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在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存在一种长期且系统性的叙事偏向：大量以洛阳为核心空间、关键载体的历史史实，被有意或无意地移植至长安（及镐京、平城等知名度更高的都城）的叙事框架内。从唐代武周宫廷的权力更迭到盛唐诗人群像的命运沉浮，从东周洛邑的礼乐传承到东汉、北魏的王朝兴革，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核心历史地位，在诸多影视文本中被消解、边缘化。这种叙事偏移不仅重塑了大众对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认知，更遮蔽了唐代两京制、北魏孝文帝迁都等复杂历史制度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本文将通过梳理唐代题材与跨朝代题材的典型影视案例，对比历史真实与文艺呈现的核心差异，系统呈现这一叙事现象的具体表征。
一、 唐代题材：两京制实相的消解与长安叙事的绝对主导
唐代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创新期，长安与洛阳的双核心对等两京制是其核心特征。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后，洛阳升为东都，官制阶品与雍州完全对等；武周时期，洛阳更被定为神都，成为唯一法定首都；玄宗开元年间，皇帝仍三次移驾洛阳，累计驻跸近十年。然而在影视创作中，这一动态、对等的都城体系被彻底简化，洛阳的核心政治、文化功能被全面移植至长安，形成了“长安为唐唯一核心都城”的叙事惯性。
（一） 武周宫廷叙事的长安移植
武周时期是洛阳都城地位的巅峰，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与洛阳深度绑定，但相关影视作品均将其核心情节转移至长安大《大明宫词》（2000年）：历史上，武则天在洛阳紫微城则天门登基、洛城殿开创殿试、贞观殿见证高宗崩逝、上阳宫度过晚年，明堂与天堂是武周的政治象征核心；而剧中，这些核心场景被分别移植至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宣政殿、蓬莱殿及虚构的仙居殿，明堂与天堂的功能被含元殿完全替代。
《武媚娘传奇》（2014年）：历史上，武则天自永徽六年（655年）立后起长期驻跸洛阳，临朝称制、改唐为周的全部决策均在洛阳作出，最终崩于上阳宫；而剧中，其立后、参政、夺权、登基的全部情节均设定于长安大明宫，晚年生活亦未脱离长安宫廷空间。
《武则天》（1995年版）：历史上，武则天在洛阳洛城殿创立殿试与武举，明堂、则天门是朝会、祭祀、献俘的核心场所，狄仁杰的议政空间为紫微城紫宸殿；而剧中，殿试与武举的创立场景移至大明宫宣政殿，朝会祭祀移至含元殿，狄仁杰与武则天的议政全部集中于长安宫殿。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年）：历史上，故事背景为武周神都洛阳，明堂是核心政治建筑；而影片虽提及“神都”，但宫殿建筑的视觉原型大量借鉴长安大明宫风格，核心办案场景的空间设定间接向长安城市布局靠拢。
（二） 盛唐帝王与文人叙事的长安重构
玄宗开元年间的洛阳驻跸史、盛唐诗人群体的洛阳活动轨迹，是唐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影视作品均将其移植至长安，构建“长安=盛唐核心”的叙事图景。
《长安三万里》（2023年）：历史上，玄宗三次移驾洛阳，李白、杜甫、高适均在洛阳有重要生活与创作经历，《将进酒》的创作与洛阳宴饮文化相关；而剧中，诗人的核心交游场景被设定于长安曲江池、兴庆宫，《将进酒》的吟诵移至长安宴饮场合，洛阳的存在被完全遮蔽。
《妖猫传》（2017年）：历史上，玄宗与杨玉环曾随驾驻跸洛阳，李白的“谪仙人”形象与洛阳文化氛围相关，洛阳是安史之乱前的漕运与文化重镇；而影片中，二人的爱情故事完全局限于长安兴庆宫、华清宫，李白的创作交游集中于长安，洛阳的战略意义仅作为模糊战乱背景提及。
《唐明皇》（1990年）：历史上，玄宗在洛阳处理漕运、外交、军事等核心政务，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五凤楼大酺与音乐赛会是盛唐文化盛事，日本、新罗遣唐使多次在洛阳觐见；而剧中，玄宗的政务活动全部设定于长安大明宫、兴庆宫，五凤楼盛会被替换为曲江池宴饮，遣唐使觐见安排在含元殿。
《杨贵妃秘史》（2010年）：历史上，玄宗与杨玉环曾驻跸洛阳上阳宫、天津桥，洛阳是抵御安史叛军东进的重要屏障；而剧中，二人的爱情故事完全局限于长安兴庆宫、华清宫，安史之乱的核心叙事聚焦长安的陷落与收复，洛阳的战略地位被忽视。
（三） 安史之乱及唐初叙事的长安聚焦
安史之乱中洛阳的核心战场地位、唐初高宗时期洛阳的东都地位，在影视创作中亦被弱化，叙事焦点完全集中于长安。
《大唐荣耀》（2017年）：历史上，洛阳是安史之乱的核心争夺战场，战后仍是漕运枢纽，杜甫在洛阳的生活是其“诗史”创作的重要阶段；而剧中，安史之乱的核心战场与复国决策全部设定于长安及周边，广平王的复国之路以长安为中心，杜甫在洛阳的生活与创作被删除。
《大唐情史》（2002年）：历史上，高宗显庆二年后洛阳升为东都，成为政治中心之一，高阳公主等人物的活动轨迹涉及洛阳；而剧中，全剧核心叙事空间为长安大明宫，从太宗到高宗的政治活动均未涉及洛阳。
二、 跨朝代题材：洛阳都城史的边缘化与史实移植
洛阳的核心都城地位并非仅存于唐代，东周、东汉、北魏等朝代均以洛阳为法定首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然而在跨朝代题材影视作品中，这些朝代的洛阳史实或被移植至其他都城，或被严重边缘化，进一步消解了洛阳的历史地位。
（一） 东周洛邑的符号消解
东周自平王东迁后定都洛邑（洛阳），洛邑是周天子的唯一都城、礼乐制度的核心载体，晋文公“退避三舍”、楚庄王“问鼎中原”等核心事件均围绕洛邑展开。但相关影视作品却弱化了洛邑的地位，强化了镐京的历史符号。
《东周列国·春秋篇》《东周列国·战国篇》（1996年）：周天子的活动空间被模糊化，洛邑的都城地位未被明确强调；大量诸侯争霸的决策场景被简化处理，反而强化了镐京（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历史符号；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核心事件被弱化，洛邑作为天下秩序中心的意义被消解。
《封神榜之凤鸣岐山》（2006年）：全剧核心叙事空间为西周镐京，聚焦商末周初的战争与封神故事；对东周建立及洛邑定都的史实完全未提及，强化了镐京的历史符号，遮蔽了洛邑的都城地位。
（二） 东汉洛阳的历史忽视
东汉定都洛阳长达165年，刘秀在此开创“光武中兴”，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等重大科技成就均诞生于此，洛阳还是东汉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但相关影视作品却聚焦西汉长安，完全忽视东汉洛阳的核心地位。
《汉武大帝》（2005年）：全剧以西汉长安为核心叙事空间，聚焦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对东汉历史的叙事极为简略，仅一笔带过刘秀建立东汉的史实，未提及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核心地位；蔡伦、张衡等东汉人物的成就被完全忽视。
《三国》（2010年版）：对东汉前期洛阳作为核心都城的历史背景刻画极为简略，开篇即聚焦东汉末年的战乱，弱化了洛阳的长期都城地位；董卓迁都长安后，核心叙事空间转向长安、许昌，洛阳仅作为“废都”与战场被提及，其东汉正统都城的象征意义被消解。
《大汉情缘之云中歌》（2015年）：全剧以西汉长安为核心叙事空间，聚焦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宫廷故事；对东汉历史完全未提及，间接强化了“长安=汉代唯一核心都城”的认知，遮蔽了东汉洛阳的历史地位。
（三） 北魏洛阳的汉化改革移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是北方民族融合的关键事件，洛阳成为北魏汉化改革的核心舞台，其都城规划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相关影视作品却将核心叙事空间设定于平城，完全忽视洛阳的地位。
《锦绣未央》（2016年）：全剧核心政治场景设定于平城（今大同），未提及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重大历史事件；汉化改革的相关情节被移植至平城，洛阳的核心地位被完全忽视；北魏的民族融合叙事被简化为宫廷内部的权力博弈，与洛阳无关联。
《北魏冯太后》（2006年）：冯太后辅政期间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孝文帝迁都后在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改革；但全剧核心叙事空间为平城，冯太后的改革情节全部设定于平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史实被一笔带过，汉化改革的核心场景未涉及洛阳。
（四） 楚汉之际洛阳的战略意义弱化
楚汉争霸前期，洛阳是天下诸侯争夺的重要战略节点，刘邦曾短暂定都洛阳，这一史实在影视创作中被简化，核心叙事聚焦于刘邦迁都长安的决策。
《楚汉传奇》（2012年）：东周洛邑的历史背景被完全弱化，仅在提及周天子时一笔带过，未强调其都城地位；刘邦定都洛阳的史实被简化，核心叙事聚焦于其迁都长安的决策，弱化了洛阳在楚汉之际的战略意义。
三、 叙事偏移的整体特征与历史认知影响
通过对上述18部影视作品的系统梳理，可以清晰发现洛阳核心史实移植现象的三大整体特征：其一，移植方向的一致性，所有案例均将洛阳的核心史实移植至长安、镐京、平城等知名度更高、大众认知更广泛的都城，形成了“向高认知度都城集中”的叙事惯性；其二，叙事策略的统一性，均通过空间集中化、历史简化的方式，将复杂的都城制度（如唐代两京制）与历史事件（如孝文帝迁都）简化为单一都城的叙事框架，避免因空间转换或背景解释增加叙事复杂度；其三，史实遮蔽的全面性，从政治事件、文化活动到战略节点，洛阳在各个朝代的核心功能均被不同程度地遮蔽，其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完整历史脉络被切割。
这种叙事偏移对大众历史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进一步强化了“长安=中国古代核心都城”的刻板印象，使得大众对洛阳的历史认知局限于“九朝古都”的笼统概念，忽视了其在东周、东汉、武周、北魏等时期的核心都城地位；另一方面，它遮蔽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复杂性与创新性，唐代两京制的动态对等、北魏孝文帝迁都的民族融合意义、东汉洛阳的科技文化成就等重要历史实相，在影视叙事的简化中被消解，导致大众对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认知趋于单一化。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影视作品的叙事偏移是否对历史的刻意歪曲？还是艺术创作在历史真实与观众接受度之间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也提醒我们，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历史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追求艺术表达的同时，亦需承担起传播真实历史的责任——唯有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之间寻求平衡，才能真正实现历史题材作品的双重价值：既提供艺术享受，又传递真实的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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