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传统考古学长期遵循源于近东经验的“考古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邦）判定标准，然而，这一框架在应用于全球多样性考古文明时，其文化特定性与局限性愈发明显。国际学界因此转向以“社会复杂化”为核心的新范式，其关注焦点从静态的物质特征清单（文字、青铜器、城邦），转向对权力结构、社会分层、大型协作能力及意识（宗教）形态系统等社会内在运行机理的动态剖析。这一转变并非标准的降低，而是认知的深化，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如何跨越平等社群的界限，迈向组织化与等级化的复杂状态。新标准强调的并非单项特征，而是要求一个相互印证的“证据系统”：社会分层必须达到制度性固化的程度（如石峁皇城台与平民区的天壤之别），大型协作必须远超社群基本生存需求（如良渚水坝的城邦级动员），意识形态必须物化为垄断性的权力符号系统（如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神像、二里头玉牙璋和青铜爵尊等礼器）。
四川盆地的宝墩、郫县、高山、鱼凫、双河、紫竹、盐店和三星堆遗址（前期）等八座宝墩文化古城等虽规模宏大、拥有水利工程，展现了惊人的集体协作能力，但其社会结构、权力集中度与象征系统的复杂性和独占性，尚与上述明确达到“早期国家”门槛的遗址存在可辨识的差距，通常被这一考古文明判断标准框架界定为“复杂酋邦”或“初期社会”。然而，四川盆地宝墩文化遗址群案例却也引出了对这一考古文明新标准更深刻的批判：以“大规模水利工程”和“集约农业大面积水稻种植”为代表的卓越公共资源管理能力，是否构成了一种被现有“权力集中和权力等级分化”范式所忽视的别样文明形态？一种以“团结协作抵御自然灾害”（如禹兴西羌和大禹治水传说）为核心特质的文明模式，其伟大与否，是否一定要用“宫殿、王陵、礼器”这套等级分化的物化标准来衡量？这触及了现行学术范式可能隐含的偏见——它易于识别“善于制造与展示不平等”的社会，却可能低估那些“善于组织集体协作以谋共同福祉”的、同样复杂的社会，而且以低于“文明”一等的“酋邦文化原始聚落”蔑称之。这跟中华文明（合作协同道德威权）与西方文明（私利暴力契约）的核心特质区别是否有关？一个文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治水农耕 vs. 航海征服）、如何构建社会纽带（宗法伦理 vs. 法律契约）、如何定义权力合法性（功绩德政 vs. 神授或暴力征服），这些深层的“文明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将发展出何种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早期中华文明可能正是基于协作与整合的主要特质，使其自然从原始社会走向了一条以国家官僚制管理农耕经济为主轴伴随北方游牧部落族群时常南下征服然后被农耕文明同化的独特路径，而且跳过了按照西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我们应该经历的一个较长时期的奴隶制社会，事实上中华文明并没有经历那个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
这些都促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多元动态起源叙事在地理气候科学视野下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重构。
一、多元图景：中国早期文明的多元并行发展交流并先后交替引领路径
新范式下的分析显示，距今约5000年至3500年的东亚大陆，并非单一中原文明的扩散区域，而更像多个“高级政治文化体”或“早期文明”大致并行发展交流并先后交替引领的宏大实验场。它们依托不同的生态环境，发展出风格各异但同样复杂的“文明底层操作系统”：
1. 良渚模式（长江下游）： 其考古学文化为良渚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在这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该文化发展出距今约5300年的巨型水利工程、制度化的玉礼器系统（琮、璧、钺）以及悬殊的社会等级，展现出一个高度集权、神权色彩浓厚的区域性文明。其成就彻底打破了文明必以文字为前提的旧观念，证明了通过礼制与工程管理实现社会复杂化的卓越路径。
2. 陶寺模式（黄河中游）： 其考古学文化为陶寺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它拥有宏大的城址、可能具有天文观测功能的大型建筑、朱书文字以及鼍鼓、特磬等礼乐器，体现了权力集中、礼制萌芽与天文知识的复杂结合。其约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突然崩溃，与全球性“4.2千年事件”的严峻阶段直接关联，为理解气候突变如何导致早期复杂社会的危机与中断提供了关键样本。 它标志着中原地区一个早期国家形态实验的终结，其积累的部分文化要素（如某些礼制观念）可能被后续文化吸收，但其政治实体未能延续。
3. 石峁模式（河套地区）： 其主体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初的陕北地区类型。核心城址的存续期约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兴起与衰落与全球性的“4.2千年事件”密切相关。它代表了在气候恶化压力下，社会通过极致的军事化动员与神权-世俗权力结合，构建超大规模防御性城邦，但最终可能也因环境的长期压力而走向衰落。陶寺与石峁在“4.2千年事件”导致的气候干冷化继续影响下，距今约4100年（约公元前2100年）达到一个临界点时，两者先后遭遇主体崩溃。这强烈表明，全球性气候剧变的峰值冲击，是压垮这两个已承受巨大压力的社会系统的最终力量。
4. 二里头模式（中原核心）： 其考古学文化为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在4.2千年事件导致的气候突变结束数百年后，它以严整的宫城格局、早期的青铜礼容器群及其覆盖中原及其周边较大地域的文化辐射影响力，被确认为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雏形”。它开创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宫室制度为框架的政治文化范式，奠定了后世中原文明的基础。
在这幅多元图景中，四川盆地的文明序列呈现出独特而清晰的演进逻辑，格外引人关注。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 - 3700年）以成都平原上的系列环壕土城及早期水利系统，标志着一个基于稻作农业、具备强大集体协作能力以管理水患的“复杂酋邦”社会。它代表了文明前夜基于生存与协作的高度复杂化。而随后崛起的三星堆-金沙文明（距今约3800 - 2900年），则实现了质的飞跃。其规模空前的青铜神树、立人像、面具、金杖及祭祀坑，构成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原、体系严密、充满奇幻想象力的神权政治与宇宙观表达系统。它无疑是一个拥有专职阶层、高度集中的神权和组织化手工业的成熟青铜文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星堆文明所呈现的，是一条与中原“断裂-重组”模式截然不同的、令人惊叹的连续性演进轨迹。其根基可追溯至距今约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留下了系列规模宏大的环壕土城与早期水利系统，展现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具备强大集体协作能力的社会复杂化初期形态。这一基础未被中断，而是在此后的两千年间持续积累与发展。约公元前1800年（距今约3800年），这一深厚的本地传统迎来了爆发性的升华进入了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并非外来文明植入的奇迹，而是宝墩文化社会长期演进、技术积累交流与观念深化的直接结果。它发展出与中原殷商文明并行有交流但特质迥异的文明体系：以青铜神树神坛、青铜大立人像、、龟背型网格状青铜器、青铜/黄金面具、权杖和黄金斧形器为核心的、体系严密的神权政治与宇宙观表达。即便在三星堆古城作为宗教祭祀中心的功能发生转变后，其文明核心并未湮灭，而是发生了中心迁移与文化转型。约公元前1000年（距今约3000年），其政治与文化中心转移至附近的金沙遗址，继承了三星堆的核心信仰（如太阳崇拜、神鸟、神树观念）与精湛工艺，形成了衔接紧密的金沙文化，直至融入更晚期的历史脉络。
这个三星堆遗址上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迁徙到附近的金沙文化，跨越了近两千年而未有毁灭性断裂的连续考古文化序列地层剖面，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基于稳定生态与深厚积淀的 “连续性文明”发展模式。从宝墩文化遗址群到三星堆-金沙文明遗址，揭示了长江上游一条从协作型复杂社会到独具特色的神权文明的连续且内生的发展轨迹。
宝墩文化遗址群的特殊性——其高度系统化的大型水利工程，以及由至少八座大型环壕古城构成的、覆盖四川盆地盆底的广阔考古文化遗址网络——被一定程度相对低估。宝墩文化的卓越成就，展现的是对自然环境的系统性改造（治水工程）与对广阔地域的社会性整合（多中心聚落网络）。其核心是公共性、协作性与工程管理性。高大城墙内并非耸立着彰显个人权威的宫殿，而是服务于集体生计的水田与居住区；最耗费社会资源的工程不是金字塔或神庙，而是调节水患、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权力的象征或许并非独占的玉琮或青铜钺，而是组织动员的效能与分配水资源的权威。在旧有考古文明判定标准范式下，这类证据因其“非纪念碑”特性与集体主义面向，难以被简单纳入以“等级分化”和“权力展示”为核心的文明标尺中进行衡量，因而容易被归入“复杂酋邦”这一模糊的、常被视为“前文明阶段”的范畴，其真正达到的社会组织规模与管理复杂度可能被系统性低估。
二、范式反思：对“中原中心论”历史叙事的考古学批判
上述多元辉煌的发现，与基于《尚书》《史记》等后世文献构建的、以黄河中下游为单一演进核心的“中原中心论”叙事产生了激烈冲突。这种线性历史观，实际上是周、汉以后统治者为确立政治合法性而进行的“层累”建构，是“胜利者的史学”。它将可能源出多头的文明起源传说（尤其是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治水叙事”）进行筛选、改编与整合，纳入一个以黄帝为始祖、以自身政权为谱系顶点的单一框架中。那些未成为最终政治胜利者的文明（如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其辉煌实体与历史主体性便在此过程中被吸纳、转化与边缘化。
现代考古学要求对这一叙事进行“祛魅”。这需要将传世文献视为需被考古证据严格检验的文本，同时重视《山海经》等典籍中可能保存的、被主流话语过滤的“异质记忆”（如历史学家蒙文通所论的古代河洛、海岱、江汉、巴蜀等不同地域集团的传说系统）。科学的探源工作，必须将地理气候环境作为基础变量。例如，全球性的“4.2千年事件”气候干冷期，给各地社会带来了严峻挑战，却引发了不同的文明应对策略：黄河流域可能因干旱加剧了资源竞争，催生了更集权、更注重内部整合的政治实体（如二里头）；而长江流域及成都平原则因水患压力，强化了跨聚落的超大规模水利协作（如良渚、宝墩）。这从生态基础上解释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路径依赖”。
三、核心机制：四川盆地的“稳定器”效应与文明韧性
在此背景下，四川盆地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得以凸显。最新的关键证据，如被评为202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的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 - 10万年前（东亚现代人起源发展的关键期，此时属寒冷的小冰期本被公认是东亚现代人的静默期）的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刻画痕和用火遗迹。这为理解四川盆地的深层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它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的富庶之地，更在跨越冰期 - 间冰期的漫长地质时代里，扮演了古人类与文化的“超级避难所”。其相对稳定、资源多样的环境，使文化火种得以在全球性气候恶化的逆境中持续传承、技术累积。
这一“避难所效应”或“稳定器”角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形成期同样至关重要。当“4.2千年事件”导致诸多区域文化中断或衰退时，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却展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它凭借强大的水利协作和社会组织韧性，稳住了文明发展的基本盘，为后续三星堆文明的爆发式崛起储备了人口、技术和社会经验。因此，四川盆地或许并非在每一时期都表现为扩张的“先锋”或体量的“最大”，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于文明进程中的“深度”与“韧性”——它是一个能够在长时段危机中保存文明底蕴、并在新周期中贡献独特能量的“文明稳定核”。
四、动态模型：走向“多核互动，网络生成”的新认知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摒弃任何形式的单一中心论，转而构建一个更符合考古证据的“多核互动，网络生成”动态模型，以阐释“何以中国”：
1. 多核并存：在早期中国大地上，存在多个如巴蜀、长江下游、黄河中游、北方石城地区这样的“文明孵化核”，各自基于本土生态探索不同的复杂化路径。
2. 差异互动：这些“文明核”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资源贸易（玉料、铜、盐）、技术传播、观念流动和偶尔的冲突，持续进行着密切而复杂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文化创新与变革的重要动力。
3. 韧性分野：不同“核”应对系统性危机（如气候突变）的能力与策略不同。四川盆地这类“稳定核”侧重于保存与延续，而中原这类“活跃整合核”则可能在危机中激发出更高效的政治整合与制度创新（如早期国家机器）。
4. 叙事整合：最终，西周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知识与历史编纂革命。胜利者为了构建普世性合法性，对流传的各文明起源叙事进行大规模整合与重构，将多元的源头编织进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单线谱系中，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早期历史文本面貌。
结语
考古学的使命，并非为既定的历史神话提供注解，而是通过客观的物质证据，不断还原人类走向复杂社会的壮阔而真实的图景。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是一部多源并起、群星闪耀、在碰撞与交流中不断融合创新的史诗。四川盆地，尤其是从蒙溪河、宝墩到三星堆的完整序列，以其展现的非凡文化连续性与环境韧性，为我们理解文明如何穿越漫长周期而生生不息，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承认并理解这种“多元一体、动态互动”的生成过程，正是我们摆脱单一叙事束缚，真正把握中华文明那深厚、复杂且充满顽强生命力的伟大起点的开端。
https://m.toutiao.com/is/eI2Af7iLr2s/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