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语文老师
王保升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么多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老师。我小学前四年是在村里上的，校舍不够，前后借了3个地方，到五年级才到邻村宗楼的大队小学去上的。除一年级和五年级外，中间三年的语文都是本村的一个老师带的（他还兼教数学、自然、政治，其实这个班就他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听说是徐州医学院的肄业生，因为私刻学校公章被开除的。“文革”一爆发，可能怕留在本地有麻烦，就跑到东北漂了几年。后来村小缺人，找不到老师，村里就动员他当了老师。说实话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拉弦子，画国画，写书法，样样都拿得出手，我读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里像他那么全才的也不多见。他教了我三年。我是语文课代表，也是小老师，他总是先教会我课文，再让我教给其他学生，一开始我说话声音小，他就让我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后来我就成了大嗓门，直到现在。我在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没见过几个比我声音高的。
他很喜欢我，后来还让我帮忙批作业。同学们也都很“尊敬”我，包括留级的几个学生。但后来我挨了他一顿打，好像是三年级的一天中午，放学后我跟同班的他儿子一起玩游戏，不知咋的打起来了，两人又打又骂闹作一团，在里间办公的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走了出来，听到我爷爷奶奶地骂他儿子，劈脸给了我几巴掌。我家就在学校后边，母亲闻声赶来，见状大怒，很很地跟他吵了一架。
这件小事一点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喜欢。不久之后我在家犯了一个错误，拿瓶倒水时不小心把热水瓶打了，吓得学也没上就跟到敬安赶集的邻居一起跑了，一直饿到天黑才偷偷地溜回家，一顿胖揍自然是少不了的，母亲说打我不是因为打碎水瓶，而是逃避责任。并罚我在家悔过，不能去上学。第二天中午我正跟家人在地里锄草，突然看到他出现在身边，拉着我的手就走，边走边跟我母亲说“跟我走了哈”。
还有一次抽考，我数学试卷得了97分，因为后面的一道计算题我用了简便运算，把分扣掉了。他看了试卷，直接将得分杠掉，重新写上“100”，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就去大队小学找去了，他说这道题根本没说不能用简便运算，应该算对的，就这样我又得了100分，给他也给学校争了光。
后来我就到外地上学和工作了，回家时还偶尔碰到他，每次碰见他我都会恭恭敬敬地跟他打招呼。80年代时兴搞校办工厂，他自告奋勇地搞了个制镜厂，听说学校贷了好几万，最后赔了个精光。那几年他经常带着厂里招的一个女孩，天南海北地到处跑。高中时有次我在村头碰到他，他还跟我说这是他的秘书。后来就听到女孩家长找人打他的事，说是他欺负了女孩。
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个老民办（后来转正了），只知道念教参，还很讲求师道尊严。我第一次听到“忘恩负义”这个词，就是从他嘴里。当时好像是他上班路上经过一个同学家门口，那个男同学腼腆，见他过来就转过头去躲开了，没跟他打招呼，结果上课时被他借题发挥说了一顿。后来春天时的一个周末，他布置了一篇植树节写植树的作文，星期天我在家憋了半天，写了一首6节的打油诗（今生的第一首“诗”），心里美美地想明天一定会受到表扬。第二天他看到我交上去的作文张口就说不要抄别人的，要诚实。我几乎要哭出来，红着脸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瞪了我一眼，把我的作文本扔在了地上。初三时期中考试后写的一篇主题为“考试之后”的作文，因为使用了一些意识流的写法，被语文老师逼着承认抄袭。差不多与这相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大一上学期的写作课上，我的第一篇小说《难忘之忘》同样被写作老师视为抄袭，当时我说这是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为原型的。
毕业至今，转眼就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做语文老师。其实呢，语文老师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这属于基础教育的一个说法，学校早就是专科高校了，语文学科也分化为各种汉语言文学专业课了。这些年间，我带过大学语文、写作、文学概论、现当代文学等，深深感到中文专业的博大精深，深为自己的学识浅薄汗颜。这些年，也参加过不少培训和讲座，每每听到一些“大师”和“专家”高论，常有灵魂出窍之感。就像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国学热”，包括一些藉文化传承之名开展的囫囵吞枣的经典诵读之类的活动，都让我无语。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近年语言的表征越来越分众化，网络用语就是典型，已经有点秘密语言的意味了，更让我担心和忧虑的，是全民族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造词冲动，以及这种冲动背后的矫饰和造作，准确地说，我们必须警惕语言的反噬。毕竟，语言是思想的外衣，空洞的灵魂才会不死不休地为赋新词强说愁。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早过知命之年的我经常想起那段童年小老师的经历，我一直认为，从那时起我就是一名语文老师。一名至今还在茫然无知中跋涉的语文老师。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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