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我初中毕业。因为笃定要考上高中继续读书，整个暑假我都忙着在家干活，一心只为挣些学费。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就再没去过学校，也没过问自己的成绩。可比起我和父母的淡然，学校和老师反倒要上心得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我的成绩着实费了不少心思。
父母对这些事全然不知该如何插手，直到同村一位同届毕业生的家长提醒母亲：“中考分数都出来了，人家都去查孩子成绩了，你咋不去看看你儿子的结果？”母亲这才猛然想起这件关乎我命运前途的大事。
之后，我才听闻了成绩背后的一些波折。试卷批改完，初公布时，我的分数并不理想。虽说录取分数线还没划定，但参照往年的标准，学校老师都在担心我能不能保住升学指标。当时主管教学的何副校长——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特意跑到教委帮我复查试卷，想看看有没有批改疏漏。可复查结果只勉强多找回来 两三分，并没发现明显错误。后来中招录取分数线划定，本地普通高中第一批录取线我没够着，直到第二批分数线降到509分，我才以511分的成绩惊险被录取。
现在想来，若不是何老师当初帮我复查那两三分，我大概率就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家没任何人脉关系，真遇到这种事根本无力应对。父母听完老师说的情况，除了一个劲道谢，什么也做不了。以当时家里的窘迫境况，就算我没考上，家里也绝无可能花钱买分——那会儿学校确实有这种公开指标。要是真落榜，对我的心理创伤恐怕会难以估量。
八月底，距离秋季开学只剩几天，我终于拿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半分喜悦，只剩整个身心的疲惫。九月初，母亲好不容易帮我凑齐了学费。就如我进初中那年一样，还是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去学校报到。领完书本，老师安排了宿舍、房间和床位。在学校商店买了桶跟盆，还有这些日用品，我穿上母亲新买的跑鞋，从家里带去一床旧被子，还有一个母亲结婚时做嫁妆来的旧木托箱，里面装着我的两身换洗衣物和被套，就这么开启了我的寄宿生活。
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身边是来自不同地方、带着不同口音的同学，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洗澡，第一次自己洗衣服，第一次和十几个同学挤在一间寝室过夜。心里满是落寞，这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暗暗给自己鼓劲，新的目标只有一个：好好努力，三年后考上大学。
正式上文化课之前，学校安排了一周的军训。我们以班为单位在大操场上集合，每个班由两位教官带领，顶着大太阳操练队列、走正步。休息时，教官会叫同学出列唱歌助兴。我至今记得有个体格稍胖的男同学，外形长得有几分像尹相杰，被大家推出来后，又拉了个女同学跟他搭配，合唱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纤夫的爱》，两人唱得也挺好，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带我们班的教官是区消防队的消防兵，其中一位叫赖神汉的教官和学生们处得很融洽。后来我还跟班上一个同学特意去消防队看望过他， 两个人还在那里吃了午饭——标准的四菜一汤。对那时时不时还会饿肚子的我来说，那顿饭堪称美味佳肴，成了一生的难忘记忆。
军训结束后，正式上课才提上日程。班主任先安排座位、选拔班干部、团支部干部和科代表，补发了报名时没领齐的书本，又开了班会，一切才算步入正轨。我们的班主任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年轻老师，班里六十多个同学，分成四组，每组八张课桌，把整个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我那时候身材瘦小、个子不高，却被安排在了第六桌——靠后的位置。我有点难以理解这样的安排，毕竟大多数真想读书的人都不愿意坐后排，我也不例外。可性格敏感内向的我，没敢找老师沟通，只安慰自己，老师这么安排或许有他的道理，没再多想。
我反复给自己打气，要每天认真学*。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坐在后排的大多是个头较高、比较调皮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说话、唱歌、打闹、吃零食，各种小动作层出不穷，搞得想认真读书的人根本没法专心听课。老师通常也只关注前排的同学，我以前一直坐前排，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今亲身经历，渐渐被搅得心烦意乱。
更让我意外的是，我才得知，当时我们这一届就八个班居然分了两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重点班”和“普通班”，就像初三时的快慢班一样。前四个班是重点班，我所在的六班以及后面三个班都是普通班。
普通班里有很多是花钱买分进来的学生——这是学校公开的创收方式之一，还有一些体艺生，以及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与方式插班进来的学生。班级人员杂乱、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事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
后来从同学口中得知，坐在我后桌的同学家里很有钱，他能进来，是因为他父亲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至于重点班里有没有人走关系、做暗箱交易，我无从得知。
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人脉，我自己又内向不爱交流，往往别人都知道的事，我还蒙在鼓里。我敢肯定，不是所有家长都像我的父母这样“孤陋寡闻”。如今回望，教育领域的这些乱象，乃至后来愈演愈烈，类似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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