西。”
他看着那份协议书，像是看着什么烫手的东西，连连后退。“不……我不签……我不同意离婚！”
“我只是通知你，不是在跟你商量。”我说，“你如果不同意协议离婚，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周诚，到了那一步，对你，对江若琳，都不会有任何好处。青云论坛的事情，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他浑身一颤，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
我拉起我的行李箱，拎起那个装着玉树断枝的玻璃杯，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五年的地方。那些曾经的温馨和甜蜜，此刻都变成了布满尘埃的标本。
“再见，周诚。”
我没有再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他压抑的、绝望的哭声。
第十一章 答辩日
七月二十八日，周五，上午九点。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光华楼的西主楼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穿着一身新买的、简洁的白色连衣裙，化了淡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看起来平静而从容，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手心里全是汗。
青云论坛的丑闻，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小小的学术圈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虽然组委会和学校都尽力控制了影响，但各种传闻还是不胫而走。我走在校园里，总能感觉到一些异样的目光，有同情的，有好奇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王教授在答辩前找我谈了一次话。他没有提周诚，也没有提那件事的后续，只是很严肃地告诉我：“林舒，答辩场上，只看论文，不看八卦。你要做的，就是拿出你最好的状态，捍卫你自己的研究。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成果，是实打实的，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
我点了点头。
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主席是外校请来的一位知名学者，李建华教授赫然在列，王教授是我的导师，自然也是委员之一。
我站在投影幕前，深吸一口气，开始我的陈述。
“各位评委老师，上午好。我叫林舒，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起初，我的声音还有些微的颤抖，但当我开始讲述那些我亲身经历的田野故事，分析那些我苦苦思索的理论模型时，我渐渐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
那些弄堂里的烟火气，那些访谈对象的音容笑貌，那些深夜里与文献搏斗的痕迹，都融入了我的讲述。我不再是一个紧张的、等待审判的学生，而是一个自信的、分享自己发现的研究者。
我讲到了丁大爷，讲到了他与儿子的矛盾，以及这种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如何投射到他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态度上。
我讲到了“毛细血管式的社会肌理”，并用三张不同的社区关系图，展示了信息、权力和情感在邻里网络中的不同流淌路径。
我还讲到了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并播放了一段我自己剪辑的延时摄影——在同一个弄堂口，从清晨到午夜二十四小时的光影和人流变化。
四十分钟的陈述，一气呵成。
当我讲完最后一句“我的陈述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然后深深鞠躬时，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答辩主席李建华教授，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并不热烈，但很真诚。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几位老师的问题都非常专业且一针见血，但我准备得很充分，都一一作出了回答。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平等的学术探讨，而非严苛的拷问。
最后，按照流程，我被请到门外等候。
等待的时间，每一秒都无比漫长。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看着窗外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梧桐树叶，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会议室的门开了。王教授的助理走出来，对我微笑着说：“林舒，请进。”
我重新走进会议室。五位评委都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答"辩主席李建华教授站起身，拿起桌上的一份决议书，用洪亮的声音宣读：
“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林舒同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其法学博士学位。委员会认为，该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方法严谨，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观点具有创新性，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他顿了顿，然后放下决议书，用一种更私人的语气，看着我说：“林舒同学，祝贺你。你不仅完成了一篇优秀的论文，更重要的是，在前不久发生的那件事里，你以你的行动，捍卫了一位青年学者应有的尊严和风骨。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这四年的辛苦，这一个月的煎熬，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慰藉。
我再一次深深鞠躬，泪水滴落在光洁的地板上。
走出光华楼，正午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看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年轻面孔，感觉像做了一场漫长而疲惫的梦。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
“林舒，我是周诚。离婚协议我签好了，放在律师那里。你随时可以去取。这几年，耽误你了。对不起。”
我看着那条短信，没有回复，直接按下了删除键。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十二章 新的钥匙
九月初，秋高气爽。
我搬进了学校附近一个老小区，租了一间朝南的小次卧。房间不大，只有十几平米，但窗明几净，推开窗，就能看到楼下小花园里那棵高大的桂花树。
我的新生活，就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正式开始了。
我拿到了一家南方重点大学的博士后录用通知。这个机会，是王教授和李建华教授共同推荐的。他们说，我的专业能力和学术品格，都值得一个更好的平台。
离开上海前，我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律师那里，拿回了已经生效的离婚协议。我和周诚，从此在法律上，再无关系。听说他丢了那个重要的项目，在公司里也变得边缘化。听说江若琳被所有正在接洽的公司都拉入了黑名单，灰溜溜地回了老家。这些消息，我都是从以前的共同朋友那里听来的，听完，心里已经毫无波澜，像是听着别人的故事。
第二件，是去了一趟丁大爷家。我给他带去了两条好烟，还有一本我刚拿到手的、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博士论文。我把论文翻到致谢那一页，指给他看。
在“感谢我的爱人周诚”那一行被我亲手划掉之后，我补写了一句：“特别感谢德庆里的丁文松先生、张巧云女士……以及所有向我敞开心扉、分享他们宝贵生命故事的里弄居民。他们，才是这篇论文真正的作者。”
丁大爷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咧开嘴笑了，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小林……哦不，林博士，侬有出息了。”
我笑了笑，陪他下了半个下午的棋。临走时，他说：“以后来上海，记得回这儿看看。”
我说：“一定。”
打包行李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插在玻璃杯里的玉树枝条。经过一个多月的浸泡，它的底部，已经生出了几根白色的、细嫩的根须。我找了一个小花盆，把它小心翼翼地移栽了进去，填上新的土壤。
南下的高铁上，我身边放着两个大行李箱，一个双肩包，怀里，就抱着这盆小小的、获得了新生的玉树。
新的城市，新的学校，新的同事，新的课题。一切都是崭新的，带着一种令人兴奋的陌生感。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忙碌，每天在宿舍、食堂和研究室之间三点一线。我开始参与一个新的课题，关于城市更新中的社区营造，每天都充满了挑战。
周末，我会去逛逛这座陌生的城市，去博物馆，去听音乐会，或者只是在江边散步。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面对所有生活的琐碎。有过孤独，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笃定。
半年后的一个冬日午后，阳光正好。我正在办公室里写一份基金申请报告。同课题组的一个年轻男老师，叫陈卓，敲了敲我的门。
“林老师，忙吗？”他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楼下新开了一家咖啡馆，手冲还不错，要不要一起去试试？”
我抬起头，看到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我窗台的那盆玉树上。经过半年的照料，它已经长出了好几片新叶，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周诚也曾这样，在无数个午后，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只是那时，我的世界只有论文和他。
我关上电脑，站起身，对他笑了笑。
“好啊。”
我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从包里拿出我的钥匙。那是一串很简单的钥匙，上面没有可爱的挂件，只有一把宿舍的门钥匙，一把办公室的门钥匙。
它们冰凉，坚硬，但握在手里，却有一种无比踏实的、属于我自己的重量。
我们并肩走出办公楼，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有风雨，但这一次，我将为自己，稳稳地掌好人生的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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