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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日报

王斌通　张南征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出生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柳宗元传》《柳河东集》，代表作有《江雪》《黔之驴》《封建论》和《永州八记》等。《断刑论》是柳宗元所写的一篇政论，分为上下两篇，学界多认为上篇已佚，现存内容为下篇。文中，柳宗元对“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传统理论持反对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上升到治国理政层面，认为应当坚持包括“去大惑”与“立大中”两个方面的“圣人之道”。所谓“去大惑”即破除“天人感应”“赏刑顺天时”等虚妄观念，“立大中”即既不机械固守成规，也不肆意妄加变通，而是以“经”（根本原则、常行之法）为根基，以“权”（因时制宜的灵活策略）为手段，让二者相辅相成。正如柳宗元在《时令论》中所言：“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在法律层面的体现，内容批判传统、质疑成说、针砭时弊，富有革故鼎新之意，深刻反映出柳宗元“赏罚及时”“天人相分”“经权合一”的法律观。

　　第一，继承“赏罚并用”，主张“赏罚及时”。“赏”和“罚”历来被认为是治国理政的两种重要手段。《申鉴·政体》中指出：“赏罚，政之柄也……赏以劝善，罚以惩恶。”《傅子·治体》中指出：“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据《贞观政要·封建》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赏”和“罚”的作用：“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柳宗元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但旗帜鲜明地反对“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传统做法。“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一理论将赏、刑的时间与四季的变化相关联，认为应在春、夏两季实行奖赏，在秋、冬两季施加刑罚。柳宗元指出，这一所谓的“至理”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如果一个人在秋、冬两季做了善事，却要等到来年的春、夏两季方能获赏，那么做善事的人难免会怠于行善；如果一个人在春、夏两季行不善之事，也只能等到秋、冬两季受罚，那么这些人就会更加恣意妄为。这种“缓而慢之”的做法导致“赏”和“罚”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刑措”（即刑罚搁置不用）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因此，柳宗元提出“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的观点，强调无论是“赏”还是“罚”，都应做到“不越月逾时”，使行善之举及时得到奖赏，不善之事及时受到惩罚，如此才能使天下之人“从善远罪”，最终达到“刑措”的治世境界。

　　第二，驳斥“顺时得天”，阐释“天人相分”。在柳宗元所提倡的“圣人之道”中，“去大惑”是“立大中”的前提。柳宗元认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所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指出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并无直接联系，“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的表现，“谋人心”要比一味“顺天时”更加重要。就“刑以秋冬”（又称“秋冬行刑”，中国古代司法中关于死刑执行的一项制度）而言，其理论基础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罚为秋，刑为冬”。明代思想家丘濬亦持此论：“刑者，阴事也。阴道属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唐律疏议·断狱》“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更是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柳宗元对这种“顺天时”的做法予以驳斥，他认为，受刑者但求一死，却要经历漫长的羁押等待，生活上“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当暑热天气来临时更是“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受尽折磨。这实际上是“逆天时”“惑于道”的做法，是对“顺时得天”的曲解、对“圣人之道”的歪曲。此外，将刑罚执行与自然气象相类比的论证也是“惑”的表现。柳宗元认为，雷霆雪霜“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秋、冬两季霜雪虽会使万物凋零，但春、夏两季也有雷电裂木破石，难道是草木、巨石犯了什么特殊的罪行吗？“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在他看来，这些自然气象并没有惩罚万物的主观意志，所以这种类比论证实则是牵强附会。

　　第三，深化“经达权变”，强调“经权合一”。柳宗元指出，“经”与“权”是后人对治国理政方略的生硬命名，“当”才是对二者最恰当的概括，而“当”正是“大中之道”的核心要义。他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中提到“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意思是说圣人所提倡的“大中之道”，不是一味地顺应天时，而是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大中之道（当）”与“经”“权”的关系是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

　　“经达权变”语出《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意思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策略，不拘泥于现实。关于“经”和“权”的关系，《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认为，“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柳宗元概括道：“权也者，达经者也。”“权”是实现“经”的手段，二者“皆仁智之事也”。这里的“经”指的是常行之法，“权”则指的是变通之法。

　　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律和例的关系就是反映“经”“权”关系的典型。清代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1740年）颁布定型，此后律文基本保持不变，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乾隆十一年（1746年）确立例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原则。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律例》中指出：“律者，一成不易者也；例者，因时制宜者也。”柳宗元基于“经达权变”提出了“经权合一”，认为“经”和“权”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只有将二者“合之于一而不疑”，方能在“去大惑”的前提下进一步“立大中”，实现“圣人之道”。

　　《断刑论》全文论证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刑罚执行的具体制度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宏观方略，概念界定精准、论证逻辑严密，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尤其结尾“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一句，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体现出进步的一面。这篇政论所反映的柳宗元“赏罚及时”“天人相分”“经权合一”的法律观，在中国法制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法系基层治理的多元一体规范保障研究（22JJD820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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