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我是在一个黏糊糊的梅雨天，决定去一趟临汾的。

水汽像是密不透风的棉被，把整个江南捂得严严实实。我们江苏这边，一到这个季节，墙壁就像在偷偷流汗，空气里都是拧得出来的潮意。我坐在我爸那张用了快三十年的藤椅上，藤条被磨得油光发亮，带着一种时间沉淀下来的温润。

我爸走了三年了。

他走的时候很突然，心梗，前一天晚上还在饭桌上跟我妈为了一盘红烧肉是咸了还是淡了拌嘴，第二天一早，人就没了。

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木头匣子，藏在他衣柜最底下，被几件压箱底的旧中山装盖着。我妈说，她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匣子。

匣子没上锁，轻轻一拨就开了。里面没有存折，没有房产证，只有一堆和我爸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格格不入的东西。

一张发黄到几乎要碎掉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站在一个像是窑洞的门口。背景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天和地都是一个颜色。我爸在照片的最左边，瘦得像根竹竿，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棉袄，但笑得特别灿烂，牙齿白得晃眼。他旁边那个男人，比他壮实，皮肤黝黑，憨憨地笑着。中间的女孩，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照片背后，是我爸那手漂亮的钢笔字，写着：一九七六年，冬，山西吉县，与李大哥、小芹。

除了照片，还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信纸是那种最老式的，印着红色横格。

“李大哥、嫂子：

见字如面。

好多年没联系了，不知道你们身体咋样。家里都好吗？孩子们都长大了，结婚了吧？

我这边都好，就是老想你们。老想起在村里的那几年，想起嫂子做的 小米粥，想起大哥你带我去掏鸟窝，摔断了腿，你背着我走了几十里山路。

那块玉佩，我还留着。它跟着我从黄土地回到了江南，又跟着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老头子。每次看到它，就想起你们。

本想今年回去看看你们，厂里忙，走不开。等明年，明年一定回去。带上我老婆，带上我儿子，让他也看看，他爸年轻时候待过的地方，是个啥样子。让他也知道，在那片黄土地上，有给了他爸第二次命的亲人。

就写到这吧，问全家好。

弟，蒋卫国”

信的落款日期，是他去世前的一个礼拜。

匣子最底下，静静地躺着那块玉佩。不是什么好料子，就是一块最普通的青玉，被摩挲得温润通透，上面用红绳穿着，绳子已经褪色发白。

我捏着那块冰凉的玉佩，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爸这一辈子，在我眼里，就是个典型的江苏男人。心思细，话不多，一辈子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生活波澜不惊。他很少提过去的事，尤其是那段被称为“知青”的岁月。我小时候问过他，山西好玩吗？他总是沉默一下，然后说，苦。再问，他就摆摆手，不肯多说了。

原来，在他心里，那片“苦”地方，藏着这么深的念挂。

原来，我那个不苟言笑的父亲，也曾有过那样笑得像个孩子的青春。

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明年一定回去”的约定，却永远地失约了。

我妈看着那封信，眼泪一串一串地掉。她说：“你爸这个老东西，心里藏了这么多事，从来不跟我说。他就是这样，什么都自己扛。”

那个黏糊糊的梅-雨天，我把玉佩和信重新放回匣子，合上盖子。

我对正在抹眼泪的我妈说：“妈，我想去一趟山西。”

我妈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点点头，说：“去吧。替你爸，去看看。”

就这样，我订了一张去临汾的火车票。

为什么是临汾？因为信封上那个模糊的地址写着：山西省临汾地区吉县。我查了地图，吉县，归临汾管辖。

出发前，我把那张黑白照片翻拍到手机里，把那封信和玉佩，小心翼翼地贴身放好。我感觉自己不像去旅游，更像一个信使，替我父亲，去完成一个迟到了太久的约定。

火车是绿皮的，慢悠悠地晃。

我特意选了这种慢车，我觉得，去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触摸一段尘封的岁月，就应该慢一点。太快了，灵魂会跟不上。

车窗外的景色，从我们江南水乡的秀丽，一点点地在变化。

一开始，是成片成片绿油油的稻田，白墙黛瓦的村庄点缀其间，像一幅水墨画，永远带着湿润的韵味。河道纵横，水汽氤氲，就连风，都是软的，柔的。

火车过了郑州，再往北，窗外的绿色就像被谁用一块巨大的橡皮擦，一点点地擦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黄色。

那种黄，不是江南秋天落叶的金黄，而是一种更古老、更厚重、更苍凉的土黄。土地是黄的，山是黄的，连村庄的墙壁，也是黄的。

我第一次见到了黄土高原。

它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平坦，而是沟壑纵横，像是被巨人用斧头随意劈砍过一样。一道道塬，一道道梁，一道道峁，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天边。

车厢里很吵，天南地北的口音混杂在一起。泡面的味道，汗味，还有小孩的哭闹声。我靠在窗边，戴着耳机，听着歌，眼睛却一直盯着窗外。

我努力地想象着，四十多年前，我父亲，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江南少年，也是坐着这样的绿皮火车，从满眼绿色的鱼米之乡，来到这片陌生的黄色土地。

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是激动，是好奇，还是和我此刻一样，带着一丝茫然和不安？

信里说，李大哥背着他走了几十里山路。

我看着窗外那些连绵不绝的山，它们不像我们南方的山那样秀气，长满了葱郁的树木。这里的山，很多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着黄色的皮肤，被风雨侵蚀出一道道深刻的皱纹，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几十里山路，在那样的山里，该有多难走？

我把手伸进口袋，隔着布料，摸了摸那块玉佩的轮廓。它有点凉，但握在手里，却让我心里踏实了一点。

火车咣当咣当，摇晃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下午，广播里终于响起了“临汾站”的播报。

我背着包，随着人流走出车站。一股热浪夹杂着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跟我们江南那种湿热不同，这里的热，是干的，燥的，像要把人身体里的水分全都烤干一样。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煤灰味，这是我从未闻过的味道。

我站在临汾的街头，有些恍惚。

这就是我父亲生活过的地方。

城市不大，但很热闹。街上的行人说话口音很重，我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一种北方的爽利和直接。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洗了把脸，感觉自己脸上都蒙了一层细细的灰。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走到街上，看到一家面馆，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牛肉丸子面”。我想，入乡随俗，就尝尝这个吧。

面馆里人声鼎沸，老板是个嗓门洪亮的中年男人。我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碗面。

很快，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就端上来了。红彤彤的汤，上面漂着香菜和葱花，里面是白色的面条，还有几个深褐色的丸子。

我挑起一筷子面，吸溜一口。

面条很筋道，有嚼劲，跟我们南方那种细软的面完全不同。汤头又麻又辣，带着一股浓郁的香料味，非常过瘾。那个丸子，咬开来，里面是牛肉和粉条做的馅，紧实弹牙。

一碗面下肚，我出了一身大汗，感觉旅途的疲惫都被这碗热辣的面给冲走了。

我突然在想，我爸当年，是不是也吃过这样的面？他一个吃惯了甜糯口味的江南人，第一次吃到这么又麻又辣的东西，会不会被呛得咳嗽？

吃完面，我觉得自己好像跟这座城市，有了一点点微弱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味觉上的。

我在临汾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汽车站，准备去吉县。

去吉县的路，几乎都是盘山路。

大巴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缓慢地爬行，一边是陡峭的山壁，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心一直在冒汗。

司机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边开着车，一边跟旁边的售票员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聊天，显得非常轻松。

车窗外，是无尽的黄土。

那些窑洞，就开在悬崖峭气，像一只只巨大的眼睛，沉默地注视着这条盘山路。

我拿出手机，看着那张翻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窑洞，和我现在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江南的乡村早已变了模样，一栋栋小洋楼拔地而起。而这里，似乎还停留在过去。

车子晃晃悠悠，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吉县县城。

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小，也更安静。我下了车，找到一家小饭馆，想打听一下信上的那个地址。

“师傅，跟您打听个地方。”我把信上那个“XX公社XX大队”的地址拿给饭馆老板看。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副老花镜，他凑近了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公社’？‘大队’？这都是老黄历了。现在都改成乡和村了。”

我心里一沉。

“那……那您知道这个地方大概在哪儿吗？”我抱着一丝希望问。

老板想了想，说：“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是靠近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你得去乡里问问，他们那儿应该有记录。”

他又告诉我，去那个方向的乡，没有班车，只能找私人的小面包车。

谢过老板，我在县城里找了一辆看起来还算靠谱的小面包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健谈。我把地址给他看，他说：“哦，知道，李家坳嘛！我就是那附近村的。不过你这个‘大队’的名字，现在不用了。”

我心里一阵狂喜，总算有线索了。

“师傅，那就麻烦您送我过去。”

“好嘞！不过路不好走，得加点钱。”

“没问题。”

车子驶出县城，路况果然越来越差。水泥路变成了土路，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像要散架一样。

路两边，是更加原始的黄土高原地貌。有些地方，连一棵树都看不到，只有黄土和蓝天。那种苍凉和广袤，让我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问司机：“师傅，以前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知青？”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笑了：“那可多了！我爸那辈儿，村里好多外地来的年轻人。听我爸说，那时候可苦了，吃不饱，穿不暖。不过，人也实在。”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车子又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司机指着前面一个被黄土山包围的小村庄说：“到了，那就是李家坳。”

我远远望去，几十户人家，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坡上。土坯的房子，还有一排排的窑洞。村口有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巨伞。

村子里很安静，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睛，看着我们这辆外来的车。

我付了钱，下了车。司机掉头走了，扬起一阵黄色的尘土。

尘土散去，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这个安静得像是被时间遗忘的村庄。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是黄土和牲口粪便混合的味道。

我走到那几个老人面前，鞠了个躬，把手机里的照片递过去，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标准一点：“大爷，您好。我想跟您打听个人。您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大爷，接过我的手机，凑到眼前，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这……这照片都啥时候的了……看不清了……”他把手机递给旁边的人。

几颗脑袋凑在一起，叽里咕噜地讨论着。

我紧张地站在一旁，手心里全是汗。

突然，那个年纪最大的大爷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这不是……这不是当年住在李老大家那个上海娃子吗？”

我赶紧说：“大爷，他不是上海的，是江苏的。”

“哦哦，对对，江苏的。反正都是南方来的。长得白净，不爱说话，但是干活实在。我们都叫他‘小蒋’。”

我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抖：“对！对！我爸叫蒋卫国！”

“蒋卫国……对，是这个名！”大爷点点头，然后指着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排窑洞，“李老大家，就住在那儿。不过……李老大和他婆姨，前些年都走了。”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走了？

我千里迢迢而来，最终还是晚了吗？

大爷看着我失落的样子，又说：“他儿子还在。叫李建军。喏，就住那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排窑洞门口，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正在劈柴。

我压下心里的失落，朝着那排窑洞走去。

山路很陡，我走得有些喘。

那个正在劈柴的男人听到了脚步声，抬起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身材壮实，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他的长相，和照片上那个憨厚的“李大哥”，有几分相似。

我走到他面前，停下来，喘了口气，说：“您好，请问……您是李建军大哥吗？”

他放下斧头，点点头：“我就是。你找我？”

我把手机递过去，点开那张照片：“大哥，您看。这是我父亲，蒋卫国。四十多年前，他在这里当知青，就住在您家。”

李建军接过手机，凑近了看。

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疑惑，慢慢变成了惊讶，然后，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他抬起头，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是……小蒋叔的儿子？”

那一声“小蒋叔”，让我眼眶一热。

我点点头：“是。我爸……三年前，已经去世了。”

李建军的身体晃了一下，眼神瞬间黯淡下去。他把手机还给我，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走了啊……咋就走了呢……”

他转身，朝着窑洞里喊了一声：“他婶儿，来客了！是小蒋叔家的娃！”

一个和李建军年纪相仿的女人从窑洞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捧玉米。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李建军把我让进窑洞。

窑洞里冬暖夏凉，光线有些暗，但很干净。墙上贴着奖状，还有一张全家福。家具很简单，一张大炕占了差不多一半的面积。

“快，上炕坐。”李建军热情地招呼我。

我有些不*惯，但还是脱了鞋，盘腿坐到炕上。炕上铺着花布褥子，很暖和。

李建军的媳妇，我该叫她嫂子，给我倒了一碗水。不是开水，是那种放在陶罐里自然晾凉的凉水，喝起来有股甘甜的味道。

李建军坐在我对面，看着我，眼神里还是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像，真像。”他喃喃地说，“你的眉眼，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他给我讲起了我父亲当年的事。

他说，我父亲刚来的时候，又瘦又小，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料。分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奶奶（也就是照片上那个女孩的母亲）心疼他，总把家里省下来的白面馍馍塞给他。

他说，我父亲人虽然内向，但学东西快，也肯吃苦。没多久，挑水、割麦、放羊，什么都会了。手上磨的全是血泡，他也一声不吭。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我最喜欢跟在你爸屁股后面，听他讲城里的事。讲火车，讲电灯。我那时候觉得，你爸懂得真多。”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我贪玩，跑到山里掏兔子窝，结果从坡上滚下去了，摔断了腿。天都快黑了，我一个人躺在雪地里，又冷又怕，以为自己要死了。”

“是你爸，发现我没回家，一个人打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我。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卫生院跑。几十里山路啊，雪又厚，他一个南方人，好几次都差点滑倒。我趴在他背上，能感觉到他喘气都带着哨声。等到了卫生院，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李建军说着，眼眶红了。

“从那以后，我爹我娘，就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我爹说，这娃，心实诚，能处。”

我静静地听着，这些都是我从未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另一面。在我记忆里，他是个沉默的、普通的父亲，但在李建军的描述里，他是一个善良、坚韧、有情有义的年轻人。

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那个小木匣子，打开，把那封信和玉佩，递给李建军。

“李大哥，这是我爸去世前写的信，还没来得及寄。这是那块玉佩，他说，是你们家给他的。他一直想亲自回来还给你们。”

李建军接过信，手有些抖。他没看信，而是先拿起了那块玉佩。

他把玉佩放在手心，翻来覆去地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北方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是俺娘的……”他哽咽着说，“这是俺娘的嫁妆。当年你爸要回城了，俺娘怕他路上不安全，就把这个给了他，说能保平安。”

他旁边的嫂子，也跟着抹眼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递过去一张纸巾。

李建军擦了擦眼泪，把信打开。他看得不快，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看着看着，他又哭了。

“这个老哥……还惦记着俺家的 小米粥……还惦记着那点事……”

他把信递给嫂子，嫂子不识字，他便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念到最后，两个人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我坐在炕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酸酸涨涨的。

我父亲和这个普通的北方家庭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比血缘更深的情感。这种情感，跨越了四十多年的岁月，跨越了千山万水，依然如此滚烫。

那天中午，嫂子给我做了一顿饭。

没有大鱼大肉，就是小米粥，白面馍馍，还有一盘炒土豆丝，一碟咸菜。

嫂子说：“你爸当年，最爱吃我婆婆熬的小米粥。你尝尝，看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我盛了一碗小米粥，黄澄澄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喝一口，又香又糯，暖暖地滑进胃里，特别舒服。

我吃着馍馍，就着咸菜，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爸在信里，对这碗小米粥念念不忘。

他怀念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在那段艰苦岁月里，这一家人给予他的，最朴素、最真挚的温暖。

吃完饭，李建军说：“走，哥带你去个地方。”

我问去哪儿。

他说：“去看看你爸当年住过的窑洞，再去看看我爹娘。”

我父亲当年住的窑洞，就在李建军家隔壁。已经废弃了，窑洞口长满了杂草。

李建军拨开杂草，带我走进去。

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破旧的土炕。墙壁上，还隐约能看到一些用木炭画的画。有火车，有轮船，还有一幅江南水乡的风景，小桥，流水，人家。

我站在窑洞里，仿佛能看到，四十多年前，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思念着千里之外的家乡，用一笔一划，在黄土墙上，勾勒出故乡的模样。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

从窑洞出来，李建军带我去了后山。

他父母的坟，就在后山的一片坡地上。没有墓碑，就是两个小小的黄土堆。

李建军在坟前，把那封信念了一遍。

“爹，娘，小蒋叔来看你们了。他没忘你们。他让俺跟你们问好。”

然后，他把那块玉佩，小心翼翼地埋在了坟前的土里。

“娘，你的东西，回来了。”

做完这一切，他对着坟，磕了三个响头。

我也跟着，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风吹过山坡，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着什么。

我站起身，看着远处连绵的黄土高坡，突然觉得，这片土地，不再那么陌生了。

因为我的父亲，曾在这里，留下了他最宝贵的青春。

因为这片土地下，埋葬着两位像亲人一样，温暖过他的善良老人。

从后山回来，李建军说：“明天，哥带你去壶口瀑布。你爸当年，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儿，可惜一直没机会去。你替他，去看看。”

第二天，李建军借了一辆摩托车，载着我，朝着壶口瀑布的方向驶去。

路依然颠簸，风卷着黄土，打在脸上，有点疼。但我心里，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期待。

离瀑布还有很远，就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腾。

等我们到了观景台，我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

黄色的河水，从宽阔的河床，骤然收缩，涌入一个狭窄的石槽，然后倾泻而下，激起漫天水雾。那不是江南小桥流水的温柔，而是一种原始的、狂野的、摧枯拉朽的力量。

河水是浑浊的黄色，带着黄土高原的颜色和气息。它咆哮着，翻滚着，像一条被激怒的巨龙。

我站在护栏边，水雾扑面而来，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瀑布的轰鸣声，淹没了一切声音。

在那一刻，我仿佛理解了我父亲。

他来自温婉的江南，却在这片粗犷的黄土地上，锤炼出了坚韧的品格。他的内心，一定也像这黄河水一样，有过奔腾和咆哮，只是他把这一切，都深深地藏了起来，从不示人。

他把所有的苦，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激情，都压在了心底，酿成了一坛沉默的酒。

我对着咆哮的黄河，大声地喊了一句：“爸——！我来看您了——！”

声音被巨大的水声瞬间吞没，但我知道，他听到了。

李建军站在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根烟。

我不会抽烟，但还是接了过来，点上。

辛辣的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我不知道，这眼泪，是因为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们在壶口待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才骑着摩托车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整个黄土高原都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

我在李家坳又住了一晚。

晚上，我们一家人盘腿坐在炕上，喝着酒，聊着天。李建军的儿子，一个在县城读高中的少年，也回来了。他对我这个从江苏来的“叔叔”充满了好奇，问了我很多关于南方的问题。

我看着他，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李建军，看着我父亲一样。

历史，仿佛在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轮回着。

第二天，我要走了。

李建军和嫂子，一直把我送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嫂子往我包里塞了好多东西，有她自己烙的饼，有煮熟的鸡蛋，还有一袋黄澄澄的小米。

“拿着，路上吃。这小米，是你爸爱吃的那个品种。”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李建军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来看看。”

我重重地点点头：“一定。”

没有更多的言语，但我们都知道，一种新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坐上了回县城的小面包车。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李建军和嫂子，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朝着我挥手。他们的身影，在漫天黄土的背景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回到临汾市区，我没有立刻买票回家。

我在这个城市里，又待了两天。

我去了鼓楼，去了尧庙，我把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走了一遍。

我试着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去生活。早上，去喝一碗当地的“和和饭”；中午，吃一碗刀削面；晚上，坐在街边的小摊上，吃几串烧烤。

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

我喜欢这里干爽的空气，喜欢这里人们说话时洪亮的嗓门，喜欢这里食物里那种直接而热烈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在这座城市的背后，在那片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有一个叫李家坳的小村庄，那里有我的亲人。

临走的那天，我又去吃了那家牛肉丸子面。

还是那个角落，还是那碗又麻又辣的面。

吃着吃着，我突然笑了。

我想，如果有人问我，临汾给我的印象是什么？

我不会说这里的煤炭，不会说这里的干燥，也不会说这里的黄土。

我会说，临汾给我的印象，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丸子面，是一碗香糯的小米粥，是一个沉默的父亲藏在心底的牵挂，是一个北方汉子粗糙手掌里的温暖，是黄河壶口那震耳欲聋的咆哮，更是那片苍凉黄土地上，最淳朴、最真挚的人情味。

它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初尝辛辣，回味却满是甘醇。

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窗外的景色，又开始慢慢地由黄变绿。

我靠在窗边，口袋里，放着嫂子给我的一小袋小米。我知道，当我回到那个烟雨蒙蒙的江南，我会用它，为我母亲，也为我自己，熬一碗粥。

然后，我会告诉我妈，爸，我替你，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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